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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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另一方面也调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在地方范围的犯罪活动。调查涉及的类型很广：同性恋、赌场、盗窃、吸毒以及像从事破坏而危及国家安全的一些案件。
　　海军情报局特工经常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紧密配合工作。在我的脑海里，我总是在想着当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但必须要有3年的实施法律的工作经验，还要有大学文凭，你才能当得上。
　　我对海军情报局很感兴趣，因为你只需要有大学文凭就行。我通过了一些必要的考试，就当上了海军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三个女儿。
　　我主要工作在费城外面，基本上是斯斯文文的工作，作一些正常的、直截了当的调查。有些工作还作了分类。我的任务是调查吸毒、盗窃这一类的案件，也干一些破坏案件中的情报工作。我审案件，在军事法庭上提供证词。
　　我在那里的工作满足了联邦调查局关于具备实施法律经验的要求。我通过了笔试、口试以及体力测试，于1969年7月29日宣了誓，成了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
　　我在弗吉尼亚州匡迪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里待了14个星期，学习法律、学习在联邦调查局管辖范围内的违法情况，学习接待人员、实施各种调查的常规程序和技术。我接受各种训练：自身防卫的技术，追车和逮捕的正常程序和技术，局里使用的各种类型轻武器的使用等等。
　　在海军情报局里，我喜欢街头工作，处理刑事案件，并不喜欢搞情报调查。到了联邦调查局以后，我还是想干街头工作。任何人不论什么情况都得从这儿干起。
　　我被分派到佛罗里达州的东北部城市杰克逊维尔，执行日常公务。
　　我在那里工作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作为一名特工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我们奉命要抓一名在逃犯——一个从乔治亚州监狱逃跑的犯人。他犯了绑架罪，还打死了两个人。他越过州界线逃到了佛罗里达。我的同事还从一个知情者那里获悉，这个逃犯正要到达这一带，此刻正驾着车，准备作案。
　　我们布置了几辆车在这一地带设防，盯着他驾车而过，立即尾随，乘他在作案地点下手时就开车过去。可是，车子行驶了几英里以后，他拐了弯，上了公路以后就开到边道上，想摆脱我们。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我的同事在驾车，朝那辆车边开过去，迫使对方在路边停下来。逃犯的车子正好停在右边，也就是靠我这一边，我的车门和他的驾驶室门正好相对。
　　我和逃犯同时跳下了车，彼此面面相对，相隔大约5英尺。他在掏枪。我初次上阵，没有经验，还没有掏枪。那家伙把枪对准了我，扣动扳机。“咔嚓！”他又扣了一次。“咔嚓！”两次都没有发火，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一切都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逃犯放下了枪，拔腿就跑，我立即追过去。我的同事也下了车，在后面边跑边叫：“对他开枪！”
　　在动用武器上，我们有严格的防卫界限。开枪警告都不允许，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能开枪。开枪就要打死人。不过我还不打算朝那个家伙开枪。我心里火冒冒的，让他白白地对我开了枪。干一份堂堂正正的差使有说不出的苦。不过，我抓住了他，用手铐在他头上狠狠砸了几下，然后铐住了他的手。
　　我的同事跑了上来。他说：“你究竟为什么不开枪？”
　　“这事儿真是有点不称心。”我说。那家伙把我吓了个半死，与其说我恼怒他，倒不如说是气我自己，因为我在跳下车的时候没有带枪。不过，在那逃犯当时惊慌中晃动枪之前，说什么也没有理由要对他开枪。
　　在杰克逊维尔，我担当了一些在逃犯案子的处理工作。罪行是赌博和抢劫银行。我开始扩大线索。我感到自己有个较好的才能，那就是能从大街小巷的世界里理出可靠的情报。
　　我是在街道上长大的，对于靠自己的机灵和智慧而生存的街道居民，粗鲁的人，小偷，我并不看不起他们。你要向知情者承诺：你会保护他们和你之间的关系。你决不会完全相信他们，他们也决不会完全信任你，因为你是站在法律一边，而他们不是。
　　我不想袒护任何人，如果你在社会工作方面陷入太深，就会使你的调查能力受到阻碍。
　　我调查的第一批知情人中有一些是妇女，因为我审理过许多妓女案。这些案件关于州与州之间贩运妇女作娼的问题，因此审案要依照联邦政府的麦恩法案①。妓女是受害者。我们找到了一些老鸨。她们因为妓女没赚到足够的钱或别的什么原因就打她们或用炭棍烫她们。
　　①　麦恩法案（Mann　Act）：美国1910年6月在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禁止州与州之间贩运妇女做不道德的勾当。
　　有时候，我设法说服妓女，要她们摆脱老鸨的控制。我没有劝说过叫她们别当妓女，因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的态度是：啊，如果那就是你要选择的职业，我只是想劝劝你该怎么选择生存，只是聊聊而已。我劝说了有些妓女从老鸨手里逃了出去，这使我心里感到一些快慰；我还得到她们当中的一些知情者，这就更使我欣慰了。
　　有个知情者叫布朗·苏佳，我同她谈话，劝她至少要从邋遢的里弄里搬出去，搬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安全地带。她的公寓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我问我妻子，我们有没有什么用旧的坛坛罐罐给她。妻子说道，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我工作开始的这些年，家里还负担着三个孩子。
　　我和同事与杰克逊维尔的警察缉捕队①在一起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外面值勤的特工，彼此之间有许多工作要互相配合，因为他们互不可少。特工之间互相怨恨、互相妒嫉的事常常发生在高一层人士之间，人们正期望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①　警察缉捕队（vice　squad）：又译作风化纠察队，是美国取缔卖淫、赌博等的警察组织。
　　我们曾为缉捕队的警察做些好事，但并没有得到上面授权，这样的事我们已经停止。我和我的同事并不想因此而弄得家喻户晓。我特别不想招人耳目，因为我作为特工上岗还是第一年。在第一年里，你还是在实习阶段，随时会毫无理由就受到解雇。
　　这个地区比较像样一点的旅馆里，妓女蜂拥而至。高级的娼妓在酒吧和客厅里周旋，拉的是公务人员。
　　旅馆的人都认识缉捕队的警察，因为他们有时候也来这儿转转。但是人们都不认识我。为了帮助他们理出地方案件的头绪，我要装扮成公务人员，让娼妓拉我，把我带到房间去。地方警察总要跟着我们，在门外稍等几分钟，等到交易过去他们就进门，采取突然搜查。
　　我可不是个孩子，我已经30岁了。但是我干这样的差使还是个新手，这些缉捕队的警察喜欢和我开开小玩笑，查查我的证件。比如有一次，我同一个娼妓进了房。我给过了钱，等他们破门而入。什么动静也没有。她开始脱衣服了。她说：“过来，宝贝，你不打算脱衣服吗？”我支支吾吾。门口什么事也没有。她已经一丝不挂，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让她解我的衣钮扣和拉链，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因为这不是联邦人员的业务，我的工作是在这儿的前线。
　　门上有道过梁。我听到格格的笑声。他们把一个伙计举起来，让他从过梁上看。他对我表现的窘况简直笑翻了天。
　　接着他们进房搜查。
　　我们开始打听有关在房间里强行抢劫的事。老鸨们往往躲在房间里。嫖客一进房间，他们就动手抢劫。
　　有个娼妓同老鸨合伙，用这样的方法拉了我，把我带进房间。这一次我知道警察会做我的后盾，因为这是严肃认真的事。
　　我说，我想把衣服挂到衣柜里。老鸨不在那里面。接着我就进了浴室，老鸨也不在那儿。我和娼妓又回到了房间，把钱给了她。她非常紧张。我明白了，老鸨就在房间里。
　　我突然想到，他就躲在浴室里淋浴帘子的后面。帘子是拉开的，拖到了浴盆的一端。我并没有移动帘子，而是看着浴盆的角落处。我对那女人说：“你为什么不脱衣服？我只是想再洗洗手。”
　　老鸨往往身上带有枪。可是我如果掏出枪，那女人就吓得尖叫，谁知道那家伙会使出什么花招来？因此，我只好要惊动惊动一下他。
　　我走进了浴室，把水槽的水龙头扭开，然后一个转身把淋浴帘子呼啦一声掀开。老鸨正站在里面，手里拿着自动手枪。我猛击他的臂膀，扼了他的手腕，他的枪落了地。他想反抗，但已经无能为力了。在一片骚动中，警察来到了屋里。我把这个花花公子交给了他们就走了。
　　过了七八个月以后，我被调任到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那里的办公桌上积压了一大堆申请工作的报告。对于政府分配工作的人，要作些背景调查。新到办公室的人照例分到一个班里，劈头盖脑地去处理那些求职报告。我一下子就陷入到这种毫无生气的气氛之中。我问特工的头头，也就是办公室主任，我能不能在处理好这些报告以后去干刑事工作。他说他对此并不介意。因此，大约到中午的时分，我要把属于我处理的报告全部处理完毕。到了下午，我就会和执行刑事任务的特工在一起工作。
　　我找到一连串的知情者，他们对于解决银行抢劫案和拘捕在逃犯方面很有作用。关于越南问题的时代已经结束，我在亚历山德里亚工作，就像在杰克逊维尔一样，处理了一大批冷僻案子。
　　我在亚历山德里亚工作了四年，这一段生活还是美好的。我们参加了一个乡间俱乐部，我妻子还是该俱乐部的社会指导。
　　这期间，我还回到匡迪科的学校，参加“在职”短期培训，课程有赌博和隐蔽工作这一类。在那些日子里，联邦调查局还没有长期隐蔽这样的任务。在“买卖搜查”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两天的隐蔽活动。比如说，你获悉有人得到了某些被盗之物，你就和这个盗贼洽谈买卖的事，然后就把盗贼拘捕。
　　我还参加过特种武器袭击队的训练，这种袭击队是70年代初期组建的，用来应付诸如发生劫机而引起的人质问题，或是对付潜在的恐怖分子的袭击。队伍里的特工人员要经过严格的挑选，他们要具有卓越的格斗技术。我们还要训练使用各种各样的武器，以及对建筑物袭击的各种方法；学会从建筑物、悬崖及直升飞机上用绳子绕双腿下降；还有在荒原地带、在水下的生存训练。我们还进行赤手空拳的肉搏战。我尊重同志间的友爱，喜欢体力上的较量。
　　1974年，我调到了纽约市，加入到了车辆拦截小队。
　　我们这个小队很不错，工作很忙。每周至少要工作6天，有时候连续两三天作战。不过，在联邦调查局里长时间工作是寻常事。每个特工从早上6点半或7点就开始工作，一天要干12个小时的活，还要拦截六七次的抢劫货物。
　　接下来我就转向了长期隐蔽的工作——这项任务把我的工作引进了黑手党。
　　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工作人员正在对一伙盗窃集团发动攻势。这伙盗徒盗窃的是重型装备和高级轿车。工作人员发现这伙盗徒纯系偶然。他们逮捕了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本来与此事没有关系。但是后来发现，这孩子的父亲与这伙盗徒有牵连。
　　这位父亲不遗余力地保护孩子不进牢房。他向特工们说：“你们减掉对我儿子的处罚，我就帮你们查到大伙集团，他们在美国东南部一带盗窃重型装备和高级轿车。”
　　联邦调查局在佛罗里达公路巡逻队的配合下，让那个家伙作知情者，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他果然知情。这伙盗徒受巴尔的摩某个人指挥，在东南部一带四处作案。他们偷的都是成品：卡车、压路机、分路机、卡迪拉克牌轿车、林肯牌轿车和飞机。
　　调查局认为，为了追查这伙盗徒，他们也许能派一名特工打进去，和这个知情者一起工作。在法庭上有特工作证一向是有利的。那位伙伴说，唯一的问题是，特工要懂得如何开18轮大卡车和推土机这一类的工作。这样，调查局就把任务交给了我，因为有那种经历的特工在调查局里屈指可数，而我是其中之一。
　　我和那人单独坐在一个房间里。他叫马歇尔。我们彼此要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互相信任，共同去冒险。他身体壮实，大约6英尺1的个子，体重约250磅，红头发，红胡子，一双大手。他穿着工装裤，是个卡车机械工，可以偷任何东西。我对他说，怎么偷卡车和轿车，我一点也不懂。“这没问题，”他说，“我马上就能教你。”我们一起交谈，谈谈我们对问题的看法，谈谈各自的经历和家庭。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挺痛快，他对我也是这样的感受。他说，在和我接触以前，他以为特工一个个都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人，根本不了解街道上的事。但是，我却与众不同。他说：“看样子你能干得好，当个像样的盗贼。我能帮你打进去。”
　　对于这次行动，我得要有个名字。我对此并未怎么多考虑。这部分原因是我头脑里已经有所考虑，那就是从老电影片子里、书本上或其他地方找一个现成的就行了：多尼·布拉斯柯。我就这么成了多尼·布拉斯柯。调查局就以这个名字给我配了驾驶执照和信用卡。这时的计划本没有想到要作长期的隐蔽。但是这次打进去用了大约6个多月的时间。
　　马歇尔对我介绍了一个梗概。盗贼的头头是个名叫贝克的家伙。担当警戒和实际作案的大都是19岁或20岁的年轻人。他们从建筑工地上偷窃重型机械，轿车直接偷自新车的停车场。车主是建筑公司的人和公务人员。豪华轿车的车主只是那些大款。
　　马歇尔要把一辆盗来的福特牌40吨货车运给在佛罗里达中部城市莱克兰的几个伙伴，这些人正在给磷矿队的人输送卡车。这是我要干的首次任务。
　　我们正准备动身，负责这事的特工忽然说，他们想要在我身上搞个有线装置，想要我携带一架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我不大赞成，因为那种东西带在身上又闷又热，连防风外衣都不能穿。我穿的是班农牌衬衫、牛仔裤。我问道：“我怎么能藏得了一台录音机？”他们说：“我们将扎在你的背上。”
　　这是我第一次外出执行公务，还不想给人以为我像是不听话的人，就同意了。那台录音机6英寸长、4英寸宽、4分之3英寸厚度，扎在我的后腰上。对照镜子一看，我好像在衬衫下面的部位长了个瘤。
　　马歇尔说，他要把我作为伙计介绍给其他的盗贼，就说是通过一个叫鲍比的伙计认识我的。鲍比已经死于车祸。他还向我介绍了鲍比的情况，足够我应付场面。由于鲍比已经死了，谁也不会向死人查询。
　　我们把货车开到停车场地，要在那里等顾客。我们下了车，会到了那些顾客。他们在车子周围走动，仔细检查。我也要不停地走动，好使自己正面对着他们，不让人待在我的后面，因为我后腰还扎着那么个东西。有个叫拉斯的顾客正在谈着他有多少辆卡车可以卖给磷矿队的工人，他还有多少多少别的装备。他的脚步不停地走动，我也不停地走动，不让他看到我的背部。
　　我们把这辆货车开价为1，500美元。在1975年那时候，这辆车要值4，000美元。到后来，拉斯说这辆车对他派不上什么足够的用场。为了套住他，我们还得另外挑选一辆。
　　我返回到我和马歇尔居住的荷里得旅馆以后，我就向特工报告说：“我实在不想扎这么个讨厌的东西，我感到自己就像个驼子。”
　　结果一查，机器出了故障。那盒磁带怎么也取不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打算会见头头贝克，地点在佛罗里达的巴拿马城，靠圣安德鲁湾外的一个狭长地带。我们住在坦帕市东部莱克兰的一家汽车游客旅馆里。马歇尔利用周末时间教我学习业务。他教我怎么样用一种叫做“小破坏”的工具，在汽车的外门板和玻璃之间划开、钩住锁栏就可以上车；怎么样在5分钟之内取下遮泥板接触车子牌照号码，牌照号码是用金属粘上并且铆接得很牢固，我们就砰砰咚咚敲下铆接处，用塑料带取代，贴上新的号码；教我用“小破坏”怎么样“电线热化”点火装置，穿孔驾驶台上的点火装置筒。点火装置一旦穿了孔，你就越过了点火装置锁，就可以发动引擎了。到了下一天，你就可以从汽车零件商店里买部分零件，换下点火装置。他还教我怎么样从车下面使方向盘失灵。这真是一所大有可为的学校。
　　我们到巴拿马城会见贝克。他是个粗汉，脸上红光满面，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是个有前科的罪犯，行骗的老手。他大吹大擂，说他在匪徒中，在摩托车团体里，在码头上有许多朋友。
　　他盘问我和已故鲍比认识有多久，问我干些什么。我说，我和鲍比相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们在一起干过一些事，等等。由于我对汽车方面仍然懂得不多，所以我并不把自己作为长期偷车的人设法应付。我说，我主要是夜间闯入室内干些偷盗的事，最近大都在加利弗尼亚和佛罗里达一带。
　　他对我的话表示相信，因为马歇尔就在一旁，发誓为我担保。
　　我也表白一下自己。我说，在搞汽车、轿车方面，同伙中有些人在技术知识方面可能比我强，但是我懂得制订计划、组织实施和安全保卫。因此，我如果和这帮小伙子一道外出，在行动程序上我也要有发言权。我说，我不仅为了一个晚上100美元而偷车，我还想参与结束阶段的活动。
　　我不得不采取一个有领导身份的姿态，因为我们外出时，我要能控制这些年轻人。我们在获得证据的同时，还要指挥行动避免出现暴力。因此我对贝克说，我和马歇尔要指挥开枪的事。
　　他表示同意，并且要把这个意思传达到那些小年轻人中间去。
　　贝克对我讲到了他所做出的种种规定：特别型号、色彩、附加物等。我们获得的任何东西，都以零售价格的4分之1或2分之1出售。像带有附加物的林肯牌和卡迪拉克牌轿车，价值大约12，000美元，他要得2，500美元。集装箱货运列车价值在10，000至15，000美元，货车1，500至2，000美元，倒垃圾车4，000美元。
　　我们得到的报酬交给联邦调查局。马歇尔作为知情者，每个月还有费用，但在干这里的活动所得，他不能保留。
　　贝克想要我们搞一辆怀特牌集装箱货运列车。他已经盯上了巴拿马城外的一辆，迈阿密市有个买主愿付15，000美元买下。第二天，我和马歇尔去窥看情况。我们的车停在街对面的一家酒店旁。我们想看看是什么地方的车，车子是不是在行驶，好决定行动的时间。
　　我们在那里待了20分钟，忽见一辆治安官的车子停了下来，车里的官员往我们这边走。他说，酒店老板已经怀疑，想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待在那里。
　　“长官，我们正在考虑想买点什么东西，”我说。“已考虑好了。”我们走进酒店买些啤酒。
　　当天晚上，在对车子下手之前，马歇尔给我作了扼要说明。我自己去动手，看看我能不能干好。记得他讲述过电线热线的情况，以及我该怎么动手。怀特牌集装箱货运列车呈扁平形，有一整套卧铺设备的车厢，有通风设备，司机室在引擎上面。待在司机室里就可以干我要干的事。
　　我们来到车子附近，侦察了一会儿，查清治安部门的巡逻队什么时间经过这儿，两班之间相隔多长时间。马歇尔待在外面担当警戒。我往车边走，5分钟就进去了，接着就启动引擎，把车开走了。
　　我驾驶了第一段路程，行了300英里到了莱克兰。我们想乘白天在那里睡几个小时，然后再开往迈阿密。我们把车停在旅馆的停车场。就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特工人员走到车子这边，记下了车上的号码等一切数据。
　　第二天，我们把车开到了迈阿密，会到了贝克和那个客户。客户本想把这辆车子转手倒卖给在欧洲搞公路建筑的一个承包商。不过，他现在改变了主意，不想买了。
　　贝克只得返回巴尔的摩。他对我们说：“你们俩朋友要把车子藏在附近，等我重找买主。”
　　这么大一辆车，我们藏到迈阿密的什么地方呢？我问了问那些年轻人。从州立公路巡逻队来的年轻人说，我们可以把车藏到迈阿密外交通部的大院子里。把我们偷盗来的车子藏到政府部门的院子里，我对这个建议并不热心。不过，他们说那个院子很大，有好几个车库，藏在那里很可靠。
　　就这样，我们的车暂时就藏在那里。
　　汽车、卡车的停车场，除了电灯和进出口有铁链以外，大多数没有什么特别安全措施。警察巡逻队一般是每隔15分钟或半个小时走一趟。如果一切行动顺利，5分钟就可以搞到一辆轿车。
　　我们出去偷车，我是单独行动。这儿既没有联邦调查局密探，也没有公路巡逻队。干这样的隐蔽行动，你既不指望和你共谋的同伙，也不想要执法机构为你监视现场。这种作案也不会有人向警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