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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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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和“第三军”。师亦如此，团亦如此。九个团，从“第二十八团”至“第三十六团”。光是凭这“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的番号，也够吓唬人的。朱德部队，其中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精兵，有一千五百多人。后来，转战各地，特别是在湘南发动暴动，队伍壮大到八千多人。加上毛泽东的队伍，一下子达一万多人，声势大多了。自从毛泽东担任军的党代表后，人们就称他“党代表”或“毛党代表”。
朱德在大会上演说，称这次会师是中国革命的新起点。他说，“我们为会师而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毛泽东上台演说时，依然保持他那幽默风趣的风格，使全场不时爆发出笑声。据何长工回忆，毛泽东当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专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打这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有强有弱，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要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历
朱德和毛泽东会师之后，井冈山猛然红火起来。以井冈山为中心，把势力扩展到山下宁冈、永新、遂川、莲花、酃县五县，建立了红色政权。这一带，也就成了红色区域，用了一个新名词来命名，叫做“根据地”。这样，毛泽东创造了两个“中国第一”：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的起点。
会师之后，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宛希先、刘真、谭震林、谢桂标为常委，朱德、陈毅、刘辉霄、龙高桂为候补常委。
中共中央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发出第五十一号《中央通知》，内中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的名义，唯在暴动各县有工农革命独立团的，仍可听其存在。据此，毛泽东、朱德所率的部队由“中国工农革命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红军”一词，显然是受苏联的影响，因为苏联的军队叫红军。
毛泽东十分注重军队的纪律。除了在上井冈山时提出“三大纪律”，一九二八年夏，毛泽东又补充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其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和三大注意中“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一样，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上井冈山时正是秋季，红薯成熟时节，故规定“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至于“上门板”、“捆铺草”，是因为当时部队住宿时，常借用老百姓的门板作铺板，借用稻草作铺草。各家的门高矮大小不一，部队撤走时不物归原主，一大堆门板就对不上榫，故规定了“上门板”、“捆铺草”。
毛泽东深知，老百姓痛恨那些烧、杀、掠、抢的旧军队，骂他们是“丘八”（“兵”字拆成“丘八”），流传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样的顺口溜。毛泽东要使红军取信于民，所以下决心整肃军纪。“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后来不断修改、补充。一九二九年以后，“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为了容易记住，开始教唱《红军纪律歌》。最初的歌词是：
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
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
损坏东西要赔偿，借人东西要还清。
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了两项注意，即“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这样，变成了“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井冈山老百姓的欢迎。老百姓编了这样的顺口溜：
红军纪律真严明，
行动听命令，
爱护老百姓，
到处受欢迎。
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又经过多次修改，至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时，改为以下内容——
三大纪律如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二、不拿群众一针一钱；
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如下：
一、说话和气；
二、买卖公平；
三、借东西要还；
四、损坏东西要赔；
五、不打人骂人；
六、不损坏庄稼；
七、不调戏妇女；
八、不虐待俘虏。
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这样一步步发展、充实的，从“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到“不拿群众一针一钱”，从“上门板”到“借东西要还”，逐渐完善。其实，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一步步发展、充实的。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游击战“十六字诀”的诞生
一九五八年，在古巴的密林中，一个穿紧身衣的阿根廷人，正在给古巴游击队员们讲述游击战术。他的讲课内容，用这样一句口诀概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位被冠以“游击战专家”的阿根廷人名叫格瓦拉。他一九五二年参加了反对阿根廷庇隆政府的暴动。一九五四年，他在墨西哥和卡斯特罗相识，便投身于反对古巴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斗争。他在古巴开展了游击战争。格瓦拉著有《游击战》等书。 古巴建立了卡斯特罗新政权之后，他辞去在古巴的一切职务，到非洲的扎伊尔、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一九六七年死于玻利维亚游击战，时年三十九岁。格瓦拉对那“十六字诀”推崇备至，奉为游击战争的经典。他说，这“经典”来自中国，来自毛泽东。“十六字诀”的发明者确是毛泽东。毛泽东是在井冈山创立了他的游击理论的。
毛泽东原本是个文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他行。可是，“时势”逼着他，非成为一员武将不可。当毛泽东蒙受打击，被“开除党籍”，不得不去当师长的时候，曾十分感叹地说过这么一番话：“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何长工：《伟大的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虽说“有点玄乎”，毛泽东毕竟还是学会了“军旅之事”，而且后来居然博得了“无产阶级
军事家、战略家”的美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竹编的书篓。不论他走到哪里，总让警卫员带着这两个书篓。在书篓之中，他最常看的是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另一本则是《孙子兵法》。
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攻打井冈山附近茶陵县的高陇圩，闯进谭延辏У睦霞宜竦摹Ｌ费雨＇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言：“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成了毛泽东自学军事的“课本”。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往往不知天高地厚，头脑容易发热，动不动就来个“一省或数省胜利”。当时，那么多中国共产党人迷醉于在大城市举行暴动，无非是想照搬苏俄模式——一九一七年，列宁便是在彼得格勒举行武装暴动，攻下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一举夺得了全国政权。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夕，也曾说过“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之类的话，拟订过进攻长沙的计划，并企望过由此“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打了几仗之后，毛泽东在严酷的现实中，认清了真正的形势，即“敌强我弱，敌多我少”。他不能不把战略的重点放在如何“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之上。
毛泽东十分看中“山大王”们的经验。毛泽东说，“山大王”的力量比红军小得多，“山大王”能够在井冈山存在那么多年，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呢？毛泽东在跟“山大王”王佐的攀谈中，听说了王佐的“师傅”朱聋子一句“名言”：“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朱聋子的意思是说，打仗本事的好坏是次要的，要紧的是会“打圈”。所谓“打圈”，那就是“官军”上山时，他们往密林中一钻，沿着山绕几个圈圈，就把“官军”甩掉了。朱聋子的话，给了毛泽东莫大的启示。毛泽东把朱聋子的“名言”改了二个字：“既要会要仗，又要会打圈。”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加以发展：
打圈是个好经验。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它兜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引自韩伟的回忆文章《毛委员教我们用兵作战》。
毛泽东依据《孙子兵法》“走为上策”，作如此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引自韩伟的回忆文章《毛委员教我们用兵作战》——引者注）毛泽东这样的总结，既生动，又形象，很快就被他的部下所接受。
不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只是规定了“打”和“走”的战略。“打”毕竟是主要的。“走”是为了“打”。怎么“打”呢？选择什么样的敌人“打”？井冈山地处两省交界，东为江西，西为湖南。那里流传一句话：“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毛泽东加以解释道，这表明江西人善贾，湖南人善战。湖南兵强，而江西兵弱，多是“客家兵”。毛泽东主张，“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欺”，最初把“打”的目标指向江西，打遂川，先是“吃”掉民团三四百人，接着又“吃”掉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初战告捷，士气大振。这样，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占领了遂川县城。就在这时，江西的“国民革命军”奉朱培德之命，派一个营攻占了宁冈县新城，本想牵制进攻遂川的毛泽东部队。毛泽东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术，组织起义队、赤卫队日夜骚扰新城之敌，使敌人一日数惊，寝食不安。后来，毛泽东率主力从遂川回宁冈，一举攻克新城。毛泽东把新城之战，称为“敌驻我扰”。这样，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当前敌委员会在江西遂川县城五华书院召开遂川、万县县委联席会议时，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游击战的“十二字诀”：“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跟毛泽东会师之前，朱德也正在研究游击战术。自从南昌起义以来，朱德率部经过多次激战。他已从中得出教训，不能跟强敌硬拼。因此，他在犁铺头整训部队时，写下《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本教材，讲述了游击战术。这样，当朱德和毛泽东会师时，也就一起切磋起游击战术。
一九二八年五月中旬，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作战略报告时，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第一次用文字表达了他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跟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这种战术的。如此这般，毛泽东从“军旅之事，未知学也”到朱聋子的“打圈”秘诀，从“十六字诀”到一整套游击战术，逐渐成了一位军事家。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打败江西两只羊”
朱毛会师，江西震动，南京震动。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政府，“克日会剿朱毛”。三省政府接蒋介石命令，未敢怠慢：湖南派出李朝芳率一师兵马，向成杰率一师兵马；粤军由范石生、胡凤章各率一师；江西呢，派出了“两只羊”，即杨如轩、杨池生这两“杨”，各率一师兵马，参加“会剿”。内中，江西的“两只羊”，成了毛泽东反“会剿”的重点。毛泽东提出，对湘军、粤军采取守势，对赣军采取攻势。
杨如轩是云南人，在云南讲武堂受过训练。他在滇军中当过团长、旅长。一九二八年，他在江西担任二十七师师长兼赣东警备司令。
杨如轩率部扑向井冈山北端的永新县城。红军来了个“敌进我退”，把县城让给了杨如轩。当时，杨如轩手下有四个团。红军放弃了县城，且战且退，诱使杨如轩的两个团出城追赶，越追越远，城里只剩下两个团。这时，红军主力急行军，逼近永新县城西面的浬田。杨如轩听到报告，以为是从湖南败退的红军，派出一个团迎战。这样，县城里只剩一个团。杨如轩很得意，坐在县城里听留声机，以为红军不堪一击。忽地有人报告，西边的红军在向县城进军。杨如轩摆摆手说：“没有事，我已经派了一个团——七十九团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前来报告，说在城西发现红军。杨如轩听留声机正出神，把来报告的人骂了一通。于是，下边的人不敢再报告。红军越来越近，进攻县城。直至一颗流弹打到杨如轩师部的屋脊瓦片上，杨如轩这才大吃一惊，扔下留声机，连忙逃命。原来，杨如轩派往浬田的七十九团，跟红军主力一交战，才一个小时就被消灭掉了，团长毙命。红军急速朝县城推进。杨如轩在卫兵的簇拥下来到城门口，那里挤满了逃跑的士兵和县城里的土豪们。杨如轩急不可耐，从城墙上往下跳，受了伤……“一只羊”被打得如此狼狈，抱头鼠窜，被红军传为笑谈。杨如轩带领残兵败将，联合另一只“羊”——杨池生，决心与红军再决雌雄。
杨池生也是云南人，也曾在云南讲武堂受训，在滇军中当过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此时，担任湘赣两省“会剿”井冈山前线总指挥。当杨池生在云南讲武堂受训时，朱德正在那里任军事教官，不仅认识杨池生，而且杨池生部队里不少军官也曾是朱德的学生或下属。“两只羊”依然朝永新县城扑来。红军还是“敌进我退”，放弃了永新县城。朱德亲自指挥战斗。红军又一次且战且退，敌军出城追击。红军退至龙源口，利用有利地形反击，激战一天，一下子全歼敌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红军乘胜追击，又重新夺回永新县城。在激战中，杨池生负了重伤。从此，“两只羊”一蹶不振。杨如轩被调往南京，在参议院中当参议去了。杨池生则到吉安养伤，后来也调往南京军事委员会当参事。
一首歌谣，在红军中传开：
朱毛会师井冈山，
率领工农打胜仗，
不费红军三分力，
打败江西两只羊。
“两只羊”的惨败，使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红军中得到了拥护。红军打败了赣军，湘军和粤军也就望而生畏，不战而退，蒋介石发动的对井冈山的第一次“会剿”，就这样收场了。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1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天，袁文才摆了一桌酒席，请了红军的几位首脑。来者心照不宣，频频向毛泽东敬酒贺喜。那酒杯敬向毛泽东，也敬向毛泽东之侧的一位白净姣美而目光刚毅的姑娘。那姑娘是永新城里一朵出众的鲜花，人称“永新一枝花”，名叫贺子珍，年方十八，瓜子脸，乌亮的眼睛，光彩照人。
贺家原本祖居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世代务农。到了贺子珍曾祖父这一辈，有了些积蓄，买下二百来亩油茶林和二十亩土地。家中富裕起来，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也就上了私塾，识字知书，成了读书人。那时，可以花钱买官。有了钱，贺焕文想当官，也就捐了个江西省安福县知县。贺焕文的前妻叫欧阳氏，生一子，名贺敏萱。
欧阳氏去世后，贺焕文娶广东姑娘温土秀据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为“杜秀”。但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提供的资料称“温土秀”。为续弦。温土秀长得俏丽，原是广东梅县一户大家的闺秀，因其父遭厄运，不得不随父迁往永新。温土秀生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
贺敏学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成为红军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贺银圆后来改名贺怡，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与毛泽东小弟毛泽覃结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死于车祸。贺敏仁参加红军，当司号兵。在长征途中被错杀。贺先圆又名贺仙，和贺敏振一起，在永新暴动后死于战乱。
贺敏萱在战乱中逃到吉安清源山亲戚家中，在那里当了斋工。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在“文革”中被打成“假党员”。一九七一年死于安徽合肥。
长女贺桂圆，是因为她生于中秋，丹桂飘香，圆月当空，取名“桂圆”。后来，她自己取“自珍”为学名，即善自珍重之意。参加革命后，改为“子珍”，如今以贺子珍之名传世。贺焕文捐官当上安福县知县，却因为人老实，受人排挤，丢了官，回到老家永新。他在永新衙门当了个“刑房师爷”，却被一场官司牵涉进去，坐了班房。那时，贺子珍不过四岁。出狱后贺焕文看透尔虞我诈的官场，弃官经商，在永新县城南门禾水边上，开了一爿小店，名叫“海天春”，卖杂货，兼经营茶馆。他曾请了一位风水先生来预卜小店前景，风水先生意味深长地道：“屋舍虽破，两栋支撑；不进钱财，就出人才！”此话竟被言中……贺子珍在县城秀水初级小学毕业后，进入教会学校福音学校女生部学习。天主教的势力，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已深入永新县城。福音学校虽说是教会办的，但教学质量倒是不错的。这样，贺子珍从那里毕业时，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九二六年春，十六岁的贺子珍成了母校秀水初级小学的国文教师。就在这时候，从南昌来了个大学生，名叫欧阳洛。他是永新人，在一九二二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在南昌，欧阳洛结识了方志敏、赵醒侬、袁玉冰等人，参加了他们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一九二五年，欧阳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欧阳洛回到永新，使永新有了中共的种子。他在县城办起了平民夜校，贺子珍和妹妹贺怡成了第一批学员，思想日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哥哥贺敏学，也跟欧阳洛过从甚密。这年夏天，贺氏三兄妹——贺敏学、贺子珍、贺怡，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贺子珍担任了永新县第一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不久，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北伐军经过永新时，永新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那时国共合作，贺子珍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部长，成为永新十分活跃的人物。这时的她，不过十六岁！
贺子珍教妇女们唱起了《花脚歌》：“我们妇女真可怜，封建压迫几千年，别的暂不说，裹脚苦难言。脚小鞋子尖，走路要人牵，破皮又化脓，害人真不浅。大家快放脚，真正好喜欢！”一九二七年三月，贺子珍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她被调往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冲击波，也波及远离上海的永新县城。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在六月十日黎明时分动手搜捕中共党员，原永新县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萧金然叛变，带领国民党军队捉人。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中共党员和群众八十多人被捕入狱。
贺子珍在吉安闻讯，心急如焚。左思右想，搭救贺敏学等人的唯一办法，是求救于袁文才。袁文才是贺敏学的中学同班同学，跟贺子珍也很熟悉。贺子珍便跟中共永新县委联系，由她向袁文才写信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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