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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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誓师大会，摆出了向南昌进军的架势。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部攻克清江县樟树镇，歼守敌两个营。二十六日，攻克离南昌不远的高安县。七月三十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攻入南昌近郊新建县的西山。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说服部队不要进攻南昌，以避免惨重的损失。
　　八月一日那天，毛泽东派出罗炳辉带了几十个人到南昌赣江对岸的牛行车站，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举行“八一”示威。南昌城里一阵紧张，正欲派出军队反击，毛泽东的部队已不见踪影——早已朝奉新、安义县转移了。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接到李立三的命令：进攻长沙！李立三的“宏伟计划”是毛泽东攻南昌，彭德怀取长沙，然后会师武汉！彭德怀执行了命令，率部乘军阀混战，长沙空虚之际，于七月二十八日攻入长沙，当即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以李立三为主席。
　　李立三闻讯大喜。正在这时，何键调集十五个团，南北夹击长沙。幸亏彭德怀急急率部撤退，才算避免了全军覆没——占领长沙不过十一天而已！李立三得知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退出长沙，大骂他们右倾，急令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
　　毛泽东只得从命，和彭德怀部队一起再攻长沙。这时，何键坐镇长沙，拥有四万兵马，远非上次那么空虚。毛泽东为避免红军损失，屯兵长沙城下。
　　何键得知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在长沙板仓，便悬赏一千大洋“捉拿毛杨氏”。杨开慧不幸和儿子毛岸英一起被捕，被押往长沙。杨开慧在狱中遭到严刑酷虐。各界闻杨开慧被捕，纷纷来人、来电要求保释。何键说：“只要杨开慧同意登报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行了，其他都不必审讯。”杨开慧冷眼相对，坚决拒绝。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一时，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杀，年仅二十九岁。
　　毛泽东后来从报上得知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当即写信给杨开慧胞兄杨开智，痛悼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毛泽东还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　2
　　毛泽东深知长沙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只能采取围城，然后设法诱敌出城，聚而歼之。好不容易引出敌人一个师，一举歼灭，由此士气大振，要求攻城的情绪也就猛然高涨。李立三又连连催促进攻长沙，毛泽东不得不在九月十日签署《强攻长沙命令》。
　　命令下达后，红军发动强攻。何键的部队在长沙四周打了木桩，架上电网。红军买了几十条水牛，牛尾上绑棉花，浇了煤油，点火之后，水牛狂怒，朝电网冲去，才打开了缺口。可是，电网之后有壕沟，有工事，红军一次次冲锋，一批批倒下，损失惨重。毛泽东决定撤围。就在这时，李立三派来的长江局代表周以栗，要求毛泽东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于是再度对长沙发动进攻。
　　毛泽东与周以栗彻夜长谈，陈述了不能再攻长沙的原因。他写下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说明了退兵的理由，交给周以栗带去。长沙一仗，使红一军团损失一千六百余人，红三军团的损失人数也与红一军团相近。于是，毛泽东在九月十三日带着部队撤退，退往湖南株洲。毛泽东的意图是带部队回到赣南。十月三日，毛泽东率部包围了江西南部重镇吉安县城。午后二时，毛泽东下达了对吉安发起总攻的命令。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一下子缴获了上千枝枪。拔掉了吉安这钉子，使赣南一片红色，只剩赣州一座孤城未克。十月十七日，毛泽东率部抵达江西中部的峡江县，收到中共湘东特委九月以及九月以前发出的三封信，转达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再度进攻南昌！毛泽东无奈，于十月十九日复函中共湘东特委：“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正在毛泽东十分为难的时候，中共中央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是由于中共中央设在上海，而那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毛泽东尚不知李立三已经下台！八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九月二十四日，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宣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路线。虽然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但是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于恢复了他在八七会议时的党内地位——他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经过了将近四个春秋，他这才终于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直至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从中共中央来了一位“大员”，毛泽东这才详细得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情形。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派来的只是交通员、巡视员，这一回派来的却是一位政治局委员！这表明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朱毛红军了。
　　派来的政治局委员，当时名叫“江钧”，即项英。项英是织布工人出身，所以在中共“六大”强调工人成分时，他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成了政治局常委，在党内的地位远远高于毛泽东。他甚至还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会见过项英，夸奖过他，还送了一支手枪给他，这使项英在中共党内的声望骤升。
　　自一九三○年八月起，项英又兼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项英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传达了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的批判。内中，还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加强和统一中共中央对各苏区党的领导。这一新的机构，命名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显然，这“中共苏区中央局”，成了苏维埃地区的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关于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早在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的《中央关于在湘鄂赣三省成立苏区中央局给长江局的信》中，已经指出：“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
　　中共中央派出的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最初人选是关向应。关向应是满族人，一九二四年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只是关向应赴任时，因道路阻隔，半途而返。
　　一九三○年十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改派“江钧”前往苏区。中共中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写及：“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未到达以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可是，当时正忙于作战，拟议中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未建立起来。直至项英到达苏区，这项工作才终于落实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镇正式成立，书记并非毛泽东，而是周恩来。由于周恩来尚在上海，因此任命项英为代理书记。这样，项英成了苏区的中共最高领导。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由九人组成：周恩来（未到）、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未到）、余飞（未到）、曾山及湘赣边特委、少共中央各一人。其中的曾山是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一九三○年十月七日，在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当选为政府主席。一月十五日，在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同时，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军事的最高领导机构。这样，在苏区，形成了项英、毛泽东、朱德“三驾马车”的新格局。项英成为苏区的最高首长。
　　李立三的下台，使毛泽东又渡过了一次政治危机。不过，项英当时并不认为李立三是路线错误，而只是策略的错误。项英的到来，并非彻底扭转李立三路线在苏区的影响，反而不时和毛泽东产生新的矛盾……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1
　　攻南昌，战长沙，虽说毛泽东迫不得已，却耸动了视听，成为国民党报纸上的“热点新闻”，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于是，红军名声大振，毛泽东也名声大振。
　　毛泽东成为街谈巷议的传奇人物，如他所忆：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指毛泽东家乡湘潭——引者注）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五十一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泽东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五十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泽东名震中国，蒋介石把他视为心腹之患。无奈，从一九三○年五月起，蒋介石正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跟阎锡山、冯玉祥逐鹿中原，打得不可开交。到了一九三○年十月，“蒋、阎、冯大战”以蒋介石取胜而告终，蒋介石便腾出手来，对付毛泽东。
　　蒋介石在一九三○年八月五日，任命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何应钦受命伊始，说了一通“深刻”的话：
　　“各省从前剿匪，大都不免省界观念，能将共匪驱出省界即为了事；他省如何不欲过问。故匪等东击西窜，不能根诛尽绝，反而愈延愈广。国府因见及此，特命行营负此专职，统筹兼顾，谋根本解决，以矫正前此之流弊。”这么一来，也就从过去的“会剿”，改为“围剿”。蒋介石在十月七日攻占郑州、平定中原之后，便确定赣南为“剿匪重点”，着手部署第一次“围剿”。南昌市中心洗马池，那里的江西大旅社忽地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人莫近。这家大旅社是当年南昌首屈一指的豪华宾馆，三年多以前周恩来等便是住在这里发动八一起义的。十二月七日，蒋介石抵达这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几天之后的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民国日报》的“南昌通讯”，便报道了蒋介石这一动向：“蒋主席为限期肃清赣境共匪起见，特电召十八、新五、新十五等师师长来省开军事会议，并面授机宜，各师长将陆续由前方赶到，晚即在总司令部行营开会，出席者有何成浚、朱绍良、鲁涤平及张辉瓒等十余人……”会后，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表明这次“围剿”的声势不小。
　　蒋介石“面授机宜”，制定了“围剿”的十六字方针：“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他调集了十一个师两个旅，约十万兵马，进行“围剿”。另外，还派出三个航空队，以造成空中优势，因为红军没有一架飞机，连高射炮也没有。说实在的，那时的蒋介石，还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以为，作了这么一番“面授机宜”之后，足以“荡平共匪”。他在南昌逗留几日之后，便带着吴稚晖、周佛海、邵力子、陈布雷上庐山作逍遥游，不久就返回南京去了。
　　毛泽东面对其势汹汹的十万敌军，却在那里读《孙子兵法》。他以为孙子所说的八个字，极有见地，那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尽管许多人主张“主动出击，北上迎敌”，甚至提出“主动进攻九江南昌”，而毛泽东却依据《孙子兵法》提出了四字方针：“诱敌深入”。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对“诱敌深入”方针作了阐述。他以为，当强敌扑来之际，红军应向根据地内撤退，不应硬拼，在退却过程之中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消灭敌军。毛泽东在会上说：“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前面，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后来，毛泽东作了如此生动的形容：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百○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毛泽东学林教头，在蒋介石的十万大军面前退让着。而根据蒋介石的“长驱直入”的方针，蒋的部队也就随着红军的退却“长驱直入”了。在蒋介石诸将之中，有一位名唤张辉瓒。《民国日报》的“南昌通讯”中提及蒋介石“面授机宜”的将领之中，便有此公的大名。
　　张辉瓒是湖南长沙人，年长毛泽东七岁，曾在北伐战争时与毛泽东相识，不意如今成了交战的对手。张辉瓒此人，是一员地道的武将：早年在清朝军官讲武堂学习，然后又去日本士官学校和德国学习。他比起毛泽东“强”多了，因为毛泽东连军事学校的大门都未曾进去过，更不用说留日、留德喝洋墨水了。
　　张辉瓒在一九二四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师长。一九二九年，出任南昌卫戍司令。一九三○年三月，兼任江西省“剿匪”总指挥。由于他屠杀共产党人不眨眼，因此人称“张屠夫”。这一回，“张屠夫”受命“剿匪”，趾高气扬。他向部下发表训词：“吾党与共匪势不两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还，愿吾汝辈共勉之！”张辉瓒挥师南下，在樟树镇驻营时，第五十师谭道源的参谋长李家白曾去看望，记下了当时的印象：
　　张住一楼房。我师副师长森岳邀我去看看他。一进大门，只见守卫士兵各荷自来得手枪及马刀各一，枪柄吊金红丝穗，佩系颈上，刀柄系蓝绸制的国民党小党旗；穿着崭新的灰色军服，看来十分威武。大门口站四个卫兵，楼梯上下各一个，房门口又站一个。张素爱排场，这时更令人刺目。我们见面彼此客套一番。张正为人谋差使，写好了介绍信，叫“来人”，一马弁（当时通称卫士为马弁）应声进来，张命：“叫特务连长拿我的私章来！”一会儿，特务连长进来拿出师长的私章盖上，仍把私章带去（特务连长张达泉系张的胞侄）……李家白：《反共第一次“围剿”的源头之役》，《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辑。
　　江西中部的东固，驻有红军主力。因此国民党新编新五师师长公秉藩和张辉瓒，分别率部朝东固进军。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2
　　张辉瓒求胜心切，十二月二十日晨，便率部逼近东固。清早，浓雾遮日，张部在雾中听见人叫马嘶，判定为红军主力，当即发动强攻。对方人强马壮，马上予以猛烈还击。双方在浓雾中激战。张辉瓒以为，这下子真的遇上红军主力，乃是千载难逢的立功之机，下令猛攻。双方厮杀正酣，浓雾渐消，对方发觉死者穿的是十八师符号，大吃一惊，急忙吹号联络。张辉瓒部队一听号声，方知对方不是红军，原是公秉藩的新五师。这一场大战，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见公秉藩、张辉瓒两师朝东固扑来，为避其锋芒，于是退兵至龙冈。公秉藩捷足先登，占了东固，马上发电报到吉安给鲁涤平、到南昌给何应钦、到汉口给蒋介石，抢报头功。蒋介石当即复电，称赞公秉藩“该师将士用命，克奏肤功，实堪嘉奖”，还给两万元“犒赏官兵”。张辉瓒不知此事，以为东固仍在红军手中，所以在雾中开火，误杀一阵……张辉瓒挨了蒋介石的臭骂：“该死！”“可耻！”公秉藩在他一九六三年写的回忆录中，忆及当时的情景：
　　“我去十八师师部看张辉瓒，请示明日如何行动，张说：‘你明日留东固休息，我率领十八师进攻龙冈。’”公秉藩：《忆第一次“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七辑，一九九○年十二月出版。张辉瓒的牙齿咬得咯咯响，非要立一“大功”，以雪东固之耻。这时，毛泽东稳坐中军帐。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离东固不远的小布镇召开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他别出心裁，给大会写了一副对联，高悬在主席台两侧。这副对联，生动地反映了他的游击战争的策略：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正是运用这副对联中的策略，对付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
　　张辉瓒的求胜之心甚急，十二月二十九日率主力五十二旅、五十三旅及师部九千余人逼近龙冈。毛泽东料定张辉瓒明日必然途经苦竹岭进军龙冈。苦竹岭距龙冈二十华里。毛泽东、朱德在苦竹岭设立了指挥所，调集红军主力埋伏在龙冈。龙冈是江西永丰县的一个五六百户人家的小镇，高山环绕，中间是一狭谷，是打伏击战极好的“口袋”。军情急，已经无法再作战前动员。红军战士急行军。这时，下起蒙蒙细雨，山道甚滑，可是为了争取时间，甚至要在细雨中小跑。战士们不知何故如此急迫，原定向上固移动，如今突然转了方向。见到路边的大门板上用粉笔写着的一行大字，这才恍然大悟：
　　军长、政委示
　　上固无敌，敌在龙冈，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
　　林彪当时刘亚楼任红四军第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经过紧张的急行军，毛泽东调集了优势兵力，布下罗网：红三军负责正面攻击，红十二军任左路，红四军由上固转向龙冈西北侧。这样，毛泽东和朱德布好了“口袋”，坐镇苦竹岭观察动静，以便决定何时收紧“口袋”。果真，张辉瓒翌日率部进入了“口袋”。真是天助毛泽东，当天下午三时起，居然浓雾四起！红军熟悉那里的地形，而张辉瓒的十八师人地生疏。在朱毛下达总攻令之后，张军乱成一团，九千多人顷刻瓦解，成了瓮中之鳖，只能束手就擒。一夜之间，张辉瓒部队全军覆没！鲁涤平当天给蒋介石发去的电报，喟然长叹：“龙冈之役，十八师片甲不留！”翌日，红军打扫战场，不见张辉瓒。张辉瓒哪里去了呢？须知，龙冈那“口袋”，插翅也难逃。
　　红四军十师的一个班，在一棵大枫树下面，发现一件狐皮大衣。显而易见，只有国民党大官，才会有这样“派头”的大衣。细细查看，在大衣里发现一个手指头大小的牌子，上写“张辉瓒”三字。这表明，张辉瓒一定是扔下这件显眼的大衣逃命，可能离此不远。战士们开始搜山。在大枫树附近，发现一个山水冲成的山窝，窝里有个土洞，洞里躲着人。“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啦！”战士们喊道。那人战战兢兢地从洞中爬出。他，肥头大耳，却穿了一身过小的士兵服装，绷得紧紧的。此人便是张辉瓒！一传十，十传百。“活捉张辉瓒”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在龙冈传开。在龙冈大坪，张辉瓒被押去见毛泽东。
　　“润之先生，润之先生。”张辉瓒一边向毛泽东鞠躬，一边赶紧叙旧，提及往日的友情。毛泽东哈哈大笑道：“你曾一再说过，要剃朱、毛的头，想不到今日被我们剃了头。”张辉瓒连声道：“惭愧！惭愧！有罪！有罪！”这位中将师长，身为阶下囚，此时此际唯求毛泽东高抬贵手，饶他一命。张辉瓒答应，愿给红军捐款、捐药、捐枪弹。
　　毛泽东关照部下好好看管张辉瓒，不要杀他。毛泽东说，可以安排张辉瓒到红军学校即将开办的训育系当教员，发挥他的一技之长。
　　张辉瓒家属得知张辉瓒被俘，急着在上海找中共中央关系，愿不惜任何代价，以求换回张辉瓒。中共中央派出涂作潮赶赴江西苏区。无奈“张屠夫”名声太恶，加上当时“左”倾思想颇盛，张辉瓒被押往东固公审。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东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在一片怒吼声中，张辉瓒被斩首。
　　张辉瓒的首级被装在笼里，笼上插着三角旗，写着“这是张辉瓒的头”。当地群众又找来一块“张氏公祠”木匾，把笼子放在木匾上，抬了一百多里，扔进赣江，说是漂到南昌去。国民党七十七师的哨兵发现江上漂着的怪物，驾着小船捞起，速送到正在吉安的鲁涤平。张辉瓒乃鲁涤平嫡系。鲁涤平大哭一场，派人把张辉瓒首级送往南昌。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涂作潮在南昌得知张辉瓒已死，只得重返上海。鲁涤平给何键和蒋介石发去电报。张辉瓒是湖南长沙人，何键痛哭一番之后，派人前往南昌运回张辉瓒首级，又派人砍了几段樟树，雕成身子，合葬于岳麓山。何键还大做道场，在张辉瓒墓前立碑，书“魂兮归来”四字……据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一书载：“几个星期之后，共产党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