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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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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说的毛泽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也就是不顾后方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发布《训令》，因而也就造成“组织观念的错误”。《简报》还透露：
会议中批评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过去七个月”，是从打赣州算起。在毛泽东看来，“过去七个月”确实“都错误了”：他反对打赣州，果真，打赣州失利；他主张东征、打漳州，曾遭到反对，但是打漳州大胜。这表明正确的是他，错误的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可是，后方首脑们却完全颠倒过来说：
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而且“攻赣本有克城可能”，只不过“因对敌必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以及“爆破技术有缺点”，这才“未能克城而撤围”。②《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现存瑞金革命博物馆档案室至于“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②。照后方首脑们这种奇怪的逻辑，变成打赣州输了也是对的，打漳州胜了也是错的！这么一来，毛泽东反对打赣州、主张打漳州，变成了“错误主张”！变成了“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虽说在“文革”中，毛泽东被封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把他推上至高至尊的地位，可是在宁都会议上，他却受到这种“窝囊气”，简直是他的推崇者们不可想象的！其实，他后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正是从一次次折腾中磨炼出来的，从一次次“批判”中考验出来的。后方首脑们批判朱、毛《训令》，批判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认为那是“等待主义”，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也就成了“右倾主要危险”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是条硬汉子，他不会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他据理反击，被认为“毛同志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引自《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后方首脑们主张要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撤除毛泽东的军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往后方，让他专做政府工作去。就在这时，使任弼时震惊的是，原是“三人团”成员的王稼祥，作了不寻常的发言，明确地支持毛泽东：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朱仲丽：《黎明与晚霞》，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笔者于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在北京采访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她也转述了王稼祥生前的回忆。
王稼祥又说道：
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王稼祥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后方首脑的批判，和毛泽东的反驳、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正在这时，周恩来赶到。他作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显然要担负“裁判”的角色。周恩来处于矛盾的境地。
他在来中央苏区之前，一直在中共中央工作，先后跟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共事，有着多年的高层领导经验。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批评了他对瞿秋白持“调和态度”之后，说道：“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正因为这样，曾与瞿秋白、李立三共事的他，在瞿、李倒台之后仍能与王明共事。王明派他前来中央苏区，自然是要他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路线，而向来有着很强组织纪律性的他也总是习惯于服从上级。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军权 2
周恩来跟毛泽东一九二三年底在广州结识，但没有深交。这次来到中央苏区，特别是随红一方面军一起在前线，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他开始了解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使他颇为佩服。正因为这样，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是他再三的坚持终于说服了任弼时，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一回，任弼时、项英等坚持要撤掉上任还不到两个月的总政委毛泽东，使周恩来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简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对前方战争领导，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对于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怎么办呢？他先是在口头上批评了毛泽东：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他又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供会议讨论，如《简报》所述：周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
不论哪种方案，周恩来都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要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他否定了后方首脑们要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的意见。周恩来的后一种方案，显然是后方首脑们所不能接受的。经过一番论战，如《简报》所记录：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既然会议已最后“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怎么又“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呢？那是毛泽东面对会议的决议表态了：既然苏区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他的总政委之职，他很难在前方“助理”。于是，他提出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就这样，宁都会议以后方首脑的大胜利降下了帷幕。就这样，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一手抚育红军壮大、成功地指挥了三次反“围剿”的毛泽东，痛苦地被剥夺了军权，默默地回到曾栋材家的黄泥草屋。周恩来赶往草屋，看望毛泽东，安慰毛泽东。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就这样，十月十日，周恩来在一份电报中写道：“泽东同志因病请假回后方。”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十月十二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通令，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只是采用了婉转的“外交辞令”，写成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写成了“暂回”后方：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主席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怀
经过“粉饰”的通令，看上去毛泽东属“正常工作调动”。十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最后的署名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在计划上注了一句：“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这样，前方的电报由“周、毛、朱、王”，变为“周、朱、王”。至此，围绕毛泽东的一场格斗，该算是结束了。然而，那“余波”仍在前、后方首脑之间激荡。十一月十二日，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认为“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过去的迁就和平状态。”他们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周恩来呢，他也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见：“我承认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周恩来反驳了后方中央局关于他“调和”的批评，他指出：“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周恩来还写道：“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这表明，调毛泽东回后方，是后方首脑们在会上提出，事先并未征求过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研究了双方发来的电报，意识到如果听任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这样批评周恩来，势必会使中央苏区领导层造成大分裂，于是复电明确支持周恩来，表示指责周恩来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前后方领导加强团结是目前最重要的。这么一来，后方中央局那咄咄逼人的气焰，才算收敛了。
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还为毛泽东重回前方留好余地。周恩来写道：去探望毛泽东时，“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说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周恩来还为毛泽东解释，“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难得的“帅才”。他为毛泽东留好伏笔，以便在适当时机，以毛泽东“病愈”为理由恢复他的军职……周恩来在毛泽东危难之际周详地维护了毛泽东，这为毛周后来四十多年的亲密合作奠定了基础——虽说在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致被一些不知真情的人说成是“周恩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遭罢官的毛泽东在汀州休养
毛泽东走了。从宁都南行两天，便到了瑞金。他没有在这红都落脚，却从瑞金东行，才一天就到达福建汀州。
毛泽东一进汀州城，就到福音医院看望老朋友傅连暲。“毛主席，恭喜！ 恭喜！”傅院长连声对毛泽东说道。傅连暲恭喜什么呢？原来，毛泽东喜得贵子！
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后，贺子珍在一九二九年生下一女孩。那时，正值红军二打龙岩，战事频频，贺子珍只得把女孩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送上十五枚银元，说是日后再来接孩子。可是，后来托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去这家老百姓家接孩子，得到的回答是“孩子不在人世”了。一九三二年，贺子珍又怀孕了。她被送进福音医院。十四天前，贺子珍生下一男孩，怪不得傅连暲向毛泽东贺喜。
毛泽东见到贺子珍，见到出世不久的儿子，烦闷的心境得到了暂时的快慰。这时，贺子珍患痢疾，生怕传给孩子，便请了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习惯地喊孩子“毛毛”。如此这般，子的奶名便叫“小毛”。毛泽东听说孩子奶名的来历，大笑道：“这倒是一语双关！人家喊我‘老毛’，我的儿子不就成了‘小毛’！”在笑声中，毛泽东给儿子取了大名，叫做“毛岸红”。“岸”，是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龙的“岸”辈；“红”，则是生于红区、长大了当红军之意。毛泽东也就在汀州住了下来。离福音医院半里多路，有座苍松茂郁的北山。山脚下，有一口年代久远的水井，人称“老古井”。离井不远，有一幢淡红色的小洋楼，原是一家地主的别墅。红军第一次攻打汀州，那地主就逃了，这儿也就成了红军的休养所。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曾住在那里休养。这一回，傅连暲安排毛泽东住进小楼。
毛泽东很高兴，一进小楼，便见到了老朋友陈正人。二十四岁的陈正人是江西遂川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相识，曾任毛泽东秘书及中共遂川县委书记。此时，他患肺病，来此休养（新中国成立后陈正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毛泽东在老古井住下来。每天下午，他总去福音医院，看望贺子珍和小毛。晚饭后，则上北山散步。夜里，是他读书、看报的最好时光。他可以看到“郑爱群”为他订阅的最新的报纸。傅连暲为他仔细地检查身体。他确实有点病，发低烧，以为是肺病。经过X光透视，肺部有钙化点，这表明他曾患肺结核，但已痊愈。傅连暲认为，发低烧可能是过度劳累的缘故，劝他在这里好好休息。
傅连暲常常陪毛泽东上北山散步，他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傅连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毛泽东常去福音医院，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病员，名叫罗明。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那时，他腰部受伤，在福音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在病房里，毛泽东跟罗明聊了起来，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问起了福建的情况，罗明说，自从主力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就进军闽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三千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一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是怎么取胜的，讲述了游击战争的规律、战略，讲了集中优势兵力、择弱而打，讲了诱敌深入的方针……毛泽东滔滔宏论，使罗明茅塞顿开。
罗明说，在福建，完全可以照毛泽东的一套去办嘛。
罗明急于出院，急于向中共福建省委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急于到上杭、永定和龙岩等地去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略。可是，罗明尚在病中。他请傅连暲检查他的伤口，傅连暲认为伤口大部分好了，不过如果要提前出院，要外出工作，身边得有个护士照料。恰巧，罗明的妻子在护士学校学习过，罗明有妻子照料，便急急出院了……
罗明压根儿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他遭到狠狠地批判，他在福建所搞的一套，被称为“罗明
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毛泽东路线），这是后话。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
宁都会议的情况，传到了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派往上海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这样写及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对于毛泽东失去军权的态度：他虽然还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引者注），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响和迄今为止的权力。他是从领导岗位上被排除的，还是像他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自行引退，以便等待有利时机“卷土重来”呢，我们在上海是无从确定的，估计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位由项英接替，在中央红军前敌指挥部的职位由周恩来接替了。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当时，彭德怀的心态也颇有代表性。他在回忆录中所述及的，代表着一大批红军指战员的思想：我没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因为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
除此以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七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当毛泽东在汀州老古井的小楼里休养的日子里，上海日益吃紧。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中央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中统局上海行动区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就连鲁迅也受到中统特务的严密监视。一个名叫刘翰梦（又名刘汉生，化名高尔梦）的特务经常出入内山书店，收集鲁迅行动情报以及与鲁迅交往的人员的动向……
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规定了严格的联络暗号。白天，只有阳台上放着一盆作为暗号的红色的花，夜晚那间亮着灯光的房间的窗帘拉开一角泄出亮光，这才表明是安全的，可以进入联系。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向忠发的被捕、叛变、处死，极大地震动着中共临时中央。另外，王明去了苏联，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去了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成了空架子，经常在那里值班的只有博古和张闻天。后来博古从上海消失了，张闻天、陈云也从上海消失了。
一九三三年初，张闻天首先出现在红都瑞金。不几日，博古、陈云也到达那里。他们是沿着周恩来进入苏区走过的秘密通道，由上海来到瑞金的。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随着他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就迁入瑞金。在上海，另行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派出机构，由康生负责。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初，两者并存了一段时间，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中共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到了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消失。二十六岁的博古成为了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博古的到来，使中共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同样失去存在的意义。任弼时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随之消失。任弼时不久被调离瑞金。一本关于任弼时的传记，这样写及任弼时遭贬的经过：
他参加组织召开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赣南会议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应为十月——引者注）宁都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意见，排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做法，事后，他就认识到是不对的。对于临时中央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搞的这一系列“左”的东西，更是有看法。他正是被临时中央认为贯彻极“左”路线不力，而被免去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区作省委书记。高军：《伟大的战士任弼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瑞金县城西面五公里处的沙洲坝热闹起来。那里的下肖村一幢杨姓私宅，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被博古看中，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这幢房子建于一八七九年，占地一千一百多平方米。这幢房子附近的另一座杨姓私宅，成为“少共中央局”（亦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那幢房子也是土木结构，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占地六百多平方米，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即何克全）、秘书长胡耀邦、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少年先锋队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在这座屋子里办公。担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组织部长王盛荣，也住在那里。这些当年尚属“小字辈”的人物，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博古的到来，再也不必借助无线电报机“遥控”，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路线，进一步批判毛泽东。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罗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新官上任三把火。”博古来到中央苏区，第一把火烧的便是那个罗明。在中共党史上，凡是称为“××路线”的，那代表人物必定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诸如“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可是，博古来到中央苏区不久，便大张旗鼓地批判“罗明路线”，颇为令人困惑。罗明，又名罗善培，最初是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往厦门的特派员，后来成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忽地有了一条“罗明路线”呢？这，最初连罗明本人都纳闷莫解，蒙在鼓中。其实罗明挨批，无非是因为他在汀州福音医院听了毛泽东的长谈，便把毛泽东的一套主张在福建加以贯彻。博古碍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和威信，不便直接批判“毛泽东路线”，于是抓了罗明当替罪羊！据博古自云，“罗明路线”是他“一手发现”的！这样，批判“罗明路线”，也就由他一手导演。
不过，批判罗明的第一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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