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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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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六日晚上，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我同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顾及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他们谈及了毛泽东。李德是这么说及当时的情景：
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自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上总是不同的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这次彻夜长谈，是李德代表“三人团”对项英的留守工作作的指示。李德不再只是仅有建议权的顾问，而是掌握着领导权、决定权的铁腕人物。
除了项英留守，他的身怀六甲的妻子张亮也一起留下。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因病留下，没想到离别成了永别。
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
“邓、毛、谢、古”中的毛、古被留下。
刘伯承曾激烈地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被列入留守名单，经周恩来力争，才算加入主力红军队伍。住在云山古寺中的贺子珍，接到毛泽东警卫员送来的毛泽东的信，信中说要她收拾衣物，随军行动，他在于都出发，不再回瑞金了。但是三岁的小毛，无法随军行动。贺子珍只得去找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把小毛交给他们，让他寄住在小毛那位江西奶妈家中。谁知她这一走，竟与小毛永别了。后来，毛泽覃战死，小毛下落不明……
贺子珍安顿好小毛之后，赶往“休养连”报到。这个连队大都是老弱病残和女红军。董必武是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谢觉哉、徐特立在这个连队，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也在这个连队。邓颖超是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由上海到达福建汀州的，在那里见到正在指挥作战的周恩来。那时，她患肺病，被安排到瑞金工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在开始西征时，她仍不时发低烧，痰中带血，她在异常艰难之中踏上漫漫征途。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鸽子飞了！”
就在中央红军将行未行的日子里，十月七日，会昌县城南面的筠门岭，两顶四人抬的大轿在一个骑兵连的拥护下，从红区进入白区。那里是粤军陈济棠部队的前沿。轿子未到之前，粤军前哨连长已接到上峰的通知，知道来者是陈总司令请来的客人。于是，两顶轿子顺利通过前哨，被抬往离筠门岭四十里寻乌附近的一幢二层小洋房。从轿里出来的两名男子，都是一身西装、一副墨镜、一顶草编礼帽，阔少爷般的派头。其实，他俩是刚刚脱掉灰布红军军装的潘汉年（此时他仍化名潘健行）和何长工。粤军派出的代表杨幼敏、宗盛两人，早就恭候在屋前。见面之时，潘汉年递给对方一封朱德亲笔信（周恩来所拟），全文如下：
幼敏、宗盛两先生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与贵代表在寻乌先行协商一切，希接洽为盼。
专此顺颂。
大安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谈判在这幢临时赶修的二层小洋房里秘密进行了三天三夜。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二十二岁那年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逐级上升。一九二五年，三十一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他奉命留守广东，势力日渐膨胀，成为广东一霸——“南霸天”。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之后，陈济棠年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匪”。不过他毕竟并非蒋的嫡系，跟蒋介石时有摩擦。他不愿为蒋介石卖命，一九三四年五月粤军攻占筠门岭之后，他便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磨洋工”了。陈济棠听说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舅舅在广东做生意，想方设法托人找到，借他传递消息，跟中共拉上了关系。不久，陈济棠派出一位姓徐的参谋长前往瑞金，此人原先认识周恩来，终于接上关系。
于是，红军派出了正式代表潘汉年和何长工。三天三夜的秘密会谈，达成五条协议，双方议定“解除封锁”、“取消敌对局面”、“可以互相借通”。谈判刚刚结束，潘汉年、何长工接到粤军电台转来的一份周恩来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于是，他俩匆匆向粤军辞行，返回会昌，转往于都。原来，“你喂的鸽子飞了”是一句暗语，意即红军开始转移了——那一天，正是十月十日。潘汉年忙于奔走谈判，未能顾及妻子许玉文。许玉文也被列入留守名单。主力红军撤离后，许玉文被国民党军队捕获，投入南昌监狱。后来她求助于潘汉年堂兄潘菽，终于获释，回到家乡。
“鸽子飞了！”红军主力朝于都集结。于都河上，飞快地用船和门板搭起一座浮桥。“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王中仁被任命为搭桥总指挥，负责在河上架起五座浮桥。入夜，漫长的队伍在秋风中走过于都浮桥。除了正规军之外，石印机、兵工厂的机器以至造币厂的机器，大量的纸张、大米、电话线等等，压在五千名挑夫的肩膀上，摇摇晃晃过浮桥。这些挑夫是临时雇用的，每天的工钱是一枚锃亮的银元。仿佛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被搬上了征途！毛泽东虽然在于都，却没有马上过桥。十月十五日，他从于都北门何屋来到县城谢家祠，那里正在召开赣南省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给到会的二百多名干部作了报告。他说：“敌人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主力红军要顺水而出，冲破敌人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说这些话时，他的声音洪亮，表明他已从疟疾的困扰之中渐渐复原了。
在中央纵队来到于都时，毛泽东才在十月十八日傍晚，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毛泽东加入了中央纵队，和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张闻天曾回忆说：“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而未分散。”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将在后文中叙及。
十月二十日，红军大队全部渡过了于都河。
二十一日，夜幕降临之后，于都南方的龙布、重石、版石、固陂一带，枪声打破了往日的沉寂。红军在射击，粤军也在射击，只是枪口大半对着天空。自从在寻乌附近那幢二层洋房里达成秘密协议之后，陈济棠跟红军暗中媾和。正因为这样，红军西征，选择了南线陈济棠部队作为突破口。双方象征性地放了一阵子枪，为的是陈济棠好向蒋介石“交账”。陈济棠部队闪出一条路，实践协议中“借道”的诺言。于是，红军没费多大力量，便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很快进入了粤北。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惊动了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休养的蒋介石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北京一所由洋人办的名牌医院，却取了道地的中国名字：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具有悠久的历史，最初由美、英合办，后来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接办。这家医院从一九一四年起就开始保存病历。日积月累，竟保存了二百多万份病历！这里保存着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病历显示，他们同时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住进北京协和医院高等病房（这一史实从未对外披露，是笔者一九九○年六月十四日从北京协和医院病史室的档案中查出）。蒋介石怎么会和宋美龄同时患病、同时住院呢？病历显示，蒋介石夫妇并无大病。他俩是在十月初下了庐山，前往北平。当时报纸登载，蒋介石在北平视察，并接见原东北的军政要人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等。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节节胜利，各军正稳步向瑞金推进，红军失败已成定局。于是，他得以宽心，也就飞到北平来了。由于他乃“党国要人”，因此一到北平便陷入应酬的旋涡。一连几年“剿共”，忙得他焦头烂额，难得歇一口气。于是“称病”，和宋美龄一起躲进协和医院高级病房，一边全面检查身体，一边难得清静一下。病历上记载，蒋氏夫妇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双双匆匆出院。那是南昌行营发来急电，报告江西中央苏区的异常动向，惊动了蒋介石。于是他和宋美龄登上专机，赶往南昌行营。南昌行营一片哗然，蒋介石的部下们正在那里对红军的动向你猜我测，众说纷纭。蒋介石在紧急会议上如此说：
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的心腹之患。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他又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好好策划。
蒋介石在这里用了一个新名词“追堵”。从此，随着红军主力的转移，国民党军队结束了“围剿”，改为“追堵”，即后追前堵。正因为这样，那些国民党将领后来所写的回忆录，差不多一色用《×××追堵红军记》这样的标题。
随着南线传来的一阵阵枪声，蒋介石明白了：红军在朝南突围。不过，红军究竟要向哪个方向前进，蒋介石仍心中无数。蒋介石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薛岳为“追剿”前敌总指挥，陈诚为预备队总指挥。
蒋介石坐镇南昌，电令四路兵马，从四面追堵红军：何键部为西路军堵击红军进入湖南；陈济棠部为南路军堵截红军进入广东；李宗仁率桂系主力堵击红军西进广西；顾祝同部为北路军堵截红军进入湖北。随着红军的转移，蒋介石军队不再“步步为营”，而是长驱直入了。历史记录了双方在南方交错的进程：十月二十二日，红军在南线突破陈济棠部队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十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占领红区重镇宁都。
十一月八日，红军在南线突破何键部队防守的第二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红都瑞金。
十一月十三至十五日，红军在南线突破何键和陈济棠部队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
十一月十七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于都。
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党部队在北线攻占会昌。
在最初的一个月中，红军在蒋介石摸不清动向的情况下，突然朝南突围，又有陈济棠暗中“借道”，一下子顺利地冲过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部队则一下子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央苏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央日报》载：中央社二十日上海专电、南昌电：蒋委员长以宁都、石城、兴国、瑞金、于都、会昌六县匪化最深，决划为特别区，设政治局。赣省府遵令拟具施政纲要从教养卫着手实施。
蒋介石对“匪化最深”的赣南的“整治”持续了多年，直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蒋太子”蒋经国三十大寿那天，被任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蒋经国坐镇赣南，进行深入的“整治”。另外，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央日报》报道：“毙伪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一名，生擒伪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及伪团长以下官兵四千六百余名。”刘伯坚在狱中不屈不挠，写下壮烈诗篇《带镣行》，于《中央日报》报道登出的当日，倒在江西大庾刑场的血泊中。陆定一之妻唐义贞则早于刘伯坚牺牲。
唐义贞因怀孕临产，不得不留下。这时，她在叶坪村所生的女儿叶萍已四岁，寄养到老乡家中。她自己则随毛泽覃、贺怡夫妇转移到闽西汀州。十一月二十日，她在汀州圭田乡范其标家中产下一子，取名“小定”，即“小陆定一”之意。产子后的第四日，她不得不把儿子留在范家，自己随部队转移。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她在战斗中被俘。“三十一日清晨，唐义贞趁敌人给她松绑的瞬间，把藏在夹衣里的一份秘密文件强咽入肚。不幸被狡猾的敌人发现。为了从她肚子里取出文件，惨无人道的敌人立即把唐义贞等人反绑双手，押往下赖村的三棵栗树下，进行剖腹……”何新华、凌伟中：《陆定一寻女忆忠魂》，《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六期。唐义贞终年仅二十二岁。后来，陆定一曾为她赋诗一首：
结婚仅五年，
分别却四次，
再见已无期，
惟有心相知。
中央苏区落入蒋介石之手后，血流成河。据史料载，瑞金被杀达十二万人，宁都被杀绝的有八千三百多户，闽西遭杀绝的为四万余户。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亦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项英、陈毅所率留守部队，在蒋介石大军压境之下，损失惨重，最后被围困在于都仁凤山中，所剩只一千八百多人。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旬冲出重围中，贺昌、刘伯坚便被俘、被杀。陈毅依据井冈山的游击经验，和项英一起把部队带往粤赣边境大庾岭中的油山，依踞深山老林，坚持游击战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亦即新四军。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蒋介石查明了“萧克旧径”
就在主力红军突破陈济棠部队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后，发自贵州东部，与四川、湖南交界的印江县木黄的一份密电，使博古和李德陷入兴奋之中……在那千里之外的大山丛中，在木黄之北、贵州沿河县的枫香溪镇附近，忽地冒出一支穿国民党军装的队伍，一百三四十人的样子，引起了镇旁一座小山上的红军的警惕，红军当即进入戒备状态。
小山上的红军，属贺龙部队。贺龙本名贺文常，湖南桑植县人氏。小时候便喜欢学拳、舞棍。一九一六年，二十岁的他凭着两把菜刀，带着二十多个青年，袭击了湘鄂边界的芭茅溪盐局，夺得了枪支，人称“两把菜刀闹革命”。贺龙由此成为湖南省北部的桑植县讨袁（世凯）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陆军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一九二六年，三十岁的他参加北伐，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一九二七年他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但此时他仍不是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九月，他随起义军南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奉命到湘鄂西地区组织武装斗争，遂与朱德、陈毅分手。一九二八年七月，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逐步建立以他故乡桑植县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一九三○年秋，他率部去湖北南部洪湖地区，与那里周逸群、段德昌所率的第六军合并为红军第二军团，任总指挥。那部“洪湖水，浪打浪”、“贺龙领导闹革命”的歌剧影片《洪湖赤卫队》，写的便是贺龙这一时期的业绩。此后，一九三二年秋，贺龙率红二军团退出洪湖地区，前往湘鄂边界，暂避强敌。一九三四年六月，红二军团且战且退，转移到地广人稀、群山逶迤的贵州东部，建立黔东根据地。
博古、李德得知贺龙在黔东立足，在广昌战败、瑞金难保之际，便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由江西前往黔东，以探明一条退却之路。由于已有“嗒、嗒、嗒”无线电台，红六军团一路前进，一路向瑞金发报，报告前进的路线。红六军团最初听说贺龙部队在湘西凤凰县一带，便朝那里“摸”去。历经周折，十月十五日，红六军团先遣队才在黔东沿河县听老百姓说，枫香溪附近有红军，就急急赶去。可是，红六军团穿的是从国民党部队那儿缴获的军装，贺龙部队误以为国民党部队前来“进剿”，不由得紧张起来，哗的一声，推上了枪栓。眼看一场误会即将发生，幸亏先遣队领队、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机智，当即下令先遣队停止前进。
李达是一位著名人物，中共“一大”代表，马列主义理论家。这位“书生”怎么忽然成了参谋长？何况他已于一九二三年秋宣布脱离中共，此时正在上海埋头于著述。原来，有两位同名同姓的李达。此李达非彼李达。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原名李德三，陕西眉县人，一九二六年入平凉第二军官学校，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李达是道地的军人，后来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此李达和彼李达有过一次奇特的幸遇：那是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创办《红旗》杂志时，彼李达成为编委。头一回开编委会时，由于经办者的误会，把两个李达都请来了。邓小平只好朝这位李达上将笑道：“你来了，也好，就坐下来听听吧！”此李达当时在枫香溪命令先遣队停止前进后，迅即写一简笺致贺龙，大意是：“我们是六军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前来找二军团会合。我是李达，率先遣支队走在前头，希望和贺老总会面。”写罢，李达派一战士送去。才一会儿，从山上下来一伙穿灰布衣服的人。走在最前头的，留着八字小胡子，此人便是贺龙。他的后面，则是政委关向应。
先头部队赶紧向红六军团司令部报告喜讯。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终于与贺龙部队会师。会师时，任弼时、萧克由于过度劳累，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跟贺龙握手。无线电波从黔东印江县的木黄传来，博古、李德得知红二、六军团会师，便认定红六军团走过之路，应成为红军主力西征之路。西征的终点在湘西黔东，红军主力“大搬家”，搬到贺龙那里！半个多月后，蒋介石也弄清了博古、李德的意图：十一月十日，蒋介石攻占红都瑞金，从云石山中共中央机关残存的文件中，查明红军此次突围，不是南进，而是西征。
蒋介石以手加额：“哦，原来如此！”在此之前，蒋介石为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煞费苦心。最初是这样分析“共军动向”的：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蒋介石认为，共军利在乘虚，但如果进入粤境，逼得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形成前后夹击，会使共军难于立足。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境入湘南，重建苏区——蒋介石认为，那里是政治上薄弱区，应加以重视。
三、进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蒋介石认为，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的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
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内中还可能渡金沙江入川西——蒋介石认为，“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摸不清红军动向，蒋介石难以布置“追堵”。眼下知道红军是“西征”，目的是与贺龙部队会合，蒋介石心中有底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发出了重要的命令：“剿匪计划大纲”。
蒋介石的电文中指出：“查赣匪倾巢西窜，我大军正分头追堵。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蒋介石的电文透露，他已完全清楚红军的战略意图，指明他的部下们“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何谓“贺、萧”？贺龙、萧克也！这就是说，蒋介石对红军主力的西征意图已了如指掌，达到“知彼”的程度了。他一查看地图，心中更加明白：红军主力前进的路线，不过是“取萧克旧径”！确确实实，红军主力西征，正是沿着萧克部队走过的“旧径”前进！连走什么路线、朝哪里走都已明白无误，“急急如律令”，蒋介石坐镇南昌行营，预备军总司令陈诚侍立在侧，发出一道又一道命令，在湘江两岸撒下了罗网……往日，总是毛泽东利用两山夹一谷的地形布下“口袋”，等着国民党军队去钻；这一回，颠倒过来了，蒋介石借助于湘江天险，布下“口袋”，等着博古、李德带领主力红军去钻。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 1
广西的东北部，高山林立的所在，人称“桂东北山地”。“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就坐落在那里。大山丛中，一江碧水奔腾着，朝东北方向进入湖南，仍保持东北走向，贯穿湖南全境，注入湘东北的洞庭湖。这条大江便是湘江。零陵、衡阳、株洲、湘潭、长沙，像一长串的明珠，串连在绿色的绸带湘江上。主力红军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非越湘江天险不可。西征的红军，像一支负重的“象队”，在山林中缓缓向前。全军的总人数，多达八万六千多人，其中一、三、五、八、九这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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