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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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恢复并主持白区工作。也真巧，就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一个名叫林青的人前来接洽关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总政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接待，知道对方是中共贵州地下党员。李维汉随林青来到遵义北门外一个秘密联络点，接上了这组织的关系。当张闻天听了李维汉的汇报，马上让潘汉年化名杨涛，利用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关系，化装成商贩，顺利到达贵阳。在那里，潘汉年找到中共贵州工委秦天真，沿秘密交通线，到达广州，转往香港，乘船来到上海。
　　西装革履，“小开”模样，潘汉年出现在上海滩，全然是另一种派头。他找到他的表妹吕鉴莹，跟表妹夫潘企之（即潘渭年）接头。潘企之马上把潘汉年到来这一重要信息转告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宣传部长董维健，促成临时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与潘汉年见面。潘汉年这才得知，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严重破坏，直至不久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另外，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也遭逮捕，在上海已经无法跟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线断了！潘汉年知道无法在上海完成中央交给的特殊使命，于是暂去香港隐蔽。
　　莫斯科也关注着中共的命运。一个刚从莫斯科列宁学校毕业的美国青年史蒂夫·纳尔逊，忽地被校领导卡尔罗夫召见，交给他一项特殊使命。谈话开始后几分钟，一个中国人和一个俄国人来到卡尔罗夫办公室。那中国人就是王明，俄国人则是共产国际的彼得洛夫。纳尔逊接受了特殊使命：带着五万美金，前去上海，设法跟那里的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
　　纳尔逊绕道法国巴黎，再从威尼斯坐船，来到上海。他按照暗号，跟一个名叫汉斯的德国人和一个名叫埃伯特的俄国人见了面，交给他们一封密封的信和五万美金。纳尔逊完成了任务之后，由上海返回美国。事隔半个世纪，美国出版的《史蒂夫·纳尔逊，美国激进主义者》（“Steve　Neison；American　Radical”）一书，才透露了这位共产国际秘密特使来沪的若干情节。至于那封密封的信究竟是什么内容，那个德国人和那个俄国人是什么身份，不得而知。这件事只是表明，莫斯科方面也很着急，希望把断了的线接上。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2
　　在潘汉年走后几个月，陈云动身了。临行前，他把有关文件装在一个箱子里交给组织。他的那份手稿，可能在此时放入箱内。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党员护送陈云（据陈云秘书朱佳木同志回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理文件时，发现《席懋昭自传》，内中写及护送陈云）。席懋昭曾在四川天全县当过小学校长。经过重庆，陈云于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到达上海。
　　陈云秘密与潘汉年的表妹夫潘企之接头，见到了浦化人。浦化人通知在香港的潘汉年来沪，决定他也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陈云得到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帮助，宋庆龄安排他搭乘一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同行的有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还有何叔衡的孩子何实楚，由潘企之护送。他们于八月五日离沪。八月下旬，潘汉年也乘船前往苏联。
　　陈云和潘汉年到达莫斯科之际，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共召开了遵义会议，但毛泽东和王明、张国焘、朱德均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分别在大会上发言。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共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秘使前往中国，寻觅中共中央。此人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三年。在莫斯科时他名叫“李复之”，受命去中国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张浩”。到了中国后，在中共内部，他又使用“林育英”这名字。然而，在他赴苏之前，国民党曾以高额赏金悬赏缉捕此人，而悬赏布告上却写着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实，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他是林彪的同乡、堂兄——湖北黄冈人，林彪本名林育蓉。由于他的母亲姓张，因此取名张浩。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鲜为人知，可是当他作为共产国际特使回国之际，曾起过重大作用，此是后话。就在林育英刚刚启程，离开莫斯科（林育英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及他来华前的情况），陈云和潘汉年便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正急切地想知道中共的近况，陈云和潘汉年的到来，可谓“及时雨”。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写及了陈云、潘汉年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潘汉年等一行人从上海辗转来到莫斯科，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亦即遵义会议决议——引者注），说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领导机构的变动情况，并且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至四川一段的作战和损失情况。陈云等人的汇报，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自红军长征后第一次了解到中国革命真相。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表示赞赏，但对主力红军人数的锐减颇感震惊。季米特洛夫等人敏感地意识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形势和条件的估计，同实际情况是有一定距离的……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三百三十七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胜利。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曾写及：“博古指望，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王明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恢复联系，并‘纠正’现时的政治路线。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惧的。”连李德也承认，陈云成功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使命，向共产国际陈述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争取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另外，毛泽东所采取的策略，此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遵义会议能够被共产国际所接受：第一，决议肯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以来“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第二，以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共中央负总责，博古仍为中共中央常委；第三，决议把博古的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实际上是“左”倾机会主义。这样，也就大大减少了王明这一“阻力”。这三点策略，显示了毛泽东的智谋。
　　陈云和潘汉年圆满的苏联之行，使博古的希望落空，也使李德失去了“告状”的勇气。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张国焘发起了严重挑战
　　就在陈云、潘汉年在莫斯科汇报之际，消瘦的林育英正在蒙古的沙漠中艰难地跋涉。作为共产国际的特使，林育英肩负重任。他的使命原本是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恢复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为此，他在临行前把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背得滚瓜烂熟，并“印”在脑海中。然后，双手空空，不带片纸只字，万里征程，朝中国进发。怕坐海轮到上海转赴内地太费时，而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道进入东北又很危险，因为东北已被日军占领，于是他竟从蒙古纵穿沙漠，直奔陕西，寻找中共中央。
　　林育英的到来，对于中共中央来说，也是一场“及时雨”：这位小商人打扮的神秘人物，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到达陕北定边，马上就赶往瓦窑堡，向中共中央原原本本地倒出了“印”在脑海中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这就使一年多失去跟共产国际联系的中共中央得知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正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毛泽东正面临着张国焘的严重挑战。林育英支持了毛泽东，这为解决这场危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战胜了博古、李德之后，张国焘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首先发起了挑战。张国焘此人，既有颇强的组织能力、活动能力，又有很强的领袖欲。这一点，早在中共“一大”时，就充分显示出来。那时，他只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陈独秀、李大钊的门徒，来沪之后很快发觉中共“一大”的组织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李达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有所龃龉，当即乘隙而入，反客为主，成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后来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成为中共最早的三位领袖人物中的一个。虽说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之后的地位时浮时沉，不过，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推选三人为常委，张国焘仍是三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之一。此后不久，决定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周恩来赴江西中央苏区。
　　张国焘和陈昌浩一起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由顾顺章护送前往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从此，他一直是那里的首脑。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区域。正因为这样，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张国焘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副总理”，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后来，由于蒋介石一次次“围剿”，张国焘的鄂豫皖根据地不断西移，一九三二年底移至川陕边区，改称川陕根据地。
　　当朱毛红军整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时，张国焘所率红军整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无第三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而张国焘为军委主席。红一方面军在湘江之役后，损失过半，兵力只有三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因在川陕根据地未动，所以拥有五个军八万多人，超过红一方面军一倍多！
　　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也开始长征，进入四川。六月十六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张国焘在一九六六年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的《我的回忆》中这么写及：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到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央致敬，并对红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两大主力会师后，决定由中革军委统一指挥。遵义会议后，虽成立了新的毛、周、王“三人团”，但中革军委未动，仍以朱德为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此时，增加张国焘为副主席。然而，在“拥抱握手”之后，张国焘自恃兵多势强，便要与毛泽东相对抗。张国焘先是提出“向南攻打成都”，毛泽东主张“北上抗日”。六月二十六日，在四川两河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得以通过，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
　　七月十八日，张国焘策动陈昌浩致电朱德，毫不掩饰地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
　　这就是说，要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主席，由他“独断决行”！张国焘向毛泽东发起了挑战。斗争越来越激烈。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及原红一方面军建制的五军团南下，在四川北部的卓木碉（今马尔康县东南），自行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他还以他那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过了《决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其党籍！这时，毛泽东所率红一方面军坚持北上，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样，终于结束了历时一年、经历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得冒用中央名义，只有一个中央。”十二月五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宣称：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名义，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张国焘的口气是如此咄咄逼人。
　　中共面临着大分裂！红军面临着大分裂！毛泽东面临着严酷的局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当然不可能接受张国焘那个“党中央”的“领导”；以张国焘为首的那个“党中央”，也不会服从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于是两路兵马，背道而驰。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林育英鼎力支持毛泽东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育英出现在陕北。他出席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除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之外，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林育英既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又跟张国焘有着患难之交，而这时他是共产国际特使。中共中央决定，由林育英出面，以共产国际派员的身份，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不服从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应服从了吧。
　　林育英在中共党内，具有很深的资历。曾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的林育南，就是他的胞弟。林育南还是中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那次突遭国民党特务大搜捕时，林育南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林育南死于上海龙华刑场。林育英早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跟恽代英、陈潭秋过从甚密。一九二四年秋，他和李求实一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回国，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出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当毛泽东上井冈山时，他是中共湖南省委成员，两人结下友谊。此后，他又在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出席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一九三○年十二月，他在抚顺的火车上遭捕。寒天腊月，他被泡在冰水中受刑，仍坚不吐实。在狱中十三个月，遭受百般折磨，以多病之身获释。他被中共送往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此时，他担当起说服张国焘，防止中共大分裂的重任。他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不断给张国焘发电报，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记叙：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应为林彪的堂兄——引者注），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出现。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那“源源而来”的电报，迄今仍可从档案中查到。如其中的一份，全文如下：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指共产国际“七大”——引者注）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十六日九时据考证，这“十六日”应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从电报中可以看出，林育英是以“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出面的，而且他“带有密码”，可以在陕北与共产国际直接通电报。密电码是刘长胜带回来的，他稍晚于林育英从莫斯科到达陕北，从此陕北与莫斯科有了电报联系。这样，张国焘也就致电林育英，称“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张国焘仍坚持他那个“中央”是“党中央”，但已愿“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电报一次次切磋，林育英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的政治路线”，“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指共产国际代表团——引者注）”。这么一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那个“中央”。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他们（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这样，中共避免了大分裂，红军避免了大分裂。
　　一九三六年六月，贺龙、任弼时所率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于西康甘孜。接着，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的三大主力终于大会师，变成一支统一的军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来到陕北保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对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会师之后，十二月七日，中革军委调整、扩大为二十三人，成为红军最高指挥部，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又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作了检查，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完全战胜了张国焘。张国焘的错误被定为“右倾分裂主义”。此后，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虽口口声声承认错误，但实际上却耿耿于怀。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他乘去祭黄陵之际，投奔国民党。他随身只带警卫员张海一人。当张海发觉张国焘反叛中共时，不愿跟他走。张国焘后来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晚景凄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城养老院医院。
　　林育英则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病故于延安，毛泽东、朱德亲自为他执绋。毛泽东亲笔为他的墓碑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神仙”王明从天而降
　　在战胜了张国焘之后，毛泽东又面临着一次严重的挑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人们不时仰视着黄土地之上的那顶蓝天，希冀找到飞机的影子。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延安党政军要人，都在机场上伫立静候。不言而喻，将有大人物自天而降。终于，一个黑点在天际出现，隆隆机声响起来了。哦，一架苏制军用运输机由远而近，降落在机场上，引起了一片欢呼。飞机来自莫斯科。只是由于续航力有限，不得不中途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降落、加油。根据苏联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签订的协定，开辟西北航线，从苏联运输军用物资，帮助中国抗日。这架军用运输机是秘密地由兰州飞来延安的。
　　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个子矮小的人物，那双高统、发亮的黑皮靴显得格外醒目。他摆着一副领袖的架势，在机舱门口站了片刻，频频向欢迎的人们招手，留下充分的时间给摄影记者拍照。此人便是王明（陈绍禹）。自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庆树在上海登上赴苏海轮起，已匆匆六个春秋。离去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眼下，陕北不仅拥有南北长九百里、东西宽八百里的红色区域，有十几万人的红军，而且红都延安居然有飞机场，虽说这机场那般简陋，不过是一片山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