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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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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2
张闻天后来的自述以及周恩来、博古后来的谈话，不仅说明了当时如何“婉拒”了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的要求，而且说明了从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共中央“无总书记”、“不设总书记”。直至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才重设总书记。也就是说，从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一九五六年九月这二十五年零三个月的漫长岁月，中共中央“无总书记”、“不设总书记”。当本书——《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初版本出版后，一九九三年第6期《上海党史研究》发表了吴景平对本书的书评《以文现史的佳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的成功尝试和若干不足之处》。吴景平在书评中对本书提出不同看法：中共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后，才决定不设总书记的，在此之前设有总书记，并由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则同意笔者的意见，对吴景平的文章表示不同看法。他写了《张闻天担任过党的总书记吗——兼谈一九三一年至七大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演变情况》一文，指出：《上海党史研究》一九九三年第6期发表的吴景平为叶永烈所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所写的书评中提到：“中共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后，才决定不设总书记的，在此之前设有总书记，并由张闻天担任。 ”笔者认为上述说法是不确切的……
一九三一年四月、六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周恩来被迫将赴江西苏区，王明则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九月下旬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补选博古、张闻天、康生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陈云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再加原政治局委员卢福坦和另一个李竹声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未再设总书记。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随着黄浦江上一艘日本轮船汽笛长鸣，徐徐起航，王明和他的妻子孟庆树，以及吴克坚、卢镜如，离开了上海。
王明于同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那天，赶到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从此，他在那安全的“红色保险箱”里，和米夫一起遥控着中国共产党。就在王明离沪后一个月，暮色笼罩着上海滩，华灯初上，从海宁路与山西路交叉口的一家烟纸杂货店里，走出两名男子。他们跳上两辆人力车，直奔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其中一个男子，穿对襟哔叽中式短上衣、蓝色哔叽中式裤子，广东工人模样，车上放一只手提箱。另一男子为他送行，送他登上一艘小火轮。
那广东工人模样的男子，便是周恩来。他朝广东汕头进发，特意打扮成广东工人。临行时，邓颖超在那杂货铺楼上。为了不引人注目，她没有下楼送行。
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这使命和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一样，是为了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周恩来取道汕头，沿着一条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他一上船，一个绰号叫“小广东”的地下交通员便跟他接上了头。死了向忠发，走了王明、张国焘、周恩来，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博古负总责，张闻天和卢福坦成为他的副手。在这里要特别指出，“负总责”与“总负责”，只是两个字颠倒了一下，含义不完全相同：“负总责”只是表明肩负的责任，而“总负责”除了包含“负总责”的意思，还多一层意思，是一种职务的名称。早些时候的中共党史书籍中大都写作“总负责”，现在都改用“负总责”一词。后来，博古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张闻天比他早几天到达那里，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卢福担负总责。卢福坦出任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三个多月——因为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也有人说是二月，如中统特务庄祖方的回忆），他就落进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手中。当年的中统上海行动区副区长陈蔚如（又名陈俊德），后来在其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统内幕》，《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这么写及卢福坦被捕后的情景：
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卢福坦于一九三三年四月被密捕后，临时关押在小东门东方旅馆内，这里环境比较好，不像在上海市警察局里面那样阴森、恐怖。根据卢福坦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和地位，其意志应该是比较坚定的，可是在劝降特务和他谈话之后，他很快表示愿意自首，并为中统上海区对中共江苏省委的连续破坏提供了很多情报，成为可耻的叛徒特务。卢福坦这么快就叛变，连中统特务也感到意外！由于卢福坦提供了线索，位于上海北四川路、天潼路的中共江苏省委处于中统特务的监视之中。两个不满十八岁的中统特务蒋某和吴某在马路上踢皮球，故意把皮球踢进三楼的房间中。借口进屋捡皮球，他们侦察了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紧接着，便来了一个大搜捕……
卢福坦叛变后，居然摇身一变，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担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
上海解放后，卢福坦被捕。一九六九年被处决。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
博古出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年仅二十四岁，被人笑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连博古本人也觉得自己太年轻，资历太浅，难孚众望。王明这么劝导他：“二十四岁不小了，米夫当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还不是二十四岁？”听王明这么一说，博古心定了。博古是绿豆芽式的青年，高而瘦。头发硬，竖立在头顶，而两鬓的头发却被剃掉，所以他的“博古式”发型颇怪，像一顶黑色的法兰西帽压在头顶。近视，戴一副圆镜片眼镜。皮肤白皙，文弱书生模样。不过，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声音响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势，他的演讲富有煽动力。虽说听得出南方口音，但他的普通话在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
博古是个热情、直率的人，是个头脑聪颖的人。
博古是个化名，很多人以为取意于“博古通今”，其实真正的含义却是“上帝”。博古怎么会是“上帝”呢？那是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按照校方的规定，每个人都要取一个俄文名字。他取名БoryHOB；音译为“博古诺夫”。回国后，他以“博古”为化名。“Бor”，俄文原意为“上帝”。他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城中耆英里（今中市桥巷二十三号）。他的父亲秦肇煌是清朝秀才，在宣统年间当过浙江温州地方审判厅刑事庭庭长。他是长子。母亲朱氏是续弦。他属“邦”字辈，弟弟叫秦邦礼，妹妹叫秦邦范。最初，他在无锡的“秦氏公学”就学。十四岁时，进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便开始政治活动。他参加了“锡社”，并成为“锡社”苏州支部的负责人。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国民党。这年五月，正患肺病的他，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他已是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
这年七月，他负责编辑《无锡评论》。陆定一也是编辑部的成员。
这年九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这所大学原名“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本来很不起眼。一九二二年十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国共合作办校，大批共产党人在该校执教。一九二三年四月，中共党员邓中夏出任该校校务长，掌握了实权，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等中共党员担任教员。这样，上海大学成了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该校建有中共组织。博古入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
翌年十月，十九岁的博古突然被淞沪警察厅逮捕。只是查不到什么证据，第二天获释。不久，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学习。于是，博古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米夫的学生，成了王明的同学，成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在莫斯科的四年留学生涯，为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打下了基础。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他面前。她原名刘琴仙。参加革命后，她嫌这名字不够“革命”，取其谐音，改为刘群先，“群众先锋”之意。她是博古的同乡，无锡的女工。她的出身颇苦，从小死了父母，做童工维持生活。她先是织发网，后来成为纺织工人，投身工人运动，以至成为“群众先锋”——女工领袖。于是，她作为中国工会代表之一，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刘群先不懂俄语，中共党组织指派了一名留学生，充当她的翻译。这位留学生，正是博古。异国遇同乡，他俩用无锡话交谈，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一见如故。就这样，他们深深相爱了。一九三○年五月，博古回国不久，就和刘群先结为伉俪。那时，刘群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翌年，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于历史的机缘，他成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不可能上台；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过“共同战斗”的友谊，王明也就不会视他为心腹，不会把夺得的中共中央大权交给这位无锡小伙子。博古只在上海大学学习了一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四年，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样“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出于王明小宗派的需要，才被推上了中共新领袖的地位。政党的成熟，首先要有成熟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才“十岁”，还是一个幼年的党。纵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史”，可以看到，自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陈独秀“不视事”起，至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博古上台，频繁地在更换领袖，简直像走马灯一般：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在这中间，曾经一度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的还有周恩来、蔡和森和李维汉。另外，曾经角逐中共领袖而未能如愿的有罗章龙和卢福坦。
历史在沉思，历史在选择。领袖是政党的旗帜，领袖是政党的舵手。列宁曾如此说过：“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百五十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频繁更换着的中共领袖，缺乏威信、缺乏影响、缺乏经验，因而也就无法稳定。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中国，风急浪高，错综复杂，把好中共之舵并非易事。何况，舵手还需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令。当博古上台掌舵之时，他的前任已使中共经历了一右二“左”的曲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握别博古之际，作过如此嘱咐：“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博古有个绰号曰“黑面木偶”，含义是双重的：不光是他身材瘦长而动作僵硬的形象如同木偶，还因为他受着坐镇莫斯科的米夫和王明的“遥控”，幕后牵线。自身缺乏经验，又得听命于“遥控”，博古这位新“舵手”的命运可想而知。历史是一面筛子，正在筛选着，筛选着……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历史老人并未独钟毛泽东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那位在八七会议上，说了一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醒世名言之后的毛泽东，从此便在中共中央消失了。此后在上海、在莫斯科那一次又一次的中共中央会议，在激烈的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斗争中，不见毛泽东的身影。
历数毛泽东在中共早期的党内地位，可以发觉历史老人并未独钟毛泽东。他时浮时沉，未曾担任显要之职（除中共“三大”外）：一九二一年七月，他出席中共“一大”，是十三名代表之一。在大会上担任记录。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时，他也正在上海，照理他必定出席。可是，他“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三十四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竟失之交臂。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时，毛泽东一下子跃居要职。他不仅成为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而且成为五名中央局成员（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中的一个。他又兼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可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未选上——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委员九人，候补执行委员五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至五月初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设中央委员三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十四人。毛泽东先是作为候补代表出席大会，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最后，终于被选入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回忆往事，说过一段颇为风趣的话：第一次代表大会（指中共“一大”——引者注）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七页。在八七会议上，事先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并没有毛泽东。是蔡和森提议，应当补入毛泽东。
会议的原始记录如下：
和（即蔡和森——引者注）：要求不加入自己，因：1过去错误；2已决定去湖南，正式名单去张加入东、沉、达（张即张国焘，东即毛泽东，沉为陆沉，达为彭公达——引者注）。因要吸收新的分子。
东：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
迈（即罗迈，即李维汉——引者注）：赞成加入东取消自己。
东：不同意迈的提议，自己非外面去工作不可。
沉：主东加入，沉、达都不加入。
达：不能担任此工作。
顺（即顾顺章——引者注）：自己适宜做下层工作，不要挂一虚名。
秋（即瞿秋白——引者注）：现在不是法律问题是工作问题、事实的问题，大家不能如此。经大会表决，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推辞的原因，颇为费解：“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
毛泽东所说的“担任土匪工作”，其实是指他正担负着改造土匪的工作。
会议记录上有一段讨论农民运动的话，毛泽东如此说：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指孙中山——引者注）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在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远离中央，不再出席中央会议。他在党内的地位，依然浮沉无定。
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失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在一九三○年九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于政治局候补委员末位，次于顾顺章。此次设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七人，因此毛泽东在党内排名第十四位，可谓“忝居末座”。在王明上台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是跟顾顺章换了一下顺序，顾顺章居末位，他为倒数第二。此次设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因此毛泽东在党内排名第十五位。
然而，当历史淘汰了王明、博古时，它却选择了这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近乎末座的毛泽东——此是后话。
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究竟走过怎样的道路？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农民运动的王”差一点被处死
八七会议制定了“四省秋暴计划”，即粤、湘、鄂、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选择秋收起义，考虑到那时农民结束农忙，可以离开土地；选择粤、湘、鄂、赣四省，考虑到中共在这四省的基础较好。毛泽东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熟悉农村，擅长领导农民运动。瞿秋白便曾这么称赞过，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湖南农民革命》序言，汉口长江书店一九二七年四月版。，那就是彭湃和毛泽东。
毛泽东说过，中国四万万人口之中，农民占了三万万两千万以上，即占百分之八十，所以中国革命一定要依靠农民，发动农民。一九二六年，他在广州主持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六年底，毛泽东回到故乡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翌年三月中旬，他在武汉给中共中央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不仅在中共党内刊物上刊载，而且在汉口的《中央日报》上连载，甚至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亦以英文、俄文转载此文，足见此文在当时影响之广。此文被收录《湖南农民革命》一书，在汉口印行。瞿秋白称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王”，便出自他为此书所作的序言。瞿秋白写道：“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瞿秋白当时对中国农民的统计数字与毛泽东略有出入）说话做事，到战线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八七会议时，彭湃在南昌起义前线，不久前往故乡广东海丰，组织海陆丰农民暴动。于是，农民运动的两个“王”，一个在湖南，一个在广东，开足马力干了起来。毛泽东是在八月十二日离开武汉，作为中央特派员，来到长沙的。八月十八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毛泽东出席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担任省委委员、常委。会议详细制定了湖南的秋收起义计划。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起草了《湖南致中央函》，表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雄心壮志：
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集，第三百○三页。
这番话表明，毛泽东的头脑，最初也有点“热”。他不是神，最初也受着瞿秋白发“热”的头脑的影响。他在斗争实践中，慢慢变得冷静起来。何况，连他自己也在八七会议上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当他还不是领袖时，他颇为尊重“领袖同志”。直至他后来觉察“领袖同志”的意见未必对，他就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毛泽东为了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四处奔走。他从长沙来到了株洲，又从株洲前往安源。安源是煤矿工人集中之处，他要发动工人参加暴动。九月五日，他在安源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这时的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也想进攻大城市。
就在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他落入了敌军手中。这是毛泽东漫长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他差一点被处死！倘若不是他逃出了险境，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就要另写了！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
后来，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如此饶有兴味地叙述他当时的“历险记”：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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