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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我的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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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龙佐一样合脚。
第六章 我和刘炜的训练营
在两个星期里，教练将钱带走了。两个小孩只有100美元。我和刘炜光是吃99美分一个的双层干酪汉堡包，回来时，我们饿得皮包骨。
1997年我第一次出国，去耐克的巴黎训练营。蒂姆·哈达威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美国球员，他后来成为NBA的明星。他看上去和我们其他人都一样——两只手、两条腿，一个脑袋，只是，他好快，尤其是运球的时候，他的步伐和手都很快。他会挑战每个人和他一对一，直到他累得打不动为止。我不记得他是不是营地最好的球员了，因为那时我不知道篮球打成什么样才算好。营地有85个球员，我的编号是第85，你自己想那意味着什么吧。那时候我不担心蒂姆·哈达威有多好，因为我想的是在CBA打球，反正以后不会再碰到蒂姆·哈达威那样的人。
姚志源（姚明父亲）：巴黎之行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只去了6天，但学了很多。不是关于篮球的，而是关于自己，以及自己在篮球世界的位置。他发现，中国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球员，而且他们打到了那样高的水平。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和世界上最好的年轻球员相比位置怎样。他想，“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去了巴黎，他知道了什么是可能的，踏出国门前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在巴黎发现了篮球的境界，去美国的时候，他做得更多的就是改进自己以达到他在巴黎看到的水准。
我第一次想到自己可以跻身NBA是在1998年，那时我18岁，在美国打了2个月球回到国内。我从未想到我能打得那么好。知道为什么吗？那以前，我在中国打球的对手都比我大得多，在青年队时对手大我两三岁，在17岁进入大鲨鱼队时对手大我五六岁。这让我打得很费力，因为他们长得比我壮，球龄比我长。在美国，我终于和自己同龄的人打球了，感觉很不一样。
美国之行是从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耐克训练营开始的。而后，刘炜和我前往达拉斯加入了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的一支叫High Five的球队。这支球队在全美四处巡回，参加锦标赛。在巡回比赛时，球队可以从任何地方挑选球员到他们队里。现在不同了，球队只能从其所在城市100英里范围内挑选球员。我在达拉斯第一次见到泰约·约翰逊，他现在是奥克兰突击开拓者队的边锋……我们从那时起就一直是朋友。
泰约·约翰逊（姚明训练营的队友）：我是搭乘红眼航班来到达拉斯的。到了酒店，报上我的名字，前台的小姐说，“噢，你跟那个大个子的中国帅哥住一起。”我咯噔了一下，“什么，我参加了外国交换学生的球队？”我走到客房，敲门没人回应，我就用钥匙开门。这时，姚明给我开了门，他穿着内衣，是白色紧身的。在门口我只能看见他的下巴。他和刘炜已经睡下了。他让我进门后，就回到了床上。他们为我铺好了一张小床。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小声说，“有个7英尺6的家伙在我房间，他是中国人！”我妈说，“哦，中国人可真能长个啊。”直到第二天练习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本事如何。球场上我发现——这家伙还真是厉害。
在那两个月里，我到处打球——达拉斯之后去了佛罗里达的斯泰森大学；印第安那波里斯的耐克营；奥兰多、圣地亚哥、菲尼克斯、奥古斯塔、佐治亚的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夏季联赛或锦标赛，圣塔芭芭拉的迈克尔·乔丹营。大多数时候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要去哪里。在斯泰森我每天和乔治敦的中锋李·斯克拉格斯一起训练，他现在在NBDL（美国篮球发展联盟）打球，是NBA的次级联赛。我们的教练是塔兹·洛克，在作了多年大学教练后，他那时刚开始给开拓者队作球探。
在圣地亚哥，我为High Five队打最后一次球。我们住在美国国际大学，就在High Five夏令营所在的高大建筑物隔壁。隔着高速公路的对面是个军事基地，每天早上从大学走到High Five体育馆的路上，我们都看到战斗机起降。
在圣地亚哥我第一次和泰森·钱德勒打球。他只有15岁，人们已经说他能打NBA。他对着我灌篮，球打得非常好，但我防守很好，跳投也已经很不错。我比他大3岁，从那以后我就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够打入NBA。”
在圣地亚哥之后，我去了乔丹训练营，但我们还是每晚打球。我在上海家中的奖杯陈列柜中有两张我和乔丹的合影。一张是他和营地每个球员及工作人员的集体照，另一张中，我正往场外走，他拍了拍我的背，我在笑，但看上去很瘦。一个原因是整整2个月我只有200美元用，刘炜大概带了150块。前两周，我们什么都不用付钱，大鲨鱼的总经理李耀民照顾我们。但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耐克训练营之后，他回国了，把他的钱都带走了。我们两个中国小孩没有钱，完全自己管自己，继续在奥古斯塔、乔治亚、奥兰多等地打球。
因此，在两个星期里，我和刘炜光是吃99美分一个的双层干酪汉堡包，以及旅馆里每天供应的免费早餐，我们每天都要很早跑去吃。
另一位教练从中国过来看我们的时候，对我说：“你看上去皮包骨头。”
“当然了。”我说。
刘炜（姚明队友）：其实，姚明每天吃2只干酪汉堡包，我只吃1个。我受伤了不能打球，所以我们决定，让他多吃一点。
我猜李耀民不知道在美国球员自己付饭钱，也许他以为像中国一样，每个酒店都有免费自助餐给球员，或者球队会包揽所有费用。我希望他是那样想的。我们的钱用完后，High Five的教练里尔·尼克斯借给我们每人100元。里尔只有5英尺6（1米68），那时我不会英文，就叫他“小教练”。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还得还他100元。
终于飞回上海，许多媒体等在机场的出口。出去两个月，我没理过一次发，头发很长。虽然我在圣地亚哥和波特兰吃得不错，但还是很瘦。长头发加上皮包骨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时，我想，“这真是我吗？”
被水上摩托拖在后面，是我落后刘炜的仅有几次之一。说到篮球，我通常领先一步。入选上海青年队我比他早几个月，入大鲨鱼我们时间差不多，但我一去就首发上场，而他坐了一阵板凳（我总是首发但打不了太久）。只有入国家青年队他比我早一年，因为青年队已经有了王治郅打中锋。王治郅升入国家队后，我才进了青年队。我在青年队打了一年就升入国家队。我进入了国家队三年后，他才入选，因为国家队已有了很多防守。在哪个队打球或者是否在一起打球，对我俩来说都没关系，我们一直是朋友。我看美国大片《兄弟连》的时候，就想到和刘炜一起一级级球队晋升的历程。许多人一起开始，但一个走了，又一个，再一个，最后，只有少数人留下。留下的越少，就越特别。
我激励他，帮他升到我这一级球队。我会给他看我的球衣。他先入国家青年队的时候也是这样激励我的，对我刺激很大，因为那是第一次我们中的一个穿上印有“中国”字样的球衣。
“看到吧？”他说，一边给我展示国家青年队的球衣，“感觉好极了。”
1998年秋天，也就是在美国一起度过的夏天那两个月之后，我们同在国家青年队打球，但之之后，我跟国家队一起训练，他们出发去打亚运会的最后一天，把我裁掉了。
在那以前刘炜和我一起打球已经很久了，我们常一起谈论篮球。1997年我们成为真正的好朋友，两人之间有一种特别的默契。没人这么说，但我和刘炜都相信。在和刘炜一起打球的岁月里，我们总共只吵过一次架。那是在97－98赛季，我们输掉了一场和江苏龙队的比赛。我跟他说他本来该怎么怎么打，他也不客气地指出我的错误。争吵没有持续多久，我们很快就重归于好，这件事最终还增进了我们的友谊。
第七章 商业的故事
常青公司和X先生一直让我去该公司的经纪人迈克·科尼下榻的酒店，“我们谈谈吧。”他们说，我就和父母一块去了，他们留住我直到凌晨3点，我就坐在那听他们说。我觉得自己没有选择——要么签约，不然他们不会让我走。
2001年我决定不参加NBA选秀，但感觉有些失落。那年王治郅去了NBA，成了第一个进入NBA的中国球员，他是在1999年选秀中以第36名被达拉斯小牛队选中的。那是我想去NBA的真正原因：因为王治郅是凭他在2000－2001赛季最后几场的表现，最终得以加入小牛队的。但我想，“一切并未结束。我仍然有机会。我只有21岁，明年还可以去。”
我本来也是可以和王治郅一样参加1999年选秀的。大鲨鱼球队一位重要官员——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我们称他X先生吧——真正地推着我参加1999年的选秀。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那是X先生一个人的意愿，而不是大鲨鱼的老板——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意愿。
说实话，那时我也不想去。我的梦想是加入国家队，和王治郅一起打球，拿亚锦赛冠军，在CBA打球，如果可能的话，在那也拿一个冠军。
但X先生说，常青公司（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体育经纪公司）花了很多钱在机票、酒店食宿上，派了一个人飞来上海和我签合同。所以我们就在上海的东视大楼会了面。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场的只有X先生、我父母和我。他们谈了很多关于钱的事情，经理给我看了一份合同。现在我知道一份普通的NBA合同有两三页纸，NBA规定经纪人不能拿超过4％的佣金。常青经纪公司给我的合同只有一页半纸。合同中说，常青公司将从我收入中拿走33％——包括NBA合同收入、广告及所有其他收入。当时我无法了解到，这不是一份正常的合同。
我们谈了4个小时。一回到家，X先生的电话就来了，问我觉得合同怎么样。我说我不想签。他说：“这对你可是个好机会。你会在选秀第一轮被挑中的！”
三天里，他们几乎每个小时给我打电话。我关了手机他就打到家里来。你们要知道，我那时才19岁，又是队里地重要领导要我签约。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那时不想跟常青公司签约，也不想去NBA，但我也不想损害自己在中国的前途，我不知道X先生会做出些什么。我那时有这种感觉，上海大鲨鱼队可以控制住我，我像是他们手中可以出售的物品。因为是X先生说话，我以为大鲨鱼队的意思也是这样。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只是X先生个人的意愿。
常青公司和X先生一直让我去该公司的经纪人迈克·科尼下榻的酒店，“我们谈谈吧。”他们说，我就和父母一块去了，他们留住我直到凌晨3点，我就坐在那听他们说。我觉得自己没有选择——要么签约，不然他们不会让我走。如果不签约，不知道我的篮球生涯会怎样。于是我就签了。当我们离开酒店的时候，我妈说，“我觉得我们刚把自己卖了。”后来发现NBA可以中止这份合同，我马上就这么做了。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在99年姚明被迫签约的第二天，耐克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我，他们非常沮丧、愤怒、烦躁。“让我先看一下合同，”我说。我看了合同，告诉他们让NBA球员联盟参与此事，因为姚明有自己的权利。球员工会的主席比利·亨特看了合同说，这太荒谬了——姚明不必上交那么多钱，有相关的条例和规定，等等。然后他们让我征询法律意见，我找了两个律师看这份合同，他们都认为合同无论从球员工会角度，还是作为法律文件本身都是无效的。那是一份个人服务合约，姚明有权终止它，于是姚明这样做了。
我们真的做好了准备让姚明参加2001年选秀，但出了常青公司的事情。尽管姚明撤回了合同，他们还是宣称与他还另有一份合同。这样，把大家都吓跑了，大鲨鱼又不放他——那是姚明的低潮，一切都准备好了，势头在那，他兴致勃勃准备去美国，但又惹上常青合同这样的麻烦，让他未能成行。
我还记得常青公司合约的内容。说他们会带姚明去美国，保证给他提供食宿、汽车、英文课、驾驶证、公寓和手提电脑，而他们提取33％的收入。我后来发现他们连NBA经纪人资格都没有。
赢得CBN冠军后，我10天都没碰球，没时间，人人都想见你，拍照，吃饭，举办晚会。全队都得分头去做这些事。我去美国的航班被迫推迟了2天。就是说没能早到2天，调整13小时的时差，我星期一早上离开上海，当天晚上到了芝加哥。从洛杉矶去芝加哥的第一班航班还取消了，我很晚才到O‘Hare机场，大约9点钟。
星期三我测试给所有人看，但之前已经答应跟纽约尼克斯和芝加哥公牛另外测试，并一块吃饭。姚之队和东方队让我为那两个队做点什么，因为他们对我的兴趣超过其他球队。在我考虑到NBA打球前，他们就多次来中国看我打球。我那时自己不做任何决定，只按照章明基给我制定的计划行事，但我很高兴给予尼克斯队和公牛队特殊的待遇，因为他们让我感到荣幸。
星期一晚上，由于时差，也由于终于看到自己接近NBA梦想的兴奋，我整晚都睡不着。我用手机给女朋友和其他在中国的朋友打电话，因为是中国的白天。最后终于想睡觉的时候，已经该准备尼克斯的测试了。为了清醒过来，我喝了4罐百事。我还要求在测试前做一个小时投篮练习。
离开酒店去测试时，第一次见到比尔·沃顿，他穿着一件很滑稽的T恤——绿色、红色、黄色——而且打领带，但衬衫没领子。他给了我一件那样的T恤。科林也拿到一件，我想，“他干什么呢？”我们只聊了一两分钟。他对我一直很好，很帮我，但从那天开始，我觉得他有点疯狂。那是我的第一印象，至今没有改变。
我得说第一次单独测试进行得很不错。只是投篮，但我的命中率是80％，15到17尺处一次都没错过。我们在一个很大的体育馆，有许多篮球场。后来我才知道那地方是慕迪圣经学院，那里是NBA选秀前训练营的所在地，球员在那里可以与他们想见的教练和篮球经理见面。没有其他球员在，所以我没人对抗或一起打，只是投篮，在场上跑来跑去。
如果你打过篮球的话，就知道长时间休息后的第一次训练总是能过得去的。到第二次，很久不训练的后果就显现出来了。在我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第二次的大测试发挥就不过如此。我想只发挥了60－70％的实力。
另外一点我没告诉过任何人，在大测试时打成那样的另一原因是：我认识他们带来跟我对抗的中锋——克里斯·特福森。2000年，我跟他打过球。我还在国家队，我们在波特兰训练了几天，那时他还在俄勒冈大学队，在一次练习中我们对打过。
章明基告诉我克里斯·特福森会和我一起参加2002年选秀。我想，“如果和他对阵，我打得太好，也许没人会选他的。”我不想这样，于是在可以灌篮时我只是投篮而已。
我知道许多在场的球队经理认为我不够狠，觉得我应该干掉他的。但我想，“算了吧，这只不过是测试而已。”我知道测试对我很重要，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是不要受伤。快艇队的一个队员昆廷·理查德森当时在看台上，他说本以为会看到一场常规的NBA选秀前测试，球员竭力干掉对方。我对NBA选秀前的测试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我也觉得我的测试有些不同——其他测试时，除了队里的教练和经理没有别人。而这一次，整个体育馆满满的。所有记者和媒体从二楼的室内跑道往下看，而所有的教练和经理都在看台上看。有一队中国官员，每次我跑过他们面前时都鼓掌。我从不觉得测试时必须展示出我最高的水平，看看我在东方队和国家队打球不就行了吗。这样的测试像买汽车，当你在杂志或者电视广告上看到一辆车，你想：“那辆车是不是像看上那么好？真的那么漂亮、那么快吗？”去车行亲眼看过之前你不会知道，去过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想买。你试驾一下，不用开到车的速度极限，但仍然能试出速度快时的感觉。我就是那辆车，测试就是一次试驾。
第八章 钻进了死胡同
你也许会认为篮协会高兴看到中国的球员打入NBA，为国争光。但当时他们并不这么想。球队不希望他们的球员成为明星或者超级巨星。如果球员知名度太高，他们会觉得难以控制。
与章明基和几位教授会面商谈的第二天，我就飞回中国，这时我已经知道，或者说已经确信自己能去NBA了。上次篮协阻止我去，NBA并没有过于关注此事，连我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时机是否合适。但现在NBA的每个球队都见过了我，即使没有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没人说我不能成为NBA中的一员。虽然测试时我没有100％发挥，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我有可能成为NBA的状元秀。由于东方队已同意让我走，剩下的就取决于中国篮协了。大家都赞同我走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还会固执己见呢？我想不会的。
你也许会认为篮协会高兴看到中国的球员打入NBA，为国争光。但篮协和下面的球队从不这么想。球队不希望他们的球员成为明星或者超级巨星。如果球员知名度太高，早先的中国篮协会觉得难以控制。我从芝加哥测试回到中国，东方电视台想做一个关于这次旅行的电视专题，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篮协不同意。我想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人人看到我的表现和NBA对我的浓厚兴趣，再提出让我走的交换条件时，就不能如愿以偿。
然而，从芝加哥回国后把我与传媒隔绝，也让他们出了岔子。许多记者试图找到我，但我改了电话号码。有两个人还是弄到我的新号码打给我。但篮协说过如果我接受记者采访的话，得让他们知道。所以我就对记者说，“我什么都不能说，中国篮协说你们得去跟他们谈。”我本来就不想回答关于美国之行的许多问题，但篮协的做法使这件事变成他们的错，而不是我的，又被媒体批评了。
我认为李元伟接任中国篮协主席后，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如果当时他在任的话，他会同意东方电视台做这个专题，召开新闻发布会。但不幸的是，我到NBA之后他才接任。他人很好，会把中国篮协搞得更好的，但他要施行改革还尚需时日。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2001年姚明不能去选秀，非常失望，那之后我马上开始和东方队协商姚明去NBA的事。但当我2002年五月末，抽签后的约一周回中国时，X先生忽然开始竭力把我排除在谈判之外。我不知道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肯定发生了什么事。他作为中国过来的团队中的一员，我们本该在测试后开会的，但他食言了。听说去了加州去见另外某些经纪人，一个原因可能是其他经纪人向他许诺了比我答应的更多的姚明收入分成，问题是那些经纪人从没跟姚明谈过。也许他认为，只要破坏了我的信誉，姚明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一个对他更妥协的经纪人。X先生开始在公开场合攻击我。他那时的任务是赢得选择姚明经纪人的权利。他的想法是：“我们怎么能信任章明基来保护我们的利益呢？”显然我的回答将是：“我的责任不是保护你的利益。”但他们不是那样想的。对国外的人，尤其是美国人，这一点很明显，但如果你了解中国体育的发展模式，对他们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X先生不断向媒体灌输，说我不具备经纪人资格。我非常小心，不作回应，否则事情会更糟。这完全是商业上的事，没必要针对个人。当一个记者问我对受到的攻击怎么看，我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事情会解决的。”我说。
李耀明把常青公司合同抬出来反击，说姚明已经承诺了别的公司，所以我的干预是发疯。他犯了个错误，因为我手上有常青公司的合同复印件。
合同约定常青公司取得姚明全部收入的1/3。一个大问题是合同的签名方只有常青公司和姚明，没有其他人。现在我知道了，X先生原来打算东方队拿1/3，姚明拿剩下的1/3，但这都是口头上说的。这些细节都没有对外公布，X先生只是竭力宣扬，常青公司和姚明之间有合约。
于是我找到东方俱乐部的总经理白李，对他施加压力。“你们绝对不会分文不要就放姚明走，”我说，“合约上没有你的签字，你们又没有和姚明签合同。那么你们怎么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利益呢？还是你们之间有什么不能见人的约定不能公开呢？若没有，人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们把俱乐部最值钱的资产拱手送人了。”我一直觉得白李是个好人，我确信他不完全知道协商进行的情况和常青公司合同的内容，他最关心的是电视台的经营。
他说：“不可能。俱乐部签了名的，X先生告诉我说有俱乐部的签名。”
“我有复印件，”我说，“你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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