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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杀人--以色列美女特工自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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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抢先说：“我陪的那个，和每一个擦身而过的阿拉伯人打招呼，‘你好鲍比’！他说人们会对自己取了名字的人不那么害怕。如果说这表示他对每一个过身的阿拉伯人都心存恐惧的话，那就见鬼去吧伙计！”
“至少你不能责备他对危险没有警惕性吧。”我想让他平静下来。
“他拒绝喝茶，要求喝啤酒，下午的时候他又把水给扔了，因为有异味。”另一个开始汇报了。
“等他觉得渴，就不会这样任性了。”
“我陪的那个想扮成阿拉伯人，可他白得像个丹麦人：太阳一照就跟大红虾似的！帮他找到一盒化妆膏还差不多。有他在我旁边，人人都把我当成游客：我一辈子都没丢过这种脸。”
“挺好嘛！这样一来，你伪装得很逼真，没人会识破你。”
“安东把他那块有测时－日历－罗盘－卫星定位功能的007表给弄丢了。他坚持要去一个阿拉伯人的警局报案！你说这严不严重？他不听劝告，把我甩了，自己跑到警察办公大楼里去。当他开始描述那块表的样子的时候，阿拉伯人如临大敌的样子我就不用跟你说了！”
“有意思。为什么不到爆破处去申请一块‘改装表’送给安东，让他明天再去雷马拉走一趟？”
“还有更糟的：我把他拖出来的时候，你以为他会像个正常人一样，向我表示谢意吗？才不呢，他说他要向我的上司投诉！我告诉他你就是我的上司而你肯定赞同我的做法，他说，他要向‘你’的上司投诉。顺便说一句，他现在正在你上司的办公室呢。”
“好啊，那又怎么样？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叹口气。
“我那位拉了一天肚子，把所有的卫生纸都用光了。他说我们的后勤水平不行，也告状去了。”
“没什么，受点批评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够小气的。”
“我那位和几个东正教极端分子八卦了一个小时，就因为他们和他一样，是波士顿来的！”
我知道这个同伴是个语言纯洁主义者，调侃他说：“我想你趁机纠正了一下自己的口音吧？”
这次他们的抗议就跟大合唱似的。我手忙脚乱，没办法稳住任何一个。随他们去了。
“陪他们去那边根本行不通！他们完全不懂，那些敢死队员晃来晃去不是爱钱，也不是为了毒品和爱国。是根深蒂固的仇恨。那些阿拉伯人，没有一个是能被爱心感化的！你去和他们说清楚……他们太轻率了……他们恨不得和每一个人亲密无间地聊天，他们甚至能把巴勒斯坦警察叫过来提一打问题。我们受够了，我们叫停的频率就跟交通警察似的……他们不能渴着……他们每顿都要吃牛排或者汉堡……他们的口音真可怕……这帮美国人什么都不懂！我们到处无所顾忌，也无意收敛。”
我等着他们平静下来，等着他们自己闭嘴，可他们怒气未消。同伴们看着我，目光闪烁。我明白他们还有话没说出来。我问：“还有什么？”
军衔最高的那个扫视了一圈，寻求到同伴的支持后，他重重地往前走了一步。有点迟疑。
“你知道吗，那个小队长安东，穿得很好的那个大头娃娃？”
“安东又怎么了？”
“下午回来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去参观了电脑房。你知道，这是日程上有安排的。”
“没错，我看过，由人领着参观‘情报处’。然后呢？”
“然后安东说，你的电脑是破烂狗屎，他用它什么也干不了。”
“他说什么？”
“你不是听见了嘛。”
我应该控制自己，我应该强迫自己正确对待，就像听刚才他们抱怨时一个样。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是有点‘破烂’……怎么说也是旧了点……”
他们看着我，有点泄气。我想，我的外交礼仪已经表现得比较充分了。
“够了！这个穿着500美元衣服的家伙！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忍无可忍了！”
副官像个孩子似的重新活跃起来，继续报告：“他说，‘瞧它发出来的这噪音和热气，这哪里是什么电脑，这是散热器呢’！”
“让他们见鬼去吧，和他们闪闪发亮的手表、衣服一起见鬼去吧！明天，我们把他们丢到巴勒斯坦人那边不管了。”
我们真这么干了。丢起来也不容易，他们太好识别了，那些勇敢的人——不管是以色列军人还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总是飞快地追上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带上“我们的朋友”一起走。在这点上倒是步调一致。傍晚的时候，趁他们专心致志听一个能说一口好英语的阿拉伯人历数1948年以来的悲惨处境时，我们终于逃之夭夭，自己回了总部。不用说，当天晚上我因为这不负责任的行为而被骂了一顿。我早料到了，这是该付的代价。
“你怎么敢？”指挥官说我几乎酿成外交风波，“把他们丢在巴勒斯坦人的地盘上，孤零零的周围都是满怀仇恨的阿拉伯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自然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就在哨卡旁边。士兵都看着他们呢。大太阳的，他们不会看不见美国人身上‘材质特殊的衣服’。”
例行公事地斥责了一通之后，指挥官向我宣布，我们被正式取消了余下的培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他，心情有点复杂：“晚上他们到底怎么从雷马拉回来的？”
他告诉我：“阿拉伯人不愿意留他们，开车把他们又送回到哨所。”
“两百米外那个吗？他们就不能自己找回去？”
“不管怎么着，他们都是由你负责的，”指挥官目光阴沉地提醒我，然后示意我马上出去，与此同时他耸耸肩，脸上闪过一丝暧昧的笑意。
几个月后，我们受到安东和他同伴寄来的一张贺卡。是寄给大家的，上面只有几句预先印好的套话，署上名。信封上，在打印的大写的收信人地址下面，能看到一行小写的字，用括弧括起来了，“不友好”。
这天早上，我被通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有医生，大头儿们——乌里也在其中——还有小头头们，包括我的“顶头上司”指挥官。一如既往，他还是在我的Krav Maga训练问题上纠缠不清。
他声称：“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她的问题。特殊待遇已经让整个队伍很不安定。”
另外一个指挥官附和到：“是该换种处理方式了。”他担心影响自己带的小队。
有人建议：“如果我们给她一个‘职务’让她自己去干呢？”
接下来，就是要给我带的小队一个名字，以和其他小队区分开来。问题是我的队员都没练过Krav Maga。我试着告诉他们，说安排起来并不难，但头头们不想开此先例。
至于我的教官多夫，他倒是从我最后一次出任务之后就改变了看法。眼下他就极力为Krav Maga说好话，只是立场过于温和。不应该放弃耐力训练“因为她非常需要这个”。他建议多练习。
那位医生呢——纯粹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和担心，他曾在一次Krav训练课后为我做过非常认真的检查——他一点也不含糊：这种训练有助于我康复。他证实，心理效果不错这是无可质疑的。他总结说：“从概念上来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谈谈‘精神’训练的问题。”他的报告帮了我忙。
第一次，我采取了非常文明的陈述方式。我写了一份报告呈交上面，说明我的立场。既然保下一条命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有说服力，我便换了一个角度，说得头头是道：任务往往艰巨，我需要学会先摆脱困境，再想办法达到目的。在规范训练里目前这类需要还没有受到重视，这使得我停滞不前，妨碍了我在钝性方面更进一步。为了达到“被动力量”之效果，我必须加强积极反应的能力，而把它用在最后关头。一旦我真的掌握了这种本事，保持钝性就没有问题了。我保证。
讨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们还在原地打圈，因为没人愿意接受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给我完全的自由。这一主要议题还没有结论，他们开始转向什么“战略分析”，以及如何用我最为合适的问题。
讨论再次卡壳，还是乌里以大头儿的身份出场，画了个句号：“暂时就随她吧。”
这么多年里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就不能得到五分钟的安宁吗？”而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胜利在望。乌里的约法三章简单得很，也还显得可信：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训练，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任务，哪怕是很古怪的任务。他盯着我的两眼，最后下了个结论：“至于你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动也好，不被动也好，前提是不要惹出麻烦。”
对他们告一段落，对我也告一段落。大家都满意了。
2000年10月12日：两个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在雷马拉的警察局里，被野蛮地以私刑处死。
一次大范围的“整顿”。一帮“管理干部和高级军官”跑来巡查队伍、营地、装备和训练情况。目的在于让我们忘记那些众所周知的挫折，鼓舞士气，让我们觉得自己颇受重视。
他们在同一时刻就布满了各个岗位，满脸笑容地站在我们背后，让我们没办法交头接耳。我们行军和跑操的时候，也会和他们不期而遇。
有个为我们准备“年度总结”的可笑家伙实在让我难以忍受。他和我聊什么耐力和计算机，和翻译聊语法和句式，和射手聊弹道学和瞄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他甚至打听Krav的训练问题……趁我不在的时候。他知道我那会儿不在。什么东西。
我保持耐心，第三千次倾听那永远的经典名句，“以色列是一个强敌环伺的小国家，它曾经不得不现在依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我心想，三四十年来这段话利用了多少人，又有多少失去的生命和被毁掉的家庭该由它来负责。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我在想多少生命被毁了……”
“今天晚上我可以在上帝面前说：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
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可笑之极！他有什么资格来评判？在他眼里，什么是“东西”，什么又是“人”和“什么也不是” ？在他看来我又是什么？一件东西？什么也不是？反正不是人。
从他们死去或者被毁掉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可能“什么也不是”。这是明摆着的。所以这个家伙说的全是一派胡言。他们是为了某样东西才受苦受难。但那又是什么呢？国籍？理想？一份能够拯救一个人或者一百个人的情报？这值不值得呢？没有人可以评判。我更倾向于相信，正是上面的人，把他手下人的命运指向了痛苦和死亡。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就像在尽一个痛苦的义务，忍无可忍。他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果我们做不到向不同的战略伙伴都证明其安全保障，这个地区就不会有所改变。照他这么说，给人安全感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故意让对方置身险境，找出危险，然后欢呼自己的胜利。我们的头头们想出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诡计，还自以为聪明绝顶吧？“谁也不会想到，有人会自愿被人当白痴看……”他觉得有必要向我进一步阐述。饶了我吧……
开完这“通气会议”往外走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一个也有些反感的同伴，说：“对这种小把戏……”
“这不是什么把戏。”他生硬地打断我。
我不怀好意地讥讽了他一句：“你以为他们会知道你说什么吗？”
他可能还有那么一点怀疑，没有答腔，面无表情。
2000年11月2日：耶路撒冷Mahane…Yehuda市场附近遭遇炸弹攻击。两死十伤。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此负责。
我们都在看指挥官用电脑玩扑克接龙游戏。一个磕巴也没打，我们都被他的表演给迷住了：手手牌都一气呵成，没任何间隔。我鼓足勇气，向他提了一个憋了好久的问题：“你怎么做到出牌的时候想都不用想呢？”
“我不加考虑的时候才能赢，尤其是不能意识到自己在赢。”
“为什么？”
“一旦意识到赢了，我就会开始判断，就会输。”他简单地解释了两句。
原来这就是他的杀手锏。该把这叫做直觉呢，还是鲁莽？想到他很可能像玩牌这样对待他的部下，我觉得非常反感。我被强烈的报复念头包围了。我起身往外走。走到平台上的时候，回过身对着他大喊一声：“你正在大获全胜。”
立竿见影。他一犹豫，节奏乱了，出了一张臭牌。他气疯了，把鼠标往桌上一丢，冲着我：“你给我滚！”
没错，我早滚了。
2000年11月20日：负责接送Kfar…Darom村孩子们的一辆校车被炸。两人身亡，九人受伤，其中有五个小学生。
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恶化。抓了很多人。我说很多，已是成百上千。黎巴嫩和叙利亚各自的境内都在高压之下，我们好几个联络员变得束手无策。急需找到解决办法，并且取消我过于频繁的往来穿梭。即便是那些最老实的黎巴嫩人，也开始对叙利亚人的占领进行反击。以色列人已经撤军，他们不再有被人视为“亲犹”叛徒的危险。可是一年的时间，不可能抹掉人们二十五年来所承受的恐怖，还有无所不在的告密。
叙利亚人得到消息了，正在寻找明确的某个目标？或者不过是杯弓蛇影，仅仅是某些勤勉的官员的额外工作？我不清楚，也等不及事态平息。我动身了，去尽快把那边的工作做个了断。
抵达贝鲁特机场之后，我上了一辆出租，直奔市里的商业区，然后搭乘公共汽车去了另一个坐落在小山岗上的居民区。一个联络员接到我，给我说了说最新的情况，然后把我送上去城郊的汽车。在那边，另一个接头人把我带上他的破卡车。我们一起横穿黎巴嫩，过了边境线，在到达“工作点”之前又跑了六百多公里。这是我第二次深入这个国家的内地。我有一种警觉，更准确的说，是一种预感。
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五个孩子的父亲。我对他所知甚少。可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虑总缠着我。内心里有个微弱的声音一直在说：“看啊，看看，好好看看！你什么也没看见吗？你应该能看到的，在视线之外还有些东西，你应该能察觉的，在感觉之外还有些感觉！”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耳朵，心，胃，还有一切能够开动起来的器官我都全力以赴了，还是什么也没看到，我很恼火。
“你家里有人知道你来接我了吗？”
“没有，不过我父亲有点多疑。他不让我开自己家的卡车来，所以只好借了一个朋友的车。”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要找的原因。
“你在第一个公共汽车站停下，我自己接着走。”
“你疯了？坐公共汽车，你得花上两天时间，而且至少倒六次车。”
“这无关紧要。按我说的做，然后你直接回家。”
他服从了，把我放到车站几百米开外的地方，自己开车走了。还比较运气，只等了四十来分钟，车就来了。在第一个关卡，我看到那个接头人已经被捕。消息很快就在车上这些等着重新开拔的旅客中间传开了。他们互相打听，还向路过的士兵打听，这个男人是什么人。我从这些传言里得知，是他一个表兄告发了他。在告密成风的环境下，亲戚也会互相举报。在这个美妙的国家，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坐着公共汽车，我顺利过了关。可惜他们还疯得不够彻底，到下一个关卡，所有的旅客都被拦了下来。我们就这么困在一个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更倒霉的是，一帮当兵的刚刚赶来这里解救他们毫无经验的长官，有几十个人他们的做法表示抗议，把这长官给围住了。
旅客被粗步分成两拨，像我这样持欧洲护照的人很快就被检查完了。接下来就复杂了。由于场面失控，审讯无法进行——这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也无法核实身份——这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军官对此所作的反应和所有无能之辈如出一辙，也就是大发淫威。为了镇住大家，他下令狠揍一部分人，再关上一部分人。
我被列入了被关的那一部分，这真是从未有过的事。我因此逃过了一顿打。至少暂时如此。第二天，他们宣布，我们将被送到最近的一座城市去，一百公里之外，好进一步审问和查证身份。我使劲地琢磨：这么长的路程，这么糟糕的路况，我还是有可能干点什么的。他们肯定会睡觉。如果我跳车，他们可能会开枪。问题是去哪里，怎么去？去既定目标是不可能了，唯一的去路已经被布控。横穿旷野可能需要半个月以上，何况我没有食物，也没有钱和证件，更别说接应的人了。
根据这个城市驻防有重要的兵营来看，它可能和中心数据库是联网的。虽然计划被打乱了，但也许让他们把我带过去更好。我不太了解这一片的情况，不过如果我想完成任务的话，这个行动方案看起来还是可行的。记得有人说过，要敢于随机应变……干我们这行，这绝对是个最难以决定的决定：见机行事。
和我一起被抓的这些人远没有被制服。上卡车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乱。士兵对付他们的是棍子和枪托。乱成一团，受伤的，头破血流的，手断脚断的。我想，这会儿可不能把Krav给忘了。我躲过一下，反击，然后从摔倒的士兵手里把棍子夺了过来。在一片混乱之中，我决定抓住机会，只要打倒一个，我就溜之大吉。手里有了棍子，我很容易就把前面这拨士兵给冲开了，夺路向一辆正在轰轰作响的汽车跑过去。倒霉啊，几个士兵同时跳过来了，我膝盖上猛地挨了几下，接着背上一下，大腿上被踢了几脚，还被猛抡了一棍。总之，不是反击的最后时机。
疯狂的场面又持续了一会儿，然后是吼叫整队，我被扔上卡车。好几个小时的路程。到军营里，我们在逐个受审之前先被关了一整天。轮到我，除了坐下的时候出点状况，还算顺利。一个叙利亚的上校坐在桌后，我缩在他对面，周围有几个卫兵。有个细节让我心里一动：桌上摆了一台很不错的电脑。我看了一眼和网络对接的连接线。老款型，不是RJ45，而是粗圆头的，插头那种，没有像电话线头上那样的安全止回阀。我想把它拔下来，可坐得太远了。瞅准机会，我突然站起身来，往办公桌走过去。一个卫兵狠狠给了我一下，我倒在地上，把连接线悄悄扯掉了。
如愿以偿。过了一分钟，上校先生嚷嚷网络坏了，要把“网络维护人员”叫过来臭骂一顿。看都没看一眼连接线。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进行，我现在知道了这个信息工程师的名字和头衔。不难找到他的办公室。只要找到他的机子，也就不难用上老办法。我只要查一下他机上的连接记录，看看哪个是刚刚断开的。有意思，简直是小儿科。
信息工程师一来就发现连接线掉了，他很快醒悟过来，阴阴地看了我一眼。我装傻，别人也都没在听他的怀疑论断。上校还在骂，说“好多地方有问题”。工作范围不同了，工程师的活儿一时完不了。
趁他们全都围在屏幕前，我站了起来。没人管我。他们忙着向工程师证明“好多地方有问题”。我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他们还在继续骂人，没谁注意我。我把挂在办公室角落里的钥匙圈拿过来，又走了两步，到了门外。我把手铐打开。
在楼的入口处，我问到负责计算机的上校办公室怎么走。一个秘书很热情地指路。我去了。办公室没人，数据服务器是打开的，已经登陆。不需要密码，也不需要其他诸如此类的步骤。我开始操作。
五分钟后，工程师往回来了，一路骂骂咧咧。我身上有一个微型喷雾器，用来脱身足够了。继续。我听见走廊里的叫声。上校在找我。秘书说我问过信息工程师的办公室。嘈杂声逼近了。我跳到门边看了看。他们有四个人。对我来说太多了点，我只有对付两个人的药剂。再说工程师也没带枪。
我飞快干完电脑上那点活，又飞快验证了一遍。可以了。我把门大敞开，躲到门后。他们冲进房间，没看见我，我迅速溜了出去。去大门时间不够了，我冲进带窗户的第一间办公室，跳了出去。等再听到他们的声音时，我已经跑出老远了，可惜我的膝盖被昨天晚上那几下给弄伤了，痛得很利害。突然，气喘不上来了，眼前发黑，耳朵里尖鸣。我好歹在他们追上之前钻到了一辆汽车的下面。我一动不动。他们到处搜，就是没有弯下身子。这种最基本的老一套，屡试不爽。不过还得碰碰运气，找到一辆排气管噪音小又不会立马发动的车。这很不容易。
夜深了，我爬出来，关节都硬邦邦了。上车，慢慢出发。一路没碰到路障，畅通无阻。我顺利到达先前那个接头人住的村子。我本该一刻不停地离开这地方，可是我没有。绝不能让这个联络员就这么完了。我帮不了他什么，但是至少可以警告一下那些告密的人，他们玩的是危险游戏。
他的老婆和五个孩子热情接待了我。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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