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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杀人--以色列美女特工自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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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训练的气氛一天天变得沉重。我们中间不断发生大同小异的暗杀。每天压力都在加大。有人崩溃，哭泣，祈祷，哀求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他们被无情地处决了。活着的人明白了该怎样在竞争中生存。没人再相信任何人，大多数成员都不敢睡觉，他们忍着疲惫熬通宵，第二天的体能训练则一塌糊涂。后果不堪：刁难，测验，疲惫增加，全部神经都驯服于令人生畏的考试。而我呢，抓紧时间打盹，加起来四到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足以保证我支撑下来，所以成功过关。这是个挺不挺得住的问题。女性受到的对待尤其暴虐得可以。侮辱性的、卑鄙可耻的测试接连不断。所有举措都是为了让那些挺过来的人也不敢自傲。
到最后阶段，我们三十几个人只剩下了11个活物，女的两个。离开训练基地之前，指挥官在最后一次训话时向我们表达了敬意，对我们获得的成绩，还有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包括我们这一届极佳的男女比率。
在两个月训练期间，有15天我是花在了和他们打成一片上面。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庆祝狂欢，并参与制定了我们的“职业”规划。
我总算找到一个玩失踪的好机会，得以返回以色列。多夫见到我显得很开心。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而我报以一个阴郁的眼色，等于示意他“没错，我目的达到”；也等于告诉他“可我受够了，不想再说这些”。我回到房间闭门不出，看电视，狼吞虎咽地吃完他们送上来的饭菜、维生素片和镇静剂。两天后的上午，也许是觉得我休整得差不多了，指挥官把我叫过去汇报。黄昏时分多夫来了，他打断我们，开始教我练习“放松”技巧。我在以色列不能超过三天，得回去和我的新“战友们”会合了。
尽管准备充分，心理方面也跟得上，“培训期”种种考验所导致的怨恨情绪还是好几个月里都阴魂不散。最终，这些情绪都转变成了一种仇恨，也包括对自己人的仇恨。
四处晃荡的时候，防止生病的最好办法是在饮食方面和当地居民保持一致。这些人必定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存环境，所以除了仿效他们别无它法。和疯子们相处的道理也是一样。“培训”出来的新成员在黎巴嫩南部森林或者山区里呆了两到三个星期，说是为了和老队员一起“执行巡逻任务”，即所谓的职业技巧学习。但事实上不完全如此。大部分时间当然是在“巡逻”，可这规矩对于新人来说是极好的机会，我从中得到的教益甚至比在自己基地心理课堂上的收获还要大。这种生活方式有它自由和令人兴奋的一面。没有什么作息时间要遵守，没有等着你付的发票和税单，也没有塞车和嘈杂，工作和邻居。唯一讨厌的事情就是遇到狂风了。这种生活自然简陋了点，但适应起来也很容易。
实战演习很快就替代了对一个又一个恐怖行动小组的好奇参观。在战斗中我表现得很突出，但每次对安全区进行袭击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寻机把消息传给以色列那边的同伴。
我的身份是“富家子弟”，所以没人在意我的旅行开销。凭这个身份，我能够理所当然地以处理生意为由，经常取道苏黎世去欧洲。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对此小心翼翼，每次旅行的目的地都是苏黎世，如果回叙利亚“探亲”，日程安排也毫无破绽。
可是要知道，我以这样的方式工作了好几年。阿拉伯人开始核实我的身份了，他们对我进行了跟踪和调查。自然是某些方面有出入，而关键在于我曾和一个叫阿布·夏都夫的人交谈过多，这个黎巴嫩人疑心很重。接下来，因为觉得我对事业很忠诚，他们仍然信任我。于是我 穿梭在各个机场之间，乔装行程不再困难，回以色列的机会也多了。环境，还有本能，在我的时间表里充当了重要角色。为了和所打入的这个阿拉伯组织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信任，我可能花了四年多时间。我让他们慢慢习惯于我越来越频繁的往返。我的“职业经验”已经足以帮我应付一次次信任危机，这种情形在我返回组织的时候没少出现，但每次都不过给了我机会显摆自己的“坏脾气”，伪装反而变得更有说服力。这得身处东方生活模式之中的人才能理解，这种生活模式讨厌有条不紊，特别喜欢临阵变卦。
随着日子的增长，我对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广泛的认识。他们无所事事地消磨日子，偏执到了极点，互相监视并伺机指责对方的背叛，被自以为无处不在的敌人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对于我这个来自敌对阵营的人——在那边人们时刻担心会有人体炸弹突然跳上公共汽车——发现他们这儿也有同样的紧张气氛真是惊讶不已。我还以为他们更有安全感，更强捍，没那么多困扰。
法利蒂有个别出心裁的想法：他想利用我的女性身份，派我到敌方境内去“跑一趟”，这样能打探到以色列境内以及边界情况。
“他们不会对一个女人起疑心，”他分析，“‘聋子’和你一起去。”
“聋子”是个有四十几年经验的游击队员，打战的时候一颗炮弹在身边炸了，他就聋了。他戴了助听器，但于事无补，因为他把电池给取了。原因呢，一是他听人说这“核能”电池对身体有害，二来呢他总担心以色列人在里面装窃听器。还能找到比这更合适的地方吗？每当他抽多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神智不清的时候，他就假想以色列人会在他熟睡的时候爬到他身边，把微型电子设备放进耳机里。只有取掉电池，才能确保他们的诡计不能得逞。“聋子”给我详细推理，洋洋得意于自己的计谋。
“工程师，我说的对吗？”他自信地看了我一眼，问我。
当然有道理，我暗想。把电池拿掉，清清楚楚地大声说给以色列人听，这传播更直截了当，效果更好，而且免了我们的人穿过六十公里山丘和森林爬到你身边去。
“对不对？”他又问了一遍，等着我回答。
“当然，”我高声说，“这办法太好了。”
“这样比较保险。”他点头表示肯定。
“聋子”总戴着他的助听器，好像那是他身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否则就不足以和其他人区分开来。他，就是“聋子”，与众不同。而在法利蒂看来，谁也不会逮捕一个和残疾人结伴而行的女人，何况是个“假装”弱智的残疾人。
很幸运，我只做了两次这样的旅行。这个角色不适合我。我们自己人这边，另一个情报部门也派了执行双重任务的间谍。他们想不到有我这么个“竞争者”，也想不到后果之混乱：我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行动的偶然性增大。再说，我没受过类似训练也没能力轻易骗过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机构，何况精神上承受不起这种赌注。归根结底，就算完全不考虑我们各自为政的间谍人员和反间谍机构负责人之间通气的问题，情况已经够复杂了。结果在做第二次旅行的时候，我被以色列人抓住了，在一家监狱——倒还舒适——关了十几天，然后被遣送到黎边境，勒令不得再踏入这边领土一步。
这次事件使我的伪装面目变得更有可信度，在法利蒂手下“老老实实地”重新呆了下来。几个月下来，我和其他成员一起生活，尽量和他们打成一片，最终成了其中的元老。我定期离开一段日子，要么“看我留在叙利亚的堂兄妹” 去了，要么就是“到苏黎世照看生意” 去了。起初我还被监视行踪，但很快就彼此有了信任。我无需再装样子，小心谨慎地到苏黎世、雅典、伦敦或伊斯坦布尔转上一小圈，就能回到以色列。我的女性身份并不是什么障碍。在战斗人员里总有巴勒斯坦或黎巴嫩妇女加入。甚至有人开始谈论培训女殉教者突击队去执行自杀攻击。虽然这都是些看不起女人的人，听他们说出这种话我也不怎么意外。
最难的是：活下去。除了被识破的危险无时不在，他们中间还弥漫着可怕的妄想症，哪怕受到一点点猜疑，也会立刻带来灭顶之灾。
1995年10月31日：以大马士革为基地的伊斯兰圣战组织首领Fathi Shikaki，在马耳他被处决。
1995…96年冬：大马士革和哈马斯一年下来，我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武装行动经验，得以陪同法利蒂，我的真主党小头目，前往大马士革的委员会参加总部地区会议。从苏黎世辗转汇来的大笔捐款，为我打开了这个圈子最隐秘的一面。我没有资格参加讨论，但下午由哈马斯组织的游行我掺和了一把。在叙利亚军方和秘密警察的高度戒备之下，好几百人的队伍走上街头。
哈马斯。Harakat al…Muqawama al…Islamiya，“伊斯兰抵抗运动”，又称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运动。其目标是消灭以色列，推翻阿拉法特自治机构，建立一个穆斯林政府并“把真主的旗帜插遍巴勒斯坦的每一个角落”。哈马斯和阿拉法特作对挑起战争，不承认他的领导并指控他在签订和平协议的过程中收受了贿赂。该组织的手段： 炸弹，由于是军队制造所以杀伤力比其他组织自行加工的爆炸物要大的多。而他们袭击的目标包括：以色列境内和边界的居民，甚至于国际组织派到该地区的士兵和团体成员。和真主党一样，哈马斯建立起了一个社会工作和宣传方面的网络，比如学校，医院，清真寺。
我现在就走在臭名昭著的哈马斯成员中间，真是切齿痛恨。他们活生生地走在我周围。等意识到这个，我差点没晕过去。但我随即反应过来，只想那些我认识的人，还有这几个月干什么来了。我了解他们的弱点，所以不再看得那么可怕。我放松下来。我强迫自己不去想身处何地，周围又是些什么人。继续，一步步往前，什么也别想。
不再胡思乱想了以后，就听到有人正手持喇叭在高声讲演：“只有炸弹和攻击才能让那些犹太人清醒清醒，他们必须放弃赖在巴勒斯坦的幻想……”
我不能咒骂，不能爆发，甚至于没办法叹气或者别过脸去。我得和其他人一起拼命鼓掌，振臂高呼……如果不去听他胡说八道，也许好办一点。我的大脑于是退出活动，眼睛到处乱瞄。有意思的是，我似乎并非唯一对演讲感到厌烦的人。人群里稍远处，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 摇了摇头，目光有点失落。这人让我颇感兴趣。他显然是巴勒斯坦人，绝不会有间谍敢如此露骨地表现出自己的异议。这个男人不可能是我们的人！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再靠近点，看看他。
可惜，不只是我一人注意到了他的不爱国表现。几个男人向他围过去。他抗议。我没再往前挪，挤在人群里，眼巴巴看着这场戏，无力阻止即将发生的事情。
先是激烈的争辩，那个男人看来试图解释，但围在他身边的几个人根本不想听他说什么。如果不赞同，就表明他完全彻底地背叛了真主的事业。一个虔诚教徒粗暴地推了他一把，当下一片混乱。我身不由己地往前拥，被这恐怖场面搞得呆呆的。又是几阵推搡，一个人向“叛徒”扑过去，就像鬣狗扑向猎物，然后是一顿拳打脚踢的响动，紧接着周围的人全上去了。从我站的那个地方，能看见他们的脸，他们死盯着地面的眼睛和不断晃动的身子，感觉像是把那个男人踩在了脚下。
就几秒钟的时间，等我挤到他们附近，人已经散了。剩下那个男人躺在血泊之中，不成人形。他头骨爆开，脸瘪了，两颊深陷。一些人过去朝他的尸首吐口水，胆子更大些的则淌着血水，在他的断肢上胡乱踢几脚。摇摇头就足以让他被置于叛徒行列，几秒钟已经足以让他们用最野蛮的手段杀死他。
我回头找到法利蒂和其他同伴。我仰头盯着那个演说的人，对他那两片嘴唇充满了疑惑。我和其他人一起鼓掌，举手，喊口号。临走的时候我吐了。这些景象我到底还得忍受多少年？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们。在未来殉教者的演讲坛上，在仇恨蔓延的人群里，死亡无处不在。
想想我那些法国的以色列的左派朋友们。想想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各派社团。我差点笑出声来。
1996年1月：哈马斯组织的“工程师”Yehia Ayache被人处死。他负责布放炸弹的人，最终被人引爆了偷放在他手机里的爆炸装置而送命。
第六章 HADAG是一种鱼
1995年11月4日：拉宾被激进犹太学生Yigal Amir刺杀。佩雷斯接替总理职位。
1995年12月：和叙利亚会谈失败，佩雷斯决定提前大选。
1996年2月24日： 在耶路撒冷中央车站附近，18路公共汽车遭到人体炸弹自杀袭击。26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
1996年2月25日：在Ashkalon出口，一个休假士兵班车站被人体炸弹袭击。一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
1996年3月3日：在耶路撒冷迦法街，18路公共汽车被人体炸弹袭击。19人死亡。
1996年3月4日：在特拉维夫Dizengoff商业中心外面，人体炸弹发动袭击。13人死亡。
1996年4月：加利利地区和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加大攻势。几天后，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533枚喀秋莎火箭炮，70枚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佩雷斯用军事行动进行愤怒回击。
1996年5月29日：佩雷斯的政敌、利库德党人内塔尼亚胡当选总理。
1996年夏：蓝天的尽头，绿树沐浴着清晨几抹金黄而柔和的阳光，在微风中摇曳，有点像特拉维夫春天的早晨，带着一丝甜甜的气息。这是我钟爱的感觉。我应召回来和乌里碰面，这天早晨的心情就像呼吸到的空气一样轻盈。
入行两年了，我很快就要满二十六岁，被认为具备了能够委以重任的成熟素质。最开始，虽然不知道没完没了的任务究竟目的何在，作为一个好战士我仍然遵从命令。很快，我感到无法再以这样的方式工作。我必须熟悉环境，挑选联络人。不了解任务的真正意图我就有可能丧失时机。
欠考虑之下，我向上级提出了这个疑问。完全没想到，我的报告竟然被传阅并受到重视。两天后，乌里特意召我回来，向我讲解未来六年的行动意向。这个情况通报会整整搞了两天，每天从一早开到晚上十点多，中间没有休息，一日三餐都送到办公室，前任们一个接一个地为我传授经验。
我总算从通报会上出来了。这曾经是我想要的东西。没错，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乌里的样子很满足，跟猫捉到了老鼠似的。他无比圆满地完成了对我的选拔。先用高强度的训练打掉我最初的抗拒，接着让我面对国家的现实和职责，把我强有力的反抗引导到恰当的地方，让我如鱼得水。好了，现在就剩下掏出诱饵，鱼儿自己来上钩了。
现在我正参与一个在规模和意义上都很重大的行动。毫无疑问这是个动力。为此我迈过了新的关口。我开始考虑怎么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把“造反”的梦想抛到了脑后。
第二天，指挥官叫我过去确定下次出发的时间：“乌里昨天晚上过来找我，郑重宣布的任务。他说了你很多好话。”
乌里？说我好话？我很吃惊，这可是新鲜事。
“真的吗？”
指挥官肯定地说：“当然。我当时也不敢相信。他说可以重用你。我对他说，你是个一旦有机会就会溜走的人，他却断言你有爱国心，会非常出色。努把力别叫他失望。乌里还说，用那些学院式的工作方法并不保险。你要随机应变：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千万不要犹疑不定，明白吗？”
“明白……”
我的指挥官最后说：“说到犹疑不定，乌里建议给你用‘Hadag’1这个化名。这是一种深海鱼，游动的时候从不在海湾停留，但我也不太了解这东西。总之乌里有些想法在里面吧。”
他叹了口气把我送到门口，听天由命地耸耸肩，不过他和艾尔戴德的耸肩方式完全不同。
都走到过道里了，我还听见他在自言自语：“真是个可怜的孩子！摊上这种疯狂的职业不说，还被起了这么个可笑的化名。”
顺利开展工作的第一步，是在我马上就要去溜达的国家里建起一个自己的“中转”网络。这些“中转站”都是阿拉伯人开的，这些人出于民主理想，或者因为受到过于酷烈的暴政而和自己国家的独裁者作战。他们每天都以非法的勇气在战斗，但从不和以色列人合作。所以在他们面前，我依然是一个巴勒斯坦战士。
在黎巴嫩，权力依靠腐败和武力来维系。人民在恐怖笼罩之下，尽力重建城市和自己的生活。没人可以信任，到处都是叙利亚间谍，连国家警察也为他们工作。那些有幸挤进公务员之列的黎巴嫩人并不吝于告发自己的同胞，他们时刻准备着从自己的职位里牟取最大好处，比如只要有人付钱就听之任之。总之他们对周遭一片萧条之中的一团乱麻根本无能为力，却心满意足地干些胡乱捕人的勾当，好显摆自己的权力扩大势力范围。数目可观的情报机构选择在黎巴嫩落脚，其中有一大半是欧洲国家的，都随时准备玩一把情报买卖。因为无需顾忌官方态度，各国情报机构的工作难度大减，对我们也一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准几个没搞清我们身份的恐怖组织，用钱收买若干头目，哪怕以后情况有变，损失的也只是钱。我逐渐和那些俗称“沙龙间谍”的人疏远了，他们只会给你一些敌方有意假人之手散播的情报。我开始接触没有头衔的小人物和下层军官，他们反而能帮我接近军队高层的真正实力人物。当然，这种危险系数也更大。
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旅行很有些刺激性。我太喜欢这种自由自在了。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要考虑现在，坏的现在或者好的现在，都有可能出现在你面前。而东方国家所特有的氛围强化了我的这种感觉。这里几乎没什么时间概念。和西方奉秩序需要为社会准则大不相同，这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在生活，没人把汽车或者电视节目的时间表当回事。我和这些很合拍，所以虽然身负重任还是感到轻松。一次次“旅行”的压力是一种活命的压力，因为这里的命一点也不值钱可以说是一文不值。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恐慌。他们从不把这种恐慌从外表和举止上流露出来，可是那些和你在市场上擦身而过的、迈着缓慢悠长步子的人，事实上就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但他们和西方人不一样，他们节制而不外露。即便是在谈论死亡——不，特别是在谈论死亡的时候，他们也会突然微笑。
我对自己的伪装身份感觉良好，很快融入了他们的社会。我终于有了机会，能让自己奢侈地享受一次重返自我世界的久违感觉。和训练相比，实地工作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这自然也是多夫所要的效果。
我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我用欧洲人的眼光来打量这片土地，在差不多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接受着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而且完全是倾向于阿拉伯人的地缘政治。另外，我还有以色列人的视角，更接近，更真实。我在两者之间转换，这使得我更理解我的以色列同事，而比西方人多一些审慎——更准确地说，是多一些清醒。
我最终和当地的线人建立了非常不错的关系，他们帮我做了不少事。这些人因各种原因而成了强权的牺牲品，要么是被无端怀疑为政敌的知识分子，不愿参与酷刑的医生，要么只不过是个和社会脱节的人。他们自告奋勇帮助我成立情报站。只需要证实他们的可靠性，以及一旦遇到有人告密他们神经的坚强程度。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可能出卖自己的邻居，父母，亲兄弟。与其被哪个忠诚的邻居连带告发，不如尽快把亲人亲手交给军警。
在这种疑虑重重的氛围之下，我要找个可靠的对话人也不是件轻松事。最重要的是，我也得判断对方的动机。去做叙利亚人的潜伏间谍可能是个好办法。只有一个途径：试着接近，然后慢慢混进去。当然，我懂得识别那些可能泄露对话人弱点的迹象，但最后唯有经验能真正判断一个人是可靠还是不可靠，是执行双重任务还是单纯的惟利是图。
有意思的是，这些行动除了教会我宽容之外，还教了我利用人的缺点胜过利用优点。我打过交道的有些人，是我所见过的最爱撒谎、最势利和最惟利是图的人，他们却表现得非常安全可靠。一来是因为他们比较容易预见，再则，他们不算计人，而只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得及早脱身。反而是那些所谓正直守信的社会精英人物，我在他们中间看到过亲手拷问自己孩子的人，因为他们不幸妨碍了丑恶的政治准则，比如要求民主。那些不惜用严厉手段排除思想和生活异己的人才是最危险的，社会却颂扬他们。因为经常和这种极端的人打交道，我得以确立了自己一套价值标准。一切都从那天的演讲集会开始，它让我亲眼目睹了我的人类兄弟怎样完全丧失人性。
在叙利亚我整整逗留了两天，这期间接到了第一个“接头”通知。整个过程十分利落。地点在集市，当我爱不释手那些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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