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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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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毛所确定的农业合作化的目标。在实现这个巨大的转变时，中国虽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合作化运动中采用大规模地剥夺富农或使一部分地区农业产量下降的做法，但它并没有解决毛想解决的经济问题，毛随后采取的政策导致中国的灾难，与苏联合作化运动的后果相比，至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农村进行的这场运动也引发了城镇同样的运动。工厂主和商店主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狂热，敲锣打鼓要求把他们的财产交给国家。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们因而成为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拿定息（通常是5％）的食息者。到1956年底，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基本消失。
对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公然谴责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一开始就感到不满。同年4月底，池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棒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⑦赫鲁晓夫这一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是，先是在波兰引起了暴乱，随后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统治也宣告瓦解。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犯了错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是轻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鲁晓夫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个报告中谈到，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国家政权。毛也由此断定，列宁主义的相当多的东西已被赫鲁晓夫丢掉了。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毛用了一个最为生动的比喻来表达他的这个观点：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体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大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⑧。
在1956年9月举行的中国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四个人作主要报告：毛泽东，他仅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刘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周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长篇报告，这个五年计划即将在1958年开始实施。邓的报告是第二天作的，在这个篇幅很长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概述了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党的任务。由于他的报告在风格上、实际内容上都同其他三个人的讲话有着显著的不同，因而可以把这个报告看成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宣言。其价值不仅在于它反映出邓个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而且也可作为一种标准，用来评判这些观点日后的总体发展。
邓在此论述了以下三个主要的政治观点：中国阶级关系的状况；党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及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党的领袖的作用。他在一开始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正处在顺利地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是指这个社会仅有一个阶级存在，而不是阶级已全部消亡）。他在把党在1945年的状况同它在1956年的状况作了比较之后，指出：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⑨。
在后面的一段讲话中，他说： 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⑩他所说的党的作用和政策的含义在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作了清楚而详细的说明，决议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状况之间的矛盾。决议指出，“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谈到党员的品行时，邓阐发了他曾反复重申过的两个问题：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工作作风的危害性和党同非党员合作的必要性。在一大段批评官僚主义的文字中，他指责官僚主义有以下陋习：“机械地盲目地搬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把问题“层层下放”，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一切靠命令“行事”。他由此得出结论，许多党员还远没有完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他进而提出了防止它的措施，并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党员要“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是自1949年以来一直实施的一个方针；尽管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但“民主人士”能够“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
关于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领袖（并不是“一个”领袖）的作用，邓巧妙地摆正了以下两种需要，既要顾及到毛的立场和观点，同时还要表明中国党既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又不轻视这件事。他一开始便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或在政党中的作用。但他接着又明确指出了“剥削阶级的领袖”同“工人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差别；同前者不同，后者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他们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对被领导者来说，“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邓接着特别阐释了这一点。他说，苏联的经验表明，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中国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正因为这样，它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采取了诸如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歌功颂德”等措施。“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而党的任务是“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⑾。
在邓的听众中，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定没有人会对他阐述的几条原则提出异议。也一定没有人会对他简短地、泛泛地提到苏联的经验而表示反对。更没有人会反对他为中国党的态度和实践所定下的调子；他尽量不用道歉或自满的字眼。最为巧妙的是，他把毛说成是党所实行的禁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倡议者，从而为毛开脱了责任。因为有人指责毛泽东鼓励对他自已的个人崇拜。
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却未作任何说明。这就是，党决定删去现在党章中两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很难说清楚其中的原因。他所说的一切以乎使人们觉得，毛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才同意这一变动，或者是毛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代表们一看到修改过的副本，自然而然地便注意到了这一改动，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会作这样的修政。党的高级官员在简报中是这样向他们解释的，即对此问题无须作任何说明、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现在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从邓强调这个新党章一定要是一部完整的和准确无误的党章来看，这种解释很难使许多人信服。
实际上，这其中的变化的过程至今仍是一个谜。在此之前，关于邓小平在这件事里扮演何种角色，最有把握的假设是，作为负责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小组的组长和报告人，他所做的仅仅是等待指示。
代表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一结束，新的中央委员会就召开了八届一中全会，选举它自己的领导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和一名总书记）、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是重新恢复了党过去曾经设立过的一个职务，不过与过去相比，它的地位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在20年代和30年代，总书记一直是党的领袖，而现在只是党的一位主要成员。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代了过去的书记处，并完全取代了它的职责。
邓当选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他因此便成为决策者以及党内主要负责政策实施的一位领导成员。作为总书记，他领导着一个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的机构——书记处。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从第十三位升至第六位，（原文如此。——译注）超过了林彪和其他六个人，其中包括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局成员的彭德怀和洛甫。
这些人事变动以邓的连续升迁而告终。在四年之内，他从政治局之外的一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一跃而成为中国六位最具实权的人物之一。用他官方传记中的话来说就是，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⑿。他的升迁可能多少有点运气。但主要还是靠他的能力、才干以及处理诸如修改党章这祥复杂问题的技巧。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充分证明，毛对邓有很高的评价。1954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毛曾指着邓对赫鲁晓夫说，这个人才华出众⒀。
较年长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或专家一定都不会忘记1957年，这一年发起了百花齐放的运动。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场运动是以疑惑开始，在希望中度过，以失望告终的。
毛泽东本人是百花齐放运动的倡议者。他是想通过这场运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把全国党外的知识分子变为党的热诚的拥护者。他坚信，党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如果有非党人士参加将会达到更好的效果。他断定，防止中国出现像1956年席卷东欧那样的混乱的最好途径是，改变专政与民主之间的政治均势，并且偏向民主。先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已成了他的习惯。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著名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后者能够而且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为中国作出了一项可行性的决定，即党外人士可以批评党及党员的行为，知识分子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来写作和发表言论。他进而要求这两个阶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下开始行动。但其结果是，限制了而不是放宽了这些范围，之所以如此，既不是由于毛不守信用（尽管他后来更愿意由他自己承担不守信用的罪名，不愿意承认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不是由于毛的同事们故意从中破坏（尽管他们当中有人曾竭力反对党接受党外批评的做法）。而是由于从5月初党刚一开始正式号召展开批评，不仅党员当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而且在整个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发展的缘故。
刚开始，批评是温和的。但是，当党的统战部开始在政府部门中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中召开了几次会议后，这种批评便变得激烈起来。当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开始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时，批评就变得更为激烈了。在北京大学，继承了长期政治运动传统的大学生们建起了“民主广场”和“民主墙”，并很快贴满了大字报。一些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些活动，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也开始鸣放。一些学生只批评党对个别人（例如作家胡风，他在1955年被指责为反革命）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做法。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党的领导层只讲政治原则和问题，认为整风并不能纠正它的恶习，因为这些恶习都是党本身所固有的。许多言论带有一股强烈的反苏倾向。党外人士总的来说大都比较谨慎，然而也有极少数人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党所说的“互相监督”同党员实际上对待党外人士的态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五周多的时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并把“右派分子”说成是“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六天内又连续发表了五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的作者对文章逐字进行了审阅并作了一些“订正和增删”。这篇文章包括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六条标准是后加上去的（一千八百多人听过毛在2月份所作的这篇讲话）：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它们是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的，这意味着一场反击即将开始了。
这场反击在一二天后便开始了，并很快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甚至波及到许多在鸣放期间或许是因为过于谨慎或缺少机会，而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出身可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党以他们在其他时期违犯过党纪国活为甲，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网的是许多小的非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两个人被点名并被指责为反党阴谋的组织者。接着，这场运动便扩大到了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教授和学生身上。到初秋时节，工人、农民和省级党的干部都成了目标。一些组织还分配到了必须完成的名额。在政府机关，给那些预先内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认罪和收回他们的言论，其中有许多人被检举者说成是立场不稳的人，接下来就是宣判，不过有时也会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才宣判。对绝大多数人的判决都是异常严厉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国家偏远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女作家丁玲，因与党的宣传部中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生争吵，便被送到了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蒙，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组织部中的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和死板僵化的工章，便被发配到了新疆。后来邓提拔他当了文化部长。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当中，他们都没能回过北京。
百花的齐放和凋谢给国家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消极的。它导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费，以及持续四十多年的新文学艺术时代的结束。它使毛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断言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决不能依靠他们；断定八大把中国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而代之以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仍然要放在政治议程的首位。
无论是在毛准备发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阶段。还是在反“右派”运动期间，邓小平和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一样，表现得非常积极。
在准备阶段，邓在各种各样的讲台上频频发表讲话。他的讲话表明，他是热心支持自由化的，只在“大民主”这个问题上同毛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说，他赞成把大民主——自发的游行示威，甚至罢工——当作晋通群众表达他们希望党改变方法的一个途径。然而，邓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 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⒁。
多年以后，他坦言，反右运动是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⒂。但这是他当时所持的态度吗？目前所有的唯一证据也是间接的。他在1957年9月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党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把反右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第二个阶段，并预言，这个阶段很快就会结束。他对此的估计是错误的。然而，这至少表明了他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因为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区组织任何斗争都需要时间和空间。除此之外，他的报告完全是以毛的一篇文章为依据的，毛在这篇文章中说，“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而对后者不应当采取最严厉的态度。这并不能够挽回他的声誉，但这也许足够使他得到一个公开的评价。注释：①根据1986年春官方导游向作者所作的介绍。
第九章 谋求跃进
1957－1965年
从1956年9月获得升职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整整十年间，邓小平一直是众多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所担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党的总书记——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职务，把他置于了这祥一个位置，这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总是精神炮满地投入工作，发现问题，立即解决。他不是一个等待时机来临的人周恩来有时是这样；他也不像陈云那样，在自己的提议遭到批评或拒绝时就撤回。当他通过说服的方法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断定说服不能奏效时，他就会先斩后奏，甚至是斩而不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除了批评邓小平的政治观点之外中，也严厉批评了他这种办事作风。
作为总书记，邓是共产党的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党管辖着其他一切国家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的）。邓运作的机构是书记处。书记处的成员一开始就配备得很强。到1958年5月，它的实力就更强了，当时，除邓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还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加盟书记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接管了党内外其他一些机构的权力。在“大跃进‘期间，它从政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接管了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的主要职责，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组织动员群众运动，而国务院却不能；而且当国家需要采取应急行动以摆脱”大跃进“的不良影响时，它仍沿用了这一权限。后来，当毛越过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而擅自制定各种政策时，书记处作出了许多自己的决定。它接管了通常应该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做的许多工作，因为这些机构只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文件，而且只有在得到毛个人的认可之后才能发布。在彭真强有力的支持下，邓掌握了大部分权限与工作；毛后来批评说邓小平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并非言过其实。（原文如此。——译注）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政治一直笼罩在大混乱和“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之中，而毛泽东的意图原本是想让中国走上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在毛发动的历次大的运动中，“大跃进”是独一无二的。毛并没有打算让这场运动剥夺任何阶层的社会财产或地位，也没有打算通过这场运动来清党或整党。然而它造成的死亡和带来的灾难却比其他任何一场运动都要惨重。
“大跃进”是继1957年1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而开始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实得到了顺利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基础得到了发展，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大大提高（并超过了既定目标），每年平均增长近20％。全国铁路网增加了几千英里铁路线。然而，其他方面的发展则令人失望。尤其是农业产量的增长率一直很低（并低于既定目标），只有4％。这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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