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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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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硕彝惩呈侨缘模蠢凑馐歉悴煌ǖ摹＂拚飧霰浠贾略谒兔洳烁艉遥恢比衔嗽谏缁嶂饕濉吧叵怠毕拢吧Α辈换峄竦米詈玫姆⒄埂６掖�1958年起他就主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超出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范围，扩展到了管理体制即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管理，和奖赏制度即充分依靠非物质的刺激和平均分配报酬。在这两个问题上，邓同毛出现了分歧。
在重振党的士气问题上。邓也同毛的意见相左。他们都一致认为，一定要消除“大跃进”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但他们在关于产生这种消极影响的原因以及解决它的方法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毛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许多党员严重缺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邓则认为，根源在于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所带来的纪律涣散和士气低落。毛想通过让党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农民的批评，来教育他们。邓则认为，只有在地方干部接受了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的调查，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受到惩处之后，农民才能发挥这一作用。他还认为，乡以上的干部在成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农村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根据后来以《前十条》著称的一份文件的指示精神而发动起来的，《前十条》基本上反映了毛的观点。但很快就发现，地方党的干部并不愿意组建农民的组织来监督他们自己。因而书记处在9月间又发出了一个文件（《后十条》），把运动的重点从自下的改造转变为自上的改造。这时，毛似乎并没有抱怨什么。但他仍然把这场运动看成了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必由之路，并热切地期待着农民组织将成为其主要机构的那一天的到来。
正在这时，刘少奇插手了。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个公社呆了五个月，刘本人也在河南的一个公社呆上了两周，他们两人都断定，大部分地方干部都已经腐化堕落，农民也好不了多少，所以绝不能依靠农民来纠正地方干部。刘因此便起草了第三个文件《后十条》修正草案，于1964年9月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教育可能产生的结果，文件持悲观的看法，因此文件要求从城市派出大批工作队，对地方干部的恶习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从而导致了对许多农村地区公社干部的详细调查，结果造成了对成千上万的干部的清洗。
《后十条》修正案仅实施了四个月的时间。经过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毛坚决主张它们应当由另外一个文件即《二十三条》来取代。这就又回到了《前十条》，增加了几段措词严厉的论述，即这场运动应当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的对象是“公社……甚至省级机关和中央部门中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毛也因此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已经开始觉察出在他的同事当中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敌人。
第十章 走资派
1965—1973年
假如毛泽东在1966年前去世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毛泽东部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拥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权力。
依照毛的观点，文革是从1966年持续到1969年。它所带来的变化被党的“九大”所肯定，并被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点，文化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这是充满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十年，它最终以“四人帮”——毛的最激进的同事们——的被捕而告终。依后一种看法，它是一场反复无常的运动，其性质不断变化。即使在1969年前，它也具有三重性质＊：它是一场超级革命，旨在创造一种观念和＊照原文译出。——译注行为模式，列宁曾把这种观念与行为模式归类于左派社会主义（他称之为“幼稚病”）。它是一场反革命运动，目的是砸碎并重建5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许多制度。它是一场为革命而革命的运动，毛认为这场革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有目的中，有三个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更深入地教育全社会，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并设置一些与之相应的机构，这是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实施的。这些价值中，有四项是很突出的：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对毛而言，斗争是主要的。因为他相信，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他也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是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需要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是一位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在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中，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彼此相近。有鉴于此，他对共产社会情有独钟。因为他深信，如经适当的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在任何事业中都能完成英雄业绩。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对旧中国的知识阶层极为妒忌，不喜欢他们的墨守成规和歧视百姓。相反，他赞美农民的朴素。他把他们的力量与不受腐败影响联系起来；他想防止农民出身的士兵们“进城”后的腐败，这些当年在旷野里战斗和工作的士兵们只得到了少量的口粮和微薄的薪饷。在60年代中期，他开始担忧中国青年的道德状况，因为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对几位外国来访者说，他特别担心这祥的情形：老革命的子女将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根据以上情况，毛喜欢无等级的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在管理上发挥作用，在决定目标和技术的利用方面有重要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活动均按集体主义来组织。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大量的。受过最好训练的医生到农村去工作，并希望一批缺乏良好培训的“赤脚医生”永远扎根在农村。在教育方面，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希望取消入学考试，并设置大量有实用内容的课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他希望能使用那些即便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语言和符号，以明确反映社会主义价值。毛希望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物质差异，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
毛的第二个目的是重新夺回他认为从他手中丧失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初，毛已相当生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权力机关在邓小平控制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决策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称邓小平的书记处为“独立王国”，毛的夫人江青则称邓小平本人是“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当60年代到来后，他逐渐关心起他身后的问题。1963年他已经七十岁。他同时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同事们缺乏革命热情。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看到在他周围没有人对继续革命抱有热情，尤其是被人们认为总有一天将接毛泽东班成为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认为刘少奇对继续革命最不热衷。从50年代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发生过冲突。但是林彪的身体却明显虚弱，没有神采，落落寡欢，缺乏非军事事务的经验。但是毛泽东认为与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相比，林彪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公开或私下，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鼓励和有效的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卓越的表现。
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爱着他的夫人，并赋诗一首以表达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也正是此时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成是在幼小的时候夭折。她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夫人。1939年，她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因
＊江青只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女儿。——译注为江青明显是一个阴谋家，她来延安是因为在男女关系上名声不好和在政治上反复无常。毛泽东只能靠许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才平息了他们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育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有虚荣心、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不成为负担。这时，情况就随之起了变化，她对毛泽东的咨询不时点头表态，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毛泽东将视为有害的所有有影响的戏剧。这把她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她能够使文化机构同意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上演，而这些都是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但她无法使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共产党中央机关于1933年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抱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此时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苏联路线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一个警察机构，而这是不允许他抛头露面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与他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
＊此处有误。1938年康生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1945年“七大”以后不久被撤职。
——译注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恩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颜观色，在文革期间有“冷酷无情”之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政治上的拥护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知道林彪已经过了其生涯的巅峰期时，他仍把宝压在林彪身上。
现在，官方均将文革的开始定为1966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出戏实际上在前一年的秋季前便开始了。其时，毛开始策划反对中央书记处。
毛是在经历了一次政治挫折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在两年的时间内，他鼓动文学艺术界的革命，以清除其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并彻底改变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他还要求对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进行谴责，因为他把这些戏剧和文章看作是对他本人含沙射影的攻击。他特别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部关于明代地方行政长官海瑞的剧本。该剧（《海瑞罢官》）讲述的是海瑞由于纠正了地方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地方官吏大为不满，最后他被皇帝革职的事。毛认为剧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在一系列的讲话中，他对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发难，这些机构以宣传部和文化、教育部门为代表。1964年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①但是有关单位没有采取太多的行动。吴晗的剧本是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及其剧本均未遭公开的批判。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被送到农村从事短期劳动，但对那些著书立说，认为不能用阶级斗争来阐述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因于“大跃进”的新闻记者并没有采取行动。毛逐渐变得越来越烦躁，最终决定把文化革命的所有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日程上。
这次会议在1965年秋持续了近两个月。关于会议的文献甚少。但很显然，作为吴晗的行政上级北京市市长和文革小组组长的彭真与毛发生了冲突。这个文革小组在党中央已经存在一年了。彭宣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毛犯错误也应受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断然反对彻底变革的要求。毛含蓄地问道：假如党的领导人变修了怎么办？回答是应赋予各省机关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权力。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便被迫闭幕了。自从长征以来毛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的反应是退居上海。在那里，他和江青均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而且他在上海的行动使远在北京的党的领导人难以把握。在上海，他再次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的方法是鼓动上海的主要报纸发表一篇对吴晗及其剧本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把吴晗的剧本描述为“毒草”（用的是1957年反右派的语言）。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当地一名以刻毒而闻名的文学评论家，不过该文初稿经毛修改过几次。在林彪的要求下，该文章迅速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从而使在京的党中央面临抉择：要么公然反对党的主席，要么向他屈服。由于邓小平外出视察，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就落在了代理书记彭真的身上。他试图妥协，在《人民日报》的学术版和《北京日报》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说明这篇文章只是对当前学术问题的讨论。毛的反应是召彭到上海。在上海，毛严厉地告诉彭，他认为在吴晗的剧本中，英雄和反面人物影射的是彭德怀和他自己，他现在想对吴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彭并没有被吓住。返京后，他召集了一次文革小组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反对公开的点名批评别人，并引用了彭去年秋天在毛泽东面前说过的原则，强调“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由刘少奇召集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这份“提纲”被通过，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下发全党。
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在该“提纲”下发之前，邓小平及有关人员曾当面向毛请示过。毛可能说过模棱两可的话。因为他知道，假如没有他的明确表态而把“提纲”下发出去，那么他将沦为名义上的领导人，再也无法掌握实权了。或许是邓和其他人想对他进行挑战，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最后摊牌，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人将支持刘的决定。或许，双方都在试探对方。
不管真相如何，是毛赢得了后来的胜利。最晚在3月中旬，他决定彭必须辞职，为此他派康生带着指示到北京，旨在孤立彭，并把他置于攻击之下。康生完成了使命。4月2日，留在北京的周恩来（刘少奇在国外）用电话或电报告诉毛，他同意康生带来的指示。几天以后，彭发现他自己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处于受审的地位。会议由邓小平主持，但周恩来、康主和陈伯达也出席了。第一回合胜利后，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罢免彭真。
接着，在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采取了行动。会议由出访归来的刘少奇主持。刘或是不愿意阻止，或是无力阻止康生按照从毛那里得到的另一套指示采取的行动②。5月16日，会议批准了一个党内通知，其内容完全符合了毛主席的所有要求。该通知对彭的报告进行了批判，也对彭进行了指责，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文革小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不是书记处）之下成立的一个由十八人组成的文革小组，并威胁说要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样，毛控制了局势。但是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就在会议结束之前，他控告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书记处成员杨尚昆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并要求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他宣称，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他已征得毛的同意，把军队开进首都的各电台和“公安系统”。几个月后，毛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他对林彪所说的话吃了一惊。或许他真的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陆、杨免遭几乎是立即被捕的命运。
对彭真和书记处的斗争已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此时返京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他决定仍呆在杭州，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发动这场文革。对这件事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做，但又不得不去做。是毛想给他们一个机会以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是仅仅给他们一根绳子让其自缚手脚，这是另一个谜。这个谜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即使他们想弥补过失，但他们的做法也错了。他们不是去努力取悦毛，相反，他们计划实施一项政策，其做法几乎是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草的“后十条（修正案）”的翻版。他们派遣了数百个工作组到北京的中学和大学，要求他们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导文化革命委员会调查、搜集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过去和目前有无修正主义的倾向，但并没想把群众卷进去。
但这项措施从一开始便遭到林彪、康生和陈伯达的破坏。通过在民事机构政治部门中的军代表和中学、大学里宣传队的工作，这三个人阴谋把自上而下由党委控制的清理工作变成自下而上的对领导和教师的揭发攻击。他们鼓动学生示威来反对他们的师长，并要求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批判，即使是党内高干也不例外。到了6月初，由“好”的阶级背景的学生（非资产阶级的）组成的一队队红卫兵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并开始与工作组发生冲突。在幕后，林彪和他的同伙也异常活跃，他们重新改组了北京市委，并派军宣队员控制了《人民日报》。
不久，刘和邓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由毛最亲密的同事们所组织的造反。因此，他们去见仍在杭州的毛，并请他作指示。毛只是建议他们不要过份依赖工作组或把它当成革命的工具，其余的事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他们不能拒绝承担进一步的责任，因为那样做将意味着破坏他们自己赖以成长的党的纪律。所以，唯一可能采取的方法是：返回北京，并对红卫兵宣战。他们下达了两项命令，禁止教师和学生秘密集会，并宣布所有的红卫兵组织为非法组织。这项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组深受鼓舞，重新反击，阻止红卫兵上街游行。但由于军队控制在别人手里，刘和邓则无力制止他们。
在这种情形下，毛最终返回了北京，在返京的路上。他在武汉横渡了长江。长江的这段江面约有一英里宽，从照片上看，他是浮在水上涉水过江而不是游过长江的。对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紧接着，大众传媒把他描述成了一个超人。经过陈伯达及其下属宣传人员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人们对毛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他被认为是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艺术形式中，其形象被塑造得比周围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为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北上的途中，毛对他决意实施，而现在又能很快实施的设想准确地作出了决断。7月18日，在他到达北京后的一两天里，他告诉党的领导人，当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他们还应使自己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同时他还对另一群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假如你们不革命，那么革命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信： （你们的）两张大字报（激进分子们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作者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③在春季，毛在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均取得了胜利。＊现在他想在中央委员会（已经他自己只出席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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