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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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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均取得了胜利。＊现在他想在中央委员会（已经他自己只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原注四年没有开会了）上取得胜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主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会议，并指挥他们为他和林彪欢呼，嘲笑那些胆敢对他们质问或有抵触的发言者。邓小平发言时他们就发出嘘声。邓坚持认为林一再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阴谋政变是毫无根据的。经过十二天紧张愤怒的辩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由于《十六条》对革命的作法规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其他一些人日后有机可趁，但《十六条》却明确提出，革命的政治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④。从文化方面来说，它要求彻底清除“四旧”（即：“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当时未宣布的其他决定把政治局常委会闹了个底朝天。林彪的地位从第七位升至第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跌至第八位，陈伯达和康生成为常委，地位比刘少奇、朱德和陈云还高。邓处在第六位，并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在他的朋友中地位比他高的现在只剩下周恩来了。尽管周本人未受攻击，但从这次会议看，周似乎不准备为刘、邓在过去两个月中处理事情的方式辩护。
8月5日，在会议期间，毛采取了一项令人吃惊的措施：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⑤五天以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拉开了两年混乱的序幕：在以后的两年里，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或有声望的人都难以逃脱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关于被杀或受伤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统计，也没有关于遭到破坏的公共纪念物和为公众拥有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清单，更不用说私人财产了。仅在街头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几万人。许多人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团体之间的械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则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于1967－1968年，其时红卫兵已夺取武器或发了武器。但是有组织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展破四旧运动。他们经常随意闯入私宅，粗暴地对待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并且撕毁或焚烧他们的图书、图片和器材。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老舍在遭到毒打之后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仍握有权力，他接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红卫兵分裂瓦解党。他当时的处境不是无望的。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党委书记明确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政治上处于被审查之中的人为自己辩护。书记处已经改组，但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而他的政敌们只是忙于向在夏末从各省涌入北京的上百万红卫兵发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识到大多数省委党员干部对红卫兵行动均不欢迎，而且拒绝与红卫兵发生任何来往。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征集武装与红卫兵对抗。毛愤怒异常，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省委书记会议。那时，他已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似乎认为他能很快镇住与会者。但他发现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他才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个关于文革发展进度的报告，这招来了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人更严厉的批评。陈抱怨说想与邓进行平等的讨论比“登天”还难，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⑥。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恰恰是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错误，仍然“试图反扑”，说在这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说法，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两天毛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的反应是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毫无疑问，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在作报告一周后，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他神情忧郁地念他的检讨。
邓（和刘）进行了自我检查之后，毛作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对代表们说，不能因为刘、邓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对他们，尤其是邓，对待他个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满：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⑦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掌权的刘、邓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外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们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初，刘和其夫人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他们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操纵的。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祥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⑧。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落，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重大磨难。每当激进派感觉到受威胁——正如他们在3月的处境那样，在那之前，在由周恩来和其他一批副总理和老帅们唱主角的会议上，激进派受到了面对面的抨击；或者能对他们的敌人随心所欲地攻击——正如他们7月份所做的，当时毛离京南下巡视——那么这场斗争就更为激烈了。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确定。从春天开始，他当然赞成把刘的威信彻底搞垮，他认为刘是赢得党和国家忠诚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中心。但他对邓的态度则不那么极端，因为邓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同时也因为他喜欢邓的好斗性格，哪怕是反对他本人的。数年之后，邓本人也承认：假如没有毛的保护，林彪和江青会加害于他的⑨。
事实上，江青所罗列的邓小平的“罪状”，归结起来是四条：邓对毛不尊敬；反对高教和文艺改革；试图取消农业集体化；1966年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邓的讲话和言论，以支持其莫须有的指控。但这些引语挑选得并不高明。当江青的讲话发表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上时，有些读者肯定会感到，这些话用来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适不过了。 有些人老爱批评别人来使自己出风头，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们不注意别人的本质，而只是要找别人的缺点（亦即小辫子），而使自己达到成功的目的。⑩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倒了高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次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的夫人，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在一次批斗会上，邓被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们称这种姿式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海，在集会上受凌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一样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
刘少奇的命运则要惨得多。早在1967年5月，在毛的默许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刘的“专案组”。很快，“专案组”便处在江青和康生的控制之下。专案组在报告中把刘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刘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仅一年之后，由于得不到药品和医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地方监狱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于1968年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呆了八年。
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邓被撤销了党内和政府部门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普通党员的身份。毛肯定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打击已经是够大的了，但接着又遭受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9月，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从北京大学的一幢房顶上摔下来，伤得很重，其时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关于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种说法，但有两点是一致的：邓朴方正遭受一群红卫兵的折磨；当救护人员最终把他从摔下来的水泥地上送到北大医院时，他被拒绝接收入院。最后，当矫正门诊部提供给他一张床位时，一切都太晚了，已来不及使他的腰部以下免于瘫痪。出院后，他被送到首都郊区一家残疾人福利院继续生活。当他病倒在床上时，他还得用金属丝编制篮子为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并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这是林彪策划的行动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文革中许多被斗倒的老干部和几位老帅，一个个遣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
林的行动与他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1O月18日发出的一则命令密切相关。该命令宣布国家已处于紧急状态，并命令武装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黄当然依林的指示办事，但林没有征询毛的意见。当林于1O月19日打电话告诉毛这条命令时，毛认为这或许是“发昏”了。毛反对林擅自发号施令。无论如何，毛不希望在即将于北京举行周恩来与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关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谈判之际有任何军事事件发生（自从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激烈冲突以来，双方一直有小的磨擦）。毛的反应使林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林中止将邓和其他一些老将军以及政治家赶出首都的计划⑾。
假如边境事件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周恩来首当其冲是第一位受害者。幸好，中苏边界冲突并未发生，周恩来才有可能留下来照顾被流放的邓小平。否则，如果全由林彪手下的人处理，那么邓将会很惨。在党内，由于周的地位低于林，因此他无权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打电话给江西党的领导，要求他们为邓及两名女眷在南昌附近找个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计划中的山区。通过让他们与那些不是林的亲信的地方军人一起相处，周能为邓安排一个宽松的环境。邓在飞赴南方时能带去一小部分图书，这当然要归功于周⑿。
在江西，邓、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食物和燃料供应，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大多数饭是夏做的。邓劈木柴，敲碎煤块，以供火炉生火，这是唯一的供暖资源。邓还做大量家务。卓琳刚来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后，才接替邓和夏做一些事情，并和邓一起，开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种些蔬菜。与此同时，邓和她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对邓而言，能够看到书是极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传记称，在江西的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⒀。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与他们同住一楼，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谁，拖拉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但那里的工人开始时似乎是一无所知。但不久，他们肯定意识到那位老人（此时邓是六十五岁）和中年妇女（卓琳为五十三岁）一定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及其妻子。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骤。自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的重担。他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椅上搬下来。在邓朴方到他们身边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在家里称她为毛毛）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个公社里插队）也来探望他们。邓质方不久就离开了，而毛毛获准与他们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文革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夏，即在党的九大上林彪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开始失去对林的耐心，因为他缺乏改造党和政府的热情，而这恰恰是毛现在非常重视的。林的野心是继刘少奇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该职位），他还想插手外交事务（此时毛和周正计划打开与美国交往的通道，促进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决定削弱林的势力。首先他发动了一个打倒陈伯达的运动，因为陈很轻率地使自己成为林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渗沙子”和“挖墙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作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林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是：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制订一项暗杀毛的计划。该行动计划代号为“571工程”（因这个数字听似“武装起义”之谐音），由一批军衔不是最高的高级军官来实施，且他们大多数来自空军。这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但即使只是原则上决定实施这项计划，经过毛、周与林彪及其家人的斗争，最终死的不是毛，而是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及上飞机的七个人。
在江西，当邓小平听说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不举行游行、毛和林均未公开露面时，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11月5日，在一个政治情况通报会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刹那间，他大概清楚地认识到此事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只会加强。毛仍是所有高层政治权力的中心，他现在不得不为将来制订新的计划。不久，邓通过毛以前的警卫员、现任政治局委员和8341部队（该部队负有保卫党的领导人的特殊任务）领导的汪东兴，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准许他重返北京，并在北京安排工作。
邓和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快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72年4月，又允许邓朴方住进北京的有良好设备的军队医院；陪同哥哥来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时候，被允许在南昌的一所医学院注册上学。但邓仍未收到有关他的信件的任何回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工作的请求。他说文革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之流的真面目，他还讲了在过去若干年里自己与林、陈的关系，讲了自己现在的心情。当然，这封信到了毛的手里，他开始考虑“让他继续工作”之事⒁。从毛的角度看，这一着有几个好处：能给那些严重缺乏管理经验的人增加该方面的知识，毛正努力重新建设党的事业，这在党内是受欢迎的，这将给更加热心重建党的事业的周恩来提供一个有能力、忠诚的助手。周本人当然为邓疏通关系，但邓小平一再表示，是毛泽东让他复出的。邓之所以坚持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1973年2月，邓离开了江西。在北京，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进了朋友替他们找到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离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同他二十一年前从四川调进北京所担任的职务一样，他的顶头上司也是同一个人——周恩来。
第十一章 粉碎“四人帮”
1973－1976年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大不相同了。刘少奇死了，虽然这是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在1968年至1969年间的冬季，被送到农村去的一千多万中学生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远做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然而，局势依然令人困惑、担忧。
毛泽东的健康已经开始衰退。他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1972年他得了中风和心脏病。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了。尽管这些演说充满完全相佐的论点，但却都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地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的往事之中，爱唠叨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从心理上讲，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郁郁不乐。在社交上，他已经很少见他的同僚和家属（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威望、他的一句话足以确立或改变某项政策，造就或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他的签批或认可，是其他领导人任何创议取得成功的条件；他的支持，是其他领导人实现和保持政治权力的关键。对于他死后谁将当权，他也拥有最大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在衰退。1972年5月常规内科检查时，发现他患有胃癌。虽然1973年春天他仍精力旺盛，但无论毛或其他人都不敢肯定他能活得比毛泽东久。也没人敢肯定，如果毛泽东死了，他能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死后他是最有资格胜任领导中国的人选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办并监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叛国行为和身亡情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洗；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
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呆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保持领导职务。这两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在反对极“左”的口号下从事一系列工作的。由于林彪的欺诈和叛逃身亡而受到极大震动和严重政治伤害的毛泽东，对周的所为没有表示异议。但是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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