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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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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宣传这一战役时，反应不佳。据传，他对这次战役行动大为不满。此役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比原计划提前十天下达了战斗命令，因此没有征得延安方面的同意。这一做法令毛很生气。毛认为像彭以及其他有关人包括邓在内，在战役第一阶段取得成功后扩大战役规模，投入二十万兵力实施中心进攻是过于鲁莽。彭还写道，当我们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发给他一封贺电。但这封贺电可能是庆贺他们第一阶段取得的胜利。五年后，1945年夏天，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还是因此事受到了批评。今天对百团大战是肯定的。在官方出版的邓的传记中关于此战役有两句话：“同年8月起，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所部38个团（未包括地方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529次，给日、伪军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不过，接下去的第一句话却是：“1941年华北敌后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将侵华重点转到敌后”⑤。文中并没有把这种转变归咎于这次战役，但也没有作其他任何解释。
随后的两年，对华北所有的根据地来说的确是最困难的两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并没有减少他们在中国的军队，反而决定要消灭根据地内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在“杀光、烧光、抢光”的军令下，日军在扫荡地区一次呆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不管你是共产党人还是普通老百姓，一律格杀勿论。日军在这些地区进行多次大屠杀，把田里的庄稼放火烧掉，储藏的食物不是被毁就是被抢，到了1942年底，华北平原地区的根据地，包括129师创建的两块，已经没有共产党控制的任何武装了。在山区，共产党在百团大战中占领的许多城镇也丢失了。
正是生活在山西东部荒秃的山区的这个时期，最先构成了邓小平成熟形象的清晰画面。他的一些演说与文章，开始出现在中共公布的档案记录中。从他留学法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许多有关他的轶闻故事。
邓的个头不高，大约在他前往法国留学时，就已经不再长高了。身高只有五英尺，他称这是因为他在那儿吃不饱的缘故。但更确切地说是因为遗传。他的父亲个头就不高，他孩子没有一个是高个头的。他还不到中年时就很粗壮，脖子虽短，肩却很宽，脸盘宽而方，坚毅的下颏和有一双上比大多数中国人更为深邃的眼睛。
和许多个头不高的人一样，邓动作敏捷，精力特别旺盛，身体也很好，除了在长征结束时患过一次伤寒外，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即使在广西和山西那些地方病流行的地区生活也从未生过病。在口些场合，他不像周恩来而像毛泽东那样烟瘾很大。但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抽烟给他带来什么副作用。
邓总是在迅速采取行动之前，作一番审慎的思考。而且只有在下级对某些决策拖着不办时，他才会公开表示不满。
邓天资聪明。在他后来多次谈到教育时，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在十六岁时就中断学业表示遗憾。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与军事分析家。不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他的报告都很清楚、有条理。在《邓选》第一卷中收有九篇他40年代初期的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虽然很平铺直叙，并且有些平淡，但却很有说服力。这表明邓思想坚定，能很好地抓住论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墨守成规。他重视事实和数字，并且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贸易税收方面的专家，而这些是他从未涉及过的。但是，对于129师在1941年开辟的根据地，以及他和刘伯承在这些根据地上所建立的边区政府的生存，却是生死悠关的。他处理所有经济工作的原则是：“限制过去残酷剥削的程度……但鼓励资本主义生产，这在目前对发展国民经济是有益的。”他的这段话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他对（根据原文译出。——译注）“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委婉其词；第二，他在“有益的”前面加上“目前”这个词，这就清楚地说明共产主义并不会永远容忍资本主义。
1943年初，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力开始减轻。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向外发展，除了恢复老革命根据地之外，还开辟了新根据地，特别是在山东。邓在指导这一进程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1943年下半年，彭德怀、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三位华北根据地的高级指挥员奉命回延安，邓接替彭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同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日常工作，指挥大约三十万正规军和许多地方部队。
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攻势。它主要有两个企图：打通贯穿（英语“Ichigo”是日语音译，有“一回合”等意思。中共中央党校李践为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译为“一号作战”。此处选择“一号作战”。——译注）中国南北和西南的重要铁路交通线，以减轻日军对海上交通的依赖。美国这时对日军海上交通的攻击已经愈来愈频繁；占领西南的机场，因为美国飞虎队飞机对该机场的利用越来越多。4月，日军的攻势从河南开始，夏秋间又延续到湖南、广西。在美国陈纳德将军第14航空大队的支持下，中国军队在湖南一些地方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其他地方没有抵抗。到了11月，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被肃清了。机场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的军队损失惨重，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惨遭屠杀。日军这场攻势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暴露出，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大为降低。同时，它的中央政府也已经变得腐败和内讧不断。这对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也构成了很大的打击，尤其是在国内，国民的信心也同样受到巨大的打击。到1944年底，引证劳埃德·依特曼教授的话说，中国已经成为这祥一个国家：“经济产品贫乏，通货膨胀加剧，在日本人面前军队倒霉，政府腐败，政治不满充满于社会的各个角落”⑥。
在“一号作战”攻势期间，共产党集中力量巩固他们在华北和华东的根据地。他们没有发起进攻以减轻蒋介石军队的压力，但也谨防攻势会波及到国民党势力已崩溃的地区，例如河南。邓的主要任务是在华北根据地打击日军的一些非主要性进攻，在根据地内坚持实施既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特别是减租减息。到1945中春，他指挥下的正规军人数已经发展到约五十万人，他成为（抗日战争胜利时，邓小平指挥下的正规军人数约三十万人。——译注）这一方土地上的一位头面人物。
在1945年夏之前，邓小平曾经两次到过延安：一次是1938年9月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他还不是中央委员），另一次是1939年7月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不久，他第三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叫浦琼英（后来改名卓琳），云南火腿大王的女儿。1937年她作为北平的一名学生从北平来到延安。她比邓小平小十二岁。现在他们相伴已经五十四年。她年轻时身材苗条，有着一张瓜子脸，中年就发福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时间要长，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就在邓小平留在山区这段时期，毛泽东从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变成了党的领袖。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藉此，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他的“思想”，被尊奉为党的指导一切工作的新的准绳。他既获得了一个正式的权位同时又获得了思想上的祟高地位，这连斯大林也是望尘莫及的。
毛的正式崛起只不过是扩大了他的权力和声望。早在1936年初，他在书记处排在洛甫、博古、周恩来之后时，他的权力就比他们任何人都大。他作为党的实际领导人会见了埃德加·斯诺。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他不可能走得很远。因此，1937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对毛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王稼祥曾在遵义第一个表态支持毛泽东，后来他去了莫斯科治病。1937年7月王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称毛为“中国人民的领袖”⑦。
虽然季米特洛夫肯定了毛的地位，但在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这一年里，毛的日子并不好过。1937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三个政治局委员王明、康生、陈云回到了中国，1938年11月延安第一次召开的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主要反映了他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主张。通过这一年毛发现他和王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即在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是应保持相对独立性呢？还是一味地妥协退让？王明的口号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王明能说会道而且狂妄自负。1931年在上海时，他撰写和散发了一本小册子《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表明了留苏派的完整的政治纲领，并且成为当时控制中央局的博古和洛甫的参考手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回到莫斯科后，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认为完全有权力以党的名义发表1935年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
由于这一原因，在王回来后大约半年时间内，毛成为“少数派，有时完全被孤立”⑧，后来形势变化主要因为王的政治幼稚。他不是呆在延安，这儿他既可以影响其他领导人又可以和莫斯科保持联系，而时选择了1938年夏去武汉，卷入和国民党将领以及政客们辩论关于能不能组织民众像西班牙共和国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城市问题。当他回到延安后，发觉政治局中已没有他发言的权利了。政治局请他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主旨报告，但是后又拒绝他的草稿而由毛替代他作报告。
这样，王明这颗明星很快暗淡了。在随后召开的纠正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中央委员会上⑨，他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撰写了许多文章在党报上发表。但是这一职务后又以适当理由为周恩来所替代。后来他成为非常活跃的自由撰稿人。在1945年和1956年党的代表大会上，他重新入选中央委员会，但其地位已经很低了。60年代他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公开批判。可能是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逃往苏联，饱受背井离乡之苦，70年代死在那里。
毛在合法性和政治权力牢固之后，着手加强理论地位。在这个领域，此时他在党内的影响仍然很大，也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按照后来的情况，毛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析是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阶段和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毛把中国革命的前社会主义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至1918年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第二个阶段其社会待征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要求建立“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制度，他称第二个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并着手给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下了恰如其分的定义。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后来制定了进一步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在1945年他建议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和1949年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府。
在谈到党和社会的问题时，毛协调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他的这一理论框架的核心是群众路线，正如他所写的： 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⑩群众路线有两个根源：中国千年的传统和非中国的卢梭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传统。毛在综合这几种观点时强调党的作用，并使之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但是，他坚定地把群众观点看作是党在实际工作中制定政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把民粹主义遵循的要素揉进到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之中。（根据原又译出。——译注）
为了清除王明的观点在党内的影响，代之以自己的观点，1942年2月毛在延安发动了“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在此后的两年中遍及各个根据地。他选择了三种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予以批评，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他的思想中，这第一、二个问题都有双重表现。例如主观主义就体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这次运动期间，主要批判了教条主义。运动正式结束时没有人被点名。直到1945年，王明、博古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被认定为教条主义。
整风运动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1943年夏开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和3O年代初期留苏派在各根据地进行的清洗是不同的。但是，冗长的会议常常陷于非常紧张和不愉快之中，被称为“斗争会”。1937年战争爆发后有几个文化人从上海和其他城市聚集延安。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后都承认犯有错误。但有一个作家写了讽刺杂文批评了延安的说教者，而遭逮捕。他被投进监狱，几年以后被秘密处死。对于他的死，康生要负责任。康生曾在苏联受过特种训练，和毛1939年结婚的第三任妻子江青熟识多年。在整风运动期间，当康生企图把党员在抢救运动中的缺点写进档案时，毛制止了。二十五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给予康生以很大的权利。自从1939年回延安后，邓小平直到1945年6月才再次回到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他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四十四名委员及三十三位候补委员中他排在第二十八位。或许因为他没有亲自参加七大，因而无法让与会代表深刻地了解他。因此中央委员会的这项排名，与他1943年以后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以及他随后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与毛对他才能的评价及与他的同伴相比，亦不相称。
第七章 平原上的战士
1945——1952年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必然地又一次产生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争夺，并且这一次更远远胜过抗战以前，那么，这场斗争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内战吗？
一方面，在日本人投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斗争双方都以声明及行动表明了各自态度，即双方都准备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建立，或者说是表面上建立一个组织机构，在此机构中双方的斗争表现为政治上的较量。推动他们这么做的力量是强大的。在经历了数百万人死亡（原文如此。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
亡人数在三千五百万人以上——译注的八年抗日战争以及将近三十年的国内武装斗争之后，国内的各个阶级都深深地厌战了。美国人非常希望和平，他们准备通过施加压力也通过他们的斡旋来获取和平，而国民党像在抗战期间一样，追切需要美国人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予以支持。俄国人的军队在1945年8月间已占领了满洲，他们也希望和平，以避免面临必须在国共之间作出政治选择的尴尬。并促使美国人尽快撤军。此外，双方想避免内战，也有各自充分的理由，共产党并不能保证能在这祥的战争中生存下去，更不用说是有把握取胜。就国民党一面而言，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不仅仅是恢复其在日本占领区的权力，还包括重建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另一方面，双方彼此对对方都缺乏信任。更深层的原因是，双方都不能在自己的理想体制中容忍对方。因此，一旦权力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谅解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就马上会被打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只要共产党手中掌握着武装力量，如果他们下决心战斗，那就谁都无法阻止他们这么做。尽管内战不一定马上爆发，但那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一结局是很难避免的。
实际情况是，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曾经有两个阶段的严肃的谈判。第一个阶段是从1945年的8月到10月，当时在美国人的敦促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后者有周恩来的支持）在重庆就双方存在争议的各种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了为期六周的谈判。国、共双方力量都竞争尽早抢占满洲地区，总的看捷足先登者将得到俄国人更多的帮助，这就是谈判的背景。双方都作了让步，从共产党一方来看，他们放弃了让蒋介石建立一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且同意从他们十九个根据地中让出九个。但是，还有一点是很难解决的，那就是其他十个共产党根据地未来的管理方式问题。蒋介石希望共产党允许这十个位于北方或西北地区的根据地并入国民政府，毛泽东则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直到10月份毛返回延安的时候，这一点仍悬而未决，而且一直没有解决。
第二个阶段谈判是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被派往中国，他极力为停战做工作，并积极促进双方政治及军事上的和解。开始阶段，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在1946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在这个协议下成立了由三方组成的休战监督小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还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协议。其中一个军事协议表明，三方委员会制订出了一个计划以达到双方军事力量的平衡。但是这种有效的干预并未能延续下去。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并没有一种至高的权威力量来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第二个原因是由谁来掌管共产党的北方根据地这个问题尚悬而未决。第三个原因则是，共产党加紧占领那些苏军刚刚撤出的城市，而国民党则是派军队驱逐对方，这样在满洲地区3月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从那时起，违背停火协议的事便屡屡发生。马歇尔曾组织安排了6月初在满洲两周的休战，但在停火期间的谈判中，对一些最本质的也是最实际的问题未能达成一致。7月初，蒋介石在做了几个月的反共全面进攻的准备后，下达命令发动了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刘伯承与邓小平依旧搭档共事。早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刘邓部队就投入了战斗，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们的边区（或者用肩来更普遍的称呼叫做解放区）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他们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武装的进攻。
第一次战役是打阎锡山——他从194O年起就是刘邓的对手。1945年9月，阎锡山打算恢复其山西省省主席的权势。所以他准备收复共产党在山西省东部及中部的根据地，包括太行和太岳地区。刘和邓早有准备对付阎锡山武装，根据毛的传统路线，他们诱敌深入至山区。各个击破阎锡山分散的几个师。这次战斗共捕获两万多俘虏，其中还包括许多高级军官。这场战役表明，八路军的部队能够对付并且战胜国民党的大兵团。同时，也教训了蒋介石，这就是说如果想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任何他们在谈判桌上不准备放弃的领土，就必须全力以战。
第二场战役几乎紧接着就爆发了，四万国民党部队试图沿平汉路穿过共产党解放区的心脏地带向北推进。第一次战斗是在邯郸，这是平汉路边的一个大城市，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队在其指挥官的带领下投向了共产党，开启了日后国民党军队大批投向共产党的先例。其余的军队在溃退中也很快被包围并被迫投降。这场战役告诉蒋介石，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其控制区内进行战略行动。毛泽东并不想掩饰这一点，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不久，他马上指出： “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内加紧实施阶级斗争。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地主及放债者——他们常常也是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当地的党支部并没有动员那些佃户和借债者去骚扰那些富人。然而现在，毛号召要普遍动员起来，在1945年11月的一份指示上他指出，“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并且引用了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的话“矫枉必须过正”①。地主已经成为了“斗争对象”。至于斗争的目的，1946年5月党的一份指令中曾指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减租运动应该发展为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包括他们的房子。命令中谈到了几种不同的方法，从温和地劝说出售土地到强行没收。在当时的环境下，随着内战的日渐紧迫，大部分地方党的领导选择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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