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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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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逢时的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裕ㄑ≡兀∽髡撸好┖＝�
内容简介
咸丰帝当政的年代，1850一1861年，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年代。
太平天国兴起，捻军、天地会的反叛遍及南北，湘军由此而起，厘金随之而生；英国与法国组织联军，再次入侵中国，俄国趁火打劫，美国充当帮凶，新的条约一一签订；中国后来的许多变局，实肇始于斯。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咸丰帝，竭尽心思，却无力回天，自叹且自弃。
本书展开了那段历史岁月，引领读者阅读其中的种种情事，曲折幽深。作者描写了历史群像：杜受田、曾国藩、叶名琛、肃顺、恭亲王、那拉氏（慈禧），决定国运的重要人物，栩栩如生。
一部传记，一段历史，一种人生与家国的思绪。
古代每位皇帝并非真有做皇帝的资质才能。有些人甚至十分平庸普通，却因生在皇宫，被其父立为储君。皇帝虽和常人一样都是肉体凡胎，但是天子，在凡人面前，他是一尊至高无上的神，举手投足都需要有个不同凡响的样子。和平年代中，这样的皇帝还能安安稳稳在紫禁城呆上一辈子，而多事之秋，则到处尴尬……
咸丰皇帝正是这样一个可怜的苦命人！从他父亲道光皇帝开始，中国就处于内忧外患交杂的时代。自1850到1961年，咸丰当了11年皇帝，可他没有安稳过一天。1850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战争，1856至1860年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加上此期间发生的天地会、捻军等起义造反，使得坐在龙椅上咸丰如坐针毡，并非像其祖宗康熙、雍正、乾隆那样聪灵睿智的他真正感受到了时代的###。他忙起来了，忙得不可开交，忙得几乎到了哭天喊地的地步。尽管有像曾国藩那样的“中兴大臣”在力保大清，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除皇上对国家时局的忧虑。在满洲亲贵眼中，毕竟满汉不一心。在《苦命天子》中，作者用十分细腻的笔法，拨动了传主——咸丰皇帝的心灵。
茅海建教授写的这本通俗性历史研究著作，其通俗性不亚于读一部历史小说，其学术性更不亚于他的其他历史学专著。但是，虽然他内心的目的是想写一部“既有品味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到头来，他还是有点心里没底，不仅没有像他的其他历史学著作那样依照学术著作的规范，对史料大量严格注释并做详尽的附录，而且在导言中还不得不添上一句他这本书不过敞开来说说，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这类多少有点让人泄气的话。
目录
导言 ／1
一 皇四子与皇六子 ／5
二 良师荩臣杜受田 ／21
三 射偏了的箭 ／36
四 “上帝”之祸 ／55
五 亏得湘人曾国藩 ／81
六 新财源：厘金 ／105
七 “造反”、“造反” ／123
八 外患又来了 ／156
九 公使驻京问题 ／177
十 圆明园的硝烟 ／202
十一 真正的宰相 ／228
十二 京师与热河之间 ／247
十三 笑到最后的人 ／279
结语 ／306
后记 ／310
三联版后记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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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茅海建，1954年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裕罚�199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
第六章 新财源：厘金湘人（1）
曾国藩及其创建的湘军，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战场——湘鄂赣皖等省的顽强表现，帮了咸丰帝的大忙，缓解了其极为头疼的兵力不足的难题；但是，另一个问题又凸现在咸丰帝的面前，这就是军费问题。清朝的财政体系是一种相当落后的制度：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约银四千万两，主要来源于地丁钱粮；每年的支出也是固定的，近四千万两，主要用于官俸兵饷。其基本特点就是量入为出，而由此引出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弹性。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为政者没有钱去开办新的事业，而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如水灾、旱灾、蝗虫、战争、瘟疫，政府的收入锐减，支出剧增，往往会引起财政危机。但这种制度最初推行时，似乎效果还不错，康熙、雍正两朝明主的精心管治，使户部的存银最高时达到七千万两，但经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大手笔开销，到嘉庆帝时，存银已经不多了。川楚白莲教起义、张格尔叛乱、鸦片战争，再加上黄河多次决堤，清政府的财政已陷于窘境。咸丰帝一上台，就想清清自己的家底，管理户部事务的大学士卓秉恬向他报告：国库存银仅八百万两，而且“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入不敷出，为数甚巨。
战争是吃钱的怪兽，其消耗量大得惊人。可清政府财用的匮乏，似乎没有影响咸丰帝镇压太平天国的决心。他从户部银库中支拨，从各地封贮银中调解，从内务府“私房钱”中发给。与先前和之后的列朝皇帝不同的是，咸丰帝动用皇家私产时毫不顾惜、毫不心疼。兵部尚书桂良奏称，内务府存有金钟三口，重两千余斤，值银数十万两，请销熔以补军费。他立即命令内务府查明，派六弟奕訢亲自监熔。结果这三口乾隆年间由宫廷工匠精制，镌有乾隆帝御制铭文，分别重八百斤、七百斤、五百八十斤的世界超级工艺品，被熔为金条、金块共计两万七千余两。户部奏请将宫廷园林中多余铜器发出，以供铸造铜钱。他又命令内务府查明，结果圆明园等处存放的今天绝对是上等级文物的铜瓶、铜炉、铜龟鹤等228件，化成了8747斤铜料。
对于咸丰帝多次从内务府发银的谕旨，使总管内务府的各位大臣都处在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的思想境界。到了1853年9月，内务府终于向咸丰帝亮出了红灯，存银仅四万一千两，再也不能支付皇室以外的任何开支了。
年轻的咸丰帝似乎第一次知道，富甲天下、金碧辉煌的皇家也有财尽用窘的时候。到处罗掘，千方筹措，使咸丰帝从1850年至1853年7月，总共弄到了近三千万两的银子供应前线，换来的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而到了此时，咸丰帝已经山穷水尽，户部存银仅29万两，就连京官京兵的俸饷也都发不出来了。至此，咸丰帝再也没有什么招术了。后来的情况表明，咸丰帝在财政问题上只能是听任臣子们的摆布。而为了救急，臣子们的建策无不毒辣万分。咸丰帝只能一一照办不误：
一、官兵减俸减饷从1853年起，根据户部的提议，咸丰帝先后批准将京内外文官武弁营兵的俸饷扣发两成。以后又多次扣减。我在这里具体地一一说明此类扣减的比例和时间，会是毫无意义。因为已经减少的俸饷，也经常欠发（尤其是京外）。到了后来，俸饷中又搭发大钱、银票、宝钞，那更是名不副实了。官弁的俸饷减少，决不会使他们自甘生活无着。于是，他们更变本加厉地朘刮百姓。早已腐败的吏治更是坏到无以复加。长期欠饷的清军士兵，多次因闹饷而起事，不少人干脆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勾当。这一切，加剧了全国的###局势。
二、大开捐例，卖官鬻爵开捐是清政府应付财用不足的传统手法，自康熙朝开创后，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对此种手段颇为痛恨，每次召见捐班官员皆容色不悦，曾经发生过因捐纳官员应对粗俚而退捐罢官的事例。他在私下场合对一名科举出身的官员坦露过心迹：“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
道光帝虽对此不满意，但为了财政之需仍不得不为之。咸丰帝没有他父亲的那种道德上的顾忌。他需要银子，管不了那么许多。为了吸引富绅大商投资官秩官位，他根据臣子们的意见，来了个减价大拍卖。1851年，他将1846年的捐例核减一成，九折收捐。至次年底，户部收账为银三百万两。1853年，再减一成，按八折收捐，当年户部收得六十七万两。1854年，再减半成，按七五折收捐，户部得数甚少。户部所获捐银的减少，并不是当时收捐总数的缩小，这主要是捐银大多被地方官截留了。个中的原因，我在后面还会介绍。
三、铸大钱、发银票、制宝钞当时中国的货币是白银、铜钱双制式。银按成色以重量为计，钱由清政府铸造。为了用更少的成本获取更大的财富，咸丰帝批准了臣子们铸大钱的奏议。
第六章 新财源：厘金湘人（2）
1853年4月25日起，户部开始铸造当十铜大钱（即1枚抵10枚制钱）。在此后的一年中，又添铸了当五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甚至当千的铜大钱。除了中央的户部外，又有13行省先后获准开局铸造大钱。为了直接获利，各处并不全是开矿炼铜或进口洋铜，而是往往熔毁原值一文的制钱，改铸大钱。即便如此，铸铜钱仍嫌成本太高，当时的铜资源十分有限。
1854年2月28日，咸丰帝又批准了铸造铁钱，甚至批准了铸造当五、当十的铁大钱。是年9月，咸丰帝还批准了铸造铅钱。铜大钱、铁钱、铁大钱、铅钱，毕竟还用金属铸造，更能获利的是纸票。1853年4月5日，咸丰帝批准发行银票，即“户部官票”，面额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不等。是年12月24日，咸丰帝又批准户部印制宝钞，即“大清宝钞”，又称“钱票”，面额有一千文、二千文、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一百千文。除户部外，由户部监督的官银钱号，也发行了数量惊人的京钱票，面额有高达一万千文者！这种近乎无成本的纸币，获利惊人。如宝钞一张，工本费仅制钱一文六毫，造百万即可获利百万，造千万即可获利千万。除了户部外，京外16省区也开设官银钱局，发行“局票”。
从世界金融史来看，从以重量为计的贵金属货币，发展到以数量为计的贵金属或金属货币（如金圆、银圆、铜钱等），再发展到纸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清代的经济规模和商品交换的总量来看，纸币的出现本非坏事。事实上，民间钱庄票号发行的各种票据也弥补了此种不足。但纸币的发行须有完善的金融理论来指导，须有周密的设计，其中相当数量的保证金及严格控制的发行额，已是今日使用纸币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决定性原则。
可是，咸丰帝也罢，奏请发行银票、宝钞的官员也罢，他们并无近代金融知识，更无改造清朝落后的货币体系的构思。他们只是为了应付本无能力承担的财政开支，而滥用行政权力发行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大钱、银票、宝钞。毋庸多言，如此无限量空头发行毫无保证的纸币，其后果必然是恶性通货膨胀，这与直接掠夺人民无异。滥发通货的后果，立刻就显现出来，咸丰帝也不是不知道，但装着看不见。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他一意孤行。户部用白银与票、钞、大钱搭放的方式支付财政用度，如兵饷，往往银、票对半，这实际上减少开支一半；又如河工，竟然银二票八，这实际上减少开支八成。从1853年至1861年咸丰帝去世，清中央政府发行的大钱、银票、宝钞、京钱票高达六千余万两，占这一时期国库总收入的。
咸丰一朝，是清代历史上货币制度最为混乱的一朝。咸丰一朝金融体系的动荡，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咸丰帝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在意，为治眼前疮，已不顾心头肉了。因为，他也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然而，从以上叙说中，我们又可以看出，咸丰帝的举止有如被臣子们操纵的木偶。万能的皇帝已在臣子们面前显露其无能，至上的皇权也受到臣子们的侵蚀，这可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大钱、银票、宝钞的强制推行，只不过缓苏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并没有因此有了着落。自1853年中央财政危机大爆发之后，前方将帅们再也收不到由户部拨来的实银，顶多不过是一纸他省协饷的公文。而各省对此种非分且无休止的指拨，根本没有能力完成，只能是推诿不办。久而久之，此种皇皇的指拨协饷的命令，成了一纸并无效用的具文，将帅们别指望凭着它就可以弄到银子。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央的财政命令已经不灵光了。至于户部发下的银票、宝钞、京钱票，民间往往拒收，并不顶用。在这种情势下，筹集军饷似乎已不再是中央政府的义务，而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战区地方官的责任。咸丰帝在国库一空的现实中，只让前方将帅打仗，不肯管也没有能力管前方的供给了。
于是，既然中央不负责军费，地方如何筹饷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央管不着也管不了的事了。于是，在战区各省，筹饷成了地方官诸般政务中的头等大事。除了湖南、湖北等少数省份用整理本省财政的方法，增加财政收入，许多省份的办法是利用各种名目加捐加税，其中有：四川的按粮津贴和随粮捐输；江苏、安徽等省的亩捐；广东的沙田捐；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的漕粮折色。这种新增加的捐税，集中于土地，也为地方官开辟了“浮收”的新管道，往往实征是其定额的数倍，多收的款项成为各级官吏“中饱”的渊薮。在国库日虚的同时，许多官员腰包日盈。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新机会。然而，农业生产的技术和规模，限定其产出。农业税再怎么增加，毕竟数量有限。过度的搜刮使小民赔累不起只得铤而走险，全国都陷于战争状态（详见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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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财源：厘金湘人（3）
于是，各省地方官的眼睛转向富绅大商。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劝捐。按照原来的捐例规定，各省将捐银数额交到户部后，再转行吏部，最后经皇帝批准发下标明捐得何种官爵的凭照。这种办法需时多日，往往银子交上去后，很久没有下文，还要花银子打点以催促办事胥吏。为了提高效率，咸丰帝应地方官的请求，命吏部直接下发空白凭照，由地方官自填，定期汇总上报。从此，捐官捐爵成为一手交钱一手发照的直接生意。这种高效率一时性地促发了“官爵消费者”的购买兴趣；同时，地方官握有空白凭照，不必再等户、吏两部转文，也以军需为由将卖官鬻爵的捐银截留。
1854年以后，捐银成为各地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早期的湘军粮饷，基本是靠这些空白凭照解决的。而户部自然再也收不到捐银了。但是，捐来的官爵大多是空衔，即便多缴银两捐补实缺，也须等待数年后方有机会授职。花两三千两白银，捐一个七品知县的顶戴，最初的自我感觉是能够跟县太爷平起平坐，但等到邻里中知县满街走，甚至知府、道员的顶戴日日相见时，反衬托出真正的县太爷的八面威风。虚衔又怎比得上实缺？投资是要讲效益的。当这种官场投资不能换来原来期望的实际效益时，捐纳市场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熊市。然而，庞大的军费开支不能容许捐银数量的下降。于是，原来标榜为“自愿”的捐纳，在实际操作层面“自愿”的成份越来越小。
上门劝捐已属给面子的客气，不给面子的带兵勒捐也已见多不怪。许多绅商畏惧官府的权势，只得一捐再捐，用白花花的银子去换几张空头官衔的黄纸。绅商遍遭勒索之后，又有官员将目光注视到在外面做过大官发过大财的回乡在籍官员身上。这些做过真官的家庭，本来就看不起捐班，对空头名衔毫无兴趣，可无奈于地方官一再劝勒，也不得不交出部分家产。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曾国藩对前两江总督陶澍家的逼捐，使陶家的女婿左宗棠大为光火，埋下了日后曾、左仇隙的种子。事情仍未到此为止。军费的需求使在职官员也难于幸免。这方面最生动的事例是，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北京，清军军费无出，户部尚书孙瑞珍（前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孙玉庭之子）被视为富户，王公大臣在集议中派孙家捐银三万，孙瑞珍闻此变色，自报家产仅七万，“若有虚言，便是龟子王八蛋”。这一场争论几乎弄到老拳相向。几代儒学一品大员竟以粗俚的“龟子王八蛋”自誓，可见其恼羞成怒，也在史籍中添一笑料。
京官不比地方官可以刮地皮，京官的俸禄已经一减再减。如此逼勒使这位负责全国财政的高官也受累不起。第二年，孙瑞珍以病告退。当官原来是一桩赔钱的生意。尽管开捐已成为地方官敛集军饷的主要手段，但时间越长，收益越低。道光朝中期捐一监生需银一百余两，到1857年仅十七两，捐者仍不踊跃。战区内富绅大商已受太平军的打击，复遭官军的劫抢，根本无力应付再三再四的逼捐，此处的罗掘毕竟有穷尽之时。更何况还有两点需地方官作考虑：一是开捐终究挂着“自愿”的名义，总不能带兵入室抄寻，谏台对勒捐多有微词上闻，虽说咸丰帝基本不管，即便管也是装装门面，但毕竟不能做得太过分；二是捐银的数量极不稳定，有时多一些，有时根本没有，但前方军营的开支是一个常数，不能吃了上顿还不知下顿在何方。有没有一种强迫性且具稳定性的新财源呢？厘金由此而产生。
最初的厘金，仍是捐输的变种，称为厘捐。首行区域为苏北，创办者为雷以諴。 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主要任务是筹饷。这可是一件极难办顶费力的差使。可他的一个幕僚钱江，当时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向雷氏出了一个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去设关卡，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品过境税，当时又被称作“行厘”）；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业税，当时又被称作“坐厘”）。厘捐的交纳者亦可同其他捐纳者一样，领到捐得何种功名的部照，只不过这里面再也没有自愿的色彩了。
1853年10月，雷以諴首先在里下河设立机构，向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米行派厘助饷，最初的标准是，每一石米，捐钱五十文。雷以諴一开始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哪里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钱两万串。次年4月，他向咸丰帝报告（先斩后奏）：此种方法既不扰民，又不累商，数月以来，商民无事。他还看出了此种方法的长期稳定性，奏折中称：“且细水长流，源源不竭，于军需实有裨益。”于是，雷以諴一面宣称自己将在里下河各州县推行此法，一面提议由江苏巡抚和南河总督在各自防堵的区域里，“照所拟捐厘章程，一律劝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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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财源：厘金湘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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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收到这一奏折，并没有立即认识到此中的特别意义。他只是例行公事地认可了雷氏的做法，谕旨中说了一段极为含混的话： 粤逆（指太平军）窜扰以来，需饷浩繁，势不能不借资民力，历经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奏请设局捐输，均已允行……（雷以諴）称里下河一带办理有效，其余各州县情形，想复不甚相远……
从这段谕旨来看，在咸丰帝的心中，厘捐与当时各省的捐纳捐输并没有什么区别，并用“想复不甚相远”一语，对雷以諴之前之后的行为予以承认而已。至于雷氏的建议，咸丰帝下旨江苏巡抚、南河总督等各就当地情形安当商酌，若事属可行，亦可照雷氏的方法变通办理。这是咸丰帝第一次对厘金一事的表态。
1854年5月，雷以諴收到谕旨后，便在泰州设立分局，大张旗鼓地抽厘助饷。厘金的范围从大米一项扩大到各类粮食、家禽、牲畜、油、盐、茶、糖、碱、棉、丝、布、衣物、酒、漆、纸、药材、锅碗及各类杂货，可以说，没有一种商品不抽厘。此外，对银号、钱庄亦按其营业额抽厘。江苏巡抚、南河总督大约也在是年下半年开始设卡抽厘。其具体做法今人限于史料还难以考证清楚。但到了1855年初，有人向咸丰帝报告“大江南北捐局过多”，可见其发展规模之迅速。
1854年底，钦差大臣、降调内阁学士胜保发现了厘金的特异功能，上奏宣扬其种种好处，并请下旨各地仿行： 可否请旨饬下各路统兵大臣，会同本省邻省各督抚，会同地方官及公正绅董，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劝谕章程，悉心筹办。官为督劝，商为经理，不经胥吏之手，自无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随收随解，他省亦暂存藩库，为协拨各路军饷之需。
胜保的建议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以统兵大员为主，各地方官只是会同（他此时正任钦差大臣，为军费所苦，颇想自行征收）；二是以公正绅董经手（由此可摆脱地方官吏的种种牵制和侵渔）；三是以济军需为名，随征随解（由此可不让户部插手，也可不上交中央财政）。其核心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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