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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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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国家财政税收网络之外，另辟新的税收体系。智商平常知识有限的咸丰帝，看到了这一奏折，似乎没有弄清楚胜保的真意，只是惯常地发下交户部议复。而户部一不识厘金之意义，二不知厘金征收之实额（各处多有瞒报甚至不报），因而对其发展前景并不看好，只是同意各省可以试一下。
由此决定，战区各省督抚可以针对本省情况定夺，酌量抽厘。朝廷的这一决定，将征收厘金的权力下放到各省督抚手中，这对胜保的建策是一种修正，但对征收的方法及标准，均无明确的规定。户部对此并无通盘的设计，咸丰帝更是懵懂不清。他脑子里想的只是要弄到银子来应付缺口极大的军费，至于银子的来由，他不想过问，也弄不清楚。由此，各省纷起仿办厘金。走在前列的又是创建湘军的湖南。
1855年5月，湖南巡抚骆秉璋奏准设厘金总局于长沙，委本省盐法道为总办，本地绅士为会办。湖南的做法与胜保的建策颇有相通之处，即绕开府州县的各级官僚体系，官督商办，将抽厘的收入直归省级财政。继湖南之后，以侍郎衔领湘军在江西作战的曾国藩，也于1855年10月奏请在江西试办厘金。两个月后，湖北巡抚胡林翼亦仿行于湖北。曾、骆、胡都是湘军集团的头面人物，为湘军的饷需费尽了心思。他们最先看出了厘金的种种优长。此后办行各省日多，最后发展到全国，可见下表： 1856年 四川 新疆 奉天 1857年 吉林 安徽 1858年 福建 直隶 河南 甘肃 广东 陕西 广西 山东 1859年 山西 1860年 贵州 1862年 浙江 1874年 云南 1885年 黑龙江 1886年 台湾其间胜保于1857年7月所上一折，奏请各省普遍抽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当时的实际做法，各省督抚只需将该省厘金的收入数与支出数，按季报户部核查即可。也就是说，谁征谁用，怎么征，甚至怎么用，朝廷都管不着。
这下子可为枯竭的省级财政输了血。按照清朝的财政制度，一切财政收入均归于中央，各省、府、州、县要弄点钱，只能在“耗羡”等名目上打主意。自1853年夏天之后，中央财政已拨不下军费，本无正当财源的省级财政却要负担为数甚巨的各军营军费。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征收渠道，谁也不肯将此交到中央财政去。厘金由此成了不受中央控制的大财源，由各省督抚所把持。也就在这一时期，厘金渐渐脱离了“捐”的范围，明确了“税”的身份。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财经理论来划分，厘金当属于商税。它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尽管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商税经常成为国家的主要税种，特别是宋代，商税超过一千一百万贯，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但我们仍须看到，自明代之后，这种情况有了变化。朱元璋出身于农家，限于其个人的经历，认识不到商业的意义，国家税收主要为地丁钱粮，即农业税，商税反而减弱了。
第六章 新财源：厘金湘人（5）
清承明制，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地丁。永不加赋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扩张性。此外虽有盐、茶、矿、关、酒、当、契、牙诸税，但除盐税外，其余税目征收额很小。这种落后的税收制度，使国家财政依赖于农业。本来产出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种种名目的加增（大多为中饱，中央财政沾润很少）受到越来越多的榨取，农民甚至地主都无力承受。而利润颇丰的商业，却长期处于轻税甚至无税的状况。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产生了两大严重后果：一是国家在商业中获利甚微，为保证其财政收入，一直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传统的农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商业得不到国家扶植反备受打击。二是获利的商人成为各级官吏搜刮的对象，各种陋规和摊派多取自于商人，一些商人也结交官府，谋取超经济的优势，如广州的行商、扬州的盐商即是，这使得正常的商业秩序久久不能建立起来。与宋代已经取得的城市经济和工商业兴旺的成就相比，明清的工商业未能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水准。
虽说历史不能重演，但我们也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明清两代能有合理的商税，国家从日益扩大的商业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收入，是否会对商业采取保护或扶植的政策？在咸丰朝财政大危机之际，许多官员也有征商税之议。1853年，户部也获准拟定了具体办法，准备先在北京试行，然后推广到全国。但北京的商人们闻讯后纷纷以关闭相抗，市井萧条，民众不便，最后不得不取消。这一计划的流产，反映了清政府主管经济部门的官员才智低下和办事低能。厘金的出现，应当说是弥补了商税的不足。
从以后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它和关税的蓬勃发展，使清朝财政的基础由农业转向商业。就这一点而论，应当说是有意义的。但是，正如纸币代替贵金属货币符合历史方向，而无限量空头发行“银票”、“宝钞”、“京钱票”却是极大祸害一样；在这一时期出台的厘金，以最大程度地榨取商人而填弥巨额军费空洞为目的，失去了合理性，对商业的发展有着种种不利的后果。其一，各种征发机构庞杂，名目繁多。如厘金的发源地苏北，在咸丰一朝，抽厘机构有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南河总督、袁甲三军营（为镇压捻军而设）四大系统，名目有卡捐、饷捐、房捐、铺捐、船捐等近二十种，彼此雷同，重复抽取。其二是厘卡林立，密于市镇。如江西厘金卡局达56处，湖北厘金卡局竟曾高达480多处。
几里几十里即遇一卡局，商旅难于行路。其三是各省自行规定税率，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十不等，一般都达到百分之四、五。由于是重复征收，商人望而却步，严重影响了商业规模的扩大和全国市场的形成。由此我们可下结论，厘金是一种恶税。 尽管厘金是商业的毒瘤，但对各省级财政来说，却是一大幸事。万分窘迫的军费难题由此得到了缓苏。最先推行厘金的江苏省，相当长时期内缺乏实收额的统计数字。但据当时办理上海抽厘事务吴煦的档案来看，仅上海一地每年就超过一百万两白银，其中最大一项是对当时的禁物鸦片的抽厘，其公开的名义是“广捐”。
湖南本为一财政小省，开征厘金后，银浪滚滚。湖南巡抚骆秉璋自称每年厘金收入七八十万至一百二十万两之间，但经手其事熟悉内幕的郭嵩焘却称超过一百四十万两，今人估计为近二百万两。湖北的厘金更为出色，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称，1857年至1862年，平均每年有128万两，曾国藩称“岁入二百数十万两”，湘军大将刘蓉称“举办盐货厘金岁五六百万两”（包括盐税等项），今人估计为三百万至四百万两之间。江西是个穷省，且长期为主要战区，其1859年的厘金收入达一百六七十万两，此后四年共计为七百万两。
准确地估计当时厘金的绝对数额，今天已无可能性，因为当时的官吏为免得户部提取或恐户部在报销军需中作梗，有意压小数字，且即便是压小上报的数字，也是各时各人自报一账。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当时官员之间的私人信件，可以看出，西战场上的湘军和东战场上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每月几十万两的开支，主要靠厘金支撑着。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究竟花去多少银子？今天的历史学家有一个统计，即向清中央财政正式奏销数为亿两，实际开支数字可以肯定超过亿两，如果再加上镇压捻军等其他军费开支，仅咸丰一朝的军费远不止3亿两。这么大一笔数字，没有厘金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不停地对厘金的数额进行猜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罗玉东在《中国厘金史》中的估计，自1853年至1864年，平均每年1000万两，共计亿两。这一说法当然缺乏严格的史料支持，但也能揭示真相，说明事实。就我个人的估计，此一时期的厘金总额似乎超过亿两。从清朝的社会经济结构来看，要搜敛这么一大笔资金，只可能从商业中榨取，在农业或手工业中绝无可能性。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咸丰帝个人或户部对此有何想法或设计，一下子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第六章 新财源：厘金湘人（6）
同湘军一样，厘金的出现也非源于旨意，而是由统治集团内部由下而上地兴办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在清朝国家体制之外自创制度；二、朝廷的监控权很小。这显示了统治集团中某些个人的出色才华，也反衬出朝廷及整个官僚机器的无能无力。客观地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正想办一点事，依靠旧有的国家机器和行政关系几乎寸步难行，只能凭借某些个人的胆识、毅力和关系。遵制守法的结果，我在第四章中已作了说明，那必将一败涂地。要做非常之事，须靠非常之人，行非常之法。非常一旦行久，又变成了正常。从此，各省督抚在办理军需的名义下，不仅把持了捐银，而且控制了更为重要的厘金，就是原来由中央财政管理的地丁钱粮，战区各省也时常以各种理由进行截留。这一变动，完全颠倒了原来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
中央断了来路，各省督抚自行执掌银钱流向的开关：可以上交中央，可以自行留用，甚至可以付给其他省份或地区与己关系密切的军营。湖南、湖北两省政权由湘系控制，搜敛到的银钱便大力支援湘军。而上海等处的收益，又解往赖以为屏障的江南大营。中央关于调度银钱的命令，他们可听也可不听，往往找一个理由拒付。天底下动听的理由又有多少，更何况中央也并不掌握他们手中银钱的实际数额，退一步说，那些好不容易弄到银钱的督抚也不愿将之上交，腐败的中央政府无识无能，与其让他们挥霍，不如留下来办点实事！也就是由于这种情势，曾国藩才处心积虑地上演了我在第五章中介绍的向咸丰帝要江西巡抚的一幕。掌握厘金等款项的督抚职缺太重要了，无此即无饷，又如何能练兵打仗。待到后来，曾国藩柄政两江，湘军征战八省，其总兵额最高时达到五十万！与清朝八十万经制兵已相距不远，而战斗力远远胜之。厘金与湘军，是咸丰一朝的两大变局。
银与兵，是咸丰帝当政之初日夜焦虑耗尽心力的两件事。厘金和湘军正是应朝廷之急而生，可以说它们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可是，财权和兵权，这两项在任何国度中都极为重要的权力，渐渐地落到了地方督抚手中，朝廷的权力也慢慢地只剩下任官命将一项（这一项权力后来也受到了侵蚀）。厘金和湘军开始了晚清中央权轻、地方权重的新格局，原来的统治秩序从内部开始了变异。只是仅仅看到其最初几幕的咸丰帝，还没有明白剧情会向何处演变。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湘军的创建过程中，咸丰帝多次与曾国藩斗法，而在解决财政危机上，咸丰帝却身影不显。我在这里用了这么多的篇幅，介绍咸丰帝根本没有插手或形同傀儡的诸如减俸、开捐、大钱、厘金……等项事务，似乎游离了传纪的本体。但是，要知道，无所作为也是一种作为。在像厘金这般重要的大政上，咸丰帝居然毫无己见，一切放手，这本身也就说明了许多、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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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造反”、“造反”（1）
今人称湘军和厘金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咸丰帝死后许多年的历史结局，然而身在庐山之中的咸丰帝，一时间还感受不到春江水暖，依旧处于浑身寒冷之中。他的那双惊恐的眼睛，紧紧盯着扑面而来的太平天国北伐军。
1853年5月，由太平天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人，率军两万“扫北”，目标是攻取北京，将咸丰帝推下皇位。
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不多，却是从广西到南京一路打先锋的精锐，其中两广来的老兄弟就有三千人之多。他们从浦口登岸后，进军安徽，连克滁州、临淮关，于6月攻克河南归德（今属商丘）。军事的胜利，使之信心大增。此时太平军镇江守将罗大纲致书英国驻上海领事称：“依揆情势，须俟三两月之间，灭尽妖清。”虽说咸丰帝在太平军尚未北伐之前，为防其北上，于4月29日批准了山东巡抚所奏防堵计划，5月2日又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择要加强防御，但观其主旨，是以黄河下游为天然屏障，在徐、淮一带阻截太平军。太平军攻占归德后在刘家口渡黄河不成，似可视作此一计划的成功之处。
哪知擅长乘虚蹈隙的北伐军又向西进击，在黄河中游的巩县，用了8天时间渡过黄河，于7月8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阳）。怀庆府的围攻战进行了56天，动作缓慢的清军终于在外围的南、东、北三个方向完成了反包围，可是，只见北伐军向西一跃，径入山西，二十余日连克十余城。9月29日，太平军攻入直隶，至10月7日，连下任县、柏乡、赵州、栾城、藁城。这一胜利的消息传到天京，洪秀全从杨秀清之请，封林凤祥为靖胡侯、李开芳为定胡侯。“靖胡”、“定胡”，不仅表明了他们的决心，似也说明了他们的信心。前后五个月，征战五个省。如此迅速的攻势，又如何不使咸丰帝坐卧不宁。在这五个月里，他调动了盛京、吉林、黑龙江、密云、察哈尔、绥远城、陕西、甘肃、河南、山东、直隶……
几十处数万兵马，任命出征的将领不下数十人。如此频频下旨，今天来看他出招的套路可谓零乱无序。比如顶顶显赫的钦差大臣一职，他先是授于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两个月后因战争失败，改授因过失而降调的前内阁学士胜保，命其节制直、晋两省各路兵马。他又恐胜保不副名望，授其康熙年间安亲王所献的神雀刀，许以副将以下先斩后奏之权。至于讷尔经额，先是解任戴罪，再是革职逮问，最后又定为斩监候。此一场景，如同先前之向荣、赛尚阿一幕之重演，不过节奏更快而已。在危急的日子里，咸丰帝可能已经想到了亡国。稗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称他曾对恩师杜受田的儿子杜翰说道： 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在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
“天启”是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崇祯”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咸丰帝将此局势比拟亡明，虽自认为“不当亡”，但又自比“崇祯”，可见对局势悲观至极。上引这一条材料属前人的道听途说，今日历史学家认为不可尽信，但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几乎全认为清朝行将灭亡。这种风声之大，以至远在伦敦正致力于理论建设的马克思都听到了。马克思写道： 最近东方邮电告诉我们：中国皇帝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经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在的行宫的所在地热河，该地距万里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之遥。
外电的说法仍然是一种道听途说，我在档案中找不到相应的记载。至少可以肯定，《起居注》中没有这一道谕旨。而中国的一则笔记，也谈及出逃北京一事，但角色完全颠倒了，咸丰帝成了镇定自若的统帅。该笔记称，咸丰帝在局势的危急关头，召集王公四辅六部九卿会议，各位大臣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咸丰帝喝道：“哭不足济事，要准备长策。”于是，有人建议北逃盛京，有人建议迁都西安，有人建议下诏各省兴师勤王，有人建议派王大臣督兵出战，有人建议闭城与民死守。咸丰帝闻此，下了最后的决心，谓： 弃大业而出奔，古所耻；谕各省勤王兵，势无及。国君死社稷，礼也。然与其坐而待亡，不若出而剿贼。惟遣师督兵，战而捷，则长驱直捣，灭此小丑而还；不捷，则深沟高垒，待勤王之师不迟。 说罢，命查前朝拜大将军仪制，准备遣师出征了。
尽管这一则笔记描写得有鼻子有眼，但越是完整的材料，越有可能添油加醋地掺入记录者的想象。这段笔记写了咸丰帝的英武明断，也透露其心虚如草。“国君死社稷”一语，似乎在宣布将效法崇祯帝朱由检。“战而捷”、“不捷”的选择性判断，似与赌徒孤注一掷的心理并无二致。除去上述难以验证的记载外，在宫廷的皇家档案中留下正式记录的是咸丰帝拜将出征的悲壮场面。1853年10月10日，前方误传太平军已攻占距北京仅180公里的定州（今定县），咸丰帝意识到，仅靠一个胜保，无法指挥如此庞大的军事。11日，他在紫禁城乾清门外举行仪式，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颁给锐建刀，授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颁给讷库尼素光刀。12日，又命其六弟恭亲王奕訢参加办理京城巡防事宜。
第七章 “造反”、“造反”（2）
在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文渊阁大学士讷尔经额先后革拿后，咸丰帝此时选用的是清一色皇亲。惠亲王绵愉是道光帝的五弟。由于道光帝诸兄弟除绵愉外皆先于道光帝去世，绵愉作为唯一健在的叔叔，咸丰帝登基后十分尊重他，免其行叩拜礼。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原为蒙古贵族，因过继给下嫁蒙古王公的道光帝姐姐庄敬和硕公主，而袭封郡王。他长年在北京担任御前之职，道光帝去世时为顾命大臣之一。
恭亲王奕訢因皇位之争与咸丰帝有隙，在此危急关头不能再计前嫌。一位是亲叔叔、一位是过继的表兄，一位是亲弟弟，自家人总比外人可靠，总比那些缺少天良的臣子们更多一份忠诚，他们的生死荣辱早已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一体。咸丰帝此时更看重血浓于水的亲情。强自打气的命将仪式，丝毫无补于京城内的慌乱气氛的改变。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北京城内就有不少官员请假出都，以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就连后来在洋务运动中名声大噪的文祥，也有人约其同作走避之计。待到此时，京内官员甚至有不待请假便仓皇出城者。
由于命将仪式，咸丰帝下旨，令吏部排定的新任官员带领觐见的仪式向后推迟，不料这些官员也有不少抽身出都。
又有谁愿陪亡国之君做亡国之臣？久为传颂的“家贫出孝子，国乱出忠臣”，此时被翻新为“家贫出忠臣，国乱出孝子”。意即讥讽那些家贫而无资逃亡的官员，只能留在京城，故云“出忠臣”，而此时请假出都者，不是托辞归养，就是借名迎亲，作出万般“孝子”状。
“树倒猢狲散”是历史的结局，但就过程来观察，不待树倒而只是树摇，猢狲们早已纷纷逃散。因此，尽管命将仪式后颁布的谕旨立即发出邸钞，多作胜券在握之词，“天戈所指，自可剋日荡平”，但前门外最为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区已如荒郊，罕见人迹。
只是车马行前人头攒动，车资马费的价格一路高扬，比平日翻了几个跟头。逃亡的也罢，留京的也罢，此时他们最最关注的是咸丰帝的神情，但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体会到咸丰帝此时心乱如麻。
犹如强弓射出的疾箭，飞得甚速甚远，但毕竟有力竭堕地之时，太平天国北伐军一路扫荡，兵力最多时扩充到四万人，但10月30日攻至天津以南十里处，便无力继续向前了。他们只能在天津近郊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扎营固守，等待天京再派援兵。尽管太平天国北伐声势甚壮，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他们难免悲剧的命运。这不能不从定都天京说起。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总人数有五十万，这是将男女老少一并计算，而真正能征战者不过十多万。北伐去了精兵二万，保卫天京及附近地区用兵四万，其余大多用于西征。这种兵力分配，在当时是形势使然，别无选择。太平天国北伐军威胁到清朝的首都之前，天京就已受到了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威胁，咸丰帝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 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
向荣受此严旨，不得不全力攻击雨花台、太平门、朝阳门、汉西门、神策门，虽未能奏效，却是太平天国的腋肘之患。与天京的巩固不同，作为北部屏障的扬州在江北大营的攻击下，岌岌可危。咸丰帝同样也给江北大营主帅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 琦善老而无志，如再不知愧奋，朕必用从前赐赛尚阿之遏必隆刀将汝正法！
到了1853年，扬州太平军已陷于绝境，最后在援军的救助下突围而出。太平天国的江北据点仅剩下瓜洲。天京的东部屏障镇江，虽未如扬州那般失守，但也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围攻之中。除了天京、扬州、镇江三地的战守外，为了首都的供给，太平天国又开始了西征。这次战役的最大成果是建立了皖赣根据地，使得太平军能坚持长期的战争，但要保住这片根据地，只能与湘军为主的清朝各类武装反复厮杀。西战场由此成了主战场。此处的情节，我在第五章中已有交代，此处不再详言。由此可见，既然定都天京，保卫首都就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太平军的主力应坚守此地；为了保住首都，保证供给，西征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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