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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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娇觯�明明是一败涂地，竟被他说成是屡挫敌焰。叶名琛并不能一手遮天。咸丰帝若勤于政务，早就能发现破绽。曾在鸦片战争中弹劾琦善私许香港而名噪一时的怡良，此时在两江总督任上。他通过上海这一窗口，了解了广州战况。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１５日他上一折，因见叶名琛为咸丰帝所宠信，不敢明言直陈，只是婉言透泄。咸丰帝对此全然不信，称此为“英夷造言耸听”，下旨让怡良“勿为所惑”。�O当然咸丰帝也作过一些调查。曾在１８５６年秋外放广东乡试正、副考官的鸿胪寺卿王发桂，掌陕西监察御史张兴江，“亚罗号”事件时正在广州。他们的奏折对战况的描述相对真实一些，但在基调上却肯定了“该夷始有却志，民心亦渐次安定”�P。进京觐见返粤的广东巡抚柏贵也于１８５７年８月有一折，但与叶名琛同出一调。�Q　
　　官官相护本是官场上的规矩，咸丰朝尤其如此。这两份伪词也使咸丰帝误入歧途。与当时绝大多数官员粉饰作伪还有所不同，叶名琛谎报的仅仅是战况，而对局势的未来发展，却是出自内心的判断。既然自己完全有能力处理危机，又为何用这些微小败仗去干扰圣听！他早就看出咸丰帝是左右摇摆并无定见的主子，一旦报告真相，很有可能被撤职。新派大臣主持其事，很有可能对外示弱，局势岂不变得更糟？再说，轰破了城墙，损失了几条战船，伤及了几名士兵，又有什么了不起？当年十万红兵围攻广州，局势比这严重多了，自己不也硬挺过来了吗？按照传统道德，叶名琛犯了欺君之罪，但深谙传统道德精义的叶名琛却认为，他胸怀着另一种忠诚。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叶名琛敢于作伪，不仅是一种自信，而且也因看出咸丰帝的心思。在广州城陷时，他终于说了一句心中的真话，“有人劝我具疏请罪，不知今上圣情，只要尔办得下去，不在虚文请罪也”。�R　
　　强烈的责任感，使得他擅权自专。本是主管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正是利用咸丰帝的过分宠信，利用咸丰帝倦怠政务，成了清朝对外政策的决策人。在广州的外国观察家称这位太子少保、世袭一等男爵、体仁阁大学士、两广总督、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是大清朝的“第二号人物”�S。且不论此说是否可靠，但从前面已介绍的修约、亚罗号事件等交涉来看，咸丰帝已被他牵着鼻子走，至少在这些事务上，他是大清朝的第一号人物。　“将将”、“将兵”，正是统帅与将军的区别。　“用人”是天下君主的第一大政。在咸丰朝的汉族官员中，曾国藩是咸丰帝最为疑忌的重臣，叶名琛是咸丰帝倚为长城的疆吏，两人正好形成对照。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描绘这两位人物，不仅因为他们处于历史漩涡的中心，而且正是通过这些描写说明咸丰帝的用人之道，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说明咸丰朝地方政治的实情。
　　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即叶名琛上奏英方技穷的第二天，英法联军以战舰２０艘、地面部队５７００余人进攻广州。密集的炮弹如雨点般地落到了两广总督衙署，兵役再次逃匿一空，而叶名琛依旧镇静地在署内寻检文件，并声称：“只此一阵子，过去便无事。”　２９日，英法联军攻入城内，广州城陷。逃难的市民挤满了街道。叶名琛仍居住在城中，并不避逃。对于部属各种议和的要求，他仍坚持不许英人入城之定见，只同意给一些银子。１８５８年１月５日，英法联军搜寻广州各衙门。叶住在左副都统署之第五院，敌军第一次来搜，未至第五院，家丁劝其赶紧离开，叶仍不肯。不久敌军复至，将其捕去，送上英舰。直至此时，他仍保持钦差大臣的威仪，准备与英、法专使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此后，他被送往印度，仍以“海上苏武”自居，三个月后客死于加尔各答威廉炮台。叶名琛的所作所为，被时人讥讽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M
　　１８５８年１月７日，叶名琛被捕后的第三天，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为首的广东全体高级官员联衔上奏，报告广州城失陷的消息。二十天后，１月２７日，这份奏折送到了御前。十天前刚刚看过叶名琛大报平安的咸丰帝，闻广州又来奏折，以为有了上好消息，哪知竟会出此等事情，头脑一下子转不过弯子，用朱笔在该折尾写了几个大字：　览奏实深诧异！�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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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7）
咸丰帝得知怀庆未失守，写“喜报红旌”四字，命做成匾额。今故宫博物院军机处堂内依旧挂着咸丰帝所书“喜报红旌”匾。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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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初阶段的一切失策，都可以归罪于叶名琛，咸丰帝至多不过落下个“用人不当”的罪名，这也是儒家史学为君主辩护的常用套路；但是，从此之后，咸丰帝被迫走向前台，亲自主事，一切责任都应由他来负了。咸丰帝久读孔孟圣贤之书，熟于性理名教之义，唯独对外部世界一片茫然。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俄罗斯当时都不是生词，可“天朝”大皇帝不屑于过问“夷”人之事，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更是闻所未闻。因此，咸丰帝一接手对外事务，举措之可笑一点都不亚于叶名琛。广州城失陷后，咸丰帝将叶名琛革职，以前四川总督黄宗汉继任，黄未到任前，由广东巡抚柏贵署理。他发给柏贵的第一道训令竟是：英国等国所恨者为叶名琛，现在叶名琛已经革职，柏贵与英人“尚无宿怨”，正可以出面“以情理开导”。如果英国退还广州，请求通商，“可相机筹办，以示羁縻”；如果英国仍肆猖獗，“惟有调集兵勇与之战斗”。�O
　　从近代国际观念来看，咸丰帝的对策完全荒谬，但在中国的传统中却并非没有来历。本来朝廷对于各地的反叛和边患，不外乎“剿”、“抚”两手。“剿”即武力镇压，不必多说了，而“抚”的常用手法就是以主办官员当作替罪羊加以惩办，再作一些让步，以能恢复常态。由此观之，咸丰帝的谕旨是“剿”、“抚”两手并用。他将前来侵华的英军当作传统的边患，将中国的传统治术运用到对外关系上了。可是，现实恰恰相反。就“开导”而言，咸丰帝似乎忘记了1854年英方修约要求18项，他的那些“情理”又何能打动“夷”人之心？就“战斗”而言，叶名琛历来对外强硬，又何尝不想武力相抗？然在全国陷于内战的困境中，又何来可战之兵可筹之饷？叶名琛“以静制动”的方略，不正是苦于无兵无饷吗？咸丰帝的这道谕旨，今人一看便知无法实行。不过，广州局势又有变化，柏贵即便想遵皇命，也已无可能。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急于恢复秩序，以防民众小股骚扰，袭击英法士兵。
　　1858年1月9日，被英法联军羁留于观音山的柏贵，在刺刀的簇拥下回到巡抚衙门“复职”，与所谓的“英法总局”共同治理广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西方殖民者建立的傀儡政权。柏贵尽管名为“巡抚”，却已无行动自由，别人也无法探视。广州政治实由“英法总局”的英方委员、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一人操纵。可以肯定，柏贵收到了咸丰帝的谕旨，只有苦笑而已。1858年2月11日，与咸丰帝设想的英国请求通商的情景相反，英法联军自行宣布解除封锁，恢复了中断一年多的对外贸易。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的奏折，咸丰帝得知柏贵已被“胁制”。于是，他命令骆秉璋派专差去广东，将一密诏送交给广东在籍侍郎罗惇衍等人，要求他们“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将英军（直至此时咸丰帝尚不知法国已对华开战）逐出广州，“然后由地方官出为调停，庶可就我范围”。�M
　　咸丰帝以为，英军只有数千，团练能集数万，以十当一，又何不胜之？咸丰帝又错了。这里且不论以松散的团练来正面攻击训练有素的英军，在军事上是多么失策，结局只能是一败涂地；更荒唐的是，在咸丰帝的心目中，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可以转化为民、“夷”之间的战争，清政府竟然可以充当中立者，出面调停“交战双方”的冲突。这种手法，咸丰帝在此前此后皆有运用。毫无疑问，我们仍旧可以在传统治术的武库中找到它的原型。在专制社会中，天子的圣旨是绝对正确的真理，谁也不能对此有丝毫的怀疑。到了咸丰朝，圣旨因破绽百出虽已自我动摇了神圣的地位，但抗旨仍是臣子们不敢为之的事情。于是，罗惇衍等团练大臣在颂扬圣明之后又以军费无出而延宕时日，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不断隐瞒实情，似乎在安抚咸丰帝。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广州周围的团练在奏折公文上的数字已经达到数万，但始终没有发起对广州城的进攻。广州一直为英法联军所占领，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广州城陷的消息，随着南来北往的商船，很快就传到上海，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恐慌。此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恐战火北延，主动派下属去与英、法等国领事联络，宣布了一项让英、法都感到诧异的消息：“粤事应归粤办。上海华夷并无嫌隙，应当照常贸易。”�N
　　“粤事应归粤办”，反映出何桂清等一班沿海疆吏的观念。他们将英法两国在广州的军事行动，看作是广东省与英、法之间的战争。既然江苏官员与英、法关系尚好，上海就不应当开战而成为第二个广州。何桂清也将此想法向咸丰帝报告，提出了具体的理由：一是每年约百万余石漕米由上海放洋，上海已成南漕海运的中心；二是上海每年对外贸易的关税达数百万两；三是上海的厘金也有相当大的数额。�O前一项牵涉到京城的粮食供应，后两项实是江南大营等处清军的军费所在。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何桂清此次没有说，但江苏的官员曾多次上奏过，那就是上海一旦开战，清朝势必陷入两面作战，若“夷人”与“长毛”联手，东南局势将不可收拾。何桂清的主张居然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上谕中赫然写道：上海“为海运关税重地，非如广东可以用兵”，“上海华夷既无嫌隙，自应照旧通商”。�M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2）
与何桂清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当时的闽浙总督王懿德。他在奏折中称，如果英国军舰前来“窥伺”，“惟有责其恪守和约，析之以理”。�N
　　也就是说，只打算坚守条约维持和平，而不准备与之交战了。他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咸丰帝的批准。由此而出现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国的一部分与英、法两国处于战争状态，而另一部分却与英、法和平共处。本来按照国际惯例，两国交战，应该撤退平民、中断商贸、向对方封锁港口、并在一切陆地和水域进行全力拼死的战斗；而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却出现另一番景色，酒杯照举，生意照做，一切与平时并无二致。它们是交战国中的“和平区”。而上海尤其突出，清朝的官员与英、法官员往从甚密，有时还称兄道弟，上海港依旧向英、法军舰张开怀抱，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北上南下的中转站和补给基地。这些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之事，咸丰帝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广州是英法联军的占领区，咸丰帝既不派兵也不拨饷，只是让当地官绅“自救”，因而大体处于和平状态。上海等四个口岸又是咸丰帝特批的“和平区”，英法军舰和部队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那么，战区又在哪儿呢？在北方，就在咸丰帝顶顶恐惧的天津一带。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先后来到天津大沽口外。24日，四国使节照会清政府，限六天内派大员前来谈判，否则采取必要手段。强盗已经打上门来了，咸丰帝仍不欲还手，谕旨中称：“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O
　　而他在天津的“柔远之方”、“羁縻之计”，仍如其在广州和上海等地的对策，距近代国际观念十分遥远。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与各国交涉，其“锦囊妙计”是行分化瓦解之策：对俄国表示和好（中俄和谊已达百年，俄国不应帮助宿敌英国和法国，若能助顺，可在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三口之外，另开两口，以合五口之数）；对美国设法羁縻（广州之战时美国未助恶，大皇帝嘉尔守信秉义，若提出的要求无伤体制，可以恳大皇帝开恩）；对法国进行劝告（上海小刀会起义时助清军攻剿，曾蒙大皇帝嘉奖，若今后不助英“夷”为害，仍可通商如旧）；对英国严词诘问（广州攻城祸及商民，现在广东百姓齐心忿恨，如仍想在广东通商，必至受亏）。咸丰帝自以为，如此说辞必可拆毁四国同盟，孤立英国，然后再请俄国、美国出面调停说合，即可迫英国、法国以就范围。他还恐谭廷襄辞不达意，让军机大臣代拟了在谈判中答复各国的详尽辞令。�P
　　从未办理过对外事务的谭廷襄，严格遵旨行事，结果处处碰壁。英、法两国高级专使或以照会格式不合而拒收，或以谭氏无“钦差全权”头衔而拒见，其派头一如当年广州的叶名琛。谭廷襄能够说上话的，只有以伪善面目出现的诡计多端的俄、美公使。六天的期限过去了，英法因兵力尚未齐集，尤其是能在海河中行驶的浅水炮艇不足，英法联军推迟了进攻。咸丰帝一计未成，未能再生一计，而是固守旧策了：他一方面对四国的要求一概拒绝，只同意可以酌减关税；另一方面又不准谭廷襄决裂开战。这种不死不活的决策难死了承办人员。由于英、法专使始终拒绝会晤，谭廷襄只能去求俄、美从中说合，而俄、美却乘机提出了谭廷襄不敢答应、咸丰帝也不会答应的要求。在此等交涉中，就连谭廷襄也都看出俄、美与英、法沆瀣一气，“外托恭顺之名，内挟要求之术”，决不会为清朝向英、法“说合”。于是，在交涉不成、一筹莫展之际，谭廷襄鼓足勇气向咸丰帝提出自己的“制敌之策”：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通商口岸全部闭关，停止贸易；两广总督黄宗汉“速图克复”广州，使英、法等国“有所顾惜震慑”；然后由他出面“开导”，使各国渐就范围。在这份奏折中，谭廷襄还流露出不惜一战的情绪。�M
　　且不论谭廷襄的建策是否能行果效，但咸丰帝就连这种长江以南地区的反击也不敢批准。他认为，若上海等处闭关，海运的漕粮正在途中，恐激之生变；若克复广州，黄宗汉尚在赴任途中，柏贵已被挟持，虚张声势只能徒增桀骜。他看出谭氏有自恃大沽军备完整、不惜一战的念头，则警告说：“切不可因兵勇足恃，先启兵端。”他的办法，仍是让谭廷襄对各国的要求予以驳斥，并下发了军机大臣代拟的驳斥理由。�N如此一来，退兵之策仅剩下谭廷襄的两张嘴皮子了。但英、法高级专使拒不相见，谭廷襄即便浑身是嘴也无处说去。
　　1858年5月18日，英、法专使及其海陆军司令会商，决计武力攻占大沽，前往天津。5月20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限清军两小时交出大沽，被拒绝后，遂以炮艇12艘、登陆部队约1200人进攻大沽南北炮台。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守军不支而溃。5月26日，英法联军未遇任何抵抗，进据天津。5月30日，四国使节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否则将进军北京！大沽炮台的失陷，极大地震动了清王朝。自1850年咸丰帝上台未久英使文翰派翻译麦华陀北上天津投书后，大沽一直是清朝修防的重点。该地设有炮台四座，平时守军约三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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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3）
咸丰帝得知广州沦陷后，立即考虑了大沽的安全，另派援军六千余人。然而，因距前一次战争时日久远，清王朝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从未领教过西洋兵威的咸丰帝，没想到精心设防号称北方海口最强的大沽，竟会如此轻易地落于敌手。天津可不同于广州，距北京近在咫尺，虽说“长毛”四年前也打到过天津，可这次来的“逆夷”凶过“长毛”。咸丰帝似乎听到了敌军火炮的轰鸣，感到身下皇位的微微颤摇。再也不能固守旧计了，这次得作一点让步了。他于6月1日授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与各国谈判。桂良、花沙纳面聆圣训后，出京赴难去了。惠亲王绵愉的提醒，又使咸丰帝想起一个人，那就是前文渊阁大学士耆英。
　　6月2日，他召见了这位谪臣，秘密部署机宜。当日授这位已革工部员外郎为侍郎衔，命赴天津参与谈判。6月3日，咸丰帝又下旨，命直隶总督谭廷襄主持“剿办”，命侍郎衔耆英主持“议抚”。咸丰帝在桂良、花沙纳之后又派出了耆英，是想利用耆英当年主持对外事务时与英、法的老交情，在谈判桌上讨一点便宜。为此，他于6月7日密谕桂良、花沙纳，和盘托出了他精心谋划的机宜：　耆英谅已驰抵天津，即可往见英、佛（法）、米（美）三国，将所求之事，妥为酌定。如桂良、花沙纳所许，该夷犹未满意，著耆英酌量，再行允准几条。或者该夷因耆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弭进京之请，则更稳妥。接到此旨，不可先行漏泄。此时桂良作为第一次准驳，留耆英在后，以为完全此事之人。�M
　　咸丰帝是让桂良等人唱白脸，让耆英来扮红脸。红脸白脸，有恩有威，在这位年轻的皇帝心目中，“驾驭外夷”几与哄弄儿童无异。咸丰帝的这一计谋又破产了。桂良、花沙纳到达天津之后，会见了四国使节。英、法、美态度强硬，俄国公使却设下了一个圈套：若同意应允俄国的条件，可以代向英、法说合。而咸丰帝寄予厚望的耆英，英、法专使一点也不照顾昔日的情面，却以其无“便宜行事”头衔，只派出两名翻译接见。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之后，劫掠了两广总督衙署的档案，对耆英当年阳为柔顺、实欲钳制的底牌了解得一清二楚。会见时，这两名年轻的翻译手执档案，对耆英讥讽怒骂，大肆凌辱。耆英此时已年近七旬，在政坛上已被冷落了八年，对此次因咸丰帝看重而复出喜出望外。他本以为凭着他先前多年办理“夷”务的老经验，凭着他当年与英、法等国使节的老交情，此行一定会有收获，自己也可藉此东山再起。他万万没有想到竟会遭到此等羞辱，实在不堪忍受。两天后，便从天津返回北京了。还剩下桂良和花沙纳。他们手无可战之兵，更无权屈和。面对英、法的凶焰，他们忍气吞声，行“磨难”功夫。他们曾多次请求态度相对温和的俄、美使节出面说合。俄、美乘机伪饰调停而最先获利。1858年6月13日，《中俄天津条约》签订。
　　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中俄、中美签约后，咸丰帝原以为俄、美“受恩深重”，必然会知恩图报。6月14日，咸丰帝又收到黑龙江将军奕山的奏折，得知奕山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N，竟然在对条约内容尚未作出判断前，指示桂良，让他劝说俄国公使普提雅庭：　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指《中俄天津条约》），又在黑龙江定约（指《瑷珲条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佛（法）二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O在咸丰帝看来，几千里外的不毛之地，比起近在咫尺的军事威胁，自然算不上什么。哪知这些没有良心的“夷”人，受恩不报，表面上敷衍，背后里却帮助英、法，希望英、法勒索越多越好。墨迹未干的中俄、中美《天津条约》，皆有措辞严密的无限制最惠国条款，英、法抢到的一切利益，俄、美都可“一体均沾”。　1858年6月22日，英国专使额尔金照会桂良，如若继续迟疑不定，即进军北京。6月25日，英方提交和约草案56款，“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容改”。咸丰帝闻此消息，准备决裂开战。桂良等人心知，开战必遭失败，到时更不可收拾，便不顾旨意，于6月26日与额尔金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又于6月27日与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签订之后，桂良才上奏，力言“战之不可者”五端，宣称“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M
　　事情已经如此，咸丰帝仍欲讨价还价，桂良的奏折又到了，转告英、法要求援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之先例，由皇帝在条约上朱批“依议”二字方肯退兵。到了这个时候，咸丰帝感到无力抗争了，只能拿起朱笔，在桂良进呈《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上，分别写上了“依议”两个字。炮口下的谈判，结果只能如此。咸丰帝胸口积郁着一股怒气，只能将气撒在替罪羊身上。他下令耆英自尽，罪名是“擅自回京”。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4）
《中俄天津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