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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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配是老虎、豹。
　　在这里，可以看见无数的、像蒿儿梁那样小小的村庄，像一片片的落叶，粘在各个山的向阳处……
　　远处，那接近冀中平原的地方，腾起一层红色的尘雾。那里有杨纯的家。他好像看见了那临河的小村庄……
　　这个小村庄，该不是滹沱河南岸的东辽城？但在《山地回忆》①里，那蓝粗布衣服又把他召回到阜平去了：……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以上，我们略略对孙犁的有关作品做了一个巡礼。这只是他的有关作品中的极少的一部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见他在晋察冀那段生活的剪影，看到他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是结合得那样紧密。不能怀疑这些作品在叙述方面的真实性，例如关于《蒿儿梁》这篇小说，前几年山西省繁峙县县志编委会还给孙犁来信，说小说所据的模特儿，至今还对和他相处的那段日子保持着亲切的回忆。显然，这个县志编委会在认真考虑，把这篇小说的某些内容，纳入到历史的范畴了。孙犁自己也说过他这些作品的产生过程：“它们是：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①据他说，他写这些文章或作品，是受了鲁迅精神的鼓舞的。他一直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战争年代，经常行军，身上有两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是手里的一根六道木棍子，一是用破裤子缝成的“书包”。书包里常放着鲁迅的书，如《呐喊》、《彷徨》等（此外，还带过《毁灭》、《楚辞》、《孟子》）。“于是，在禾场上，河滩上，草堆上，岩石上，我都展开了鲁迅的书。一听到继续前进的口令，才敏捷地收起来。”①他说，他因此而受到“引动”，抱着向鲁迅学习的想法，写下了那些散文和短篇小说。
　　在阜平，他还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所有的长篇小说（他特别爱好屠格涅夫作品的抒情风格）和爱伦堡的通讯。
　　这样，在晋察冀的山路上，随着他行进的足迹，也栽出了他自己的花；这些花一路绽开来，点缀得这条不寻常的山路更富丽、更鲜亮了。
且说《冀中一日》
　　我们应该补述一下孙犁在这个时期的编辑生活。1940年，晋察冀边区文联成立，沙可夫担任主任。孙犁调到文协工作，同人中除文协副主任田间外，还有康濯、邓康、曼晴等。孙犁负责编辑文联出版的油印刊物《山》，编辑部设在牛栏村一间堆满农具的小房子里，在一个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下，他一个人包揽了编辑和校对工作。正是这个油印刊物，刊登了不少确有价值的好作品和理论文章，如梁斌的《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和《父亲》等短、中篇小说（它们是《红旗谱》的前身），就曾在《山》上连续发表。此外，他还编辑了晋察冀日报副刊《鼓》。“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但对我来说，究竟也是一种工作，也积累了一定经验。”更重要的是——我编辑的刊物虽小，但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如果使得具体一点，我没有给大家丢失过一篇稿件，即便是很短的稿件……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少一些。①
　　当然不仅仅是一个不丢稿子的问题。“我青年时，初登文域，编辑与写作，即同时进行。深知创作之苦，也深知编辑职责之难负。”②看起来，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精神，始终贯串在他的编辑生涯中。在以后的叙述里，我们会进一步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
　　和这种编辑工作分不开的是，他写了不少评介文章，为边区的作者们呐喊助兴。“当时，田间的短促锋利的诗，魏巍的感叹调子的诗，邵子南的富有意象而无韵脚的诗，以及曼晴、方冰朴实有含蕴的诗，王林、康濯的小说，我都热情鼓吹过。”③在孙犁，“鼓吹”可能是他长期做编辑工作的一种职业习惯。
　　1941年秋，他请假回到冀中，同行者有路一、傅铎。到郝村（冀中总部在郝村一带）的当天下午，王林、路一陪他回家。在战火中久别的家乡，对他有一番异样的吸引力，第一个看到的又是妻子——她正在大门过道吃饭——他是多么兴奋啊。妻子看到风尘仆仆归来的征人，自然更是惊喜不已。但这位“荆钗布裙”的青年妇女，看见有外人在场，便迅速起立回屋，——她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掩盖了自己的感情，同时也就算对丈夫和客人行了欢迎礼。
　　在郝村，孙犁和其他同志一道，完成了一项在抗战文艺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工作——编辑《冀中一日》，并根据看稿心得，写了后来传播很广的《文艺学习》这本书，他称之为《冀中一日》的“副产”。在他个人，具有纪念意义的是，他的妻子怀了孕，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小达——王林戏称为《冀中一日》的“另一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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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他参加《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也有些事出偶然。1941年9、10月间，他住在冀中二分区，等候过平汉路，回到阜平山地。因一时没有过路机会，又患了疟疾，就没有过成。后来，《冀中一日》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王林约他一同工作，他就留下了。
　　关于《冀中一日》的编辑情况，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里作了这样的介绍：
　　1941年初，冀中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考虑到要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从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受到启示，向冀中文化界明确提出组织写作《冀中一日》的要求。……这年4月，冀中抗联所属群众团体和区党委、军区政治部、报社的代表，聚会在安平县彭家营村，成立了“冀中一日”筹委会。会议讨论“冀中一日”选择哪一天好，一致同意选在5月。鉴于5月即将到来，需要时间动员布置，就确定了5月27日。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生活和斗争。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宣传动员搞得相当深入，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一直把任务布置到各个村庄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都写着“冀中一日”四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查完“通行证”，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个字，问“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到了5月27日这一天，能动笔的人都动笔写作，据统计，亲自动笔写稿者有十万人。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许多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都热心参加了这一写作运动。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编委会的稿件，要用麻袋装，大车拉。打起仗来，还得用大车拉着打游击。
　　《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动。仅冀中区一级就集中了四十多个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才初选定稿。前三辑由王林、孙犁、陈乔等编辑审定，第四辑由李英儒负责。孙犁还根据看稿的经验，编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一书，首先在三纵队的《连队文艺》上连载，后来我把这本油印的小册子，带到山区，铅印出版，书名改为《怎样写作》。全国解放后出版的本子，叫《文艺学习》。①孙犁在这年秋季回到冀中的时候，《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正处在定向阶段。母亲告诉他：她也参加了区干部召集的群众大会，会上动员大家写稿，还念了孙犁的一篇文章，因此，她印象很深。李英儒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则这样说：“审稿工作大体结束之时，王林同志返回冀中了，接着孙犁同志也从路西来到冀中了。这两位大手笔的到来，编辑组和刻字印刷组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②当时，他们在滹沱河边的杨各庄和南北郝村安上锅灶，就工作起来。这一带村庄，距离周围敌人的据点都不过十五六华里，他们守着麻袋工作，选好一篇就刻写一篇。到了年底，大体编成。共选出二百多篇作品，约三十五万字，分四辑：第一辑“鬼蜮魍魉”（揭露日军暴行）；第二辑“铁的子弟兵”（反映子弟兵的战斗和日常生活）；第三辑“民主、自由、幸福”（写根据地民主建设）；第四辑“战斗的人民”（写各行各业的群众生活和动人事迹）。书编成后，大家在最后一页上签名留念。那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签名：他们不排名次，用铁笔在蜡纸上把名字签成球形。后来，《冀中一日》的油印本在战火中失落。解放后，文化部门进行了广泛的征集工作，于1951和1958年先后寻到了第一、二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并为一书出版。“1959年秋天，河间县委从一位老教师处找到保存了十八年之久的第四辑。1960年5月，当年为精印《冀中一日》，朝夕伏案刻写的铁笔战士周岐同志，见到重新印刷的《冀中一日》，立刻将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四辑全书邮寄出版社。这样，诞生在战火中的《冀中一日》，又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得以重印，和更广大的读者见了面。”①孙犁认为，对冀中人民来说，“七七”事变后风起云涌、激情动荡的农村变革，“是一次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运动与人民的实际斗争生活结合，因此十分坚强。”②他说，“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起的。
　　他称之为运动“副产”的、数易其名的《文艺学习》，却比《冀中一日》传播更广。这本书在《冀中一日》编成后第二年春天印出，虽是蜡纸刻印，竟印了一千本（《冀中一日》初次油印二百本，后经补选和校正，还没来得及付印，即因敌人发动五一“扫荡”而毁于坚壁之中，人们后来看到的，是黄色麦杆纸的初印本）。“在那种条件下，这本小书的印刷，简直是一个奇迹，那种工秀整齐的钢板字，我认为是书法艺术的珍品，每一字的每一笔画都是勾勒三次才成功的。一张蜡纸印一千份，保证清楚没点染，也是经过印刷同志们苦心研究的。”①这本书，除了像上面《吕正操回忆录》中说的在三纵队的《连队文艺》上连载，还在晋察冀的《边区文化》上连载过。
　　在这本书里，不只体现着作者某些十分重要的美学思想，还体现着他对投稿者既能严格要求、又善于诱导的精神，而这些，可能也正是他作为一名出色编辑的成功秘诀之一。例如，他这样告诉投稿者：你心里有了许多话，你要描写一件事，这件事老在你的心里打转，它一切都准备好了，单等你拿语言把它送出来。那你就把它送出来吧，不要怕你的文字不“美”，言语不文。用花轿送出姑娘固然好看，初学写作好比穷人，把你的姑娘用牛车拉出去吧。只要文章的内容好，语言笨一些没关系——但记住这是说初写，你千万不要认为这就好了：我可以永远用牛车往外送姑娘了。这样下去，会弄成车上已经不是姑娘而是粪草了。因为你对语言的工作不严肃，对文学事业你也一定失败无疑……②“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刺激了抗战时期冀中地区文艺事业的发展，在这之后，文艺读物很受欢迎，特别是《表》（班台莱耶夫）、《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聂维洛夫）等一批苏联作品，印数高达三、五千份，这从一个地区来说，印数是很可观的。其中，《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还是根据孙犁的藏书翻印的。其次，冀中几个文艺刊物的投稿者，也大大增加了。在孙犁的家乡安平县，还编印了《安平一日》。
　　对孙犁个人来说，他在参加了《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后，产生了一个积极的结果：“你也可以写些创作，那样一来，批评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些了。”一个从事创作的伙伴，在一次黄昏的田间散步时，这样对他说。
　　他觉得这位伙伴的话说得恳切而委婉，虽然并不以为含有暗示，却在这之后大大加强了创作的势头，——他说过，在这之前，他从事的文字工作主要是批评性的。
　　而在这之后，当他再写那些批评性的文字时，“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些尖刻的言词，跋扈的态度越来越知道避免了。这就是因为我从实践中得知了创作的艰难，它并不像指责家所要求的那样容易，它所需要的条件，也不像一般人所设想的那么简单。”①
　　在当时，人们尤其不能设想的是，《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刚刚结束，人们就面临着一次空前严重的“扫荡”，这就是日军对冀中人民发动的、曾经震惊中外的五一大“扫荡”。在这次“扫荡”和以后的连绵战火中，不仅坚壁在堡垒户夹壁墙里的《冀中一日》的稿本遭到劫运，《文艺学习》的油印本也在很长时间里下落不明，如果不是由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康濯把自己精心保存的一本拿出来，读者可能永远不会读到完整地体现着当时风貌的《文艺学习》了。
血与火的艺术记录
　　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平、津、保三角地带，有“平津门户”、“华北粮仓”之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首创的平原根据地，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日本侵略者把冀中抗日根据地看作心腹大患，在当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的直接指挥下，从1942年5月1日起，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冀中进行所谓“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式的“扫荡”，以图摧毁这块抗日政权。
　　有人这样描绘了当时敌我双方斗争的态势：在这块平得像地毯似的大约六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上，四边围着平汉、津浦、石德、京山四条铁路构成的封锁圈。圈里分布着八千多座村庄。敌军在主要村镇上建立了军事据点一千七百五十三个，路沟总长二万五千余里，冀中抗日根据地由之被分割成二千六百七十多小块。就在这棋盘似的战场上，日军集中了十万人（笔者按：此数包括伪军等在内，敌主力实为五万余人），来与吕正操、程子华将军领导的冀中部队两万余人决战。战争从5月1日开始，直打到6月底。两月中，大战二百七十二次，小仗则日达数十次。①
　　富有戏剧性的是，敌人选择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发动“扫荡”，沿滹沱河北岸设立临时据点，封锁滹沱河；而冀中区党委却在滹沱河以南饶阳县张保村的枣树林里，在同一天召开了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当真演了一场《日出》。在纪念大会上，黄敬和吕正操都讲了话，分析了形势，作了动员。大会进行中，有敌机盘旋侦察，吕正操还风趣地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
　　孙犁于1942年春末，回到平汉路西晋察冀文联的岗位上，看来他并没有亲身经历五一大“扫荡”。但是，他经历过敌人发动的其它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扫荡”。据梁斌回忆，在五一反“扫荡”前夕，孙犁来冀中深入生活，曾经和他领导的“新世纪剧社”打过游击。这说法和孙犁自己的回忆也颇为符合：“就在这个秋天（按：指1941年秋天），冀中军区有一次反‘扫荡’。我跟随剧团到南边几个县打游击，后又回到本县。滹沱河发了水，决定暂时疏散，我留本村。”②1983年，河北省博物馆一位同志从1941年10月冀中区的一个油印刊物《通讯与学习》上，抄下一篇孙犁的佚文——《报告文学的感情和意志》，文后附录了几篇通讯，都是“死者的血流未干，生者的嘶啼还相闻”的时候记下来的。这时，正是孙犁所说的那个打游击的秋天。孙犁的文章，从写作的角度对这几篇通讯提出了意见，在真实性上却肯定它们：“报告者曾向人民的血流前面走过，差不多用即刻的工夫，把仇恨转写到他们的报纸上。”①其中，《角邱血》一篇所记录的，就发生在孙犁的家乡安平县：八月十五日——记录者很可能在习惯上用了农历，如果是这样，这一天正是中秋节。敌人纠集上千兵力，不发一枪，在黑夜悄悄包围了角邱村。这一次，幸亏人民警惕性高，耳目灵，他们早已躲进青纱帐，敌人扑了空，只悻悻然烧了房子，杀了两个老妇，捉了几个老人。八月二十日，敌人卷土重来，利用汉奸，布置阴谋，终于使角邱村七十多人惨遭杀害。题名《谁能忍受》的一篇，则这样记录了角邱村的悲剧：“在安平六区角邱村近百个死尸中，有这么一幅惨图：一个全身衣服都被撕破的少妇，尸身横躺着，乳房边被刺刀扎了几个紫色的大裂口，下身也是模糊的血泊……她之血体外边，躺着一个幼儿，死去了的白色的小眼睛，依然在凝视着他的母亲，而死者的丈夫，则握住了孩子在痛哭。”《坑水红了》写的仍是安平县六区某村发生的事件：日本兵绑了十三个村民，让他们在水坑旁跪下。十三个人挺得直直的，不仅不跪，反而大骂敌人。最后他们被砍头，头颅被踢进水坑，“坑水连续泛起十三个红圈以后，完全变红了。”……
　　这些血的场面，孙犁在编《冀中一日》时，就看到不知多少次了。不仅如此，那时和他一道工作、参与研究讨论的不少人，就在1942年5月，“把血洒在冀中平原上了”①。不只是血的场面，还有战斗、新生、力量和欢乐的场面。这些场面就发生在作者的周围或身边，激励着他的感情，浸润着他的笔，使他不失时机地捕捉了那些历史性的镜头，用新鲜而热烈的画面，充实着历史的篇章：以后不多几天，这一家就经历了那个1942年5月的大“扫荡”。这残酷的战争，从一个阴暗的黎明开始。
　　能用什么来形容那一月间两月间所经历的苦难，所眼见的事变？心碎了，而且重新铸成了；眼泪烧干，脸皮焦裂，心脏要爆炸了。
　　清晨，高粱叶黑豆叶滴落着夜里凝结的露水，田野看来是安静的。可是就在那高粱地里豆棵下面，掩藏着无数的妇女，睡着无数的孩子。她们的嘴干渴极了，吸着豆叶上的露水。如果是大风天，妇女们就把孩子藏到怀里，仄下身去叫自己的背遮着。风一停，大家相看，都成了土鬼。如果是在雨里，人们就把被子披起来，立在那里，身上流着水，打着冷颤，牙齿得得响，像一阵风声。
　　这是《“藏”》②这篇小说对五一大“扫荡”开始后群众生活的一个掠影。人们可能还记得小说叙述的那个挖洞的故事。著名的冀中平原的地道战是从挖洞开始的，是真正的人民的创造。开始是单一的洞，后来发展为多户相通的初级地道，但目的仍是为了隐蔽，再后才发展成为能攻能守的网络式作战体系。挖洞的事最早出现在蠡县（孙犁的小说《第一个洞》①，几乎以完全纪实的手法写了这件事），这和小说描写的背景完全一致。据《吕正操回忆录》②说，开始有的领导同志对蠡县一带发展地道很不满，认为是逃跑主义，后来程子华政委带工作组亲往调查，才肯定了这是人民的伟大创造。蠡县靠近保定，环境艰险，最先出现地道是不奇怪的。如果在五一反“扫荡”前就开展地道战，那就更好了，冀中人民会减少很多损失。
　　折城、破路、挖地道，被认为是抗战时期冀中平原上的三大工程，是开展平原游击战的伟大创举。这三大工程，在孙犁的作品里全有反映。前两项工程是在抗战初期进行的，《风云初记》里有很生动的描写，我们不妨掇拾一二。
　　先说拆城。女县长李佩钟向拆城的民工作了动员，大家分散开，刚要动手，来了三个穿长袍马褂的绅士，为首的正是李佩钟的父亲李菊人。他说：“古来战争，非攻即守，我们的武器既然不如日本，自然是防守第一。从县志上看，我县城修在宋朝，高厚雄固，实在是一方的屏障。县长不率领军民固守，反倒下令拆除，日本人一旦攻来，请问把全县城生灵，如何安置？”
　　李菊人领了半辈子戏班儿，不但他的见识、学问，全从戏台戏本上得来，就是他的言谈举动，也常常给人一个逢场作戏的感觉。全县好看戏的人差不多全认识他，民工们扛着铁铲大镐围了上来。
　　“我们不是召集过几次群众大会，把道理都讲通了吗？”李佩钟说，“那天开会你们没参加？”
　　“那天我偶感风寒，未能出席。”李菊人抱歉的说。
　　李佩钟说：
　　“我们进行的是主动的游击战，不是被动的防御战……”
　　“那可以进行野战，”李菊人截住说，“昔日我轩辕黄帝，大败蚩尤于涿鹿之野，一战成功，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可从没听说拆城！”
　　李佩钟向他们解释，抗日战争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战争，很多事情是旧书本上查不出来的。三个绅士还要麻烦，群众等不及了，乱嚷嚷起来：“这点儿道理，我们这庄稼汉们全捉摸透了，怎么这些长袍马褂的先生们还不懂？别耽误抗日的宝贵时间了，快闪开吧！”
　　他们一哄散开，镐铲乱动，尘土飞扬，笼罩了全城。三个老头儿赶紧躲开，除去李菊人，那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