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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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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战争中，人们同样看到，传统的伦理意识，有时也具有了新的、反抗强暴的意义。《荷花淀》③里有一处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细节描写：水生就要到队伍上去了，他嘱咐了“女人”许多话，最后，女人问他：“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拚命。”
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在《采蒲台》①中，这个意思被十七岁的姑娘小红和两个青年妇女（她俩的丈夫都参军了）用自编的歌词唱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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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年纪虽然小，
你临走的话儿
记得牢，记得牢：
不能叫敌人捉到，
不能叫敌人捉到！
我留下清白的身子，
你争取英雄的称号！
在《琴和箫》②里，作者更以第一人称的写法，向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进行寓言式的教育了：……那时，村庄后面就是一条河。我常带她们到河边去，讲一些事情给她们听。我说人宁可像一棵水里的鸡头米，先刺那无礼的人一手血，不要像荷花那样顺从，并且拿美丽的花朵来诱人采撷……孙犁通过自己的作品所讴歌和提倡的这些思想、情操，远远超出了传统的伦理范围，已经是一个支持抗战、保卫祖国尊严的问题了。顺便说一句，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针对侵略者的兽行，冀中广大妇女曾开展反奸淫运动、一把剪刀运动，产生了许多感人的事迹①。
总之，“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神圣的战争。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的思想、行动升到无比崇高的境界。生活中极其细致的部分，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高尚情操。”②如上所说，孙犁看到了这一切，看到了人民在进行这场有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他们的思想情操和行动表现得到了锻造和升华。
在这场战争中，他（还有他的同时代的伙伴们）一丝一毫也没有脱离人民，而是和人民融成了一体。这样，结果必然是：在人民“升华”的那些地方，他也得到了升华。
升华促成了一种新的境界，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境界。关于这一境界，他自己用下述语言表达了出来：
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①在美好的极致的境界中进行创作是一种绝大的愉快。“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②
孙犁在《黄鹂》③这篇散文里，借助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等形象的比喻，解释“极致”的涵义。这些比喻，全可用来说明他在抗战中的际遇、状况。他在抗战中的文学活动并非他一生事业的顶点，但是，却使他的事业达到了高潮。
山道弯弯，峰回路转
1942年暮春时节，孙犁从冀中返回平汉路西晋察冀山地，这年冬天，日军又对晋察冀边区“扫荡”。于是，他们照老办法，化整为零，与敌周旋。他和诗人曼晴分在一个小组，每人发了两颗手榴弹，和墨水瓶一起挂在腰带上，向敌人的外围转移。一路上，老乡也都撤离。当天夜里，他们只能在一处山坳栏羊的圈里过夜，寒风刺骨，根本睡不着觉。后来，曼晴还用《羊圈》这个题目，写了一首诗。在孙犁看来，曼晴，还有红杨树（魏巍），都是晋察冀新诗运动的播种人。他们的诗可能创作于行军途中，写在路侧的峭壁岩石上或是村庄断垣上，那可能只是一种口号，一种呼唤，但这些诗做到了和人民的真正的结合，“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因此，“同着这一伟大的时代，不能磨灭了”①。露宿羊圈的这天晚上，孙犁知道，他身边的这位战友，并没有停止诗的构思。
次日晚上，他们转到了一个处于高山坡上的小村子。村里人都已走光，门都七零八落地开着。虽然没有地方吃饭，却摸到一家炕上，美美地睡了一觉。清早，他们刚想捉捉衣服里的群虱，敌机就来了。他们跑进一条山沟，隐蔽在大石下面。飞机沿着山沟来回轰炸，气浪摇动着山上的树叶。孙犁还有时间观察它：侵略者欺侮我们没有高射武器，飞得很低，几乎就要擦着了小村庄的屋顶和树木。事后老百姓传言：敌人从飞机的窗口，抓走一个坐在炕上的小女孩。孙犁把这一情节写进了一篇通讯，不料编辑刻舟求剑，把稿子改得令人啼笑皆非。
敌机走后，阳光已经撒满山沟，他们坐在河滩上，继续捉拿虱子。直到肚子辘辘地叫了起来，才勉强爬上山坡，去寻些能吃的东西。
虽然是在战争环境，山地的老乡，还是把凡能耕种的土地，都种上庄稼。不论是沟沟坎坎，方形、菱形、……只要有泥土，就不会闲置起来。这种情况，整个抗战时期都没有改变。太原出版的日文报纸《东亚新报》，1943年11月18日这样报道：
飞机上的俯视——当飞入山岳地区时，触目所见除峨然耸立的山岳外别无人迹……村落及街巷的庭院中不但没有人，连一匹牲畜都没有，在飞机上就可以觉察到敌方（指抗日军）空舍清野的彻底性的一斑，同时不论在山谷或高原上，除岩石外全耕种得井然有序，由此可见中共对增加生产的努力。①
这种情况，也为两个腰间挂着墨水瓶的战士救了急。他们发现了一小片胡萝卜地，因为敌人“扫荡”，还没有收获。两人用木棍掘开冻土，取了几个，用手擦擦泥土，便大嚼起来，其香甜美脆，至今想来，孙犁还觉得悬乎唇齿之间，——只可惜当笔者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他的老朋友曼晴已经离开人世了。
像这类游击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里是家常便饭。孙犁还记得在一次战斗中，夜晚在荒村宿营的故事：不知那是什么村名，总之，村民已经跑光，黑黝黝一片，没有声息。他和同伴们摸进一间破房，不敢打火点灯，别人都挤在炕上，他顺着墙边一摸，有一块平板，好像搭好的门板似的。他暗自高兴，庆幸自己有了好睡处，便舒舒服服地躺下去。天亮醒来，才发现自己原来睡在一具棺木上，不由为之一惊。“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其中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同一个死人，睡了一夜上下铺，感谢他没有任何抗议和不满。”①1942年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到了晋察冀边区，影响很大，文艺界有很大的变动和整顿。原来的晋察冀文联机关和各个协会，实际上不再存在，只有一个名义，文艺干部几乎全部下乡了。孙犁在文协工作的同人，田间到盂平县下乡，兼任宣传部长，康濯到农会，邓康到合作社搞经济工作，他则被分配到《晋察冀日报》社。当时，他不大愿意去当编辑，愿意下乡。有一次在街上遇见原文联负责人沙可夫，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一向待部下宽和的沙可夫，这一次却很严肃，他只说了三个字：“工作么！”
孙犁没有再说话，背上背包就去了报社。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在《晋察冀日报》编副刊，有时也兼做记者。1943年农历正月间，晋察冀边区在冀西平山县召开参议会，孙犁以记者身分，对会议进行了十几天的采访，会后，写成《二月通信》，发表于同年《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①。这篇通信，给我们提供了有关作家和当时开会情况的不少生动资料。孙犁当时坐在靠近会场前方一角的记者席上，他常常注视着主席团成员之一的聂荣臻司令员。那时，会上正在讨论统一累进税税则，他看见聂司令员十分注意听取来自农村的参议员们的发言，有时回过身去，和一个留有白胡子的老人商量着，研究着；他看见他有时陷入沉思，有时又爽朗地笑起来。“我从他的举动上、精神上，想起许多事。在我的印象里，聂司令员和中国一些可歌颂的名将的风度，凝结成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我是无比重视的。”
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演《日出》，他正好坐在聂司令员和肖克副司令员的后边，这使他对他们作了一次近距离的报道：“肖好像对上海的生活不很熟悉，聂时而向他解释几句。他感动地说：‘看完这个戏，可以得到多少知识啊。’肖常到展览室去浏览我们文学部的展览品，你的《平原上》②也在那里陈列，还有别人的几个长篇。肖很为这些作品不能印出惋惜，他每天要花一些时间去读，你知道他也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在会议的最后几天，情况变得紧急起来。日军出动数千兵力，对边区进行“蚕食”。敌机从会场附近的山顶上轧轧飞过，“聂每天还是静静地坐在主席台上，听着每一个参议员的发言，考虑着每一条决议。”在一个深夜，从五台山的雪峰上赶来一团子弟兵，分驻在会场周围，执行保卫大会的任务。
十几天的采访生活，给他留下了宝贵的纪念。一半是为了慰勉远方的战友，一半是为了记下自己的真实感受，他说，他好像走入了一个新天地，他的内心不断激发着热情和向往。
他告诉那位正在游击区工作的不便公开姓名的战友——同志，我们几年来，为双十纲领在边区的彻底实现尽了不少努力。在这一次会议上，我再看见双十纲领在过去几年间的成就的光彩，和今后将放射的更大的光彩。战后新中国的形象，如同我最爱的作品的人物的形象一样，在我心里站出来，为我的一切思想感情所拥抱。
他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43年秋天，就调到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的高中班去教国文了。当时教育学院的院长是李常青，他曾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宣传部负责，孙犁自从1939年到山地以后，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孙犁也很关心。孙犁觉得，这次调动可能是他的提议。
对这次调动，孙犁也比较满意。抗战期间，他所教的学生多半是短训性质，只有这一次，和学生相处时间较长，感情也比较深，并在反“扫荡”中共过患难，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得到过这些男女学生们的关怀和帮助。
高中班驻地在阜平县的一个村庄，教员们有一个宿舍大院。因孙犁性格较为内向和孤僻，他自己在村北找了一户人家住下，睡的是临时搭起的门板，每天清早，到村边小河洗漱，时值晚秋，金风习习，河水已经很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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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有一位在别处工作的同志来信说，给他带来了家庭的消息。他往返用了六天时间去询问的这个消息，竟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长子夭折。这孩子叫孙普，年仅十二岁，因战乱缺医少药，死于盲肠炎。从此，我们常看到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的一个笔名：纪普。
孙犁经受住了这次打击，但是，他远在冀中的年轻的妻子，是否也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呢？痛悼之余，他想起了一件往事，不免又替妻子担心。
那是他们婚后不久的一个夏天，家中的老屋，年久失修，本已朽败；再加下了几场大雨，就出了事：有一天中午，他在炕上睡觉，妻子也哄着新生的普儿进入梦乡。忽然，房梁咯吱咯吱响起来，妻子惊醒，抱起孩子就往外跑，跑到院里才呼唤丈夫——险些把他砸在屋里。
事后，孙犁问她：
“为什么不先叫我？”
“我那时心里只有孩子。”妻子笑了，抱歉而怜惜地说。孙犁自然不怀疑妻子对他的恩爱，但从此悟出一个道理：对于女人来说，母爱超出了夫妻之爱。
现在，长子已经永远离去，她能够经受住这一打击吗？他翘首东望战云密布的冀中平原，在滹沱河畔那间已经翻修过的老屋里，他仿佛听到了妻子悲恸欲绝的尖利的哭声。这时，他虽然已是三十岁的男子汉，也凄然心碎了。
天更凉了，村边的小河结了一层薄冰，随着冬天的到来，日军对边区开始了新的周期性的“扫荡”。
华北联大的师生们领到那被称作“阜平蓝”的粗布棉衣后，随即爬山越岭，向繁岭县境转移。没有等到丧子的伤痛稍加平复，孙犁就参加了新的反“扫荡”行动。
山道弯弯，峰回路转，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才在深山里的一个小村庄中停了下来。孙犁的头发蓄得很长了，一个同伴借来老乡一把剪刀，替他剪了剪，不料他发起烧来，脖颈以下，延及脊背上部，生了许多水痘，火烧似的，又疼又痒。是剪刀不净还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确诊。他认为很可能是天花，他教的高中班有个学生，叫王鑫郎，是全班长得最漂亮的，他在转移中就得了天花，等到反“扫荡”结束，相互见面问候时，别人简直不敢认他了。孙犁以为，他幼年种过牛痘，可能发病轻微，这是后话。
领队的傅大琳，是高中班的物理教员，见他病了，就派了一位康医生，一位刘护士，还有一位姓赵的学生，陪他到一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去养病。康医生只有二十多岁，医术虽差，人很精明，和他在一起，不曾有挨饿的时候，因为他在经办粮草方面，很有办法。在孙犁的记忆里，生病受到如此隆重照顾，这还是头一次，虽然这样做，也是战争中分散人员、化整为零、以利行军的权宜之计。
那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就是繁峙县境内的蒿儿梁。这个村子兀立在高山顶上，看起来还没有驻过队伍。初来这里，战争风声正紧，加以他们几个人服装整齐、男女混杂、没有武器，又没带地方领导机关的介绍信，在向村干部筹粮的时候，遇到了些麻烦。孙犁听说后，亲自到干部那里去了一次。他身上带了一支左轮小手枪，包着一个软皮套。这手枪就是前面讲过的，他初到路西时一个团长送他的那支银白色的小手枪。他一枪也没有放过，只是系在腰上充样子，这回却帮了点儿忙——他们弄到了一些莜麦面。不过，很快他们就和村干部们熟悉起来，亲密得像一家人了。
孙犁在这里住了三个月，过了两个年——阳历年和阴历年。他至今记得他住过的那间西房：每天清早，阳光射在身旁的窗纸上，使病中的他感到欣慰和温暖，也感到重新升起的光明和希望。只是医疗条件不好：只有剪刀、镊子和红药水；医生和护士，也仅仅受过几个月的训练，谈不上什么医术。每天，护士在饭锅里煮煮剪刀、镊子，把化脓的水痘清理清理，在伤处擦上些红药水。这种疗法的后果是，一个个铜钱大的伤疤，一直留到现在。
但是，除了这些伤疤，也留下了亲切、美好的回忆。在四十年后的一个秋天，他在一封答复繁峙县县志编委会的信①里说：
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地方，我安全而舒适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冬季。我们可以想想，我的家是河北省安平县，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推使，我能有机会到了贵县的蒿儿梁？我是怎样走到那里去的呢，身染重病，发着高烧，穿着一身不称体的薄薄的棉衣，手里拄着一根六道木拐棍，背着一个空荡荡的用旧衣服缝成的所谓书包，书包上挂着一个破白铁饭碗。这种形象，放在今天，简直是叫化子之不如，随便走到哪里，能为人所收容吗？但在那时，蒿儿梁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热炕收容了我。……这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才能发生的事，才能铸成的感情。
他的小说《蒿儿梁》①，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这段生活经历，小说描写的村子里的主要人物——妇救会主任和她的忠实、憨厚的丈夫，就是以郭四和他的妻子为模特儿写成的。孙犁的另一篇小说《看护》②，也是写的这段生活经历，小说的主角，换成了护士刘兰。
反“扫荡”结束后，他们走了一天的山路，于黄昏时间来到山脚下。眼前是小桥人家，河面上铺盖着雪，孙犁以为是久违了的平地，兴奋地往前一跳，一下子滑出一丈多远，脑受震荡，晕了过去。康医生和刘护士连忙把他抬进成果庵的热炕上，才苏醒过来。
幸亏伤得不重，晚饭吃了一些僧人做的莜麦粥，当晚便与僧人同床而寐，第二天还参观了五台山上的许多寺庙。这些寺庙，错落有致地掩映在郁郁苍苍的重峦叠嶂之间，十分古雅、壮观。
1944年初春，他们返回学院驻地，当即得到通知：第二天就去延安。
第五章 千里共婵娟
西去延安有故人
出发了，没有来得及向家里的亲人们道一声别，甚至于也没有来得及写一封信——烽火连天，写了也无法送到，况且还有危险。
春天来了，需要去领单衣，换下棉装，以便长途行军。孙犁去晚了，所有男衣已经发完道德与理性无关，知觉上的快乐与痛苦是衡量善恶的标准。本，只剩下带大襟的女衣，他只好领下来。单衣是用土靛染的，色彩虽不能持久，却非常鲜艳，山地老乡称之为“月白”。色彩还可入乡随俗，那女衣的样式，颇使他这个高身材的男人感到难堪，在宿舍换衣服时，他犹豫了：这穿出去像话吗？
正在无可奈何，两个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女学生进来了：她们带着剪刀针线，立即把这件女衣的大襟撕下，缝成一个翻领，然后把对襟部位缝好，变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大翻领钻头衬衫。她们看着我穿在身上，然后拍手笑笑走了，也不知道是赞美她们的手艺，还是嘲笑我的形象。①这次去延安，结队而行的，是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六七位同事和几十名同学，由总支书记吕梁带队。吕梁沉默寡言，但善于做政治工作，非常负责，细心周到。孙犁和他在延安分手后，再没有见过他，但一直怀念着他。
当日在枣树林集合出发，队伍里忽然多出一个新媳妇。原来这是数学教员常智的媳妇，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刚从冀中平原赶来。她年轻貌美，又是从敌占区过来，穿着也很鲜艳，她的到来，不免给这些即将远行的人，添上了各种各样的心事。但大家共同的心情是，都觉得惋惜：住在山区农家的柴草棚子里，炕上连张席子也没有，怎样留宿这花朵般的女客？恐怕她还没吃晚饭，又没有开水，热情的师生们，只是从老乡那里买了些红枣来招待她。
才过了一夜，她就卸去粉妆，也换上新发的土靛染成的粗布衣裳，站在女学生们的队伍里了，只是脸上还带着平原富裕人家的女儿所常有的那种白嫩、丰腴的肤色。她同常智青春作伴思维器官的传统理论。，比翼双飞，该是幸事；但在当时，大家的担心却多于羡慕。
这支穿着鲜艳服装的“土八路”，走在通向革命圣地的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上，虽然劳苦，却不寂寞，常常可以听到队伍里的歌声。山地群众看惯了穿这种衣服的工作人员，也不觉得奇怪。出发时，每人身上背了三匹小土布，供路上卖钱，换取食用之资。如无敌情，每天可走六七十华里，悠悠荡荡，计算着一段又一段的行程。最初几天，越走离家越远，孙犁产生了《风云初记》中在抗战学院教书的张教官那样的心情：“他好像每逢前进一步，就感到一次身后的拉力，克服这一点，是需要坚强的意志的。”①家乡终于远远地落在地平线的那一边了。
拉力变成了一种无形的思念。说也奇怪，这种情况，反而促使他加快了前进的脚步——是要本能地摆脱那种拉力或是思乡的痛苦吗？
经过盂县时，正在下乡的田间，在一个要道口上迎接他，为他送行。清晨，山地的草木上还有霜雪；田间显然在那里等了很久的意义，并按日常约定的方式来使用。他们都强调，语言是，浓黑的鬓发上，也染有一点儿白霜。他傍着队伍行进了一段路，说了很简短的话，便和孙犁握手告别。
田间也离得远了，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小黑点。但在孙犁携带的行李中，还有一件日本军用皮大衣，是田间过去随军工作时，得来的战利品。大衣很考究：皮领，雨布面料，上身是丝绵，下身是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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