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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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村，锣鼓相接，男男女女挤的风雨不透，热汗直流。
　　敲鼓手疯狂地抡着大棒，抬匾的柱脚似的挺直腰板，原生的爹娘安安稳稳坐在车上，街上的老头老婆们指指划划……
　　……
　　大队也经过小五家的大门。一到这里，敲大鼓的故意敲了一套花点，原想叫小五也跑出来看看的，门却紧紧闭着，一直没开。
　　当爹娘的还猜不透儿子的心事，试探着问原生：是否把小五追回来？
　　原生的回答是坚决的：“叫她回来干什么呀！她连自己的丈夫都不能等待，要这样的女人一块革命吗？”当老人说出秀梅的事情时，战士激动了：“在原生的心里，秀梅的影子，突然站立在他的面前，是这样可爱和应该感谢。他忽然想起秀梅在河滩芦苇丛中命令他去卡枪的那个黄昏的景象。当原生背着那支枪转战南北，在那银河横空的夜晚站哨，或是赤日炎炎的风尘行军当中，他曾经把手扶在枪上，想起过这个景象。那时候，在战士的心里，这个影子就好比一个流星，一只飞鸟横过队伍，很快就消失了。现在这个影子突然在原生心里鲜明起来，扩张起来，顽强粘住，不能放下了。”
　　原生没有多少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他必须马上归队，去参加解放保定的战斗。但是，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因此，在瓜棚豆架下，在柳荫房凉里，好事的男女们到处议论着原生和秀梅的未来的姻缘。
　　……
　　梦做完了。假如我们去掉这个梦的那些战争的色彩和痕迹，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一切的叙述，都很像他已经逝去的童年的岁月：滹沱河鼓涨的河水，河滩上喧闹的群儿（那是在五六月间汛期到来之前），乡村间欢腾的鼓乐，庙会上人群的竞逐，乃至征人不归，高堂念远，妇姑勃谿，邻里纠葛，乡亲们的相互关怀和诚挚的问候，少年男女间纯真的友谊和朦胧的爱情……这一切，哪一宗不充满了他“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在秀梅身上，没有和他一同养蚕的那位远房妹妹的影子？在原生身上，没有他自己的追求和气质？
　　这些，都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梦了。梦，尤其是童年的梦，毕竟是迷人的，令人难忘的。如今，在进行了八年抗战、两年多的解放战争，又进行了一场土改的这片故乡的土地上，当他构思这篇英雄的故事的时候，那个遥远的童年的梦，就排着队复活了。于是，也许在月照中天的夜晚，也许在雄鸡三唱的清晨，他便如真如幻、若醉若迷地写了这篇故事。说到这里，我们真不得不有条件地同意一次弗洛伊德的说法：创作就是白日梦。顺便提一句，他青年时代的确喜欢过弗洛伊德，到了晚年，还肯定过弗洛伊德学说的价值，只是到了后来一些人争相标举弗洛伊德的时候，他就暂时息响，不再说什么了。
　　却说他在滹沱河上的这个梦，后来也出现于《风云初记》。那是“卡枪”的一段情节，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卡枪变成了一次“交易”。卡枪的正方——我们姑且这么说吧——仍是一对最终将成为眷属的青年男女，负方——就是那个逃兵——则具有了浓厚的爱国主义的意识。闲言少叙，且看下面一段描写：
　　近处的庄稼，都齐着水皮收割了，矮小的就烂在泥水里。远处有几棵晚熟的高粱，在晚风里摇着艳红的穗子。有一个人，一步一拐地走过来，春儿渐渐看出是一个逃兵，把枪横在脖子上……
　　“不用怕，大姑。”逃兵说着，艰难地坐下来，他的脚肿得像吹了起来，“我跟你要些吃喝。”
　　“你不会到村里去要？”春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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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进村，老百姓恨透了我们，恨我们不打日本，还到处抢夺，像我这样孤身一个，他们会把我活埋了！”逃兵说。
　　“为什么你们不打日本呀？”春儿说。
　　“大姑，是我们不愿意打？那真冤枉死人。你想想我们这些当兵的都是东三省人，家叫日本占了，还有不想打仗的？我们做不得主，我们正在前线顶着，后边就下命令撤了，也不管我们死活，我们才溃退下来。”
　　“说得好听。”春儿撇着嘴……“你家去给我拿一点。”逃兵把枪摘了下来，“我愿意把这枝枪给你留下，我把它卖掉也能换几十块大洋，这是国家的东西，留给你们打日本吧！”……
　　春儿回到家里，找了芒种来，偷偷告诉他有这么件事，问问他可行不可行。
　　芒种说：
　　“行了，这个年头，咱们有枝枪也仗仗胆儿，你拿着东西前边去，我在远处看着，免得他疑心。”①好了，这“梦”有些扯得远了，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吧——不过，我们得说明：讲一讲孙犁那梦幻一般的童年时代的颇具魅力的生活，对于了解他的经历和创作心态，还是很有帮助的。
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
　　梦幻般的夏天很快地过去了，1948年秋天，他到石家庄参加了一次文艺会议。那是在8月，当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已经联成一片，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机关驻石家庄附近。他和方纪同行，那次会议，将酝酿成立华北文艺协会。
　　这也是一次浪漫主义的旅行：孙犁这年是三十五岁，方纪还不满三十岁，正是阅历丰富、富有想象力的年龄。他们从饶阳出发，向西南行至方纪的家乡束鹿县，在县署驻地辛集镇看了京剧。他至今记得戏班里有一名武旦，艺名“九阵风”，她的精湛表演很使他陶醉。自然，这又是他爱好京剧的缘故。他和方纪，在延安虽不相识——方纪1939年由重庆去延安，曾在《解放日报》任文学编辑，他们当时只有文字之交——回冀中后却共事很长时间了。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在红高粱和老玉米的夹道上，竞相驰骋。有多少个黄昏，在农村驻地的场院里，在瓜棚豆架下，方纪神态庄重地操演胡琴，他则纵情尽意地唱着京戏。孙犁在饶阳县大官亭参加土改的时候，方纪正在饶阳县影林村参加土改。”现在，他们在赴石家庄开会的途中，看了“九阵风”演出的这样精彩的京戏，正是知音相遇，同好相求，能不击节而和、同声一赞？到石家庄后，开会之余，他们仍不放弃观赏戏曲的机会。当时，在这个刚刚解放的城市，环境还不十分安全。在这里，他们又迷恋上一位唐姓女演员主演的地方戏。一天夜晚，他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去看她演出，果然，演出中间，突发警报．剧场顿时大乱，有些本地同志，虽然路熟，临危却不相顾，他们只好从后台逸出。
　　看来，他们还不能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安适地领略一下都市的生活。连吃饭也遇到了问题．一次下饭馆，吃的竟是腐烂牛肉，因而腹泻，新的营养没有补充上，把原来的营养也赔进去了。这时，饭馆还用着旧式女招待，讲花架子，不讲卫生。
　　战争尚在进行，“华北文艺会议，参加者寥寥。有人提出我的作品曾受批评，为之不平。我默默。有意识正确的同志说：冀中的批评，也可能有道理。我亦默默。”①两个“默默”，表现了难能的超然。“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②，白纸黑字，来日方长，青史由人论是非——也许他这么想，所以才默默？
　　事实上他有自己的态度。在他受到批评的作品中，有一篇题名《爹娘留下琴和箫》③的小说。这篇小说写于1942年秋天，最初发表于1943年4月10日《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小说很抒情：一个爱好音乐的老人，（他一直领导着本村的音乐队），非常钟爱自己的独生女儿，竭力供给她上学，并鼓励她和一个音乐能手结了婚。这对年轻夫妇在很多场合下，不是用语言交流思想，而是用音乐：丈夫从墙上摘下南胡，除去布套，妻子从床头拉出一支黑色的竹箫，交流就开始了：丈夫望着胡琴筒，妻子凝视着丈夫的脸，眼睛里“有神采随着音韵飘出来”。她的脸很严肃，而且多变化，但总是笼罩着微笑，真挚而神秘的。久而久之，他们养成一种习惯，妻子与其说什么，不如拿过箫来吹一支曲子，丈夫对于妻子，则诉诸南胡。生活就这样推演下去，而且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女儿：大菱和二菱。
　　抗战了，丈夫参加了游击队，妻子在家里照顾孩子。这女人喜欢沉默，但谈起孩子，话就多了。有一次，一位朋友说他喜欢音乐，她不信，她说：一个人爱好什么，早就应该学习了，早就应该会唱会奏了，既然不会，那就是不爱。这位朋友有点儿不服气，他指着依偎在她怀里的大菱说：“你说大菱爱好音乐吗？”
　　“爱！”
　　“她也不会唱不会演奏啊。”
　　母亲笑了，笑这位朋友和一个孩子比。不过，这位朋友还是明白了；这孩子能继承父母的爱好，“她虽然才八岁，当母亲吹箫的时候，她就很安静，眼里也有像她母亲那样的光辉放射出来了。”
　　母亲后来也参了军，和丈夫在一起。在一次战斗中，丈夫牺牲了，她的箫失去了南胡的伴奏。整理过遗物，她和那位朋友商议，把大菱交给他照看，她带二菱去。大菱接受了父亲留下的南胡，二菱随着母亲，去和箫做伴了。这是春天发生的事情，当冬天到来，母亲带着二菱来看大菱和那位朋友的时候，这对小姐妹——十一岁和九岁——已经会进行琴和箫的和谐的伴奏了。这一次，母亲又把二菱也留给那位朋友，说是要到延安去。箫，就交在二菱的手里。不久，因为这位朋友要到别处工作，便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她们的外祖父那里。她们的外祖父住在河间青龙桥。
　　1942年5月，发生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敌人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这位朋友在秋初来到白洋淀，从一个船夫那里听说，有两个很俊气的女孩子，大的不过十三四岁，小的也就是十来岁，不久前，在他的船上遭到敌人的机枪扫射，牺牲了。这位朋友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他从那茫茫的一片水里，好像看见了大菱和二菱……不，“我不是设想那殉了难的就是大菱姐妹，那也许是她们，也许不是她们，但那对我是一样，对谁也是一样……”
　　小说有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忽然，那可能是一个黄昏，在山里或是在平原，远处出现了一片深红的舞台幕布，晚风中，有两个穿绿军装的女孩子正在演奏，一个拉南胡，一个吹箫。
　　小说的基本情节就是如此。发表后，有人说它不健康，过于“伤感”。华北文艺会议上，抑扬双方不知是否提到这篇作品，但在会后，孙犁却在这年9月7日给康濯的信里，特别嘱托对方：“印出稿中，特别是《丈夫》和《爹娘留下琴和箫》两篇，万万请你给我找到。”①《丈夫》是一篇说抗日光荣、当伪军可耻的小说，我们姑且不说；他要找的《爹娘留下琴和箫》却分明是一篇值得他纪念的小说。
　　但是，在将近四十年的岁月中，这篇小说并没有被他收入任何一本集子，人们差不多把它遗忘了，虽然那琴和箫的跳动的音符，在演奏者的眼睛里那么动人，不时有流动的神采飘溢出来。直到1980年2月，这篇小说才在《新港》文学月刊上重新出现，改题《琴和箫》，并于翌年首次辑入《秀露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港》上重新发表的时候，作者写了一篇后记，其中说：……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同时觉得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这当然是事过境迁和发病以后的近于保守的感觉。它存在的缺点是：这种激情，虽然基于作者当时迫切的抗日要求，但还没有多方面和广大群众的伟大的复杂的抗日生活融会贯通。在战争年代，同志们觉得它有些伤感，也是有道理的。
　　这篇后记，除了对自己写于四十年代的这篇小说进行了应有的肯定外，主要体现着作者严格的要求自己和宽容的对待同志的精神，并不一定要当作科学的评论看。我们注意到，这篇后记没有收入到他的任何一本集子里去。作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固然令人感动，《琴和箫》却不应该再受到苛责了。这是记录了作者感情的一篇好作品。
　　确实，孙犁是一个不善于自我表现、却实在具有丰富的内在感情的人。华北文艺会议上，他虽然“默默”，想得倒不一定少。
　　妻子秋后又要生产了，他为她买了半斤红糖，然后就踏上了归途。冀中乡下习惯，认为红糖对产妇有特殊的滋补功效。
　　同行的还是方纪，经过束鹿时，他们在方家（其实是冯家，方纪原名冯骥）吃了方纪的母亲为他们做的当地特有的豆豉捞面，味道之佳，使他至今不忘。
　　方纪的家庭是中农，抗战时祖父当村农会主任，遭日军杀害。还有两个叔父也被杀害。他自幼托养在外祖母家里，常听她讲故事。据他自己写的《传记》①说：在延安，“曾得到了毛泽东同志亲自提笔改稿的荣幸。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给《街头画报》的一篇评论稿中亲自改稿，亲自添写了这样一段话：‘可悲的是有这样一种人，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并未好好的研究，自己错误了又不好好的反省，一味拿着别人的死骨头，当作自己的活灵魂，恐怕鲁迅先生在生前对这种人也不过是敬鬼神而远之。’”
　　“文革”出后，方纪健康情况很不好。有两次开会的时候，孙犁看见了他，看他走路、签名那样吃力，孙犁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且以年长之身，搀扶了比他更弱的伙伴。“文革”前，孙犁曾把司马光的两句格言抄给他：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看来方纪不以为然，反其意而唱，吟成四句诗，孙犁只记住了关键的第三句：“为了革命故”——。“为了革命故”又怎么样呢？看起来，比较好的解释是：为了革命故，也不能忘记“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
　　令人欣慰的是，劫火之后，文章仍在，“我们的作品，自有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①还是诗圣说得对：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
从生活走向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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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石家庄开会回来之后，冀中区党委决定调孙犁到深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48年9月，他到了深县，生活费用仍由冀中文联供给。所以，这次调动，用他的话说，是“客串性质”，是领导方面为了让他有机会接触实际。他满意这次调动，到任后，分工管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包括乡村文艺活动），甚至他要和有关同志一起，“发动和检阅一下沉寂良久的乡村艺术”②。
　　由于土改期间受过批判，初来深县时“还背着一点黑锅”③。但他很快就感觉到，这是大可不必的了：“在这里工作很好，同志们多系工农干部，对我也很谅解”④。这是真的，他不止一次谈到那时的同志关系是很宽容的，和县长、公安局长、妇联主任等，都能谈得来，他们决不歧视他。在深县，他只工作了半年光景，离开时，县委组织部长给他做的鉴定是：772孙犁传
　　①
　　②
　　③
　　④《致康濯信》（1948年1月6日），《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同口旧事》，《孙犁文集》第四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致康濯信》（1948年1月6日），《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方纪散文集序》，《孙犁文集》第六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289
　　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
　　他和深县中学的老师们，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有一位叫康迈千的老师，和他最熟。康老师住在一座小楼上，有一天孙犁去看他，登完楼梯，在迎面挂着的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头部不断颤动。这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症候，当时还以为是上楼梯走得太急，并未介意。
　　我们在1979年4月有一次访问他的时候，注意到了他的这个症候。头部颤动时，下巴尤其明显。自然，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个症候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后来，听熟悉他的人说，他感情激动时，头部便颤动。根据后来和他多次接触的体验，看来这说法是真实的。发病原因，和劳累有关，和情绪恐怕也有些关系。例如，他在1916年4月10日给田间的信①里就这样说：“从去年回来（按：当指一九四五年从延安回来），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虐，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他在来深县前，曾立意“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文墨生涯，对我日渐衰弱的身体，也有好处。”②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已早有觉察。可是，对一个作家来说，毕竟太难放下自己的笔，也太难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从此，这个症候就“粘”上了他，对外人来说，可能还成为他情绪上的一个晴雨表。我们不知道当他处在壮年时，这症候给他的外观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早已年逾花甲：瘦长的身材，面部表情似乎总是那么文静；但眼睛很明亮，既有青春活力，又显得那么温和、善良。——这是一位言语不多的诚实的老人，我们想。我们很快就发觉他的头部在轻微地颤动。过后，我们觉得，对于这位总的看来显得文弱的老人，这颤动很容易激起来访者的同情心，无形中倒增加了他待人的魅力了。
　　索性再多说几句吧。最近的这个蛇年春节过去以后，我们之中的郭，带了儿子（他是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的学生）去天津探亲，也去鞍山西道的新居民楼看望了孙犁同志。出来以后，郭问儿子：“怎么样？孙犁像不像一个农民？”这个大学生回答：“样子像，眼睛不像。眼睛像一个学者。”显然，他也观察到那双明亮的眼睛很具有思维的活力。
　　却说他在深县这段日子，过得还是很有意义。对于那位组织部长给他的评语，他并不敢欣然接受，因为他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但在战争年代，他和群众相处，确实还说得上融洽：
　　在那种环境，如果像目前这样生活，我就会吃不上饭，穿不上鞋袜，也保全不住性命。这么说，也有些可以总结的经验吗？有的。对工农干部的团结接近，我的经验有两条：一、无所不谈，二、烟酒不分。……对于群众，到了一处，我是先从接近老太太们开始，一旦使她们对我有了好感，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就对我有了好感。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善于拍老太太们的马屁……①说到接近群众，他还遇到过一件事情。
　　那是1947年夏天他在博野参加土改的时候。有一天，他到一个很穷的人家去访问，招呼了一声，出来一个红眼睛的妇女，抱着两个光屁股孩子，一个吊在乳房上，一个几乎要从她的臂弯里溜下来。他觉得这是个邋遢女人。坐定后，问到村里情况，她又什么也说不清，支支吾吾，有些害怕。孙犁又觉得这妇女有些傻，甚至替她丈夫惋惜，怎么会娶这样一个人当老婆。可是见到她丈夫之后，他不惋惜了：这个男人更胆小，你给他说话，他装聋作哑，叫人难以忍受。他叫“老蔫”，受了一辈子苦。在生人面前不敢说话，有时说上一半句，别人一笑，他就吞回去，笑笑完事。他最能忍，受的罪也最多，并且得不到同情，好像生来就该受罪。
　　但他们开过几次会后，情况变了。在会上，孙犁有意让他多说话，同情他，鼓励他，渐渐地，他变得聪明、活泼起来，孙犁也觉得他勇敢、可爱了。他总是细心地听着“老蔫”的每一句后，觉得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才有价值。因为，“老蔫”并非生来就“蔫”，“蔫”是受压抑的结果。现在不蔫了，说话了，这就是一个解放的过程。
　　一天开会，孙犁说穷人的血汗供养了地主，他正惭愧自己的话单调乏力，“老蔫”说话了：“你说的一点汗一点血真是不假，汗是血变的，我试过，我接了一碗底汗晒在日头爷下面，干了是红的！”
　　我听了惊心动魄。汗能接在碗里，汗能晒成红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试验，他有多少汗流在地主的田里？
　　他没有说出这些感想，有感想的难道都是我们这些人？但从他这一句话，我更加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我想，翻身就是要叫他这样的老实“无能”的人翻身吧！翻身的真理，就在他的身上！①这个简单的故事，很真实地反映了孙犁学习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他是一个作家，他属于自己的时代；他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也就是他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过程。
　　在他看来，这道理也很简单：到什么地方，就踏踏实实地工作吧，先不要考虑怎么对创作更有利，没有这方面的目的，有时反而能得到这方面的收获。事实上，每一个作家的出现，并不是他先有意想当作家，大都是他在一个地方认真工作了若干年，又不断地写作，慢慢地也就成了作家。②
　　这也可以看做他对自己的创作经历的某种说明。在他看来，生活经历对写作非常重要，但还必须关心群众生活。“不关心别人，是写不好作品的，我自己写作品，常常感到生活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