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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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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期，书籍是很便宜的，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带箱带套，也不过一二百元，很多拆散，流落到旧纸店去。各种叀氖罚裁蝗寺颍聊敬笃岷凶拥模ㄓ檬槌鞯模头绱等丈沟模言谇阶雍颖呓值郎稀�
书贩们见到这种情景，见到这么容易得手的货源，都跃跃欲试；但他们本钱有限，货物周转也不灵，只能望洋兴叹，不敢多收。
……①
这些，都是记忆中的事情了。
大约在1953年前后，也有人劝他买房子，当时房子也便宜。同样出于经济考虑，他放弃了这样的计划。如上所说，他后来终于有些钱了，兴趣就放在买书上。据他说，有些书（如《饮冰室文集》）买下来，并不是急于要读，而是想当藏书家。
《鲁迅日记》后面的“书帐”，直接影响着他对图书的选购。有时他自己也觉得好笑，但对鲁迅先生的信任却始终如一。下面是他谈到的一个例子：“我有一部用小木匣装着的《金石索》（按：此书为清代冯云鹏、冯云鵷合撰，对收录的商周以下历代某些金石文字进行了考订——引者），是石印本，共二十册，金索石索各半。我最初不大喜欢这部书，原因是鲁迅先生的书帐上，没有它。那时我死死认为：鲁迅既然不买《金石索》，而买了《金石苑》，一定是因为它的价值不高。这是很可笑的。后来知道，鲁迅提到过这部书，对它又有些好感，——给它们包装了书皮。”①他自然也买近、现代学者和作家写的书。这里，我们可以提一提《孽海花》，因为其中还有一段小故事。他很早就和这部小说有了缘分。那还是1946年他在河间的时候，有一次赶集，从推车卖烂纸的小贩那里，买到了这部书，而且是《小说林》出版的原版本：封面是一片海洋，中间有一枝红花，书前有赛金花的时装小照。《小说林》是1907年创刊的文艺月刊，主要登翻译作品，也登小说理论和少量创作（《孽海花》的部分回目曾在该刊连载），虽然只维持了一年半光景，在近代文学启蒙方面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孽海花》初版于1905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把它列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孙犁在战争年代从卖烂纸的推车小贩那里得到这部《小说林》出版的书，自然感到高兴。但可惜，他在战争年代得到的这部书，又在战争年代丢失了。凑巧的是，进入天津后，他又买到一部同样版本的书；这一回，他送给了一位正要出国当参赞的同事。
这位同事姓张，正在谈着恋爱。对方绰号“香云纱”（因穿黑色的香云纱旗袍得名），原有丈夫，解放军一进城，迅即转向革命。一日，孙犁到这位同事的房子里，两人正在读《安娜·卡列尼娜》。孙犁只读过周扬译的这部小说的上卷，冲口问道：“这本书的下卷如何？”这句话竟引起老张的极大不快，他愤然回答：“中国译本分上下，原文就是、就是一部书！”孙犁愕然不解。几经日月，才明白老张那时以沃伦斯基自居，恋人在下卷卧轨自杀。
这真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孙犁自悔失言。因此，当老张放洋之日，孙犁就送他这部《孽海花》，聊寄比翼双飞之意（这时他们已经结婚）。这回老张没有发怒。但出国后不久，“香云纱”又爱上一个官职更高的，导致离婚。孙犁又后悔这事做得不妥，他们的结局还是部分地应了书的内容，老张该不致徒增烦恼吧？
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孽海花》的增订本，孙犁又买了一部。
说到这里，我们顺便谈一下孙犁对找对象的看法。1946年9月，他想给康濯介绍个对象，并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做文艺工作的，写小说的，很难找到好老婆，太认真是他们的致命伤。他认为，“只要年岁小些，性格好些，相貌有可取之点就行了，选择要慎重，但无需太机械。”①这虽是一时一地的想法，看起来很实际。张君没有和他的伴侣比翼双飞，大概是栽在不实际上了。
孙犁的妻子很体贴丈夫，虽然不识什么字，却很能理解他。那些年，孙犁买了许多书，有时是又破又旧的书，终日孜孜不倦地整修、缝补，有一天，他问妻子：“你看我买的这些书好吗？”
她笑了。停了一下才说：“喜欢什么，什么就好。”
孙犁很满意这回答。说真的，这是可以获得满分的哲学家的答案。
有时，她还陪孙犁到旧书店买书。有一次买回一册宣纸印的《陈老莲水浒叶子》，孙犁翻着对她说：“这就是我们老家玩的纸牌上的老千、老万。不过，画法有些不一样。”
她还是笑着，站在孙犁身边，看了一会儿。
这是她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同我一起，欣赏书籍。平时，她知道我的毛病，从来也不动我的书。
我买旧书，多系照书店寄给我的目录邮购，所谓布袋里买猫，难得善本。版本知识又差，遇见好书，也难免失之交臂。人弃我取，为书店清理货底，是我买书的一个特色。
但这些书，在这些年，确给了我难以言传的精神慰藉。母亲、妻子的亲情，也难以代替。因此，我曾想把我的室名，改称S*老书屋。
看过了不少的传记材料，使我感到，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也只能借助中国的书来解释和解决。至于作家，一般的规律为：青年时期是浪漫主义；老年时期是现实主义。中年时期，是浪漫和现实的冲突阶段，弄不好就会出事，或者得病……这是自我验证、一针见血的话，所以他接下去说：“书无论如何，是一种医治心灵的方剂。”①他也喜欢写写毛笔字，他那里有很多碑帖。他很喜欢欧字，认为欧字方正削利，很有风骨。
也想到了要做些事情。当天气不好，不能出门游散的时候，他曾打开封存几年的稿件，想有所作为。但是，做什么呢？“要想写《铁木后传》，需要重新下乡；要想整理《风云三集》，需要很强的脑力。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而且，即使只是这样对着稿本呆了两天，也还加重了病症。只好喟然一声，重新把稿件束之高阁。”②他实在并没有完全恢复健康。1961年冬季，有几位青年来探视他的病情，谈到了写作问题，很使他黯然。他沉默了一会儿，对他们说：“有一位演员，最近谈到，因为生理的原因，停止了舞台生活，很感痛苦。这种心情我是能体会的。其实，不只艺术，别的职业也一样，一旦被迫停止，总是很难过的。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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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还是把《风云初记》这部由一、二、三集单行本合成的长篇“整理”完了，当然，那是比较简单的整理工作。打开这部长篇，我们看到在书的结尾，作者署有几行小字：“一——六○节写于1950年7月至1952年7月。六一——九○节写于1953年5月至1954年5月。1962年春季，病稍愈，编排章节并重写尾声。”
至于《铁木后传》，作者在别的地方也做过回答，那是永远也写不出来了。
文艺界的朋友们也很关心他的病。1960年夏天他去北京，当时在《文艺报》和作家协会工作的侯金镜，特意抽出时间，先后陪他在八大处修养所和颐和园修养所住了些日子。侯金镜和别的同志还曾陪他到香山去玩。这是因为大家知道他有病，又轻易不出门，因此肯牺牲时间，同他到各处走走。但他实在不善谈。有时候，侯金镜热情地坐在他的房间，看他总提不起精神，也就无可奈何地走开。朋友熟了，知道他的脾气，也从不见怪。
孙犁记得，在那些日子，侯金镜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白洋淀纪事》，几次对他说：“我要再看看。”孙犁懂得，那意思是：侯要写一篇关于该书的评论，或者和他当面谈谈。侯每次这样说，他也总是点头笑笑。
侯终于没有写，也没有说。这是孙犁早就猜想到的：“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也不好谈的。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又恐伤私情。”①但他确知侯是很关心他的。在颐和园住着的时候，孙犁偶然提起北京什么东西好吃，侯如遇到，必买来送他。晚上，孙犁送客，侯总伴他把客人送到公园大门以外。孙犁知道：公园道路曲折，夜晚又很空旷，侯不大放心。
郭小川、贺敬之也把他带到前门外一家菜馆，吃了一顿饭。“其中有两个菜，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适口的美味珍品。这不只是我短于交际，少见世面，也因为小川和敬之对久病的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才留下了如此难以忘怀的印象。”②大病之后，他很思念故乡，为了舒散一下被病魔困扰已久的身心，他决定回家乡看看。
上午乘吉普车动身，经保定、安国等旧游之地，下午就到了家。按照家乡规矩，他在村头下车，从村边小道绕到叔父家去，吉普车从大街开进去。
村边有几个农民正在打场，孙犁趋前打了招呼。走进村里，街上站满了人，“大人孩子，熙熙攘攘，其盛况，虽说不上万人空巷，场面确是令人感动的。无怪古人对胜利后还乡，那么重视，虽贤者也不能免了。但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官，穿的也不是锦绣。可能是村庄小，人们第一次看见吉普车，感到新鲜。过去回家时，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③走进叔父家，院里也满是人。有个他称做“老焕叔”的人，由叔父陪着，从屋里走出来。他满脸病容，拄着棍子，大声喊着孙犁的小名。孙犁把他扶进屋，坐在唯一的木椅上。
不见故乡思念故乡，见了故乡，却又想到自身罹病，亲人亡逝，增加了许多荒凉感，所以心情并不见好。他的收获，是后来写了一篇《老焕叔》。老焕叔年轻时不务正业，在外游荡，第一个把麻将牌引进东辽城。但他倒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里的坏事。村里有个叫曹老万的，幼年不耐农村贫苦，到安国药店学徒，学徒又不成，流为一方光棍，窝娼聚赌，且又悍鸷、无赖，被同伙奉为头目。此人把梅毒引进村内，自身被祸且不说，贻害乡里，罪过更大。对此，孙犁引古人话说：“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不管在哪一个行业里，不务正业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即此一桩，孙犁已不虚此行了。
第八章 风雪十年
不寻常的接火
1966年春夏之交，他还在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没有想到十年动乱的祸水就要冲到院子里来了。
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刚刚度过了五十三周岁的生日，他患病也有十年了。身体还很虚弱，十年严霜已经铺天盖地地打了下来。
在机关，他是第一个被查封“四旧”的人。首当其冲的，是他那些书。他怎么也想不到，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这场运动，会把书作为革命对象。运动到来之前，他还按照平时习惯，给自己的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写些“题识”之类的话。在《金陵琐事》这本中的书皮上，他写了这样几句话：“此等书不知何年所购置，盖当时影印本出，未得，想知其内容，买来翻翻。整理书橱，见其褴褛，装以粗纸，寒伧如故。1966年，时已五十四岁（此指虚岁——引者）。忆鼓捣旧书残籍，自十四岁起，则此种生涯，已四十年。黄卷青灯，寂寥有加，长进无尺寸可谈，愧当如何？”①没有等他明白过来，他已被叫到机关，参加“学习”了。
实际上，那不是学习，那是一连串毫无精神准备的不寻常的接火。
家人预感到他那些书不妙，值孩子舅父在津，便把线装书抱到后屋，前屋书橱装新书，都罩上白纸。这样一来，反而“欲盖弥彰”，不过两天，机关的“文革会”就派来红卫兵，将所有书橱加上了封条。内弟深知孙犁爱书，怕他精神上受不了，等他“学习”回来，特别对他进行安慰。其实，当时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尚且未卜，孙犁已顾不上这些了。
再后，造反派将后屋隔断，每天都能听出有人在那里捆绑旧书。随之又来前屋抄书，孙犁的小女儿在场，她还不满二十岁，以也是红卫兵小将的资格问：“鲁迅的书，我可以留下吗？”
“可以。”
“高尔基的呢？”
“不行。”
于是，“高尔基”被捆走，“鲁迅”得以留下。领头的是一个水管工人，他的答对，在当时情况下，孙犁认为满有水平。
当时孙犁有十书柜书，全部被抄，其中有多部被列为“珍贵二等”。妻子知道书是他的性命，非常难过。看看他的脸色，又很冷漠，她奇怪了，还以为他临事不惊，心胸宽阔。
问他，他只说：“书是小事。”就不说什么了。
孙犁的家被抄多次，其中一次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这次殃及文字稿件。他们走后，家里人又自抄一次，这样的文字差不多绝迹了。
这已经是冬天，室内暖气被拆毁，一天黎明，正在生病的妻子，把一些本子、信件，甚至亲朋的照片，投进了火炉。她不识字，她凭感觉知道，这些带字的东西在目前会招祸，便照圣人“敬惜字纸”的规矩，使之乘火升天。
但他的一些信件却在另外的地方保存下来。那是1959年以后几年间写给冉淮舟的信。当时孙犁正在养病，要出几种书，冉淮舟帮助他做了许多抄录、编排和校对方面的工作，其中主要是对于《风云初记》的结尾、《白洋淀之曲》的编辑、《文学短论》的选择、《文艺学习》的补充等等方面的协助。那些信件，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写的。孙犁说：“淮舟写给我的信，在1966年以前，我就全部退还给他保存了。并不是我预见到要有什么大的灾难，是我当时感到：我身体很坏，恐怕活不长久了。”①至于他写给冉淮舟的信，在1966年以后，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按照常规，它们也早该丢失或被销毁了。当历尽劫难，冉淮舟把这些信件抄录成册，做为礼物送给他时，使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些信和孙犁送给他的书，都存在保定他爱人那里，武斗期间，这位同样是孙犁作品的热心读者，不顾家中其它财物，背着这些书和信逃反，以致因过度劳累而流产。显然，如果冉淮舟当时也把这些信件退还孙犁，那肯定是只字不存了。冉淮舟曾把自己搜集到的孙犁旧作一束交孙犁保存，结果就是如此。
他的《风云初记》，也曾一度成为珍本：“所有底本，今全不知去向，出版社再版，亦苦无依据”，他请冉淮舟代觅一册，结果，也是冉将自己保存的作者签名题赠的书，回赠给他，使他“展读之下，如于隔世，再见故人。”①冉淮舟是高阳人，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时代就是孙犁作品的研究者，除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有关论著外，在孙犁作品的搜集、辑佚和整理方面，也做出了可观的成绩。
在反复的抄家中，孙犁的画也受到了损失：1961年，黄胄同志送给我一张画，我托人拿去裱好了，挂在房间里，上面是一个维吾尔少女牵着一匹毛驴，下面还有一头大些的驴，和一头驴驹。
1962年，我又转请吴作人同志给我画了三头骆驼，一头是近景，两头是远景，题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来。
1966年，运动一开始，黄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罪名”，也就妇孺皆知。家里人把画摘下来了。一天，我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胄的毛驴不在墙上了，就大怒，到处搜索。搜到一张画，展开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画有了！”其实，那不是毛驴，而是骆驼，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就这样把吴作人同志画的三头骆驼牵走了，三匹小毛驴仍留在家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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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加“学习”，大约在1966年夏秋之交。当时，形势日益紧迫，他和报社中层以上的干部，被集中到一处大院。这处大院旧名“张园”，系清末张之洞部下张彪营建，在现代史上颇有些名气：溥仪出宫后，曾有一段时间移居此处，1931年又从这里潜往东北，去当伪满“执政”（后称“皇帝”）。1924年，孙中山应邀北上，和北洋军阀谈判，也在这里住过。大楼富丽堂皇，有一间“皇帝”的卧室，全用团龙黄缎裱过，倒确实提醒着人们注意那现代史上的复辟事件。
这里现在就是战场——大批判的战场。被批判、被斗争的，正是从前在真的战场上和国内外敌人进行过斗争的人们。孙犁不愿意回忆“文革”中那些丑恶的事件，那时是，“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枭吞噬了飞鸟”②。但是，有一些镜头还是在他笔下出现了：“有一次批斗大会，被斗者站立一排，都低头弯腰，我因为有病，被允许低头坐在地上。不知谁出的主意，把摄影记者叫了来，要给我们摄影留念。立着的还好办，到我面前，我想要坏。还好，摄影记者把机子放在地上，镜头朝上，一次完成任务。第二天见报，当然是造反小报，我的形象还很清楚。”③这是痛定思痛，不免以幽默出之，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要糟。上面这个镜头，在他的《芸斋小说》里是这样展开的：不久，我被揪到机关学习，一进大门，就看到他正在张贴一幅从房顶一直拖到地下的，斗大墨笔字大标语，上面写着：“老爷太太们，少爷少奶奶们，把你们手里的金银财宝，首饰金条，都献出来吧！”
那时我还不知道造反头头一说，但就在这天晚上，要开批斗大会。他是这个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先把我们关在三楼一间会议室里，这叫“候审”。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等候不可知的命运。
我因为应付今天晚上的灾难，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棉衣。
他推门进来了。我抬头一望，简直认不出来了。
他头戴水獭皮帽，身穿呢面貂成大衣，都是崭新的；他像舞台上出将一样的站在门口，一手握着门把，威风凛凛地盯了我一眼，露出了一丝微笑。我自觉现在是不能和这些新贵对视的，赶紧低下头。他仍在望着我，我想他是在打量我这一身狼狈不堪的服装吧。
“出来！”他对着我喊，“你站排头！”
我们鱼贯地走出来，在楼道里排队，我是排头，这是内定了的。别的“牛鬼蛇神”，还在你推我让，表示谦虚，不争名次，结果又被大喝一声，才站好了。
然后是一个“牛鬼蛇神”，配备上两个红卫兵，把胳膊挟持住，就像舞台上行刑一样，推搡着跑步进入了会场。然后是百般凌辱。
我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当天夜里，触电自杀，未遂。①
这个造反派头头，为什么如此对孙犁“垂青”？其中还有一段原委。
一般认为，孙犁谨言慎行，性格平和。但这只是一种现象，一个方面。他其实很直，感情也容易激动，临事常常不计后果。他明白自己这个“弱点”，常常提醒自己注意，结果还是一再事后懊悔。为此，他在“文革”后期，曾为自己写下类似座右铭的句子。
戒行之方为寡言，戒言之方为少虑。
祸事之发展，应及时堵塞之，且堵且开，必成大患，当深思之，当深戒之。②这样看来，他是谨言慎行了；但这谨言慎行的自我约束性措施，恰是不那么谨言慎行的结果。
且说在“文革”之前，他就遇上这么一件事：在一个严寒的晚上，他忽然想洗个澡，因为有病，不愿到街上去洗，就到本机关的大楼里来了。路过传达室的时候，有个穿一身灰布旧棉衣的中年人在值班。他悠闲地抽着旱烟，上下打量着孙犁。孙犁这天穿一件从来不大穿的皮大衣，还戴一顶皮帽——这些，都是有了些稿费才添制的，他原来也穿过那一身灰布棉衣，都是进城时统一发的。现在，他注意到中年人在看他，便问：“同志，今天有热水吗？”
“没有。”中年人回答得很冷淡，只有眼睛里的那一丝嘲笑带着热意。
孙犁正要转身走去，他却大声说：“听说你们写了稿子，在报上登了有钱，出了书还有钱？”“是的。”孙犁平静地回答。
“改成戏有钱，改成电影还有钱？”
“是的。”还是那么平静。孙犁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以为他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他那时常遇到这样的人），就脱口说了一句：“你也写吧。”
不料这一句使对方神色大变，一句话也不说了。他自知失言，便赶快逃走，心想，对方会以为是挖苦他。继而转念：现在不是提倡工农兵写作吗？不是不识字也能写诗、写小说吗？对方也许会明白过来，那样就不会得罪他了。
人，自然是得罪了；没有等到十年，他——“君子”就来报仇了。
而且，在有些批判大会上，是按字论罪。如《风云初记》，“当时批判者持去，并不检阅内容，只于大会发言时，宣布书名，即告有罪。且重字数，字数多者罪愈重。以其字多则钱多，钱多则为资产阶级。以此激起群众之‘义愤’，作为‘阶级斗争’之手段。”①在运动中，“老同志”的表现也很不一样。就在挨斗的那些日子里，他私下里向一位老友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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