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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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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这解释很不满意，只好报以沉默，同时在心里做出了回答：“我不知道，我如果掉在水里，会怎样做。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
从此，他就再不给这位老友提意见了。
一天下午，管他们的一个小个子，通知孙犁有“外调”。这是他第一次接待外调，被接待的，竟是60年代他去北京看病时，侯金镜常常派来接待他的一位女同志。这女同志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爽朗，热情，步伐沉稳，在沉思中偶而把头一扬，浓密整齐的黑发便向旁边摆开，秀丽的面孔，瞬间显得严肃起来……孙犁麻烦她好多回了，早就希望能在天津招待她，却没想到竟是在这样的场合。
他向传达室走去，很远就望见一位女同志靠在大门旁的墙壁上，正在观望着他。他很快就认出了她。
她风尘仆仆，显得削瘦了些；看见孙犁走近，就转身往传达室走。孙犁看见，那步伐已经不像从前的样子了。至于孙犁在她眼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孙犁顾不得去想。
传达室里间有一张破桌，他们对面坐下来。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男同志。
没有相互的寒暄和问候，调查就开始了：她低着头，打开笔记本，用一只手托着脸，好像还怕我认出来。
他们调查的是侯。问我在和侯谈话的时候，侯说过哪些反党的话。我说，他没有说过反党的话，他为什么要反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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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为什么情绪所激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竟然慷慨激昂起来。在以后，我才体会到：如果不是她对我客气，人家会立刻叫我站起来，甚至会进行武斗……
现在，她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把本子一合，望望那个男的，轻声对我说：“那么，你回去吧。”①下午在楼房的过道里，他们又遇到一次，谁也没有说话。但孙犁仍然感激她，他想：当着别人的面，能这样宽恕地对待他，大概还记得他的不健康吧？
不久，他又接待了一次外调，来人是歌舞团的女演员，只有十七八岁，不只生得漂亮，声音也动听，对孙犁很是客气。她调查的是方纪。自然，她从孙犁那里了解到的，只能是方的革命经历。两人谈了很久，分别的时候，他竟恋恋不舍，禁不住问：
“你下午还来吗？”
他自己也觉得这问题有些奇怪，后来，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那些年月，我失去自由，处于荆天棘地之中，转身防有鬼伺，投足常遇蛇伤……深深有感于人与人关系的恶劣变化，所以，即使遇到一个歌舞演员的宽厚，也就像在沙漠跋涉中，遇到一处清泉，在噩梦缠绕时，听到一声鸡唱。感激之情，就非同一般了。”①
干校的故事
几个月以后，他来到天津郊区的干校，先是种地，锄头，铁铲、小推车……一应俱全，而且都是新的。后来又盖房，砖瓦、洋灰、木料……也挺充足。只是孙犁有病，身上的力气是有限的，和他同来的，也大都不是壮劳力。但孙犁喜欢劳动，过了一段时间，他能一顿吃两个窝窝头了。消息传到市文教书记那里，她大笑起来。她和孙犁在延安时认识，当时关系不错，还做过邻居。
干校办得很不起色，渐渐地，工具和材料被附近农民拿走大半，还流传谚语：“五七干校是个宝，我们缺什么就到里边找。”
他在这里，也接待过一次外调：两个穿军服的非军人，调查田间的材料。因为他抄着手站着，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结果，手被抓破，不得不到医务室包扎。
刚到干校的时候，大棚还没有修好，他被分到一间小棚里住。一天，他都睡下了，有一个原来要好、平时也很尊重他的同事进来说：“我把镰刀和绳子，放在你床铺下面。”孙犁以为他劳动回来晚了，先去吃饭，就同意了。次日早晨，“群众专政室”的头头照例集合人们训话。这个头头是个典型的天津青皮，惯会无事生非。这天，他先是批判孙犁，孙犁正在低头听他大放厥词的时候，那位同事忽然说：“刚才，我从他床铺下，找到一把镰刀和一条绳子。”孙犁这一气非同小可，一改平日委靡不振之状，大喝道：“那是你昨天晚上放下的！”
他没有说话。头头威风地冲孙犁前进一步，但马上又退回去了。
当时排队的有几十人，不少人对孙犁的非凡气概为之一惊，称快一时。
孙犁知道，在那时，镰刀和绳子会被看作自杀或暴动的凶器，如不当场揭发，后果是很危险的。所以，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会有那种气压“群小”的表现。
他在干校呆了一年多。这是一段困难的日子；但是，在一个作家的眼睛里，困难的日子也是生活。因此，在若干年以后，他这段生活终于以“芸斋小说”的形式，再现于人们面前，下面我们就介绍两则，以飨读者。
其一：《女相士》①。
1966年他被集中“学习”后，一时像掉进深渊，大惑不解，连一同学习的是些什么人，也很少注意。被集中来的人越来越多，新来的还要亮亮相。有一天，造反头头审问一个新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什么阶级？”
“我是自由职业者。”答话的是个女人。他没有心情看一看这位新来的同伴，只是低着头。
过了些天，“反动”阶级成分都要自动提高一级，头头又追问新来的女人，她忽然说：“我是反动文人，和孙芸夫①一样！”
他这才抬起头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慷慨地把我引为同类”。这人有五十多岁，身材修整，还很秀气，年轻时肯定很漂亮。他看她时，瞅见那双架着银丝边眼镜的眼睛，也正注视着他。他马上感到，她看人的方法和眼睛里流露的光，有一点巫气或妖气。
她叫杨秀玉，湖南长沙市人，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解放前以相面出名且致富，在长沙自盖起两座洋楼。这个条件，足有资格进学习班了。
冬季，他们进了干校，修缮一间车棚当宿舍，在宿舍门前的场地上，为市里的一个屠宰场代养了二百头牛。他们每天头顶星星起床，为牲口添草料、清粪尿，夜晚星星出来，才能回屋。中间，“芸夫”调到铡草棚工作，贮存大白菜下来后，又被调到菜窖。
杨秀玉和另一位女同志也在菜窖工作。芸夫知道，来这里工作是对他的照顾，因为不只活儿轻，也可避避风雪。不知是谁动了怜悯之心，派他和两个女的干这差事：每天一垛垛地倒腾白菜，抱进抱出，使之通风，有时就摘摘烂菜叶子——
说实在的，在那种日子里，我是遑遑不可终日的，一点点生的情趣也没有，只想到一个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例如在铡草棚子里，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割断不少根捆草的粗绳。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如果不是割断草绳，而是割断我的脖颈，岂不是一切烦恼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但我终于没有能这样去做。
在菜窖里工作，也比较安全。所谓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革命工人、儿童对我们的侮辱，恫吓，或投掷砖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名”、“身份”，过去的级别、薪金数目，造反者已经早给公布于众了。
在菜窖里，算是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可以暂时喘喘气了。
他渐渐和杨秀玉熟识起来，认为她也不坏。相而虽系骗人，但系受骗者自愿，较之傍虎吃食、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上谋私利的人，还算高尚一些。这样一想，他有时就跟她说个话儿。对另一个同志就小心一些，因为她是菜窖负责人。在她出窖后，他们才能畅谈。“我那时已经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但又有时想排遣一下绝望的念头，我请这位女相士，谈谈她的生活和经历。”她答应了，下面就是她的经历：“相面是我家祖传，父亲早死，我年幼未得传授，母亲给请了一位师傅，年老昏庸。不久就抗战了，我随母亲、舅舅逃到衡阳。那时我才十三岁，母亲急着挣钱，叫到街上吆喝着找生意，我不愿意去，求母亲给一元钱，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一间房，门口贴了一张条子。整整一个上午，没来一个人，我忍着饥饿，焦急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到了下午，忽然进来一位，相了一面，给了我三元大洋，从此就出了名。“然后到贵州、桂林、成都，每到一处，在报上登个广告，第二天就门庭若市，一面五元。那时兵荒马乱，多数人背井离乡，都想藉占卜，问问个人平安、家人消息，赶上这么个机会，不发财也得发财，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积下很多金条了。
“在衡阳，我幸亏没到街上去喝卖，那会大减身价，起步不好，一辈子也成不了名。你们作家，不也是这样吗？”
他没想到她能活学活用，一下子联系到他的职业，稍稍一愣，随即苦笑起来。
他们的谈笑，被菜窖负责人听到了。她很不满意，夜晚回到宿舍，问杨秀玉：“你和孙某，在菜窖里谈什么？”
“谈些闲话。”
“谈闲话？为什么我一进去，你们就不谈了？有什么背人的事？我看你和他，关系不正常！”
两人吵开了，事情传出，有些人又察觉到什么“新动向”。好在那时主要注意政治动向，对这类事没有深究，也许是不大相信吧：
像我们这些人，平白无辜遭到这种奇异事变，不死去已经算是忍辱苟活，精神和生活的摧残，女的必然断了经，男的也一定失去了性。虽有妙龄少女，横陈于前，尚不能勃然兴起，况与半百老妇，效桑间陌上之乐、谈情说爱于阴暗潮湿之菜窖中乎。不可能也。
事情平安过去了。又有一天，他实在烦闷极了，忽然异想天开，问杨秀玉：
“你给我相个面好吗？”
“好。”她过去揭开菜窖的草帘子，“你站到这里来！”
从外面透进来一线阳光。他慢腾腾走过去，并没改那副潦倒、萎靡之状；而且像是有些犯愁，眉毛锁得更紧了些。
她认真端详着他的面孔，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似的。“你的眉和眼距离太近，这主忧伤！”她说。
“是，”他显得高兴起来，像是遇到知己，眉毛也舒展了些，“我有幽忧之疾。”
“你的声音好。”她说，“有流水之音，这主女孩子多，而且聪明。”
“对，我有一男三女。”他回答，“女孩子功课比男孩子好。”“你眼上的白圈，实在不好。”她摇摇头，叹了口气，“我和你第一次见面，就注意到了。这叫破相。长了这个，如果你当时没死，一定有亲人亡故了。”
“是这样。我母亲就在那一年去世了，我也得了一场大病。不过，那都过去了，无关紧要了。大相士，你相相我目前的生死存亡大关吧。我们的情况，会有好转吗？”
“4月份。”她肯定地说，“4月份会有好消息。”
外面传来脚步声，她赶紧向他示意。负责人走进来，他们正面对白菜垛工作。
果然，入夏后他们的境遇逐渐好起来，8月份他算得到“解放”，回到了家里。
孙犁给我们讲完了上面的故事以后，用古人的口吻评点说：“杨氏之术，何其神也！其日常亦有所调查研究乎？于时事现状，亦有所推测判断乎？盖善于积累见闻，理论联系实际者矣！‘四人帮’灭绝人性，使忠诚善良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生活前途，丧失信念；使宵小不逞之徒，天良绝灭，邪念丛生。十年动乱，较之八年抗战，人心之浮动不安，彷徨无主，为更甚矣。惜未允许其张榜坐堂，以售其技。不然所得相金，何止盖两座洋楼哉！”
其二：《高跋能手》。
孙犁用下面一段文字，给我们叙述了他的第二个关于干校生活的故事：
干校的组织系统，我不太详细知道。具体到我们这个棚子，则上有“群众专政室”，由一个造反组织的小头头负责。有棚长，也属于牛鬼蛇神，但是被造反组织谅解和信任的人。一任此职，离“解放”也就不远了。日常是率领全棚人劳动，有的分菜时掌勺，视亲近疏远，上下其手。
棚是由一个柴草棚和车棚改造的，里面放了三排铺板，共住三十多个人。每人的铺位一尺有余，翻身是困难的。好在是冬天，大家挤着暖和一些。
我睡在一个角落里，一边是机关的民校教师，据说出身是“大海盗”；另一边是一个老头，是刻字工人。因为字模刻得好，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因此现在成了“资本家”。
故事就是讲他的。他叫李槐，会刻字模，却不大会写字，有一次签字画押，丢了槐字的木旁，从此人们叫他李鬼。李槐既是工人出身，造反的工人们对他还是讲个情面；但惟其是工人，变成“资本家”就更有教育意义，因此批判的次数也就更多。
“开了一年作坊，雇了一个徒弟，赚了三百元钱，就解放了。这就是罪，这就是罪……”每次批判，他都是这几句话，大家也都听烦了。
但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到过日本，见过天皇。这一来，问题严重了：里通外国。他有多年的心脏病，不久就病倒，不能起床……
夜晚，牛棚里有两个一百度的无罩大灯泡，通宵不灭；两只大洋铁桶，放在门口处，大家你来我往，撒尿声也是通宵不断。本来可以叫人们到棚外小便去，并不是怕你感冒，而是担心你逃走。每夜，总有几个“牛鬼蛇神”，坐在被窝口上看小说，不睡觉，那也是奉命值夜的。这些人都和造反者接近，也可以说是“改造”得比较好的。
李槐有病，夜里总是翻身、坐起，哼咳叹气，我劳动一天，疲劳得很，不得安睡，只好掉头到里面，顶着墙睡去。而墙上正好又有一个洞，对着我的头顶，不断地往里吹风。我只好团了一个空烟盒，把它塞住。
无奈他身边的李槐安静不下来。忽然，李槐坐起来，乱摸身下铺的稻草。这很使他恐怖，他听老人说过，人之将死，常要摸炕席和衣边的。
“你觉得怎样？心里难过吗？”他爬起来，小声问着。
对方不说话，忽然举起一根草棍，在他眼前一晃，问：“你说这是什么草？”
这一举动，吓得他出了一声冷汗。第二天，他也病了，发高烧。经医生验实，棚长允许休息一天，并交给他一个任务：照顾李槐。
当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又进行了一次独家采访。这天天气很好，顺南窗射进一线阳光，看看也很舒服。他给李槐倒了一杯水，话匣子就打开了：“……你给我说说，你是哪一年到日本去的？”“就是日本人占着天津那些年。”李槐艰难地坐了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过去我常和人们念叨。我从小好踩高跷，学徒的时候，天津春节有花会，我那时年轻，好耍把，很出了点名。日本天皇过生日，要调花会去献艺，就把我找去了。”“你看见天皇了吗？”
“看见了。不过离得很远，天皇穿的是黑衣服，天皇还赏给我们每人一身新衣服。”
李槐说着兴奋起来，原来闭着的眼也睁开了。
“我们扮的是水漫金山，我演老渔翁。是和扮青蛇的那个小媳妇耍，我一个跟头……”
他说着就往铺下面爬。我忙说：“你干什么？你的病好了吗？”
“没关系。”他说着下到地上，两排铺板之间，有一尺多宽，只容一个人走路，他站在那里拿好了一个姿势。他说：
“我在青蛇面前，一个跟斗过去，踩着三尺高跷呀，再翻过来，随手抱起一条大鲤鱼，干净利索，面不改色，日本人一片喝采声！”
他在那里直直站着，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前面。眼睛里放射出一种奇异多彩的光芒，光芒里饱含青春、热情、得意和自负，充满荣誉之感。
我怕他真的要翻跟斗，赶紧把他扶到铺上去。过了不到两天，他就死去了。
孙犁讲完了他的故事，照例以“芸斋主人”的身份评点说：“当时所谓罪名，多夸张不实之词，兹不论。文化交流，当在和平共处两国平等互惠之时。国破家亡，远洋奔赴，献艺敌酋，乃可耻之行也。然此事在彼幼年之期，自亦可谅之。而李槐至死不悟，仍引以为光荣，盖老年胡涂人也。可为崇洋媚外者戒。及其重病垂危之时，偶一念及艺事，竟如此奋发蹈厉，至不顾身命，岂其好艺之心至死未衰耶。”上面，我们照搬了两则“芸斋小说”。我们以为，即使作者和读者都不把它们看作严格的传记材料，其中仍然有着作者的身世经历在，至于作者的音容面貌、待人接物等等，征之于他本人，我们以为是十分相符的。
悼亡
从干校回到家中，正在临近他被解放之际，他的妻子却去世了。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引起心脏疾病，1970年4月15日去世。
家庭变故，个人遭遇……种种不幸，接踵而来，他的悲伤忧痛是无法形容的。
妻子患病已有十来年，1965年2月住过一次医院。那些天，他正修整一部叫做《明清藏书家尺牍》的书，在给它包上书皮的时候，他写上了这几句话：……时妻病入医院，心情颇痛。京中寄此残书来，每晚修整数页，十余日方毕。年过五旬，入此情景，以前梦中，无此遭际。雨水节时有所感：青春远离，曾无怨言，携幼奉老，时值乱年。亲友无憾，邻间无间。晚年相随，我性不柔，操持家务，一如初娶。知足乐命，安于淡素。1965年2月19日晚①
这位农村妇女，本来身体很好。闹日本的时候，家境越来越糟，孙犁又不在家，她除侍奉公婆，还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春冬两闲，一早一晚，织织纺纺，从不稍歇。到了集日，自己去卖线卖布，贴补家用。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差不多有六七十斤重——走三里路，到子文镇集上去卖，从不对家里人叫一声苦。
她一共生下两男三女，都是自己在战争年月，一手拉扯着成长。我们前面说过，农村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又赶上抗战，他们十二岁的长子孙普，竟以盲肠炎夭折。不论哪个孩子生病、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在炕上走，她以为这样可以减轻孩子的痛苦。在她生前，孙犁曾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没有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儿女们颔首动容，相顾唯唯。多事之秋，没想到她1965年住院，1966年就赶上了“文革”。这年冬天，孙犁处境越来越坏。他每天“开会”，妻子怕他冷，给他做了一件大棉袄。不管回来有多晚，妻子总是一人坐在灯下等他，安排他吃饭、休息。见他茶饭无心、愁眉不展，就想着法儿劝慰他，但又怕说错了话，惹他生气，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你得想开一点呀，这不也是运动吗，你经过的运动还少吗？总会过去的。你没见土改吗，当时也闹得很凶，我不是也过来了吗？”
孙犁承认她是乐天派。抗战时，有一天敌人进了村，全村人都跑了。她正坐月子，走不了。一个日本兵进了她的屋，她横下了心，死死盯着他，日本兵竟转身走了。事后，她笑着对孙犁说：
“日本人很讲卫生吧，他大概是闻不了我那屋里的气味吧！”
她也经历了土改。孙家是富农，老区的土改，开始时搞得很左。当时拆房、牵牛，她都满不在乎，出来进去时还对拆房的人说：“你慢些扔砖呀，等我过去，可别砸着我。”到搬她的嫁妆时，这才哭起来。孙犁说：“那时，虽然做得也有些过分，但确是一场革命。我在外面工作，虽然也受一点影响，究竟还是革命干部呀。”“现在，你就不是革命干部了吗？”这本来不是个问题，这位纯朴的农村妇女，却直直地望着丈夫，问得那么认真。显然，这并非不信任丈夫，而是对那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孙犁当然也了解妻子，他就顺着她的思路回答下去：“我看很玄了，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这回好像是要算总帐，目标就是老干部和有文化的人。他们把我们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了。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跟踪我，监视我。你们在家里说话，也要小心，我怕有人也在监视你们。地下室可能有人在偷听。”
“你不要疑神疑鬼吧，哪能有那种事呢？”这回她却不信丈夫说的话了，而且有些怪他多疑。
“你快去睡觉吧。”孙犁也不愿再谈下去，只说：“你看着吧，他们要把老干部全部逼疯、逼死！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咱老家的农民，这地方是个码头，什么样的人都有的，什么事也干得出来。”
妻子眨眨眼，似乎有所领悟；但终于还是不懂，只好叹口气，到里屋睡觉去了。
事实给她上了课。随着抄家——她记得，她的家前前后后抄了六次——随着周围的人对她的歧视，随着她出门买粮、买菜受到的打击，随着丈夫处境的日益恶化，加以不断听说有人自杀，她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头了。
灾难还在进一步发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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