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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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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欠裼腥硕┰模也桓叶涎裕腋宜担颐钦飧銮醋游恼蛏鲜敲蝗硕┰墓摹！雹佟洞蠊ā肥且环萦凶殴惴河跋斓拇蟊ǎ母笨斓孟嗟被钇茫乇鹗亲�1933年9月设立《文艺副刊》后，吸引了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孙犁就是其中之一。《大公报》副刊还很注意培养青年作者，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的文章，最初就是在该刊发表的，后来，它获得《大公报》设立的唯一的一个散文奖（另有戏剧奖和小说奖，分别由曹禺的《日出》和芦焚的《谷》获得），这件事，孙犁还在纪念何其芳的文章里提过。如上所说，他自己也曾多次向《大公报》的副刊投稿。总之，这份报纸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甚至还在中学时，老师就常选它的社论，做课文讲授。上面登的长江的通讯，赵望云的风俗画，他也很喜欢，更不用说由沈从文、萧乾等主编的《文艺副刊》了。
正因为这样，在保定和北平时，他一直都看《大公报》。那时北方也有别的报纸，如《益世报》、《庸报》这些由教会和失意政客办的报纸，他是不屑一顾的。
孙犁想订《大公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想在失业之时，继续给《大公报》投稿，而投了稿去，又看不到报，岂不苦恼？终于，他把这个想法和妻子说了：“我想订份报纸。”
“订那个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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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
“要多少钱？”
“订一月，要三块钱。”
显然，这“三块钱”超过了妻子的心理承受力，她一时无话可说，不由得“啊”了一声，用这个虚词表示了自己特大的惊讶。孙犁可还是平静地问：“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本来还想跃跃欲试的妻子，这回转移目标了：“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孙犁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明白：妻子还是怜惜他的。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自尊心受了一点损伤：
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呆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这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其实，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她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①
想到这里，他觉得在妻子面前碰的这个软钉子是值得的。他不能再“敲”妻子的钱了，就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也觉得这三块钱超过了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沉吟了一下，问他能否订份《小实报》。孙犁对各种书籍、报刊的欣赏起点很高，向来取法乎上；《小实报》是北平出版的低级小报，属于他不屑一顾之列。看见父亲犹豫，他没有再说话，就退出来了。
看着儿子郁郁寡欢的形容，父亲有些心疼。到了晚上，终于对他说：
“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晌多粜二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就这样，孙犁把三块钱汇到天津去，同时寄去两篇稿子。过了不久，邮差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进了孙家的堆满柴草农具的小泥院。当他把报纸交到孙犁手里时，他不由得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青年。
从此，孙犁常常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从社论、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直至商情、广告、寻人启事……他都一字不漏地读过。最后，他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回屋里。
妻子因为没有拿钱给孙犁订报，好像有些过意不去。对于报上的事，她虽然不闻不问，但终于看出丈夫一点儿心事。年轻夫妻，免不了要逗着玩，有一次，她略带戏谑地问：“有了吗？”
“有了什么？”
“你写的那个。”
“还没有。”
孙犁其实知道，她从心里断定不会有。她还不识几个字，对于文章方面的事也不了解什么，她不是凭学问做出判断，而是凭感觉做出判断的。
她的判断相当准确，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孙犁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也许这时他才明白，这一个月他不是靠运气翻阅报纸，而是靠希望翻阅报纸的。
不过，他仍然很有收获：除了增长见识，他们的“爱的巢”得到了改善。那年夏天雨水大，他们结婚时裱糊过的屋子，顶棚和墙上的壁纸都已脱落。有些人家，到集市去买旧报纸，来重新装饰他们遭到同样命运的屋子。那时集市上的旧报很多，由于日本侵略的关系，像《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文旧报，都倾销到这穷乡僻壤来了。妻子在这件事上很精明：她和丈夫商议，是不是就用他那些报，也把屋子糊一下。她说：
“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数块来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孙犁同意了，于是：
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①孙犁这段生活经历，后来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中自学成材、并有几分农村流浪艺人气质的变吉，也有这样新奇的举动，我们抄在这里，供读者比较、参证：结婚那年，他称了几斤旧报纸，自己裱糊的新房，乡间的画匠都兼有纸匠的技能。在风雨天不能外出的时候，他在坑上，仰着立着，挨篇挨段，读完了所有报纸上的文字。这间用废报裱糊的小屋，成了他的藏书库和文化宫，等到报纸被烟熏火燎，不能辨认的时候，他还能指出屋顶上有一篇什么故事，炕头上有一则什么新闻。包了杂货的旧书篇页，他也是仔细的读过，然后保存起来。①我们觉得，上文中最后多出来的这个动作，如果放在孙犁身上，那也是很合适的。他曾告诉笔者，他这个人“有点吝啬……什么东西也不愿意糟踏，这回搬家②，孩子们说，破破烂烂的，就不要搬到新房间里了。结果，整个又过来了，破衣服、破鞋、破袜子，全部带过来了，到这边也没有扔，又收起来了。”“我老是裁废纸条子，写东西、写信都是用那个。看见白纸就弄下来，放在写字台上边了。”
如果有一天他再写小说，这些习惯或动作又出现在他的人物身上，那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再赴北平
经过一段时间的失业，父亲又托人为他在北平找到了一个工作：去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每月十八元薪金。这样，他就再度到了北平。
这座小学在东单牌楼所在的地段，是当时北平不多的几所实验小学之一。校长姓刘，刚好是孙犁念高小时的安国小学校长的弟弟。但此人深目鹰鼻，看上去不如哥哥善良。当时北平的小学，多由北平师范的学生把持，这位校长自然也是北平师范毕业。他在北伐时参加了国民党，在接收这所小学时，据说也演了一出全武行：几个同乡同学，从围墙外攻入，登上六年级教室的屋顶，做为制高点，一顿砖瓦，把据守学校的非北师毕业的校长轰了出去，这所学校就宣告“解放”了。帮他攻克的同乡同学，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校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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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除每月拿六十元薪金外，修缮费、文具费等项下可以虚报冒领，给学生做制服、代书店卖课本等等，还可从中渔利。因此，他能带家属，早晨起来，用开水冲两个鸡蛋，冬天还能穿一件厚呢大氅。这一切，拿当时北平市民的眼光看，他的确过得既舒服、又体面的。
学校有两名事务员：一个会计，一个庶务。原来的会计也是安国人，大概觉得这职业还不如回家种地，就辞了职。孙犁补的，就是这个空缺。
但是，他的办事能力实在不行，会计一行，尤其不能及格。他的工作是，每月向社会局（那时没有教育局）填几份表报。因为上面贴的，大都是文具店等开来的假单据，他得花上几天时间，把它弄个支付相当。好在除去这些，也没有多少事干。校长看他是个学生，又刚来乍到，连保险柜的钥匙也不肯交给他。他呢，自然也没有兴趣去要。他觉得别扭的，倒是自己的办公地点：校长室在学校的前院，外边一大间，安有书桌电话，还算高敞；里边一间，非常低小阴暗，好像是后来加盖的一个“尾巴”，但不是“老虎尾巴”，而是像一个肥绵羊的尾巴。尾巴间向西开了一个低矮的小窗户，下面放着我的办公桌。靠南墙是另一位办事员的床铺，靠北墙是我的床铺。①工作的琐碎、无聊，环境的偪仄，都使他心绪烦乱。幸好他在这里还有一个比较要好的人，他就是庶务员赵松。赵松比他大几岁，他的字叫干久，他确实也在这里干得很久了，因此，他知道学校许多掌故和某些教员的秘闻，并向孙犁介绍、评论。
赵松最厌恶四年级的级任。这个人，单看走路，就能看出他的自高自大。他有一个毛病，一到办公室，就奔痰盂，大声清理他的鼻喉，毫不顾及西服革履的体面。赵松因此送了他个绰号：“管乐”。平时趾高气扬的“管乐”，后来忽然垂头丧气起来。经赵松告诉，才知道他和一个女学生发生关系，正在找人给女学生打胎。校长因为和他同乡，知而不问。
六年级级任也是校长的同乡，和西服革履的“管乐”不同，他是长袍马褂。两个人装束不一样，都是一样的下流胚子。这一个年岁较大，恐怕也是一个用坏了的“管乐”：每到下课，就一边抹着鼻涕，一边急步走向赵松和孙犁的小屋，“两手把长袍架起，眯着眼睛，弓着腰，嘴里喃喃着‘小妹妹，小妹妹’，直奔赵松的床铺，其神态酷似贾琏。”①这位级任，每星期天都去逛暗娼，对女生也无师德。
那些教员每月拿四十元薪金，自视高人一等。但没有一人读书、备课，因为都已教书多年，课本又不改变。每到晚饭后，就争先恐后地到外边去玩。教员如此，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教室都在里院，和孙犁他们办公的地方隔着一道墙。他本不爱走动，自然很少进去观望。但教员讲课和小学生念笔顺的声音，还是清晰可闻。那时，这所小学正在实验“引起动机”教学法：教员在讲授课文之前，先说些别的，渐渐引起学生学习课文的动机和兴趣。不料，还没等这些教员引起学生的动机，学生倒先掌握了教员的动机，于是和教员斗起法耒。有一次是讲公鸡，教员问：“早晨你们常听见什么叫唤呀？”
“鸟叫。”
“什么鸟叫啊？”
“乌鸦。”
“没有听到别的叫声吗？”
“听到了，麻雀。”
最后也没有说出公鸡来，结果自然还是逼得教员自己说出那个公鸡。
三年级级任的家里，在东单牌楼开了一座澡堂，有时请同事们到那里洗澡，孙犁和赵松当然与此无缘。一年级级任是个女的，住在校内，有时走来向孙犁借书看，有时也谈谈，但她总是站在桌子旁边，不苟言笑。
不消说，孙犁也瞧不起这些自视甚高的教员。他每月十八元的薪金，交六元伙食费，还常买些书，生活是很清苦的。他的床铺上，连个枕头也没有，冬天枕衣包，夏天枕棉裤，赵松送他的诗里边，就有“可怜年年枕棉裤”一句。有时太寂寞了，他就和赵松在周末的晚上，到前门外的娱乐场所玩玩，每人花上一元多钱。回来后，赵松总是倒在床上唉声叹气，表示后悔。后来，他有一位同乡在市政府当了科长，约他去当办事员，月薪可与教员媲美。他把遗缺留给了妹夫，这人姓杨，也是中学生，和孙犁保持着同样好的关系。
孙犁正在青年，虽然生活清苦，从来不输志气。周围的环境太令他窒息了，一向重视精神生活的他，除了省出钱来买书看，也仍然要到他喜欢的艺术世界里去徜徉一番：……我住在东单牌楼，晚上，一个人走着到西单牌楼去看电影，到鲜鱼口去听京戏。那时长安大街多么荒凉、多么安静啊！一路上，很少遇到行人。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饥饿了，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
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我们要呼喊。①渐渐地，他产生了离开北平的想法。他的房后有一个操场，每逢晚饭之后，他就踱到那里去，一个人坐在双杠上，看着四周灰色的围墙和一尘不染的天空，感到绝望。走吧，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想起在中学时，教国文的那位孙念希老师讲过济南的泉柳之美。在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不用说了，杜甫《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留下的名句也着实诱人呢：“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去济南，他当然不想做名士，但那里确实以其泉柳之美，成为文人荟萃的一方胜地，有着许多珍贵的文化遗迹。再说，那里还有一种好吃的东西，叫小豆腐，也不知道味道怎样……他陷入了幻想。不久，他就把幻想付诸行动：向校长提出辞职。
校长没有挽留他。他家有恒产，没有后顾之忧，不必依附他人。济南虽然没有去成（姑无论缺少路费，即使到了济南，又投奔何方？），还是直起腰板，回家来了——带着他省吃俭用买下的那一柳条箱书。
风景这厢好
在家闲住了一些时间后，有一天收到一封挂号信，是中学同学黄振宗、侯士珍写的。信里说：给他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希望即刻赴保定。
两天后孙犁到了保定，见到了黄、侯二位同学。又过了两天，他就同侯、侯妻和新聘请的两位女教师，来到了同口镇。他和侯在这个镇上的一所完全小学工作：侯是教务主任；他担任六年级级任，教五年级国文、一年级自然。侯妻和另两位女教师，在同口女子小学教书。
这时，是1936年的下半年。
同口镇属安新县，位于白洋淀西南方岸边，是一个大的村镇。人到了同口，所见都是水乡本色：家家有船，淀水清澈得发蓝、发黑；村里村外、房上地下，可以看到山堆海积般的大小苇垛；一进街里，到处鸭子、芦花乱飞……怪道人们有为赞曰：“湖水渺茫芦花飞，物草丰美鲤鱼肥”。论风景，还是这厢好！
的确，在北方，像这样的自然条件，是非常少见的：人们在这里，
靠着水生活，
千百年来，
谁不说这一带是水乡南国！
在这河北省的平原，
有这样一个大水淀，
环绕着水淀有一条宽堤，春夏两季有个西湖的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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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淀的荷花，
看不到边，
驾一只小船驶到中间，便像入了桃源。
淀的四周，
长起芦苇，
菱角的红叶，
映着朝阳的光辉。
人们用各种方法捕鱼——用竹条编成小闷笼，
用苇杆插成陷阵，
或是放着鱼鹰。
……①
和在北平不一样，孙犁在这里工作得满有兴致。他的宿舍在临街的楼上，不仅可以放眼远远近近的明丽景色，早、晚还可以嗅到从野外吹来的水腥气味。这个时候，他常常想到一些作家——例如萧洛霍夫——对农村生活的抒情描写，引发起对乡居生活的仰慕。他每天有五、六个小时的课，还要预备教材，批改作业，不要说接近群众的机会不多，连出门散步的时间也很少。但是，他从自己住的楼上就可以看见那些早起晚归的农民，从自己教的学生那里就可以获得对于他们生活的印象。所以，虽然他在这里呆的时间并不长，他对这里人民的生活情况，还是非常熟悉的。
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孙犁那时上课，除去教科书之外，还常选一些进步作品，做为补充教材。“五四”开纪念会的时候，他登台讲演，并编写剧本，让学生演出。对于这件事，他的特殊形式的纪事——《善閛纪年》里有着这样的记载！深夜突击剧本，吃凉馒头，熬小鱼，甚香。”①有的学生，一直过了很久，还记得他上课的情景。在天津，这几年也发现了两个当年的学生：一个是六年级的刘学海，任水利局长，一个是五年级的陈继乐，在军队任通讯处长。“刘学海还说，我那时教国文，不根据课本，是讲一些革命的文艺作品。对于这些，我听起来很新鲜，但都忘记了。”②孙犁是从这里走上抗日征途的。当他十年之后风尘仆仆地再次回来的时候，当年没有很多机会接触的那些群众，对他却不陌生：
我在这里教书时，那些穷苦的孩子们，那些衣衫破烂羞于见老师的孩子们，很多还在火线上。他们的父母，很久才认出是我，热情真挚地和我诉说了这十年的同口镇的经历，并说明他们的孩子，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当着营长或教导员。他们忠厚地感激我是他们的先生，曾经教育了他们……①孙犁在白洋淀（荷花淀是它的一部分）边上的这个村镇住了一年，乡亲们看见他曾教过那么多学生；他们是否也曾感到，由他们的汗水浇灌的这个“水乡南国”，也栽培出一个文学上的“荷花淀”？
孙犁在这里教书的月薪是二十元，每月还按老习惯办事：省钱买书。同口镇上有邮政代办所，每到星期日，他就到那里汇钱到上海买书，特别是当时上海生活书店，办理读者邮购，非常负责任，这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除了鲁迅、瞿秋白等作家的书和一些进步刊物，这段时间，他继续阅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和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如高尔基和普希金的小说等等。白天没有时间，他就晚上读，那时学生散了，同事们也大都回家，他住的楼有一个大院子，那时四周空旷，万籁俱寂，只余室内孤灯一盏，正好是读书的气氛。桌子是破的，板床是冷的，板床下面，还是他从北平带书回来的那只柳条箱——不过，他没有在北平时的那种寂寞感了：“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②他的读书方式，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孙犁读书方式”：
我把文章中间的精辟片断，抄写下来，贴在室内墙壁上，教课之余，就站立在这些纸条下面，念熟后再换上新的。①
关于他从上海邮购书刊的情况，应该特别提一下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这书是鲁迅为纪念秋白遇害而编辑、出版的，署“诸夏怀霜社校印”，诸夏是中国，“怀霜”即怀念秋白之意。本书上卷收马、恩、列和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以及高尔基论文选集与拾补等。据孙犁《书衣文录》有关条下记述，他当时买了这部书的上卷，“金字绒面”，装帧精美，他非常珍爱：“此书出版，国内进步知识分子，莫不向往。以当时而论，其内容固不待言，译者大名，已具极大引力；而编者之用心，尤为青年所感激；至于印刷，空前绝后，国内尚无第二本。”②孙犁没有说错。鲁迅先生在1936年为该书写的一篇介绍短文中这样说：“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全书六百七十余页，玻璃版插画九幅。仅印五百部，佳纸精装，内一百部皮脊麻布面，金顶，每本实价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绒面，蓝顶，每本实价二元五角……好书易尽，欲购从速。下卷亦已付印，准于本年内出书。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代售。”此文初载1936年11月20日《中流》（黎烈文主编）第一卷第六期，题《〈海上述林〉上卷出版》，未具名，亦不见于本期目录，很像是一则广告（后收入《集外集拾遗》时改题《绍介〈海上述林〉上卷》）。不知孙犁是否看了这则广告才汇钱去上海买书的。总之，偌大一个中国只印了五百的这部书，和千里之外正在农村教书的孙犁有缘了。从孙犁所说“金字绒面”来看，他买的属四百部内；他似乎并没有买下卷（下卷收高尔基的讽刺诗《市侩颂》及创作选集、别德讷依的讽刺诗《没工夫唾骂》、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等）。这些，恐怕是出于经济考虑、权衡需要而做的选择吧。
同口镇上有地主、豪绅，也有军阀。“我虽然是本村高级小学的教员，但也没有身分去到陈调元大军阀的公馆观光，只在黄昏野外散步的时候，看着那青砖红墙，使我想起了北平的景山前街。那是一座皇宫，至少是一座王爷府。他竟从远远的地方，引来电流，使全宅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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