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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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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每乡每里的社学，虽然无法提供如此丰厚的食宿，但也不收学杂费。朱元璋规定，由基层干部根据老百姓家的自然状况，尽可能多地动员适龄学童上学。
各级学校都有奖励制度。国子监学生科举廷试得第一名，在国子监门口立进士题名碑，加以褒奖。郡学学生每年选出一名成绩最好的作为贡士，保送国子学继续深造。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全国“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jiǎo），山陬（zōu）海涯”，出现了“家有弦颂之声，人有青云之志”的社会现象。
明代教育的发达，超过了以往的唐宋时代。
第七节 朱校长的可怕校规
虽然待遇如此之好，不过，如果有机会坐时空穿梭机回到洪武时代，还是劝你不要去享受皇帝的义务教育。因为，你进了国立学校，很有可能不能活着出来。
并不是耸人听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洪武皇帝亲自制定的学规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各级学校的功课，都是由皇帝直接指定的，内容是《御制大诰》（即皇帝语录），《大明律令》（即刑法），此外还有四书五经和《说苑》。皇帝规定：太学学生每日写字一幅，每三天背下《大诰》一百字，本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个月作文六篇。
功课似乎不重，可是校规倒是有点怕人。校规一共五十六款，有一些规定和今天差不多，比如必须穿校服，不许点名迟到，不许夜里饮酒之类。然而也有些规定有点奇怪：
一、不许结社，什么文学社、诗会之类一律严格取缔。
二、不许议论学校食堂的饭菜好不好吃。
三、绝对禁止对人对事的批评。
最奇怪的一条是这个规定：
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
就是说，天下百姓，别人谁都可以对国家大政方针发表意见，进行建言，只有学生不许！目的当然是戒绝学生参与政治的可能。
看来，朱元璋虽处中世纪，却能以其超人的政治敏感，预感到学生与激进政治心态的天然联系。
为了贯彻这些校规，朱元璋特地拨了两名衙役进驻学校，做什么用？打板子。一有违犯，即把学生拉到教师办公室叫做“绳愆厅”的地方，脱下裤子，按在地上，痛打一顿。朱元璋规定判决完全由教师做主，学生没有上诉的权利。
打板子在处罚里是轻的，重的甚至可至充军流放。校规里有这样一款：
“在学生员，当以孝悌忠信礼义为本，必须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以为他日之用。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
然而，只要有学生的地方，不同意见似乎就不可避免。由于校规过严，在第一任太学校长宋讷任内，有的学生被活活饿死，还有多名学生自杀身亡。学生赵麟对校长的残忍非常不满，出了一张匿名墙报（没头帖子），表达对校长的意见。这件事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报告给皇帝，朱元璋龙颜大怒，立命把查出来的犯罪人赵麟杀了，并在国子监立一长竿，把他的脑袋挂在上面示众。隔了十年，朱元璋有一次到太学视察，想起这件事，还余怒未消，召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如今著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著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
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悬赵麟头颅的这竿子一直竖了一百六十余年，方才撤去。
在抓学校教育的同时，朱元璋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他定下的科举制度更加重视形式，规条亦更繁琐，“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相对真知灼见，他更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以此来造成格式化的知识分子。
八股文禁锢于孔孟的经义，又只取朱子的注疏，必须代圣贤立言，不许越雷池一步。它形式主义严重，诸如怎样破题、承题……都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这一改革使科举制彻底沦为戕害人才的刑具，士人为了挣得功名，只能皓首穷经揣摩时文程墨，并无精力来思索书本背后的大义，因而顾炎武有“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之语。
在朱的制度设计下，知识分子只能按照他的标准成长。他们只能“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窥是钻，余皆漫不加省”、“自四书一经之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思想受到严重的束缚，聪明才智被扼杀，“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强木不能对”。因此，在洪武年间，经常出现“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的现象，以致朱元璋自己也不时哀叹：“朕即位以来，虽求贤之诏屡下，而得贤之效未臻。”
“朕临御三十年矣，求贤之心风夜孜孜，而鲜有能副联望。任风宪者无激扬之风，为牧民者无抚字之实！”
第八节 “一刀切”必然“一风吹”
在传统中国，数学是一门不发达的科学。函数、变量、概率之类的概念，对于传统中国人的大脑来说，是太复杂了点。人们习惯用加减法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用类推的方式把局部真理扩大到无限。中国的思想家们因此提出了著名的治国理念：一个人只要能修身、齐家，就有能力治国平天下，因为国不过是家的累加。
现代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荒谬。当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事物运动的规律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这个治国理念就如同天天向远处望，最终就可以练成千里眼的传说一样，是一个永不可及的神话。
问题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是这样思想的。因此，许多涉及系统论的复杂社会问题在我们中国人这里根本不是问题，用“只要……就”的公式可以“小葱拌豆腐”般轻松解决，比如我们曾经设想，只要每个人一年植几棵树，那么我国的森林覆盖率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比如只要每个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么一年下来将会解决多少人的饮水问题；再比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同理，我国的伟大圣贤们提出，如果老百姓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化，把思想统一到孔孟之道上来，做大臣的都坚决服从君主，做儿子的都坚决服从父亲，做妻子的都坚决服从丈夫，三纲五常，那么天下就会熙然而治，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从而达到理想的尧舜世界。
“人心齐，泰山移。”从这个公式出发，“统一思想”就是治理国家的最关键所在。
被这个简单直接的定理所鼓舞，历代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都为“统一思想”而奋斗不已。可是很不幸，虽然圣人们几千年以前就指出了正确方向，可是几千年来尧舜世界却从来没有出现。这都是因为每个朝代，都有那么些人，不注意自我改造，顽固不化，阳关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自寻，不能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结果破坏了天下大治的大好局面。
虽然几千年来在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人却始终不信邪。
之所以不改“思想教育万能”的初衷，另一方面实在是因为这个方法简便实用，成本最低。然而，这个方法毕竟是治水中的堵，虽然可收获一时，却最终会被证明失败。
“一刀切”的结局必然是“一风吹”。这是中国式行政之式的弱点造成的。朱元璋的“化民成俗”运动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朱元璋办学过多过滥，且完全是在政治权力的强制之下办成，所以，这种学校教育的繁荣是一种典型的虚假繁荣，完全是朱元璋一个人意志支撑的结果。当他的注意力有所转移之时，学校即徒具形式。
以社学来说，在许多地方，建立之初就是流于形式，只选了校址，花了钱，收了回扣，最后有没有人来学，却成了最不重要的事，地方官吏甚至还借办社学来敲诈百姓，朱元璋自己即说：
有愿意读书而没有钱的人，地方官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而不愿读书的人则爱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无暇读书却逼令入学。
府州县各级学校，因为官督力度减弱，往往就有名无实。到后来，许多学校“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朱皇帝大力兴办学校的一时之盛，在他生时即是无根之木，在他死后很快烟消云散。
“申明亭学习制度”也迅速沦为形式。就像任何用行政力量推行的社会运动一样，申明亭之制制定不久，就出现种种弊端。其表现是地方官玩忽职守，亭宇不修，善恶不书，剥克老人如贱役；后来虽有忠于职守的知县，如嘉靖年间淳安县知县海瑞、隆庆万历之际惠安县知县叶春及等人曾晓谕老人，复建申明、旌善二亭，但人亡政息，终无补救。
第十章 不许造反：从删《孟子》到给元朝皇帝磕头
第一节 孟子惹恼朱元璋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读《孟子》。
和所有皇帝一样，朱元璋大力尊奉孔孟。但是说实话，由于军务政务繁杂，对于《论语》、《孟子》这些经典，他只是听文人们讲解过一些片断，并没有系统地研读。如今天下已定，诸事都上了轨道，他也有兴致来阅读一下原典，吸取一些宝贵营养。
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读着读着，朱元璋的面色由愉快转为阴沉，眉头越皱越紧，呼吸越变越粗。终于，把书往地下一摔，大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意思是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活得了吗？
身边的侍卫们吓得够呛，想，皇上这是怎么了？
原来朱元璋读到了这样一些文字：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老百姓最重要，国家次重要，和前二者相比，国君最不重要。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就是说，国君对大臣礼貌，大臣也对国君尊敬。国君视大臣如粪土，则大臣也视国君如无物。
朱元璋大发雷霆，立刻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取消他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
此命一下，举朝哗然。孔孟之道是中华立邦之本，这一举动就如同基督教国家里要把耶稣驱逐出教堂一样惊世骇俗。大臣们当然纷纷上奏，表示反对。朱元璋命人把堆了一桌子的奏章都搬出去烧了，宣布朕意已决，谁也不许再说，否则以“大不敬”的罪名处死。
这下朝廷立马静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厉害。可是孔孟在中国被崇拜千年，毕竟会有几根铁杆粉丝屹立不倒。刑部尚书钱唐就坚持己见，还是要进宫为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听钱唐为这事而来，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金吾侍卫遵命弯弓，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不过仍然英勇不屈，愣往里闯。朱元璋见状，也觉得钱唐是个汉子，就叫他进来说话。钱唐跪在皇帝面前，痛陈孟子之不可废，说孟子已经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废绝，不但中国震动，四夷也会惊愕，会怀疑中国还是那个尊奉圣人之道的天朝上国吗？
朱元璋想想也是这么回事。从钱唐舍命闯关这件事上，他也见识了孟子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分量，于是命人把钱唐送到太医院好好治疗，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第二节 删减《孟子》，防止毒素流传
配享是恢复了，可是朱元璋还是觉得《孟子》里的大量毒素不能听任流传下去。
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命令臣下“删孟”，将《孟子》中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反动文字”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八十五条，只剩下一百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那么，删节的八十五条里都有些什么内容，让朱元璋这样深恶痛绝呢？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主张“民贵君轻”、“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的字句。删掉这些文字，虽然有些可笑，但毕竟可以理解。
可是另一类删节，乍一看就不太好理解了。比如孟子“有恒产而有恒心”这一揭示统治规律的名言，朱元璋也无法容忍，删掉了“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以及“五亩之宅”之类的话。
另外许多主张皇帝必须实行“仁政”的条文，居然也被删去了。比如这句话：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还有一类更奇怪的，就是孟子攻击商纣王的话，也都被删除了。比如：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曷）丧，予及女（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三节 对元朝皇帝的特殊感情
其实在删孟子以前，朱元璋还做过好多臣下不太好理解的事。
比如在推翻元朝之际，中原汉人皆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强烈要求朱元璋彻底清算元朝的罪恶，惩办那些欺压百姓的元朝统治者。
可是朱元璋却没有这样做。在进军大都之时，他要求军队不得危害元朝皇亲贵族：“元之宗戚，咸俾保全。”
在元顺帝仓皇北逃后，明军俘获了皇子买的里八剌。大臣们要求在南京举行“献俘”典礼，以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朱元璋却拒不同意，理由是这是对前皇子的侮辱。他说：“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他对俘获的元朝贵族一概予以极尽尊礼，封给他们很高的爵位，赐给极为优厚的生活条件，让汉族人继续对他们行礼如仪。
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后，大臣们纷纷献上“捷奏”之章，批判元代皇帝的无道，颂扬洪武皇帝的雄武，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因为奏章里面有贬低元朝君主的词汇。朱元璋对宰相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对于中原汉人来说，推翻了元人的统治，是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是拨开云雾，重见青天：我堂堂中华乃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居然被一个野蛮的骑马民族统治，万里腥膻，人尽臣虏，这实在是莫大的耻辱。所以，大多数汉人都不承认元人统治的正统地位。比如元末另一个起义领袖明玉珍称帝诏中就说：“元以北狄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消灭。”他要推翻元朝，“恭行天罚，草彼左衽之卑污；昭为茂功，成我文明之治”。意即扫除中国历史上的意外，重新回到汉族正统。
但是朱元璋却自始至终坚持认为元人的统治是“正统”。他从各个角度，竭尽全力为元朝的正统性辩护。
在即位告天文中，他这样说：“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也就是说，元朝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说“百有余年”，这就不但将元灭南宋后的几十年视为正统，且将元、宋并存的十几年亦视为元的正统。
不止从天理的角度承认元朝的合法性，他还从个人感情的角度，表达对元朝统治的感恩戴德之情：“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这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在大元帝国的统治之下，他父亲朱五四四处迁徙，还是落得饥饿而死。他朱元璋也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不光朱元璋如此，全体汉人都受元人野蛮统治的苦：汉人打伤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打死汉人只赔一头驴；汉人即使当了大官，见到蒙古人，行礼毕要把双手反背过来，作捆绑状，以表示归顺之意。按理说，他应该对大元怀有刻骨仇恨才对，怎么居然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起来？
第四节 构建“朱氏天命论”
批判孟子和歌颂元人，这两件事贯穿着一个意图：建立“朱氏天命论”。朱元璋登上皇位之时，内心有点没底。因为中国人向来重视门第，讲求出身。自古以来，岂有乞丐而为天子？所以许多人虽然畏服于他的刀剑，对于他这个人却相当瞧不起。被一个前要饭花子统治，天下精英们内心难免感觉有点不是滋味。
所以，他一开始想找个名人联个宗儿，谎称自己是朱熹的后代。
可是再一想，这个谎也太经不起推敲了，不但不给能自己增光，反而会暴露自己的心虚，因此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这个问题苦恼许久之后，朱元璋突然脑筋急转弯儿：自己的出身利用好了，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把坏事变好事。按照世俗之人的想法，无论谁当皇帝，也轮不到他这个要饭花子。然而事实是，天下那么多富贵人读书人谁也没当上皇帝，偏偏他一个乞丐当上了，这不正说明他有“天命”吗？
所以朱元璋一反历代统治者攀龙附凤之习，干脆坦然承认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而且还到处宣扬这一点。口头上、文字上、一开口、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这就是为了强调自己命运的奇特和天命的眷顾。
在朱明政府的中央文件中，天命论到处皆是。他说“人君开创基业，皆奉天命”，自己之所以能由布衣而登帝位，是因为父祖“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他对孔子后代孔克坚说：“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他又说，“朕本布衣，因元纲不振，群雄蜂起，所在骚动，遂全生于行伍间，岂知有今日者邪。”
为了证明这一点，朱元璋还写了许多文章，比如《周颠仙人传》、《纪梦》，来宣扬自己身上的种种神异之处，进行自我神话。说周颠仙人早就看出他要当皇帝，说自己即位前一年，就梦见穿紫衣的道士授给他绛旗、冠履、宝剑诸物，证明自己是上天简授，确定无疑。
那么，为什么上天不挑别人，偏偏挑了他呢？朱元璋说，这就是天命的神奇之处，老天爷的心思很难猜，它总是习惯于出人意料。比如，当初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马上民族蒙古，能君临天下，统治汉人长达百年呢？
他在《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中说：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朱元璋说，蒙古族人少，文化落后，按理说不应该统治广大中国地区。但是他们居然就入主中原了。这恰恰说明，他们有“天命”，否则怎么解释？
基于这一逻辑，朱元璋必须视元朝为正统。因为这是上天的意志。所以他承认元朝直接受命于天，接续了三皇五帝的正统，“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皇曰两汉曰唐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
第五节 创造“朱氏恩德论”
与“天命观”相配合的是“恩德论”。
快要登上帝位之际，他遇到了一个理论难题：怎么看待农民起义？
肯定农民起义吗？似乎当然应该肯定。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起义者。他们用起义推翻了万恶的旧王朝，建立了光明的新社会。他们的合法性源于这个朴素的真理：天下无道，就应该有人揭竿而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但是慢着，如果肯定起义无罪，那再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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