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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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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屯田工役之资”，享受一天是一天，于是贪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很快破产了。因为有了权力，可以处理一般的案件，老人也很快腐败起来。他们毫不自重，以权谋私，甚至贪图酒食贿赂，“公道不昭，贞邪莫辨，妄张威福，颠倒是非”。
至于擒拿犯法吏员一举，负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来。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不久，就有许多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地呜呼不已。
朱元璋自己多次承认他的思想教育工作收效甚微。他在谈及《大诰》前两编施行情况时说道，“迩来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独未向化”，“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观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所颁布的榜文，也可看到朱元璋的目标没有实现，让他不满的现象比比皆是：“县州府行省官吏在职役者，往往倒持仁义，增词陷良”，“凌虐良善，贪图贿赂”；“奸顽小人，恃其富豪，欺压良善，强捉平民用为奴仆，虽尝累加惩戒，奸顽终化不省”；“无藉之徒，不务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贼。若不律外处治，难以禁止”。
皇帝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洪武二十三年，他对刑部官员说：“愚民犯法，如啖饮食，嗜之不知止。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
虽然朱元璋屡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还是改变不了他曾经希望世世代代指导人民的《大诰》很快被弃如敝履的现实。虽然没有哪个后世皇帝敢明确宣布废除《大诰》，但在朱死后，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到明代中叶，《大诰》
已经鲜为人知。曾经发行上千万册的这本宝书，到明末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
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在世时，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历史。明朝之亡，即缘于此。
第十三章 死亡名单：疯狂屠杀功臣的始末与细节
第一节 开国六公二十八侯
洪武三年，徐达大败明王朝最后一个劲敌扩廓帖木儿，元顺帝也病死于蒙古草原，明朝天下大定，朱元璋长长出了口气。这一年十一月，他在奉天殿举行盛大仪式，大封开国功臣。一口气封了六公、二十八侯。
六公全是淮西人：韩国公李善长（他虽然原籍歙县，但后来徙居滁阳，在渡江前已经投奔朱元璋，所以也被视为淮西老臣），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常遇春之子），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
二十八名侯爵也基本都是淮西人，且以凤阳人为多。朱元璋出生在钟离东乡，后来搬到西乡，也就是后来的凤阳县广德乡东湖里，十二岁时搬到太平乡孤庄村。中国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这几个小小乡里，后来成了著名的“将军乡”，共出了十二名侯爵：中山侯汤和、巩昌侯郭兴、武定侯郭英和永平侯谢成，都是广德乡东湖里人，朱元璋的同村“发小儿”。延安侯唐胜宗是广德乡毛城村人，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同乡”。吉安侯陆仲平是太平乡义城村人，江夏侯周德兴、燕山侯孙兴祖、临江侯陈德都是太平乡孟家庄人。济宁侯顾时是太平乡涂山村人，凤翔侯张龙和航海侯张赫是太平乡焦山村人。
中国东部这块最贫瘠的土地，一时之间却成了功臣名将的富产区。朱元璋乡土情结十分浓重，只要一听到濠州话，他就觉得异常亲切；只要听说这人是淮西的，他就平添一层信任；只要是乡里乡亲，但凡有点能力的，他都会不吝提拔。在漫长的战斗生涯中，他和这些老乡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开国之后，朱元璋与徐达等人说话，还常称之为兄。（《明史·徐达传》载：“朱元璋与徐达宴见欢饮，有布衣兄弟称。帝尝从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赐以旧邸。’旧邸者，太祖为吴王时所居也。”）
可以说，朱元璋的封爵体系，基本上是为他的老乡们设置的。这是他们这么多年来为他出生入死，提头血战而应得的报偿。
除了名爵之外，朱元璋更报以实打实的财富。大封功臣的典礼上，朱元璋公布了公侯们的俸禄数：韩国公李善长食禄四千石，魏国公徐达五千石，郑国公常茂以下俱三千石。中山侯汤和以下皆一千五百石。除了俸禄，还有赐田。洪武三年十二月，“赐魏国公徐达以下勋臣田有差”。传统时代，土地才是铁打的财富，原来这些田无一亩的贫农们现在都成了帝国内的头等大地主。
淮西话本来很难听（胡适认为江北话是中国最难听的方言，见《胡适晚年谈话录》），开国之后却成了大明王朝的正式官方语言。淮西菜本来缺油少味没人稀罕，上不得台盘，如今却成了南京城内最高雅的口味。凤阳人喜欢背着手走路，喜欢蹲墙根儿聊天，不久之后，这两个动作成了大明官场的标准姿势。开国之初，淮西人个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贝琼的一首诗写道：“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淮河流域在春秋时属楚，故“楚客”、“淮人”指的都是淮西人）道尽淮西人权倾朝野之势。
第二节 免死金牌
朱元璋晚年屠杀功臣之酷烈彻底，使人们常以为“兔死狗烹”是他的素志。
其实不然，开国之初，朱元璋曾真心实意地希望与老乡兼功臣们“共富贵”。
朱元璋处处取法他的偶像刘邦，认为刘邦的作为几乎桩桩高明。然而在开国两年前的一次谈话中，朱元璋却罕见地批评了刘邦。那是一次饭后与侍臣们聊天，聊起汉高祖和唐太宗谁更伟大。朱元璋说，刘邦总体上强于李世民。但是他有一个严重的污点，那就是“内多猜忌，诛夷功臣”，因此“量亦未弘远”。相比之下，唐太宗“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更有人情味儿，从这点上看，刘邦不如李世民。
如果我们本着阴谋论传统，怀疑这是朱元璋开国之前笼络功臣之语，那么开国之后朱元璋的举动，应该可以打消我们的这一怀疑。
赐爵赐田仍未能满足朱元璋的报答之心。开国之后，朱元璋一直捉摸着颁赐功臣“铁券”，来确保他们永保功名。
小时候看戏，皇帝们经常赐给功臣们丹书铁券，或者叫免死功牌。《水浒传》中的柴进之所以可以为所欲为，专一收留别人不敢收留的好汉，原因在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予他誓书铁券在家中”，有了这张神奇的“铁券”，“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
小时候朱元璋与小朋友们玩游戏，他自己顶着车辐版扮演皇帝，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给小朋友们发树叶子当免死牌。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成为不受普通法律束缚的特殊阶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打死几个平民，犯下几桩过错，可以视如无物，那是何等的潇洒快意！
朱元璋的政治风格，到底是受底层文化影响大，还是受儒家帝王之学影响大，很难说得清楚。反正大封功臣之际，要是不搞个免死的“誓书铁券”，让老乡免上几次死，他就觉得不过瘾。不如此，不能彰显他们与自己的特殊关系；不如此，不足以显示他们高普通人一等乃至几等。在计划大封功臣之前，他先兴兴头头地和礼部官员讨论应该怎么制造这个“铁券”。
铁券之制，起自汉高祖刘邦，唐宋年间，也偶有颁赐。不过后来就不再实行了，因此谁也没见过铁券长什么样子。
还是翰林学士危素见多识广，说唐代大将钱鏐曾受赐铁券，钱鏐的后世子孙手中说不定现在还收藏着。
朱元璋闻听，马上降旨，寻找钱氏后代。很快找到了钱鏐第十五世孙钱尚德，钱氏铁券被送到京城。朱元璋放下手头一切事务，召集大臣们一起玩赏。只见这块历经数百年的铁券“形如覆瓦，面刻制词，底刻身及子孙免死次数。质如绿玉，不类凡铁，其字皆用金填”（《万历野获编》卷五）。也就是说，形状像瓦，券面略带弧度，铁质十分特别，看起来有如绿玉。上面刻着文字，填以黄金，说明受赐人自己和后代的免死次数。
好奇心得到满足，朱元璋命礼部用木头照着样子雕刻了一副模子，以备参考。他和礼部官员一起参照这个范本，制定了大明王朝的铁券规格。
明代铁券一式两副，分为左右二券：“凡券，左右各一，左藏内府，右给功臣之家。”（《明史》卷七十二）左半券藏在宫中，右半券赐给功臣之家。一旦有事，可以拿出来核对。朱元璋根据功臣爵位高低，将铁券分为七个等级。公爵铁券分为两等：一等高一尺，阔一尺六寸五分；二等高九寸五分，阔一尺六寸。侯爵分为三等：三等高九寸，阔一尺五寸五分；四等高八寸五分，阔一尺五寸；五等高八寸，阔一尺四寸五分。伯爵分为二等：六等高七寸五分，阔一尺三寸五分；七等高七寸，阔一尺二寸五分。
那么，铁券上都刻了些什么内容呢？我们来看看现存的朱元璋赐给南安侯俞通源的铁券，全文如下：
朕观历代有父及其子，兄及其弟，皆为佐运之良臣者，心甚嘉之，然世不多见。朕起自淮右，驻兵和阳，尔兄通海以所部师来附，东渡大江，如履平地，乃克采石，定金陵。继而两平敌国，勋绩著焉。何大功将集，遽然先逝？朕悯其劳，追封为豫国公。尔通源实其亲弟，因世其官，以平章镇于江淮。从征中原，多效劳力。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朕无以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子孙世世承袭。兹与尔誓：若谋逆不宥，余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于戏！勤劳以立事，恭俭以保禄位，尚其日慎一日，则富贵永延于世矣。
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论功行赏，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铁券丹书，誓诸白水，河带山砺，爰及苗裔。
这篇誓文写得情真意切。俞通源的哥哥俞通海立有大功，但开国前不幸去世。朱元璋追溯了他“东渡大江，如履平地”，“两平敌国，勋绩著焉”的战功，封其弟为侯爵，并且承诺，除了谋反大罪不能免死外，如果俞通源自己犯了死罪，可以免死二次。他的儿子，可以免死一次。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典礼上，发放铁券这一戏剧性的环节让功臣们都异常感动。一时之间，他们觉得自己都活在了传奇里，自己确实没有白白拼命，这位带头大哥确实天下义气无双。
第三节 厚待功臣的背后考虑
朱元璋为人处世，从来不会让感情压倒理智。他如此厚待功臣，除了感情因素外，还包含着如下几层考虑：
第一层，开国之初的朱元璋信心满满、雄心勃勃，一门心思要超越汉祖唐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因此他一举一动都想成为后世楷模和佳话。他要用自己的慷慨，塑造起自己深情重义、有始有终的美好形象。
第二层，虽然天下初安，但这些功臣仍然是自己的左右手。开国之初，各地起义叛乱不断，他治国安邦，仍然要倚重这些战友。
第三层，有功厚赏，有过重罚，是他的一贯原则。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激励大明臣民们为了皇帝舍生忘死。
这层意思，在朱元璋发布的圣旨中说得很清楚。他说自己制定铁券制度，“欲使功臣之后世世相踵，非徒子孙，乃关苗裔，报德明功，勤勤恳恳，如此之至，欲以劝戒后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也就是说，在君与臣，功与报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以保大明王朝千秋万代。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朱元璋发现，自己最初的设想有些天真了。
开国皇帝与功臣，是历史上最难处的关系之一。功臣们下场悲惨，并不完全是皇帝们的薄情寡义，也确实是势有必然。
历代以来，明初这批功臣可能是平均素质最低的。他们全部是起自草根，胸无点墨，没什么文化，也谈不上什么修养。除了一身武勇外，一无所有。成了开国元勋之后，他们的小农意识和流氓本性依旧，个个志得意满，贪婪鄙野，眼光短浅，不可一世。在战争中，他们是大元帝国的破坏者。在战后，他们又成为新王朝法律、纪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仗着手中的特权，贪婪地捞取每一个铜板，到处侵占土地，私纳奴婢，侵夺民财，欺压良善，驱役士卒，贪得无厌，无所顾忌。开国之后不久，勋臣们违法乱纪之事，一桩桩，一件件，就开始不停地反映到朱元璋的面前：
赵庸随李文忠出征应昌，私占奴婢，废坏国法；薛显妄杀胥吏，杀兽医，杀火者（厨房中烧火的人），杀马军，为了抢夺天长卫千户吴富缴获的牲口，还动手杀了吴富。郭英“擅杀男女五人”，随便杀戮平民。淮安侯华云龙在北平住进了故元丞相脱脱的宅第，大模大样地使用起元朝皇帝才能用的东西，“凡元宫龙榻风褶及金玉宝器非人臣可僭用者，皆用之弗疑”，后来又嫌脱脱宅第不好，无偿征用士兵和百姓给他翻盖，“奢丽而过制特甚”，完全超过了朱元璋规定的等级规定……不光功臣们自己犯法，他们的亲友也一个个不把国法当回事。许多功臣的亲戚、家人甚至佃仆、火者，也都倚势冒法，横暴乡里，欺压百姓，“诸勋臣亦不禁戢”，成了地方霸王。比如信国公汤和的姑父席某就仗势蔑视法纪，“隐瞒常州田土，不纳税粮”。胡惟庸的家人“为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
朱元璋发现，他的免死金牌成了功臣们如此气焰飞扬的助推器，他们“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只要不造反，谁拿他们也没办法。
第四节 对文官的凶残与对武将的温柔
朱元璋带兵行政，一直以纪律严明闻名。开国之后，他的这一作风进一步发扬光大。官员们隐漏公文没有上报这样的细故，《大诰》中居然规定一律凌迟。开国之后，他对文臣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集中清洗，如洪武四年“录（甄别）天下官吏案”，八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年“罪妄言者”，声势都极浩大。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按朱元璋的规定，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其数目必须与户部掌握的数字完全吻合，才能通过，如有分毫差错，整个账目就要全部重新编写。各省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三四千里，为了减少麻烦，各地官员都带上已经盖好大印的空白表册，以备账册被驳回时，在京城就地重新编写。
这种情况当然算是违规，不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危害性。因为账册上盖的地方政府大印，都是骑缝印，就是每页纸上只有半个印章，这种空白纸张，并不能用来伪造其他公文。各地官员年年都这么办，已经成了习惯。
谁料到这一约定俗成的做法居然给天下官员带来塌天大祸。洪武八年的某一天，朱元璋偶然发现了这一情况。他认为这是天下官员蔑视他的规定，勃然大怒，因此小小一事兴起大狱，自户部尚书周肃以下，各省与此事有关的官员全部掉了脑袋。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空印案杀掉了数万人。
另一个惊天大案是郭桓案。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有人告发户部右侍郎郭桓等勾结地方官“侵盗官粮”，也就是把国家的税粮偷偷占为己有。朱元璋派人调查，发现情况属实，郭桓以及其他官员们共侵吞了官粮七百万石。这一案导致礼部尚书赵瑁和六部的左右侍郎以下，都掉了脑袋，各省被牵连被杀的官员和富户，又有几万人。
除了这几起大案外，中案小案也每年都有。在日常生活中，朱元璋杀起文官来，真是随心所欲，逸兴遄飞，挥洒尽性。他一时不高兴，可能几百上千人就掉了脑袋，因此洪武一朝成了文官们的地狱。
然而，对于功臣们，朱元璋却异乎寻常的宽容和温柔。苛刻严峻的个性让他对功臣们违法乱纪的行为不可能置之不问，但与功臣同享富贵的宣言刚刚发布，他不想以这些“细故”，破坏自己“厚待功臣”的良好形象，所以他采取了软硬两手。
软的一手是教育。
天下初定之后，朱元璋就意识到提高老乡们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毕竟一个个都已经是公侯伯爵，人五人六，再像以前一样，满口粗话，浑身农民习气，怎么配得上他们的高贵地位和巨大权力？因此早在洪武三年十月，朱元璋就给功臣们办起了学习班，他规定每个月初一十五两天，找秀才们轮流为诸将讲学，给他们讲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高级大臣，怎么样遵守君臣之礼，“庶几忠君爱国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升而不自知也”。
洪武初，御史袁凯言：“今天下已定，将帅在京师者，于君臣之礼，恐未悉究。臣愿于都督府延至通经学古之士，每于诸将朔望早朝后，俱赴都堂听讲经史。庶几忠君爱国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升。”太祖深以为然，遂敕省台延聘儒士，于午门番直，与诸将说书。
除了办讲座，朱元璋还专门组织人给大臣们写书。洪武八年，朱元璋主编了一本厚厚的大书，叫做《资世通训》，是一本全国人民（包括僧道尼等方外之人）都要遵守的《大明国国民守则》，其中第二章就是《臣道章》，分为“忠孝、勿欺、勿蔽”之类十七条内容，专门规定大臣们如何忠于自己的职守。朱元璋把这本书颁赐功臣们每人一本，命令他们认真学习，以此对照自己的行为，发现差距，加以改正。
除了教育之外，他还采取了稍为强硬的一手，那就是从约束功臣的部下家人入手，来给功臣和死罪之间建起一道防火墙。
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工部铸造了一个铁榜，也就是铁铸的公告牌，上面铸着约束公侯家人的条文。在铁榜文中，朱元璋这样论述自己的功臣观：
朕观古昔，帝王之纪及功臣传，其君保恤功臣之意，或有始无终，使忠良股肱不免受祸，诚可悯也。间有聪明圣主，待功臣之心，皎如日月，奸臣不能离间，故君臣得以优游终其天年，在社稷有磐石之安，在功臣之家享富贵无穷，朕甚慕焉。亦有明智之君，欲保全有功，其心切切，奈何跋扈之臣，恃其有功，数作过恶，累宥不悛，不得已而诛戮，此臣下自取之也。
又若主有宽仁之德，臣有忠良之心，然彼此各少察断而不明，何也？盖功臣奴仆倚恃权贵，欺压良善，为臣者不能察其所为，致使纵横。刑官执法具罪以闻，在忠良大臣必不如是，特奴仆自作之过。其君不能明察大臣之心，将谓大臣使之。如是，姑息有功，释而不问者有之，略加诫谕奴仆者有之，又不明白与功臣道其奴仆所作之过，含忍太多，及法司屡奏却疑大臣欺罔君上，一旦不容即加残害，此君不明之所致也。
当时功臣虽有忠良之心，却不能检察其下，一有罪责，即怨其君，何也？亦由奴仆之类在外为非，归则言是，大臣职任朝堂，或优闲元老，加以小人阿，少能劝谏，及至奴仆犯罪，法司执问，君命诛其奴仆，大臣不知君上保爱之心，便生疑怨，累及其身，往往有之。或是天子念功臣之劳，而免其罪，其奴仆归告大臣曰：“君上不能容公，故枉问奴等耳。”大臣一时听信，不自加察，以为必然，遂生猜疑，致遭刑戮。此臣不能检察其下之过也，可谓君臣两失之矣。
也就是说，他一心想要保全功臣，使皇帝之家享有磐石之安，使功臣之家享有富贵无穷，彼此成为一段佳话。但是他也深知达成这一境界之不容易。
首先是“跋扈之臣，恃其有功，数作过恶，累宥不悛”，皇帝最后“不得已而诛戮”之。这虽然是“臣下自取之”，毕竟也是惨伤之事，所以他要极力避免。
另一种情况中，皇帝有宽仁之德，功臣有忠良之心，但是却难免功臣的奴仆们倚恃权贵，欺压良善，为所欲为。有的皇帝会念及大臣功劳，对这种情况置之不问，导致愈演愈烈，最后不得已罪及大臣。
或者君臣都本无他意，无奈有小人从中挑拨，导致君臣各生疑心，最终拔刀相向。
因此他“虑公侯之家奴仆等，习染顽风，冒犯国典，今以铁榜申明律令”。
铁榜文的具体内容有九条：
其一，凡内外各指挥千户、百户、镇抚并总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钱物，受者杖一百，发海南充军，再犯处死。公侯与者，初犯再犯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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