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历朝十大冤案-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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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令郕王监国。英宗回到北京后，襄王又上书景帝，让他多去探望被囚禁南宫的哥哥，对英宗儿子也要多加关心。英宗见到襄王所上二书，才知冤枉了襄王，乃召见襄王，与之促膝而谈。此后，英宗很后悔杀了于谦等人。
　　英宗复辟后，立即大肆封赏夺门功臣。徐有贞爵封武功伯，以兵部尚书兼大学士入阁预机务。石亨进爵为忠国公，太监曹吉祥被赐予锦衣卫世职。其他在政变中有功的官员，也分别被封为侯、伯或加官晋俸。投机者在宫廷政变这场政治豪赌中，成了最大的赢家。
　　这些政治投机分子当政伊始，马上就露出了丑恶的嘴脸。其中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依仗夺门迎复之功，最为骄横跋扈。
　　英宗因徐有贞有才，对其十分宠信。石亨、曹吉祥十分怨恨，日夜图谋打击徐有贞。此二人使用离间计，使英宗疏远了徐有贞，后又唆使言官弹劾他“图擅威权，排斥勋旧”，致使徐有贞被逮入狱，贬为民，发配边疆。徐有贞被免后，石亨、曹吉祥更加招权纳贿，肆行无忌，不断被人告发。石亨后来也被逮入狱，于天顺四年（1460年）病死于狱中。石亨完蛋后，曹吉祥惶惶不可终日，认为自己与石亨同功，石亨既败，自己绝不能独全；于是，渐蓄异谋，结死党，阴谋废掉英宗，于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事败，被凌迟处死。
　　
于谦案　五（4）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二十六日，英宗驾崩，太子朱见深继位，改年号成化，大赦天下。于冕、于康等也获释归钱塘老家，上疏为其父申冤平反。不少大臣上奏于谦确系冤死。成化帝遂降旨旌表于谦功勋：“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我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持，为权奸之所害。在昔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故复卿子官，遣人谕祭。呜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顺乎天理；厄于前而伸于后，允惬乎人心。用昭百世之名，式慰九泉之意。灵爽如存，尚其鉴之。”遂为于谦昭雪，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将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成化帝御笔题词。成化二年（1466年），皇上又钦派大臣赴钱塘三台山祭奠于谦，刻碑铭文。
　　成化帝崩后，孝宗朱祐樘继位，降旨为于谦赠谥诰祠额，谥于谦“肃愍”，额曰“旌功祠”，并为于谦雕塑铜像，每年春秋两次祭祀。嘉靖年间，又将于谦侑享于功臣庙，与开国功臣刘基等并祭。万历年间，以“肃愍”谥号不能彰显于谦忠贞功德，改谥号为“忠肃”，子孙世袭。
　　于谦冤案到此得以完结。此后的明朝皇帝和清朝皇帝都对于谦墓祠有所修缮，使于谦的功绩更为世人晓知，得到世人的尊重爱戴。
　　于谦以令人仰止的功德气节，惨遭屠戮，于谦的功绩和精神却永驻人间，万代景仰。当时及其后的不少文人为其作诗赋咏。万历年间，钱塘人孙高亮为于谦事迹感动，作纪实小说《于少保萃忠传》四十回，开了当代人为当代人写小说的先例。
　　于谦墓在杭州三台山，宋代冤死的著名大将岳飞之墓在杭州栖霞岭，南北遥对。不少人的诗作或联对将于谦与岳飞并列。如杨鹤的对联：
　　千古痛钱塘，并楚国功臣，白马江边，怒卷千堆雪浪；
　　两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阳亭里，心伤两地风波。
　　明末浙江鄞县人张煌言，号苍水，力主抗清复明，曾与郑成功联合，率兵攻清。他对于谦十分敬仰，曾作“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联。他被捕后，也期望死后能被埋葬于西湖边：
　　梦里相逢西子湖，
　　谁知梦醒却模糊。
　　高坟武穆连忠肃，


　　添得新祠一座无？
　　张煌言就义后，后人就将其葬在杭州南屏山南麓，并建“张苍水祠”，与岳飞、于谦号称“西湖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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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案　一（1）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三岁时全家迁居广西梧州府藤县（今广西梧州市）。他“少年慷慨，负胆略，好谈兵”，　23岁时参加在广西桂林举行的丙午科乡试，得中举人，此后，虽接连四次赴京参加会试，都没考中。他性情爽直，并不为落榜沉沦，每次赶考都沿途游历，遍览祖国名山大川。他又喜欢结交友人，常常与老年的军校或退役的兵士谈论兵法战阵及边塞作战形势。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才得中己未科进士。
　　就在袁崇焕金榜题名的这一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震惊的大事：明朝兵部侍郎、辽东经略杨镐率领的12万大军被崛起于东北的后金军击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正是这一战，改变了袁崇焕的命运。
　　此前，原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女真人努尔哈赤经过30年的征战杀伐，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势力逐渐强大。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位称汗，定国号为“大金”，年号“天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被尊为聪睿汗，又称天命汗。两年后，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明，进兵抚顺，并一举夺取了抚顺城。从此开始，天朝大国明朝与后金开始了正面的军事冲突，令明朝大臣们谈之色变的“辽事”开始蔓延，直到让所有的汉人如坐针毡，食不甘味。
　　抚顺的陷落使明廷“举朝震骇”，明廷决定“犁庭扫穴”，一举消灭努尔哈赤，荡平后金。兵部侍郎、辽东经略杨镐统率12万大军，号称47万，浩浩荡荡，兵分四路，直取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兵仅6万，却将杨镐大军击溃，士兵死近5万人，而后金仅死伤3000余人。明朝大国军政废弛疲沓，由此一览无余。明神宗万历帝在位48年，已经有二三十年不上朝临政，躲在宫中不出，万事不问，不管多紧急的事情只是装聋作哑，一味往自己的仓库里敛钱。万历帝二十多年的怠政，导致政事日非，军纪荡然，士无斗志，国力虚弱，局面困难至极。二十多年不露面的明神宗万历帝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终于一命呜呼，其儿子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贪色误服药物而死，在位时间虽短，却留下了著名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明末党争留下了话题，使明朝政事更一发不可收拾。光宗死后，儿子朱由校继位，改年号天启。
　　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又攻占了开原、铁岭。此时，明廷派熊廷弼以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的身份统领辽东的军政事务。熊廷弼到任后，采取“坚守渐逼”之策，整肃军纪、练兵造械，积极布防，逐渐稳定了局面。但朝中大臣弹劾其只知防守，无力收复失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被罢，由治水有方的袁应泰继任。
　　次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袁应泰虽具政治才能，但“兵事非所长”，7万守军全军覆没，后金军攻陷沈阳，接着攻占附近的辽阳。袁应泰自缢而死。后金军乘胜连陷定远、鞍山等70余城，势如破竹，明军则闻兵色变，一溃千里，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守，更毋庸谈进攻和收复失地了。努尔哈赤接连得胜，把都城由赫图阿拉迁到了辽阳。
　　明廷只得重新启用赋闲在家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试图挽住颓势。熊廷弼主张以守为攻，多方协作，固守辽西，待时机成熟再收复辽、沈。但其下属、时任辽东巡抚王化贞自命不凡，另有主张。王化贞在明廷中有靠山，首辅叶向高和兵部尚书张鹤鸣都支持他，他往往不经熊廷弼而直接与朝廷联系。而且，王化贞当时拥兵12万，而熊廷弼部下只有5000人，经略之职只是个空壳。两人意见不一，不但不能相互配合，反而互相指责，经常发生争执。而且，明廷中多支持王化贞者。努尔哈赤知道“经抚不合”，便趁机挥军渡过辽河，向广宁进攻，王化贞的12万大军大败而归。努尔哈赤占领广宁，又攻占周围的40余座城镇。王化贞一败涂地，狼奔豕突，尽弃关外之地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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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案　一（2）
至此，明朝与后金之间的三场大战役：杨镐的12万大军，袁应泰的7万大军，王化贞的12万大军都以溃败告终。而且，这三次大战都是后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他的小战更是数不胜数。后金军已经让明军畏之如虎，几乎到了不战即可屈人之师的程度。
　　熊廷弼、王化贞因败被下狱治罪。当时，明熹宗天启帝继位后，贪于玩乐，政权由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把握，朝廷内部党争日益激烈。以清高自许的东林党和阉党之间势如水火，针锋相对。经过数年的明争暗斗，阉党逐渐占据上风，不少清流正士被迫害致死。因熊廷弼与东林党人过往甚密，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弃市，时年57岁。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先后三次任辽东经略，善于用兵，极有将才，使辽东局势大有起色，是明末不可多得的文武兼备的人才，却因党争被冤杀，传首九边。所谓传首九边，就是把罪犯的首级传递到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固原、宁夏、甘肃等九个边镇，震慑边疆士卒，以儆效尤。熊廷弼的被杀成为当时影响甚大的一个冤案，对明军士气打击甚大。
　　熊廷弼、王化贞被逮后，朝廷任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统领辽东、天津、蓟镇、登莱等处军务。王在晋（1564~1643），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历任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兵部侍郎，天启初任兵部尚书。此时，代替熊廷弼为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当时，山海关外之地，大部分由蒙古族的喀喇沁诸部所控。喀喇沁部与满洲女真族经常为争抢财物发生争斗，结怨甚深。王在晋就打算利用喀喇沁守关外，以缓冲后金的冲击，上奏请朝廷发粮食布匹接济拉拢喀喇沁部。
　　正在此时，袁崇焕站出来，表示了坚决不同的意见。他表示，蒙古族与女真族同为游牧民族，惯以狩猎掠财为生，不能相信，同时他坚定地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举座震惊。
　　袁崇焕中进士后，赴福建邵武县任知县。在任上，他关心百姓，平反冤狱，深得百姓拥戴。他时刻关注辽东军事进展情况，常常邀从辽东退下的老兵闲谈。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到北京朝觐，即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在京期间，他得到更多关于辽东战事的消息，忧心如焚，在与群臣闲谈时，发表了一些中肯见解，引起了御史侯恂的重视，并得到他考进士时的主考官韩爌的推荐，被破格升任兵部职方主事。
　　明朝官制，兵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武选（武官人世）、职方（军政军令）、车驾（马匹警备）、武库（后勤兵器）四司。职方司有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袁崇焕由一个七品知县仅一年就升为六品的职方主事，的确是破格提拔。
　　当时，朝廷在辽事上节节败退，大臣议论纷纷。山海关作为“天下第一关”，是保卫京师的第一要塞。如何守住山海关就成为最先要考虑的问题。廷臣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莫衷一是。袁崇焕就孤身一人骑马到山海关内外考察。兵部发现新任的职方主事不见了，家属也不知情，正四处寻找时，袁崇焕风尘仆仆回到兵部，说出了那句令所有大臣目瞪口呆的话，并提出了他的治兵守边方略。朝廷越级提升他为佥事，指挥关外的部队，拨国库银20万给他招募军队。袁崇焕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当时，关外已经全部被喀喇沁各部族所占领，袁崇焕只得驻守关内。不久，各部族归附，王在晋就命袁崇焕移住中前所，并管理前屯卫的事务，接着又命令他到前屯安置失业的辽人。袁崇焕当晚就带两个随从连夜穿过虎豹出没的丛林，四更时到达前屯卫，兵民无不骇然惊服，送他一个“铁胆”的外号。王在晋对袁崇焕十分倚重，提拔他为宁前兵备佥事。但袁崇焕却看不起王在晋，认为他没有远大的谋略，不完全服从王在晋的命令。到王在晋提出在关外不远的八里铺修筑重城时，袁崇焕认为这种做法不策略，应该在宁远筑城。两人意见相左，争论十分激烈。袁崇焕见难以说服王在晋，就越级向首辅叶向高报告。这在官场里实在是大忌。
　　
袁崇焕案　一（3）
叶向高难以决定，委派兵部尚书孙承宗行边考察。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是该科的榜眼，才华横溢又晓畅军事，被破格提拔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能入阁是由东林党领袖、御史左光斗推荐的，但他又能在东林党和阉党之间保持相对中立，被视为东林党的温和派。是年六月，孙承宗抵达山海关考察后，认为袁崇焕所见极是，与王在晋辩驳，王在晋始终坚持己见。孙承宗只好暂返北京，面奏天启帝弹劾王在晋“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天启帝免去王在晋的职务，由孙承宗为督师，统领辽东军事。
　　孙承宗到任后，进行了一系列力度很大的人事变动，重用袁崇焕，着力修筑宁远城。
　　宁远位于山海关外200里，在锦州和山海关之间，扼辽西走廊咽喉。明前中期，关外的军事重地为广宁，广宁、辽阳失陷后，宁远就处于前线位置，背后即是山海关，战略位置大为凸显。孙承宗、袁崇焕派游击祖大寿兴工营筑，到天启四年完工，整座城池“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成为一座固若金汤的关外重镇。远近难民纷纷涌入，人口大增，使宁远城成为远近闻名的乐土。同时，袁崇焕又在周围先后筑城数十座，练兵十余万，造甲百万，屯田五千顷。明朝的东北国防线向北推移了200多里。袁崇焕也因功劳被提拔为兵备副使。孙承宗对他极为赏识，委任甚专。天启四年（1624年），袁父病故。按传统，儿子应丁忧即守丧三年，袁崇焕屡次上奏回家守制，但朝廷以边关正急，命他素服办公。这种应该守丧而被迫放弃的情形，称为“夺情”。
　　袁崇焕在孙承宗的支持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从天启二年到天启五年，短短三四年时间，使局势大为改观。随后他又派兵屯驻锦州、松山等要地，把边境又往北推进了200余里。后金见明军稳扎稳打，无机可乘，兼忙于整顿内部，四年间很少侵犯。
　　而此时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日益炽热。熊廷弼被弃市，杨涟、高攀龙、左光斗等东林人士被扫除殆尽。孙承宗也遭到弹劾，最后迫于压力不得不辞职。魏忠贤趁机派其党羽、兵部尚书高第出任经略。
　　高第，字登之，滦州（今属山西）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不但毫无方略，且胆小如鼠，以谄媚阉党得任兵部尚书，得知被任命为经略，吓得直哭。他认为关外肯定守不住，主张“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下令放弃关外所有城池，全线撤退到关内。袁崇焕见多年心血要毁于一旦，极力驳斥，说兵法有进有退，一退则锦州、宁远动摇，山海关就毫无保障，直接置于前锋，而且主动退守是示弱于敌，不战自溃。高第不顾这些，强令关外诸城守兵撤退。袁崇焕性格倔犟，抗命道：“宁前道当与宁（远）、前（屯卫）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高第也拿他无法，只得尽撤其他城镇守兵，只留宁远、前屯卫两城。一时间，米粟辎重被弃者数十万计，难民哭声震天，死者塞道。袁崇焕见此，便请求回家守制，未获批准。没过多久，朝廷提拔他为按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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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广阔的关外仅余两座孤城屹立。但谁也没想到，袁崇焕竟靠这两座孤城顶住了气势汹汹的后金军。
　　
袁崇焕案　二（1）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辽北地区天寒地冻，努尔哈赤见高第庸懦无能，便统兵13万，号称20万，西渡辽河，直扑宁远。二十三日，后金军抵达宁远城下。
　　当时，宁远守军不足两万，双方实力悬殊。消息传来，经略高第惊慌失措，吓得屁滚尿流，封闭关门，龟缩不动，绝不救援。京师大臣也知道宁远凶多吉少，兵部尚书王永光连连嗟叹。袁崇焕却慷慨激昂，写下血书：“区区宁远，中国存亡系之，失此不守，数年后吾族皆左衽矣。”激励将士誓死守城，同时将城外居民撤入城内，坚壁清野，又设重金悬赏奖励勇士，初步稳定了军心民心。
　　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派人劝降，被袁崇焕骂回，遂开始攻城。后金军善于骑射野战，来势凶猛。袁崇焕待敌兵迫近，下令发射刚刚引进的西洋巨炮，又用石头火木向敌军猛砸。后金兵死伤甚重，努尔哈赤也被炮火余力击伤。后金兵连攻三日，袁崇焕率军民死守，战斗异常惨烈。战火中袁崇焕肩臂受伤，鲜血染红了战袍。将士劝他下城，他撕下战袍裹住伤口，继续指挥。此时正值严冬，袁崇焕的胳膊与血染的战袍被冻粘在一起。将士们见主帅誓死抗敌，争死效命，血战三天三夜，杀得金兵尸横遍野。努尔哈赤见力攻不下，最终不得不下令退兵。袁崇焕守卫宁远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胜利。这就是有名的“宁远大捷”。
　　努尔哈赤自25岁起兵以来，至今四十余年，大小数百战，战无不克，攻无不胜，而且多是以少胜多，令明军闻风丧胆。如今，攻打一个孤城宁远竟毫无办法，而且损失惨重，愤恚不已，退兵途中劫掠了明军的一个粮草重地觉华岛，将守岛的几千名兵将屠杀殆尽，又焚烧了十万石粮草，以泄败兵之恨。尽管如此，努尔哈赤依然郁郁寡欢，又兼患上了痈疽病症，是年八月还没回到沈阳就一命呜呼了，时年68岁。宁远之战是努尔哈赤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大败仗。后来，清朝人在修《明史》谈到此次战役时说：“我大清兵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袁崇焕指挥的宁远大捷，打破了后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关外筑城防守策略的正确性得到验证，极大振奋了明末低迷的官心、军心、民心。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振奋，论定功次。高第因坐守不援被免职，由王之臣代替高第出任辽东经略，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
　　当时，魏忠贤势焰日炽，把握朝政，不少大臣趋炎附势，蝇营狗苟，阉党大盛。魏忠贤派两名亲信太监刘应坤、纪用镇守山海关。袁崇焕极力反对却毫无作用。
　　王之臣经略辽东后，袁崇焕又与他在人事安排和职权划分上产生了意见冲突。朝廷为调和两者关系，只得将辽东防务划分为二：关内由王之臣负责，关外由袁崇焕负责。这种简单的做法不仅没有调和好两人的关系，反而事与愿违，双方对此都不甚满意：袁崇焕认为这是对他的不信任和猜忌，而王之臣职任辽东经略，有权节制关内外兵事，现在却只负责关内，权力小了一半。一时间，廷内不少大臣认为袁崇焕居功自傲，不服节制，弹劾的奏折和言论日渐增多。袁崇焕性情耿直，即上疏申辩：“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弹劾攻击，是因为功劳太显。尽管他说的不无道理，但此时上疏申辩在外人看来很有些自视甚高甚至要挟的意思。天启七年（1627年），朝廷怕两人失和对备战不利，将王之臣召回京师，由袁崇焕一人节制关内外军事。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继位。此时，满洲正处于内困外乏的忧患时期，他们作为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又急剧扩军，不仅导致百姓生活难以满足，军需补给也很困难。皇太极的皇位来之不易，还很不稳固，要笼络、震慑其他贝勒，巩固自己的位子。基于这许多方面的考虑，皇太极需要一定的喘息时机，既无力也不想在此时与庞大的明朝大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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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案　二（2）
在明朝，北部边境线被高第撤退后，仅余宁远、前屯卫两城。袁崇焕深知，与善于骑射的女真族作战必须训练一支野战军，而练兵、屯田、造械、修筑锦州宁远防线等等都需时日，也渴盼后金这一时期不发动攻势。双方都需要一段的休战时间，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和谈的念头。
　　得知努尔哈赤死讯后，袁崇焕立即奏报朝廷。并经请准，派遣人员，前往沈阳进行吊丧，兼贺新汗皇太极继位；同时打探后金内部的虚实。这是明朝官员自辽事以来第一次到后金进行政治活动，皇太极也显得颇为友好，殷勤接待并派使回谢，献上人参、貂皮等礼物，并附上了文书。袁崇焕见来书封面题写“大明”、“大金”字样并列，认为后金桀骜自大，有损大明国朝尊严，没有拆封就直接让来使带回，也没有复信。
　　当时，满洲还没有吞明的野心和胆量，女真人口不到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