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新批判主义-第1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盖暌还帷Ｋ晕母镆院螅壳罢庵执澄幕幕毓槿仁导噬喜⒉淮ザ翁逯疲鼋鍪窃诿稚弦蠡氐饺寮业拿侄眩氐饺寮业牡赖侣桌怼５侨嗣敲挥锌吹剑寮业拿制涫凳亲钍屎狭角暌岳吹淖ㄖ仆持蔚模芄皇棺ㄖ频耐持伪涞米钗砂闶芰怂耐持魏脱蛊饶慊剐姆诜踔列穆庾悖憔醯谩按松阋印薄Ｋ晕颐墙裉煲复澄幕丶驮谟谝吻迦寮椅幕妥ㄖ铺逯频墓叵担降资歉鍪裁垂叵担�
当然历来儒生、士大夫与专制体制、特别是与皇帝本人，都有一些人好像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是盲从，而是“从道不从君”，我服从天道，但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也有一些“犯颜直谏”之士，在皇帝面前我也敢提意见，提了意见你把我杀了好了，抬着棺材去进谏，叫做“棺谏”。从人格上来说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对这种人也还是很佩服的。但是那只是对皇帝个人而言的，这个皇帝昏庸，不接受意见，那么我就要对他加以针砭，对他提醒。对皇帝个人这样，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一个专制体制，这个体制有一个皇帝高高在上，所有其他的人令行禁止，一切都有秩序，老百姓也没有造反的，这就叫天下太平。无非就是为了这个。所以这个体制才是天道，而皇帝他只是“天子”而已，天道的儿子，天道的儿子难道能够不服从父亲吗？所以儒家士大夫往往是以天道的代言人自居，来给皇帝提意见，虽然他们的个人人格往往表现得正气凛然，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这个传统的专制体制不垮台。现在有人以为儒家讲“民本主义”，像孟子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是最“贵”的，以为这就是“民主”。民贵思想是不是就是民主？“民本”是不是就是民主？民贵，对谁贵？民本，是谁的本？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是谁的舟？这是不是就是“以人为本”？儒家的“大丈夫精神”是不是就是自由独立精神？我们要看它的根，不要看他说出来的话，要看他最终是为了什么。归结到这一点上你就可以发现，其实并不是的，所有这些东西最终是为了维护那个既定的天道，也就是传统专制体制。所以对儒家士大夫来说，谁来当皇帝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规矩，有一套名分，有一套等级关系，这个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千载一贯，不能改变。所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体制问题，至于哪个来当皇帝，今天是姓李的，明天是姓刘的，这个都没有关系，朝代不断地更替，那是天命，不可违抗。一个王朝气数尽了，它就要被另外一个王朝所取代。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到时候要及时地改变自己服从的对象。但是这个体制不能变。所以哪怕是异族统治者，比如说满清统治者当了皇帝，那也不要紧，只要他按照儒家一套体制来统治我们的国家，那我们就认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舞台上、屏幕上到处都是那些拖着大辫子的“奴才”在那里晃来晃去，还有一些皇帝，那都是些英明的皇帝啊！这个对儒家士大夫来说是无所谓的。但是一旦西方的政治法律体制要引到中国来，那就不行了，因为它要改变我们的体制。西方的自由平等，法制思想，进入到中国来，那就被视为洪水猛兽。所以，“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慈禧太后当年所坚持的一条原则，她之所以不愿意改革，就是死守着这一条，祖宗之法不可变。到后来她吃了大亏了，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来，她自己也逃出北京，等她回来，回到北京要开始搞变法的时候，时机已过，最后搞不成了，被推翻了。
同样，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传入中国，也受到了极大的抵制，因为它跟我们的这个体制不相容。虽然皇帝已经被推翻了，但是传统的一套东西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五四的精神虽然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只是昙花一现，马上就被拒斥，被歪曲，一直就被歪曲，后来就被放在一边。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叫做“救亡压倒启蒙”。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当然这个在当时有特定的历史条件。新的一套还没有立住脚跟，要完成救亡这样艰巨的任务，还得靠旧的一套、专制的一套来组织起民众的有效的力量。当然比以前有所放开，但是基本上启蒙的理想从此被搁置而且越来越淡化。从后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一直走在一个启蒙理想越来越被拒斥的过程中，一直到文革，可以说是被彻底的拒斥。文革是怎么一回事呢？文革就是拒斥西方思想的最彻底的一次运动。文革的口号是打倒“封资修”嘛，但是反得最彻底的其实就是“资”，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修”，也就是“修正主义”，也是因为它靠拢西方的东西，向西方妥协，所以要反。而反对“封建主义”，虽然也有批判儒家的运动，“批林批孔”，但是反儒家的人本身就是儒家，是用儒家来反儒家，用法家来反儒家。法家其实就是儒家的“里子”，儒表法里嘛，法家和儒家是相通的。文革表面上反儒家，但它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忠”字，跳“忠字舞”，表忠心，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个人，这不是儒家是什么？“忠”就是孔夫子提出来的嘛，“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所以儒家和专制体制其实是分不开的，现在很多人想把它们二者分开来讲，讲儒家，专门讲儒家里面的道德的那一部分，而把里面讲政治的那一部分撇开不讲，那是分得开的？在中国，你要讲道德，你就要讲政治；你要讲“修身齐家”，你就要讲“治国平天下”；你要讲“内圣”，你就必须要讲“外王”。这是分不开的，儒家就是这么一回事，儒家的本事就在这里，把内圣和外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鼓吹儒家思想可以作为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原则，然后在社会政治方面引进西方的民主体制和法制，这是现代新儒家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实际上这必然会陷入一种自相矛盾。试图从儒家中“开出”一种现代民主法制，那是不可能的。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法制思想完全是两码事。什么是“民本”？民本就是统治者要以民为本，不要做得太过分了，要体贴人民的疾苦，要从上至下地恩赐给他们生存的权利，不然的话他们要造反。这是对统治者所讲的一番话。但是民主是什么呢？民主就是人民自己起来建立自己的国家，自己治理自己，表达自己的意志。没有一个专制者从上至下地恩赐给他们什么自由，“只给大多数人自由，不给少数人自由”，这是中国式的说法。自由是你“给”的吗？每个人都生来自由，不是谁给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儒家思想抱有幻想，是不是从中可以开出现代民主法制来？儒家的这种宝贵的东西不能丢，不但不能丢还要加强，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开始读经。这实际上是一场全面的反启蒙运动，目前可以说已经达到甚嚣尘上了，到处都是反启蒙，回归传统。就像一个人得了病，不去吃药，拼命地回想自己过去为什么没有病，我现在就去吃过去没病的时候所吃的东西，能够把病吃好吗？还得吃药、打针，才能把病治好。所以传统势力如此强大，这种沉重的包袱简直可怕，死人拖住活人。改革开放刚刚迈开了一步，人民生活刚刚有一点起色了，于是又要回到几千年以前的那样一种腐朽了的传统里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幸好听他们这一套的人还不多，特别是年轻人，不信他们的说教。有个别的人可能觉得他们说的还有一点魅力，受他们诱惑，但是大部分人不管它，我们现在享受我们当前的生活，很多东西是西方来的。当然其中也有些崇洋媚外的，我们暂时不管它，但是至少传统的东西是不能够说服人了，不能够吸引大多数年轻人。
这是我对传统文化的一个估计，我这个估计在目前国内是比较孤立的，现在大家一个口径就是要回归传统，要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不知道有什么“优势”。这是大部分人的趋势，小部分人还在那里嘀咕，而且也开始把自己的启蒙观点加一些修改。这叫做“对启蒙的反思”，明明是不反思，却自称为是“反思”。原来是坚持启蒙思想的，现在也开始在那里怀疑动摇，觉得这个启蒙是不是还是有些毛病，应该反思一下。启蒙本来就是促人反思，现在我们的反思还没有彻底，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只在表皮上滑了一下，就要对这种反思加以“反思”，其实只是一种习惯的惰性而已。我们近百年来一直是这样，稍微有一点反思，就受不了了，就要对这种反思再“反思”一番，以便中止反思。如果真要反思启蒙，就得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一直不敢真正的启蒙，我们对启蒙还有哪些误解，哪些没有吃透的地方。我们的启蒙一开始就中了传统的毒素，就变了味，变了质，这倒是应该反思的，但决不是要回归传统。这就是我对传统文化的估计。那么，什么是现代化？我们来看一看。
二、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大家现在已经公认了，不是什么船坚炮利，也不是什么经济、技术方面，当然这方面有一份子，但是不能归结为这方面。也不是人民生活的改善，达到了温饱、小康。现代化最主要的是人的素质，是人的素质现代化了，有了这个就有了一切，科技、经济、政治民主，都会有。没有这个，其他方面的表面文章做得再多，也不叫现代化。现代化在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水平是否有了提高，人的自由水平是达到现代化的标志。达到这样一种标志在西方也经过了一个过程，我们讲现代化好像就是西方化，因为西方人比我们先进入到现代化。所以一提现代化，一提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就认为是西方人的标准。我们有些人，有些所谓的学者，利用我们民众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想，来抵制现代化，说那是西方人讲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一讲自由民主就不是中国人了，你难道想做个西方人吗？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就天生地该做奴才。这是一部分人的看法。但实际上现代化在西方也是他们争取得来的，并不是西方人从来就是这样的，他们一开始，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并没有这些价值。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古代，希腊罗马奴隶社会，中世纪的宗教统治，都没有现代的西方价值。他们通过多少代人的流血牺牲才争取到现代的价值，他们本来是没有的。所以你不能把它看作是西方人的，它不是西方的东西，它是人类的东西。西方人通过奋斗争取到了人类的这种更高的发展水平，那么我们向他们学习，并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向人类的更高发展水平学习，我们是自己努力把自己提高到人类的更高的发展水平上来。这就是现代化的实质。所以现代化跟非现代化或者前现代化的区别，不在于西方和中国的区别，而在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价值观念本身，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等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那些巨人们才开始把这些价值建立为西方人的价值观。
所以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不是说从15世纪以来，或者18世纪以来，我们就进入到现代了。如果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现在已经21世纪了，那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已经现代化了。所以它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也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西方或者东方；而是人的发展层次的概念，人的素质、自由的层次的概念。我们今天不能说没有自由，但是自由有它不同的层次，我们的自由的层次还有待于发展提高。我们的自由还是传统的自由，还不完全是现代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毕竟西方率先进入到了现代化，所以我们要提高自己的素质，我们就要学西方。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不存在什么价值判断，说什么西方就是高层次的，我们就是低层次的，不是这个意思。西方人通过他们的努力，追求到了高层次的普遍价值，那么我们东方人也有权利去追求。不能说我们就没有权利去追求，那是西方人的专利，我们不能接受。凡是这样说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为我们现在的那种低层次作辩护。五四以来，我们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引进民主和科学。但是民主和科学是不是就可以代表现代化呢？当然一般说来可以代表现代化，但这只是一种表层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一种表层的体现。那么，深层的体现是什么呢？深层的体现在民主底下实际上体现的是自由，在科学底下实际上体现的是理性。五四以来我们强调民主和科学，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在民主和科学底下有两个哲学的根基，那就是自由和理性。民主底下是自由，也有理性，所以我把民主称之为“理性的自由”，用理性来规范的自由，那就是民主；科学呢，我把它称之为“自由的理性”，科学是自由研究的，要有自由的土壤才能产生科学，但是科学本身是理性，这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不同于单纯的“科学技术”，就因为技术是不自由的，或者与自由不相干的，科学则是自由的。我们今天一讲科学就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精神，这是对西方科学的一种误解。同样，我们把民主理解为没有理性的“大民主”，一种狂热的乌合之众的“民主”，如文革中所表现的，也是一种歪曲。
民主是理性的自由，你用理性规范自由，那就是民主，就是法制。但是国人一开始并没有清楚的理解这一点，人们把民主就理解为只是开国会，少数服从多数，科学就被理解为技术，引进船坚炮利，办实业。当时鲁迅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反对开国会，认为国会就是一帮子人在那里谋利的场所，各自捞选票，贿选，愚弄大众，乌烟瘴气。鲁迅也反对物质主义的“科学”，主张尼采的“摩罗诗力”，认为“首在立人”，建立人的自由意志，张大个人的精神力量。科学也好，民主也好，都要建立在独立的“人”的基础上，否则科学会成为物质对精神的压迫，民主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西方的好东西拿到中国来就“逾淮为枳”，变味了，其原因就在于“人”没有立起来，实际上就是自由和理性没有立起来。
所以，一旦我们的思考深入到自由和理性的层次上，我们就会发现，随着时代问题的出现，民主和科学就被抛弃了。李泽厚说“救亡压倒启蒙”，其实从理论上说这个是不成立的，救亡为什么一定会压倒启蒙呢？启蒙不是可以解放人的个性，使人民大众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那不是有利于团结救亡吗？有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吗？之所以没有达到这种效果，为什么五四的价值被抗日战争所抛弃，就是因为中国的土壤还是传统的，还必须采取传统的方式才能度过这个难关。所以不管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在救亡时期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抛弃了自由主义，不要讲什么自由。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反对自由主义”，蒋管区也讲要以“大局”为重，大局就是抗日救亡，不要讲什么个人的自由。再一个就是不准讲真话，抛弃了理性，不要去追求什么真理。这在那个时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种反对自由主义和不准讲真话在抗日时期成为了当权者的一个传统的基调，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传统，而是中国历来的传统，中国历来都不准讲个人自由，不准讲真话，不准使用你的理性。所谓启蒙就是使用自己的理性嘛，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就是这样的，你要大胆使用你的理性，走出受监护的不成熟状态。经过抗日以后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对于五四来说是一个倒退，这个倒退从五四以来一直到文革达到顶峰，我们倒退到秦始皇去了，倒退了两千多年。
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走了一大段弯路，30年啊！30年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起来干什么呢？封闭起来既然没有别的东西进来，那我们就是按照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惯性在搞我们自己的事情，所谓“自力更生”。30年靠我们的传统来自力更生，所结出的果子就是文革。所以改革开放我们回过头来一看，我们浪费了30年的时光。当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也谈不上“浪费”了，我们交了“学费”，得到了教训。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想把这个教训把它忘掉，我们30年的血泪都白流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对外开放，当然主要是向西方开放，否则我们早就对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开放了，我们对第三世界一直是开放的。现在要说对外开放，就是要对西方开放。那么到了80年代，我们提出了“新启蒙”的口号，这时启蒙的价值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新启蒙只不过是把五四时期的启蒙口号和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重申。当然比五四的启蒙要更加深入，不管是理论上还是从文学艺术方面还是从思想情感方面我们中国人跨进的步子相当大，当时不断地有外来的新思潮涌入中国，我们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的精神。这个西方的精神无非是两条，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最近巴金老人去世了，昨天发布的讣告。巴老在他的《随想录》里面作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忏悔，他忏悔的无非是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他讲要“说真话”，说真话是不容易的，必须要有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只有具有自由精神你才敢于说真话，只有有了理性精神你才能说出真话。所以巴老的忏悔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的觉醒。国家要现代化，知识分子首先自己要现代化，知识分子还是传统的士大夫，你这个国家怎么现代化？必须有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但是，80年代一晃就过去了，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下海”，知识分子追求经济利益，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失落，“渴望堕落”。90年代是这样一种风气。于是有的人就不满了，提出来讨论，人文精神的问题，搞了好多年。但是各种各样的检讨，很多人都把它归结为西方思想的侵蚀，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侵蚀。当然不全是这样。但很大一部分人怪罪于西方文化，或者怪罪于现代化。我们人文精神失落了，好像我们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有人文精神的，所谓“失落”这个提法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从前已有的东西失落了，好像两千年以来我们在道德上是做得很不错的，唯独到了今天堕落了。为什么堕落了？那不就是因为西方文化进来了吗？西方文化把我们的传统道德冲得一塌糊涂，我们自己都不相信了，这才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那么在这种基本的估计之下，很多人热衷于引进后现代思潮，引进文化相对主义，否定启蒙，否定社会进步，否定历史。认为没有什么进步不进步，我们以前过得很好，一直都不错，我们现在回到过去也可以的。
当然有些东西要把它去掉，比如裹小脚啊，皇帝啊，可以不要；但是其他东西都是不错的。这就是90年代的一股思潮，复古主义，回归传统，恢复旧道德。既然现在没有道德了，大家都是物欲横流，大家都不讲道德不讲良心了，整个社会都没有规矩，那么罪魁祸首就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力。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旧道德恢复起来，以挽救时势。
其实这是缘木求鱼，饮鸩止渴。旧道德肯定是恢复不了的，今天每一个明眼人心里都明白，旧道德你要在今天的社会上恢复起来肯定是不可能的。个别的知识分子可能做得到，比如说蒋庆，他就是一个在现代公开宣称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而且身体力行的人。也许还有其他少数人能够做到。但是你要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道德的公认的标准扶持起来，那是没有希望的。那么问题是当你这样提倡的时候，你并不能恢复旧道德，但是你所起的作用有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拒斥新道德。旧道德又恢复不了，新道德又被你拒斥了，那这个社会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就死定了！所以我们要看清，旧道德的沦丧它实际上是旧道德的自然的沦丧，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这样的。为什么会沦丧，因为它已经有几千年了，太老了，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比如说对外界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开放过；再就是几亿农民进城，打工；自然经济解体，农村的自然经济解体，农业当然还有，但是它已经不是自然经济了，不再是靠自然条件吃饭了，它靠的是什么呢？依靠市场。它的种子、它的化肥、它的农药、它的技术，都要靠市场，靠科技。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解决了吃饭的问题，靠的是什么呢？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年轻一代他们首选的价值就是“发展”。任何一个年轻人，包括农村的，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首选的价值。我在农村没有发展前途，我要到城里去打工。几千年以来的农民不是这样的，能够平平安安地活一辈子就不错了，“三�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