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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名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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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普曼有罪（12）
1935年2月13日，12名陪审团成员聆听了法官托马斯·特理查的指示后，于上午11点20分步入审议室，一位法警在他们的身后关严了大门。审议室刚好在赫普曼单人牢房的楼上。下午3点左右，陪审团要求法官允许给他们送进去一只放大镜，说是要比较赎金索取信和写有约翰·康顿博士电话号码的木条上的字迹。 傍晚时分，法庭四周聚集了7000多等候着听最终裁决的人们，他们不停地高叫：“杀死赫普曼！杀死那个德国佬！杀死赫普曼！” 晚上10点27分，法庭的钟声终于敲响了。10点半，等陪审团成员在陪审席上一一就座后，戴着手铐脚镣的被告人布鲁诺·赫普曼被带上法庭。他面呈死灰色，右手腕与一名法警的左腕铐在一起。听众席上，赫普曼夫人安娜也是脸色惨白憔悴不堪。 待法庭大门锁定，法官托马斯·特理查示意法庭文书开始。 “陪审长先生，请问陪审团裁决被告——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有罪或无罪？” “有罪。”陪审长照着手里的纸条缓慢而清晰地念道，“我们裁决被告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被控之一级（预谋）杀人罪成立。” 几名记者马上起身往外跑，无奈门已上锁。特理查法官击槌警告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法庭文书继续问是否所有的陪审团成员都同意这个裁决，陪审席上的八男四女逐一点头称是。 托马斯·特理查命被告方起立，他又重复了一遍陪审团的裁决，然后说：“本庭依法判处你，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死刑。”特理查法官暂定在1935年3月18日那个星期的某一天执行死刑。 这时，有个人爬上一人多高的窗台，打开窗户冲着外面大喊：“有罪——死刑！”顿时，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四起。 10点50分，赫普曼被带回到自己的单人牢房，他扑倒在帆布床上无声地抽泣。与此同时，还留在法庭里的安娜也在她的座位上失声恸哭，直至工作人员请她离开。 记者打电话到林勃庄园，林勃家族的发言人告诉他，查尔斯·林勃上校将不对此事作任何评论。林勃听到他们在电话上的对话，立即拧开图书室的收音机，播音员正在法院大门外的梅因街现场直播，背景是一片人声喧嚷。只听得播音员的声音说：“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审判刚刚在这里落下帷幕。被告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被裁决犯有绑架谋杀罪……”听到这里，安妮马上请求丈夫把收音机关掉。 几位记者开车到布郎克斯约翰·康顿博士的住地。康顿夫人说她将向丈夫转告这一消息，但康顿博士不会就此发表任何评论，或接受记者的采访。 第一夫人依琳娜·罗斯福是当时少数几位敢于公开对本案的裁决表示怀疑的名人之一。这位总统夫人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作家和演说家，后来还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她认为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布鲁诺·赫普曼犯有绑架谋杀罪。罗斯福夫人对记者说：“整个审判过程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并不是同情赫普曼，但我一直在想，也许他真是无辜的。” 《纽约时报》对赫普曼一案的裁决作了如下评论：“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在霍普威尔的那个悲惨的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本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谜团。只有作案人的交代或新的证据的出现才能帮助我们澄清事实的真相。” 此时的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已是一贫如洗。爱德华·雷立说，他仍然对赫普曼的无辜坚信不移，但是没有钱就一切免谈。于是，罗伊德·斐歇尔代替雷立成为被告方首席律师，他与原四人律师团中的弗里得利克·玻普继续免费为赫普曼辩护。同时，安娜·赫普曼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蒙菲尔德奔走各地，多半是德裔集居区，和那些相信赫普曼审判是一宗冤案的人们一起，以各种方式为本案的上诉募捐。一战之后，德国因挑起战端而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美国人中反德情绪十分普遍。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德裔社区的人们认为，赫普曼和他们一样，也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赫普曼始终坚称自己与林勃幼童绑架案毫无关系。在被判刑的第二天，他对记者说：“我从未见过林勃家的孩子，也从未收受赎金……在上帝面前，我是绝对无辜的。”另一次采访中他说：“即使他们现在对我说，只要我将事情和盘托出他们就赦免我无罪，我也无话可说。因为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所知道的一切。” 《纽约时报》记者远渡重洋，到德国采访布鲁诺·赫普曼70高龄的老母。老太太说：“我知道我的儿子是无辜的。但林勃希望这样的结局，于是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愿发展。” 其实不少业内人士也有同感。查尔斯·林勃上校在为时33天的庭审中天天到场，这无疑给陪审团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他们几乎不可能作出其他的裁决。法官托马斯·特理查在主持审理本案的过程中明显的语言偏向，以及原被告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的不尽职，都使得赫普曼难以获得公正的审判。基于这种种理由，赫普曼新的两人辩护小组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上诉。案子被依次递到新泽西州上诉法庭和联邦最高法庭，均被一一驳回。赫普曼的死刑执行日期随之一推再推，这时已改期到1936年1月17日。
赫普曼有罪（13）
作为最后的努力，罗伊德·斐歇尔和弗里得利克·玻普于1935年12月23日将本案递交新泽西州赦免法庭，以图把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当时的州长豪诺得·霍夫曼是该庭七名成员之一。1936年1月11日，赦免法庭以六比一否决了被告律师的申请，唯一的一张赞同票是霍夫曼州长投的，他的理由是，一本案不可能是一人所为，二舆论对本案的影响过大，用他的话说，是“报纸审判和裁决了赫普曼”。 此时离赫普曼的死期只剩下几天了。豪诺得·霍夫曼亲临牢房探视，在与赫普曼一席长谈之后，他决定利用手中的权限再次推迟赫普曼的行刑日期，并宣布将亲自主持本案的重新调查。霍夫曼说他的目的只是希望案情能大白于天下。孰料此举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各地报纸争相撰文谴责新泽西州州长的倒行逆施，霍夫曼的政治对手们甚至准备伺机对他进行弹劾，可想而知，调查工作阻力重重。更糟糕的是，霍夫曼为该项调查而起用的首席助理、警探长埃利斯·帕克在办案过程中因涉嫌绑架逼供而被捕。结果豪诺得·霍夫曼不但没能拯救赫普曼，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州长连任竞选中败给对手。 1936年4月3日晚8点47分，布鲁诺·理查德·赫普曼在电椅上被处以死刑。 多年来，美国的司法界和法学界一直在争论，林勃…赫普曼一案到底是不是一起冤案。侦破及审判过程中的若干细节和疑点被逐一提出来广加讨论，比如赫普曼的英语不行，但法庭没有为他配备合适的翻译，使他在证人席上常常答非所问。再如陪审团成员没有与外界严格隔离，他们在一日三餐和住宿的旅馆里常常能听到人们对本案的议论。又如在纽约的中央银行分行兑换了2980美元赎金金圆券的J·J·福克纳，为什么警方没有将他的笔迹与赫普曼的比较？等等。 赫普曼被送上电椅后，人们不断地获悉有关本案的新发现，比如有的证人是被花钱买来的，而另一些证人则遭到了威胁恐吓；又如有的证据是人为安置的，而原始的物证却无端消失；再如被告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庭审期间经常在午饭时喝酒，以致他下午在法庭上的表现明显地受到影响，等等。关于本案最重要的进展当属2000年2月，由来自联邦经济情报局和美国陆军部的笔迹及文件鉴定专家们组成的联合小组正式确认，布鲁诺·赫普曼不是那些赎金索取信的作者。但总的来讲，真正对案情有价值有突破的线索却一直没有出现。 被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被告方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在本案开庭之前，一家当时很大的报纸《纽约日报》与赫普曼做了一笔交易，由该报买断媒体对安娜·赫普曼的采访权，并用这笔钱支付爱德华·雷立的律师费。当时赫普曼夫妇同意《纽约日报》预付雷立的全部费用。后来有专家认为，因为钱已到手，所以爱德华·雷立作为首席辩护律师在赫普曼一案的审判中没有尽到他所应尽的职责。整个办案过程中，他与委托人布鲁诺·赫普曼谈话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不到40分钟，比州长豪诺得·霍夫曼探监的时间还短。两年后，雷立因患精神分裂症而长期住院治疗。不少人相信他还患有三期梅毒。据说他在佛明顿期间，每晚必有妓女到他的旅馆房间。 在布鲁诺·赫普曼临被处死之前，他曾对州长豪诺得·霍夫曼说：“他们以为只要我一死，这桩案子就会了结，就像一本书被合上了。但是这本书，它将永远不会合上。” 事实应验了他的预言。70多年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本案的研究和调查，许多人因此而成为林勃…赫普曼案专家。 也许布鲁诺·赫普曼只是绑匪中的一员，也许他根本就是无辜的。无论事实的真相如何，正如著名律师、法学教授亚伦·德肖威兹所说：“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否认对赫普曼的审判是不公正的——无论是用现在的标准，还是用30年代的标准。” 最近，一些著名的法医学专家们重新查阅了本案。以下是他们列举的林勃…赫普曼一案的要点与疑点： 1。林勃家的狗平日见到生人就叫，可为什么在绑架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却一声未吭？ 2。案发现场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警方人员、记者，甚至围观者任意出入查看，致使许多宝贵的证据和线索毁于一旦。 3。现场未发现任何指纹。用现代的激光和新化学法可能会帮助鉴定出潜指纹。 4。警方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对现场脚印的勘查，也没有任何人将这些脚印与赫普曼的作比较。 5。木梯第16级踏板和赫普曼家阁楼的楼板是否取自同一棵树？现代的DNA鉴定法可以帮助确定这一点。 6。林勃府上整幢楼里只有一扇窗户的窗闩是坏的，绑匪怎么会碰巧就找到了那一扇？ 7。折叠式木梯是绑匪自制的。他（们）如何得知林勃家二楼窗户离地面的高度？木梯有多重？一个人能扛得动吗？ 8。一名警察把木梯底下的两只脚重新插入绑匪留在地面上的两个坑里，这不仅破坏了木梯上的证据，而且改变了两个坑的形状与大小。 9。庭审之前，被告方没有看到警方的调查报告和公诉方将要提交法庭的证据。被告方的专家证人也没有机会亲自检验那些物证。 10。那具婴儿尸体被发现后很快就火化了。没有正规的验尸报告，没有准确详尽的死因说明，也没有重新开棺验尸的可能。霸气书库 www。87book。com
赫普曼有罪（14）
11。在那块楼板被取下之前，警方不允许被告方查看赫普曼家的阁楼并作相应的调查和记录。 12。被告方曾获取案发当日赫普曼的工作时间卡。卡上显示赫普曼那天在纽约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不可能开车去新泽西州中部。 13。关于那具树林里发现的婴儿尸体，没有请正式的法医验尸，甚至连身高和年龄也没有作明确的交代。为什么被告首席律师爱德华·雷立不在法庭上就这些问题质疑公诉方的证人？他的这一举动甚至激怒了其他被告律师。 14。没有人对小林迪房间的泥水脚印拍照或做其他鉴定，也没有人将这些脚印与屋外地上的脚印做比较。 15。作案现场有没有发现使用工具的痕迹？如有，是那把凿子留下的吗？ 16。窗户下的黏土墙上只有两个坑，说明作案人事先已经知道哪扇窗户没有关上。 17。没有人就窗台上发现的第一封赎金索取信的信封和信纸作任何调查或说明。 18。没有人调查第一封赎金索取信所使用的墨水（红色和蓝色），追查它们的出处。警方是否在赫普曼家或林勃家里查找过笔？ 19。是否有人调查过赎金信上作为标记的3个孔是用什么工具打的，以及工具的来源？ 20。小林迪房间那个窗闩坏了的印记是新的还是旧的？ 年，茚三酮指纹鉴定法已经问世。为什么没有用这种当时的新方法检验木梯、凿子、信封和信纸上的潜指纹？ 22。有人比较过第一封赎金索取信和后来其他绑匪字条上的笔迹、墨水和纸张吗？有人试图查找过这些墨水和纸张的来源吗？ 23。包裹小尸体的布毯并非林勃家中之物。在随尸体一起火化以前，警方或那位验尸的医生是否曾试图从那块布毯上查寻线索？他们有没有发现什么？ 24。在赫普曼家查抄到的那只装赎金钞票的鞋盒上有指纹吗？是否有人调查过鞋盒的来源？ 查尔斯与安妮·林勃夫妇后来又有了一共五个孩子。他们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几乎从不在家里提起小林迪。林勃上校因淋巴癌晚期于1974年8月25日在夏威夷逝世。 安娜·赫普曼在丈夫被处死后一直生活于贫困之中。她毕生都在为赫普曼的平冤昭雪而多方奔走，并得到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的帮助。安娜在1981年和1986年先后两次要求新泽西州有关当局重新立案调查，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安娜于1994年10月10日去世。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本案的当事人、证人、办案人或者作案人尚在人世，也已经是百岁老人。 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也许这是历史留下的一个永远的谜。但不管怎么样，林勃…赫普曼案已经作为一桩冤案载入了某些美国历史书册。
瓦拉奇备忘录（1）
笔者第一次读到约瑟夫·迈可·瓦拉奇这个名字，是在一本关于美国意大利黑手党的书中，一段题为“瓦拉奇的合同”的章节。作者在那本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书里并没有提到后来为人们熟知的瓦拉奇备忘录，只说这是一起被美国司法界人士和研究黑手党的专家们认为是该组织刺杀行动的经典范例，还被选入了某些警官学校的教科书，云云。 约瑟夫·瓦拉奇是当时纽约黑手党露其亚诺家族的成员。不消说，露其亚诺是老板查理的姓氏。在黑手党的老巢纽约市，这样的家族一共有五个，共计2000余名成员，占全美黑手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60年代初，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从约瑟夫·瓦拉奇的口中第一次确证了这个被外界称为“黑手党”的犯罪集团的真实存在。该组织问世于20世纪初叶，其意大利名称为“科沙·诺斯卓”，用英语直译就是“我们的事业”或“我们的行动”。“科沙·诺斯卓”下分若干家族（family），亦称集团（group），每一家族掌管一片区域。按英文字母的顺序，一些重要家族所在的区域依次为：波士顿、巴菲罗、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丹佛、堪萨斯城、洛杉矶、诺瓦克、新奥尔良、纽约、费城、匹茨堡、旧金山等等。另外还有几块“开放区域”：迈阿密、拉斯维加斯和1959年古巴革命前的首都哈瓦那。所谓“开放”，即任何家族都可以在这些区域拥有人马或开设生意。 家族的首领称“老板”，“老板”之后还有“二老板”，往下便是数目不等的“纵队长”。每个“纵队长”统领一支“纵队”，“纵队”的成员叫“兵士”。兵士中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兵士可以直接由老板调遣，有的兵士可以自己接单做买卖。所有“科沙·诺斯卓”的成员，无论老板或兵士，都必须是纯正血统的意大利人。但其外围组织中可以有其他族裔——犹太人、黑人、爱尔兰人、波多黎各人、法兰西人、英国人等等。 自1931年以来，“科沙·诺斯卓”不再设“大老板”或“老板们的老板”（Boss of all Bosses）一职，尽管不少人都在梦想着为自己加封一个类似的头衔。一个由9至12名老板组成的“委员会”或“董事会”统筹全国性的运作并协调各家族之间的事务。 “瓦拉奇的合同”是约瑟夫·瓦拉奇在其30余年的黑手党生涯中曾参与过的数十起人命案之一。“科沙·诺斯卓”内部把分派给属下的刺杀任务称作“合同”。 1952年9月初，约瑟夫·瓦拉奇的纵队长安东尼·本德尔约他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罗科斯餐厅一起吃晚饭。几句寒暄之后，安东尼便直切主题。据新近获知的消息，路琪赛家族的一名成员，尤金尼奥·契亚尼尼是联邦毒品局的“线人”。 “这家伙给毒品局通风报信，”安东尼告诉瓦拉奇，“老头子已经得到了查理·露其亚诺的口谕。查理说，契亚尼尼非常聪明，他和毒品局勾搭已经不是三年五载了。我们必须把他和他周围的人做掉。” 老头子叫维克多·靳诺万斯，是当时露其亚诺家族门面上的老板，真正的老板查理·露其亚诺在1936年被捕后判刑50年，并于1946年被放逐回意大利老家拿玻里。 尤金尼奥·契亚尼尼确实是联邦毒品局的眼线。1942年他因贩运海洛因被捕，收监15个月。之后，他一边继续黑社会的活动，一边在必要的时候有选择地向毒品局举报一些同伙，通常是其他家族的成员。但这些“情报”都只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所以毒品局一直不知道“科沙·诺斯卓”的存在，以为契亚尼尼不过是在跟几个贩毒团伙打交道。每当契亚尼尼犯在了警方手里，他便会亮出自己的线人身份。警方有时很难权衡，这些线人提供的情报是否值得他们对其犯罪活动睁只眼闭只眼。 1950年，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去了一趟欧洲。他此行负有两项使命：从美国带去战后欧洲市场紧俏的药品和美金现钞，再从法国贩回海洛因。当时中东地区盛产鸦片，鸦片膏子运到法国马赛，经加工制成海洛因后售价为每公斤3500美元，而走私到美国的海洛因的平均终极售价，或人们常说的“街头价”则高达每公斤225万美元。据当时的估算，仅此一项，每年带给美国意大利黑手党，或“科沙·诺斯卓”的纯收入为35亿美元。如此高的利润后来也吸引了其他族裔的犯罪团伙，如黑人帮、波多黎各帮和古巴帮，但黑手党出让的部分只是那些高风险的街头销售。 在拿玻里逗留期间，契亚尼尼几次主动与流放中的查理·露其亚诺接触。与此同时，联邦毒品局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契亚尼尼欧洲之行的真正目的，但为了从他那里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而一直没有惊动他。 然而，不明就里的意大利警方却以走私药品美元的罪名逮捕了契亚尼尼。契亚尼尼在等待审判期间设法带出了一封信，交给联邦毒品局的欧洲部。但毒品局并没有马上与他们的意大利同行交涉，因为他们获悉，契亚尼尼在狱中还安排了将10公斤海洛因成功地偷运到美国。他们想让契亚尼尼再多吃点苦头。 契亚尼尼又带出第二封信，为了争取官方的救援，他在信中向毒品局报告了查理·露其亚诺的情况。 约瑟夫·瓦拉奇后来说，他不知道查理是如何得知这条消息的，但他确信“科沙·诺斯卓”拥有自己的情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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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拉奇备忘录（2）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指认契亚尼尼的关键证人突然翻供，药品美元走私案因证据不足而撤诉。契亚尼尼回到纽约后自感性命难保，遂请求联邦毒品局予以保护。 安东尼·本德尔对瓦拉奇说，按照惯例，这样的事情本来应该由路琪赛家族自行处置。但是，一、契亚尼尼几乎从未出卖过本家族成员；二、由于这一层关系，反倒使毒品局不时地对路琪赛家族网开一面。路琪赛家族当时是纽约五大家族中走私毒品最猖獗的。 “这次既然欺负到了我们头上，那就算是给了我们开杀戒的口实。”安东尼说。 瓦拉奇认识契亚尼尼，事实上，就在契亚尼尼去欧洲之前，他还问瓦拉奇借了钱。如果契亚尼尼做了枪下鬼，瓦拉奇跟谁去讨还这份饥荒？ 瓦拉奇于是说：“可是，他欠了我两千块钱。” “是的。”安东尼说，“我听说了。”他意味深长地看着瓦拉奇，那意思是说，正因为这样我才约你来吃这顿饭。 瓦拉奇明白，这件事他是脱不掉干系了。如果让上峰派了别人去“做”契亚尼尼，一旦失手，自己就会被怀疑向契亚尼尼走漏了消息。 见瓦拉奇不吭气，安东尼又说：“你知道，契亚尼尼刚从意大利回来，但是他东躲西藏，我们一直找不到他。如果你有他的消息，告诉我一声。”说罢便起身要走。 瓦拉奇没有别的选择了，他赶紧硬着头皮自告奋勇道：“好吧，我会找到他的。”“找到”的意思当然就是“做掉”。 “不急，等我先把你的意思转告老头子。”安东尼·本德尔不冷不热地丢下一句，兀自扬长而去，只留下神情沮丧的约瑟夫·瓦拉奇。 第二天安东尼·本德尔通知他，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同意让瓦拉奇接“合同”。 瓦拉奇很容易就找到了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他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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