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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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就是后世国家资本主义式的一种财富控制办法，有些像国家垄断，这个事情李曜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当然有收入就有支出，两税法时期藩镇的财政支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在“长行旨”条内具体载明的分配项目，主要有上供、供军、官吏奉料和州府杂给等，可称之为基本支出。第二大类是不在“长行旨”条之内的特别支出，主要有进奉、赏赐军士、廉使常用钱等名目。
　　官吏俸禄和州府杂给一般不算什么大数目，剩下的上供、供军才是主要支出，这一时期的士兵每年每人要花费二十四贯左右，以李曜麾下近五万大军计算，每年正常供军为一百二十万贯，但李曜在供军上花费很大，如果算上军械监在器械开发和配装上的花费，每人每年几乎可以达到五十贯以上，那么李曜每年的支出就几乎是要翻上一倍，达到每年240万贯。
　　但王抟刚才已经提到，河中除了这些其他藩镇都有的收入之外，还另有一个聚宝盆：两池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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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在关中出现大的变乱，明确需要李曜出兵之前，眼下这段剧情主要是“种田”，因此可能有些枯燥，耐心不那么好的朋友，可以等过一段时间再一起看。
　　另外，种田的情节，有一部分是为了要体现李曜将来进行改革时的思路的。


卷二　开山军使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六）

　　　　　　王抟这个曾经多年“判度支”的实干宰执对于李曜可以动用的财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一，河中自王重荣时代开始，历经王重盈、王珂、李曜四任节帅，根本就没有向朝廷上供过，换句话说，就是根本没有将赋税“提成”上交朝廷，河中的全部地方赋税通通成了“留使”钱，也就是全部留在节度使府了；其二，河中的农业在北方历来都属于比较发达的地区，归因此属于节度使府的营田收益本来就不小；其三，由于地理、交通等区位优势，河中节度使府本身就有不少商务产业，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然而河中镇真正最关键、最大笔的收入，仍然是那个天下垂涎的解州、安邑——“两池”。
　　解州、安邑两大池盐的收入，还在代宗时期，就已经占据整个朝廷收入的百分之十二点五，也就是八分之一，而这个收入在如今朝廷财政拮据的时期，已经上升到了六分之一！当然，这个说法仅仅只是“如果”李曜肯将盐池收益上交朝廷的一个假设罢了，实际上李曜承王重荣旧制，根本不向朝廷上供一文钱。那么，李曜可以支配的财力，很明显是非常充足的。
　　当然，不上供不代表对朝廷毫无表示，李曜不仅有表示，表示还很大，只是名目不是上供，而是进奉。
　　所谓进奉，是藩镇以“羡余”的名义向皇帝上供的钱物，这在唐后期十分普遍，史称“有土者竞为进奉”，同时进奉的数量也十分惊人。史载贞元时，诸道进奉岁凡五十万贯，其后稍损至三十万贯。实际上恐还不止于此数。比如大历元年，代宗生rì一次所得进奉达二十四万贯。德宗时更盛，当时持节浙江的韩说一次进奉竟达五百万贯。而且关键是越到后期，进奉的名义越多，除了逢年过节、皇帝寿诞之外，各地藩镇要进奉，名义是五花八门。最有趣的是，连一贯处于“名义统一、实际dú　lì”的河朔三镇，虽然一文钱的上供都不给，但进奉却也并不少见。至于河中，在李曜上任之前，河中每年进奉朝廷解盐三千车，而在他上任之后，便将这一数量提高到了五千车，这其实也算是一笔巨款了。
　　不过话说回来，解盐这个东西对于河中而言，本身并无多少成本，进奉三千车和进奉五千车，对朝廷来说大不一样，对李曜来说却几乎只是个态度问题，根本不会对他的收入有多大影响，因此总的来讲，河中节度使府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如果说河中军府都没钱，那天下数十个藩镇，有钱的怕也就真是凤毛麟角了。
　　杨潞与王抟这一问一答，河中各家便都一时找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事实上李曜也知道，这些世家对此次赚钱的机会是在意的，要不然今天就绝不会一家不落地全部来了，但是正如之前靳蓿所言，在商言商，他们自然要施展出各种手段，争取拿到更多的利益。比如今天这种质疑，其实也不过就是为了谈价。一如后世有些人在个体户服装店买东西，如果有心要某件商品，便总要想方设法找出那东西的一些小瑕疵来，用以与老板讨价还价。
　　想到此处，李曜便下意识地朝杨潞看了一眼，却正瞧见杨潞也朝自己看来，她虽然带着帷帽，有面纱遮挡，但李曜却仍瞧见那轻纱后面，这个jīng灵狡黠的女子正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李曜心里顿时明白过来，暗道：“是了，杨潞这妮子岂是这般好相与的，她既然半路杀出来帮我一把，哪能没有企图？只不过，我最不怕的就是你有企图，有企图我才好将计就计，你要是没企图，我才真不知道怎么应对才好。”他心中念头闪过，跟着就琢磨：“杨潞示好于我，无非是要为淮南谋利，但眼下朱温刚吃了一场大败，当不会有威胁到淮南的能力，杨行密此时应该不会是要我帮忙牵制朱温。既然军事上没有担忧，那就只有政治和经济两个可能。政治嘛……目前的大事也就只有皇帝乘舆播越到了华州之事，这事与我还算有些关系，与杨行密显然不沾边，因为李晔不可能去扬州，他也去不了，杨行密不可能是考虑这个。那么，就只有经济了……嗯，这个倒是一时不好猜测。”
　　李曜主政河中时间虽然很短，但与淮南的经济合作开展得却是很快，毕竟他们这两家，一家产品jīng良、产能足够，另一家家底富庶，消化量杠杠的，供求关系很是明显。而且淮南一带盛产丝绸，这东西在河中的销路也畅。既然双方关系不错，那么这等互惠互利的事，自然谁都不肯拖延。
　　事实上李曜还想与淮南继续深化合作，譬如棉花的问题，就已经提上了李曜的办事rì程。此时他料定杨潞是来谈经济合作的，因此也就把这事提前考虑进去了。说起来，“提前考虑”，这也一直是李曜的习惯。
　　于是李曜便笑着接过话茬，道：“王相公法眼如炬，对我河中这点家底，相公当真是洞若观火。”他微微一顿，环视一眼，朗声道：“诸位，事情便是如此，河中即便不用河东军械监注资，也有足够的实力进行东升新城之建设，之所以此番让出一百二十万贯的盘口，只不过是某不yù独揽这笔大财，想着分利造福于乡梓而已。如今庐阳县主愿代弘农郡王出资五十万贯入股，便还剩下七十万贯的盘口，诸位之中，还有谁……”
　　靳蓿起身道：“河中靳家，愿出资三十万贯入股。”
　　李曜还未来得及应声，冯祺也已然起身：“既然如此，剩下四十万贯的盘口，我河中冯家愿意足额出资。”
　　谁料刷刷刷又站起来数人，齐声道：“岂能如此！”纷纷道：“节帅且慢，我等也yù出资入股！”
　　“节帅，你既说是为了造福乡梓，那这足足一百二十万贯的盘口，岂能只有三家便分个一干二净？”
　　“正是，正是！节帅，这么大的盘口，若是只有三家能得入股，与独揽又有多大区别？”
　　一时间，场面就混乱了起来，在场几大世家争论还算说得客气，闹到后来那些个余财颇多的商贾们也加入进来，直言这般分法太不公平。他们虽然还不敢直接指责李曜，但言语之中明显带了情绪。
　　李曜心中好笑，面sè却是逐渐沉峻起来，等到众人争执不下，连杨潞也接连望了他几眼，显然有些担忧局面之后，才忽然一拍面前的横案，沉声怒道：“肃静！”
　　似乎是为了配合李曜这一声低喝，肃立不动的近卫军牙兵同时将手中长兵往地上一顿，齐声喝道：“吒！”
　　众人何曾遇到过这等场面，几乎都是下意识一抖，战战兢兢朝李曜望去。
　　李曜倒也并不发怒，只是冷着脸扫视他们一眼，寒声道：“似你等这般吵嚷下去，这东升新城就不必再建了！”
　　一个人带兵时间长了，言语之中都带着军威，带着军威含怒出声，这般气势岂是寻常人承受得住的？因此众人见节帅发怒，无论地位高低，都有些畏缩，不敢再多言。
　　李曜见震住了场面，这才装模作样沉吟了片刻，道：“你等所言，也未尝不是道理，此事既是某yù造福乡梓，的确不该只有少数几家包揽……但若叫某逐个分配盘口额度，一则某对各家情况不甚了解，实在难办，二则似这等事情，无论某如何公允，分配之后，也总有不满意的人，因此……某另有一策，管教事后谁都埋怨不得谁。”
　　众人见李曜说得如此肯定，都不禁有些诧异，这般难办的事，居然还能有那么十全十美的法子，能“管教事后谁都埋怨不得谁”？当下一个一个盯着李曜望去，看他究竟有什么神仙办法。
　　就连一直超然在外、坐看涛生云灭的王抟也忍不住问：“蒲帅竟有这般妙策？”
　　李曜心中暗笑：“自然是妙策，我既然敢引入股份制，难道就不敢引入股票的概念？哼哼，不怕你们不入我毂中来。”
　　当下便道：“这法子其实并不复杂……此番东升新城头期工程预计开支为三百万贯，某曾说过，一股为三千贯钱，是也不是？”
　　众人自然称是。
　　李曜点点头，继续道：“其实如此一来，限制得太死，剩余盘口便不好分配。因此不如这般：节帅府开放出来的一百二十万贯盘口，按照这个基本框架分为四百股，但是每一股的价格并不限死，各家自行报价，说出自己每股出资多少，要多少股，如无竞争者，便算购入股份成功，若有竞争者，则竞争者出价须得高过此前的出价……每次加价，每股提高至少五十贯。”
　　此言一出，众皆愕然，不片刻之后，与会众人大多面如土sè，望向李曜时，眼中神sè复杂之极。
　　杨潞忽然咯咯一笑，曼声道：“蒲帅好算计，不过，奴家仍觉此事可行，奴家出五十万贯，要一百五十股。”
　　众家皆是蹙眉，杨潞这般一来，就是同样出五十万贯，却比之前少拿了十六七股。自家若是与她相争，岂非要亏更多？
　　谁料还真有人愿意亏，只是此番出价之人谁也未曾料到，竟然是此前与节帅同时下楼的年轻郎君，他忽然开口道：“某以太原王氏名义，出资五十二万贯，也要这一百五十股。”
　　众皆愕然，便是王抟，也有些错愕，继而微微蹙眉，看了王笉一眼，目中似有不满。但王笉目不斜视，反而端起茶水，小饮一口，一副淡然自若地模样。
　　李曜看了她一眼，并不做声。这时靳蓿道：“蒲州靳家，三十二万贯，一百股。”
　　……
　　傍晚时分，河中节度使府。
　　李袭吉满面红光地对李曜道：“明公，此番真是自古未有之盛事！原本筹资一百二十万贯，谁料最终竟然拿到二百三十万贯，几乎翻了一倍！”他忍不住仰天打了个哈哈，笑得止不住，道：“更了不起的是，明公竟然能让他们多出了近一倍的钱之后，仍然只拿到四成股份！这真是……真是闭着眼就赚了一百一十万贯啊！就这白白赚来的钱，我河中五万大军，就可用半年了！”
　　李曜却仍只是面带微笑，点头道：“是赚了一点，不过这笔钱某可不打算拿去养兵，这是拿来做前次某与你说到的农业计划的。”
　　李袭吉微微一怔，这才想了起来：“明公是说上次曾给某一观的‘河中农业发展规划’？”他忽然有些错愕：“不过前次明公不是说，尚未物sè到最佳主事人选么？难道现在已经有了？”
　　李曜颌首道：“不错。”
　　李袭吉问：“却是何人？”
　　“张全义。”李曜嘿嘿一笑：“此公被我生擒这么久，直到此番河中大战之后，朱温大败亏输，他才真正死了心，这才开始松口，愿为某效力。”
　　李袭吉想了想，也点了点头：“张全义此人，别的不说，对农务倒是十分热衷，若他真心归顺，主管这农业，料来应当不差。”
　　李曜却微微蹙起眉头，摇了摇头：“某这计划，可不止是‘劝课农桑’这么简单。”他心中暗暗叹息一声：“都说强汉盛唐，这大唐朝廷在农业上，可真是……啥事不干，靠天吃饭啊！”
　　要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唐代一贯被认为是一个高度发展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盛世，其文治武功可与前汉媲美，故并称汉、唐。从形式上看，唐确是汉以后又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只有前汉可与之相比：汉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兰百六十八里；唐之疆域比汉殆又过之：“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全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到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rì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这说明唐代疆域的总面积超过了前汉。大唐在文化上，也是一个高度发展时期，特别是在艺术上和工艺技术上，都表现了高度的成就，这是不需要细说的。从这些方面来看，汉唐并称，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但李曜却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比如从建邦立国的根本大计、从富国利民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从巩固国家政权基础以强化国家机器、从为民兴利除弊以图长治久安这些方面来看，唐朝的十几位皇帝中，除了一二开国之君稍富韬略，可视作例外之外，其余大都是无所作为，也不求有所作为，一切听任自然摆布，听任命运摆布。他们对于国家的治乱，对于自己统治地位的安危，没有任何通筹全局的长远规划，没有深谋远虑的战咯部署，也没有应付急需的治标安排，甚至遇到与王朝生死攸关的巨大困难，也都是付之悠之，徒唤奈何，而不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在困难面前不作任何主动行动，来扭转所面临的不利形势。可以说都是些平庸无能之辈。
　　这其中只有玄宗原来还比较英明，开元之时亦颇思有所作为，可惜不久即沉溺酒sè，骄奢yín佚，醉生梦死，天昏地暗，大唐的统治基础被他斫丧殆尽。其余更都是逆来顺受，忍辱偷生，委曲求全，以苟延残喘，更谈不到施展韬略、有所作为了。就连宪宗，也只是相对多了几分手腕，而并未有真正的大局意识。其实这种情况，在前后各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至少在这个方面，唐不仅不能与汉比，甚至不能与被它推翻的隋朝比。
　　隋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前后两代不过三十七年，但却为后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一份为利无穷的宝贵历史遗产，至今犹在放shè着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运河。大运河在全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估量的。而号称盛世的唐朝，却举不出有任何巨大厉史意义的成就。所以，从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汉大，是一个威震遐迩的大一统帝国，在原先的历史上，大唐立国长达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汉王朝还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内容却是空虚的，终唐一代，没有在这一方面做出有任何历史意义的重大贡献，历届帝王除一二开国之君外，都是些没有多大作为的庸碌之辈，既不能为民兴利，也不能为民除害，即使问题摆在眼前，也同样是不闻不问。象这样的无所作为，在前后历代王朝中实是少见。
　　对一向被誉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贬抑，并非李曜对这个王朝有什么成见，相反他是对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因此他见到大唐的弱点之后，就越发希望使之改变，而他的这个观点，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李曜看来，古代社会里，农业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生产部门，所谓经济是一切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农业在这一切关系中起决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发祥地，数千百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统治中心——即所谓“都国诸侯所聚会”、“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为这个地区一直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心，农业是决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为农业不仅直接关系着人民大众的生存，而且也直接关系着“都国诸侯”的存亡，所以一个国家的农业兴衰，就直接表现为人民的贫富和国家的安危。
　　关于农业的这种决定一切的作用，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得非常清楚，阐述得也非常明确，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纷纷从不同角度来反复中论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教训。比如《管子》里，就有两段话：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凛之实，不可得也。
　　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栗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主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则战必不胜，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李曜认为管子说得十分透彻，所谓“田野之辟，仓禀之实”，就是发展农业的两大目标，也是充实经济力量和巩固国家基础的根本大计。《管子》的后一段文字阐述得更为明确，既然“粟”直接关系着国家人民的命运，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辟，仓禀之实”作为治国的根本大计。因为“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是如此直接，如此明显，不容有丝毫疑义。
　　所谓“田野之辟”，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资源，扩大灌溉面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水是农作物的命脉，一个朝代是否注意兴修水利，是一个朝代农业能否发达的关键。按照李曜在后世课堂上学到的说法来讲，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是小农制经济占支配地位，一家一户的小农民都是个体方式的经营，相互之间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以形成一种社会的集体力量，来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开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农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消极地听任自然摆布，所谓靠天吃饭。于是朝廷这个社会上唯一的一种集体力量，就在这方面起着决定xìng作用。有一个注意兴修水利的朝廷，就会出现一个人给家足、经济繁荣的时代，反之，如果听任沟渠湮灭，水利不修，其必然来临的，便是灾荒连年，饥谨荐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个王朝对于水利是否给以足够的关心和重视，是判断一个主朝兴衰隆替的准绳，一个能主动大兴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个田垦、粟多、国富、兵强、战胜、地广的王朝。作为一个接受**教育多年的国企干部，李曜记得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论述，指出举办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zhōng　yāngzhèng　fǔ的主要职责，只不过记不住原话了而已。
　　不说马克思，就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如周、秦、汉都是从偏僻小国发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断的夯实农业基础。有农业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虑对外扩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唐朝是汉以后在关中定都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虽然它开拓了辽阔的疆域，与前汉帝国的声威不相上下，但在这个方面，却是一个基础薄弱，内容空虚，名不符实的强国。它不重视农田水利，不为人民“通沟读，畜破池”，以达到五谷丰登，人给家足。汉武帝所说的农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的道理，似乎根本不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丝毫没有奠立国家根本、强化政权基础的打算。终唐之一代，没有兴建过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泪渠，如秦汉时代的郑白渠，到唐时还能发挥其固有作用，朝廷不仅不加爱惜，王公权贵还肆意破坏。总之唐朝既不开凿新渠，也不维护旧渠，对开发水利，发展农业，好象与自己完全无关，李曜对此十分惋惜。
　　好在大唐朝廷虽没有进行过有计划的水利开发，但各道州府的地方官吏偶尔还会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河流，川泽、肢塘修建一些地方xìng的小渠，或把废弃埋灭了的古渠故道加以疏浚修整，使之能灌溉附近田畴，这在各道州府中皆不乏其人，如此修建的小渠亦屡见记载，但是地方小渠都是修旧利废，小修小补，而不是有计划的水利建设，大都规模狭小，灌溉面积不大，其利不溥，地方上虽能获得一点收益，但对整个天下农业而言，实在无足轻重。
　　而且李曜觉得更糟糕的是，唐虽然继秦、汉之后，亦定都关中，但是唐时的关中已不是秦汉时的关中，因为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