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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唐再续-第2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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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巨川想了想，微微摇头，道：“右相有此担心并不奇怪，但仆以为，自东南发起的北伐，自古成功者极少，听闻吴王如今已然卧病，他麾下大将也逐渐凋零，北伐中原怕是难度不小，胜率不高。再者，以东南而北伐中原，进取北方，南北地势是其制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李曜倒是配合得很，问道：“什么前提？”
李巨川道：“东南立国，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其攻守、进退都是以此二者为基础。此乃江淮防御之正面。但无论以进以退，还须经营好东南之两翼。山东和荆襄是为东南之两翼，经营好此二地，进可以经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御之稳固。山东可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可以屏护长江上游。北伐作为一种进取之态势，尤须经营好两翼。其原因是出淮河正面太远，其攻守往往失去依托，而山东、荆襄二地之山河形势则足以作为屏障，也足以作为进取的依托。”
他见李曜静静听着，不插一言，心中也未曾放松，因为他已经知道李曜的习惯是：定计之前广听建议，一旦定计，再无更改。于是又道：“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内部政治因素的牵制外，北伐方略不当或许也是其北伐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是真正的文人士大夫，读史比李曜仔细许多，一举例就是滔滔不绝：“如祖逖北伐时，争于中原，而中原当时正是混乱和动荡的交汇之地。褚裒北伐，师出泗口而趋彭城，结果大败于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许、洛，但先是有张遇据许昌之叛，以致自寿春出兵的计划受挫，后来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谢万北伐，由涡水、颖水北趋洛阳，却以燕兵势盛而仓皇退兵，招致士众惊溃，许昌、颖川、谯、沛诸城相次陷没。谢玄北伐，由下邳进据彭城，遣军渡河守黎阳，又遣刘牢之援邺城，他上疏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之建议亦为朝议所不允。刘宋元嘉北伐，目标也只在收复河南，结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萧衍北伐，战于淮南，与其说是进取，不如说是自保。陈代吴明彻北伐，是趁北方内乱，乘时进取，但也止于淮河南北。”
“你是说，由南伐北，险于中原则必败？”李曜反问了一句。他对刚才李巨川所举例子都不太熟，但他倒是记得南宋时的北伐。当时张浚北伐，意在屏护临安，其布势重在淮河正面，而在两翼担任主攻的岳飞、韩世忠二将则势单力薄。端平北伐，短时间收复二京，也只是重复了刘宋收复河南四镇的覆辙。这么看起来，主力陷于河南，似乎真的很难取胜？
李巨川并未直接回答这一问，只道：“方才所言这些北伐方略上的不当，除了诸如临战指挥之类的失误外，对于东南所面临的地势缺乏整体经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如右相所说，这些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面，争于中原四战之地，攻守形势缺乏依托。这其中又以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最为典型。这次北伐最能反映出东南政权北伐中原时地势上的弱点及其经营上的不当。”
李曜对刘宋时期的历史知之甚少，他倒是觉得南宋的北伐非常典型，不过作为历史爱好者，李巨川这种级别的智囊做大局分析，他倒也是挺愿意听一听的，当下示意李巨川详细道来。
李巨川微微躬身领命，道：“宋文帝刘义隆为收复河南，先后于元嘉七年和元嘉二十七年两度大举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打到黄河一线，然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占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础x，意在凭河而守。但是很可惜，等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刘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溃，所以两次北伐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指挥有误。不过右相是兵法大家，仆岂敢班门弄斧？仆只是以为，刘义隆北伐目标的选择颇有问题。”
李曜心道：“这你可真是高看我了，我连刘义隆这个名字也只是‘似有耳闻’，至于他是怎么‘指挥有误’的，那可是当真不知道。”不过这话自己心里清楚就行，没必要犯傻说出来，再说……说出来只怕李巨川也未必相信。
李巨川见李曜没有表示，还以为他正听得认真，当下不敢大意，仔细为李曜分析道：“右相，刘义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复河南，但河南乃是中原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军攻占河南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黄河虽险，却并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坚合，可以无船而渡，若是如右相今次这般，有着强大水军，那更是千里黄河处处可渡了！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一来，北魏以河东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
李曜听到此处忽然心中一动，暗道：“若是晋王不在，而我能想办法继承河东，再想办法得到河北，可也就跟北魏当年的形势差不多了。”
李巨川不知道李曜走神，仍在分析道：“那年，到彦之进兵之时，北魏正谋伐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崔浩断言：‘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所恃者乃在北魏对中原所拥有的地理上的优势。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刘义隆北伐，每次都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倒是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所言进兵之策比较可取。”
“元嘉二十九年，刘义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愚谓宜长驱中山（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入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可见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争中原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河东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仆以为，这恐怕才是北魏为之担忧的一种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时，北魏崔浩曾对太武帝分析说：‘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宋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在崔浩看来，宋军若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由此可见刘兴祖所言进兵之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
李巨川说到此处微微一叹，才继续道：“刘家之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刘宋遂国力大损。”
他这么一说，李曜便有些惊讶，暗道：“如此说来，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了。”
当时蒙古为灭金，遣使联宋攻金。宋、蒙联军于端平元年正月灭掉金国。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开始南来对于这次联蒙攻金还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即马上撤还，增戍江汉地区，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灭金之后，置一汉人为河南道总管，统领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在战争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端平元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即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蒙古铁骑南下，宋军一触即溃，根本无法固守河南，迅速败退而归。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南进。南宋两川、江淮及荆襄均被残破。幸赖孟珙、余玠等名将苦心经营，南宋才得以在东南继续偏安。
李曜有一个长处，就是比较会总结经验教训，他从李巨川刚才的分析联想到南宋，心中暗道：“看来取得一定影响的北伐，都是从两翼的经营着手。如恒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桓温先自江陵，经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三辅；后又自江陵北进，出伊水，击败姚襄，迫降周成，收复旧都洛阳。岳飞北伐也是自荆襄出兵，当时岳飞自襄阳北进，相继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然后准备渡河收复河北。”
李曜由此对李巨川的军事分析能力又高看了一些，便将自己的想法说与他听。
李巨川听完笑道：“仆也以为如此。其实依仆愚见，自东南发起之北伐，在布局上最能体现出对东南地势作整体经营的典型战例，乃是刘裕北伐后秦之战。”
李曜想了想，这段历史自己读过，可惜记得不甚清楚了，便问道：“怎么说？”
李巨川见他有兴趣，自然毫不藏私，道：“刘裕在东晋义熙五年北伐南燕，使山东回到东晋版图，确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义熙八年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平定焦纵，使四川回到东晋版图，确保了荆襄上游的安全，并将荆襄经营为日后北伐的一处桥头堡。而在国内，他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火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东晋政局稳定，事权归一。
义熙十二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之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山东和荆襄。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山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北上之军分为两路：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
李巨川啧啧有声的赞道：“此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自荆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对洛阳的进攻；沈田子、傅弘之则率先自武关攻入关中，牵制大部秦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线路，是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装备的运输线；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马上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州刺史，镇守础x，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由于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遂得以顺利展开。这次北伐，一举收复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偌大地区，可谓成功。”
李巨川这一说，立刻让李曜想起了自东南发起的北伐中惟一彻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开创了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的先例，那就是朱元璋北伐灭元之战。
当时元朝统治暴虐，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朱元璋在扫平南方群雄、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北京），朱元璋却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为基础，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控制荆襄，保障了对长江形势的控制；巩固三吴，保障了大后方的稳固。元朝在经历了刘福通起义的冲击后武备不振，它所倚重的统兵将领如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拥兵关中的李思济、张良弼等却争权夺利，各谋保境割据，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直捣大都的机会。
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方藩篱，抵御明军北上。山东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监控着南北水路运输的大动脉，在南北之间居于枢纽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明军攻占山东后，还可以利用大运河的北段，顺流长驱。取河南则可保护北伐军的侧翼。至于攻取河南之后，止兵潼关而不攻关中，径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扩廓帖木尔、李思济、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可不战而克。”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势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标在河北，攻关中会有漫长的侧翼暴露。刘裕伐后秦时即冒着后路被北魏切断的危险。明初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即王保保）为元朝最能征惯战之将，所部亦为元军精锐，若攻山西则必旷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汉而后收幽云，结果屡攻北汉耗尽国家精锐，最终无力收复幽云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后便径攻河北，倒很似刚才李巨川分析的刘宋时刘兴祖所言北伐方略。那么反过来看，朱元璋的北伐构想不仅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符合南北相争的地理形势。
最后明军北伐的作战经过，基本上是循着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开。明军首先攻占山东，然后向西旋转，攻取河南，西抵潼关，阻遏关中元军之东出。再然后，进军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驱逐山西扩廓帖木尔，进军关陇、巴蜀，统一天下。
这盘大战略一旦分析清楚，李曜心中再无犹豫，朗声一笑：“山东现下，名为王郎之地，实如我盘中之餐；荆襄虽在吴王掌控，其北朱温却非无能之辈，绝非易与；而潼关更是我之门户，千军辟易、万夫莫开！左右两翼他都无法展开，本相纵是将徐泗送与他手，又何惧其北上与我争雄！”
当下吩咐身边的冯道：“可道，且替为师修书一封与王相公，便说……如此这般，立刻去办。”
冯道微微一笑：“老师放心，学生立刻写就。”
卷二 开山军使 第214章 秦王之尊（二十）
当李曜小别长安数月，再次踏上蒲津渡对岸关中土地的这一刻，他的心情是畅快的。虽然这次舞动天下的大棋在某些细节上未臻完美，但大体目标也还算是都达成了。眼下只要将关中西南方向的凤翔、兴元之战完美收工，天下大势几乎便全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如今这副身子还不过二十四五岁，就能做到这一步，还怕将来不能完成自己“不教五代十国乱世出现”的理想吗？
就连微凉的秋风，也似乎少了几分寒冷。
然而从太原方面传来的一封信报，却让李曜脸上的笑意瞬间收敛，极少在他面上看见的沉凝之色，让他身边所有人都心中一紧。
几乎所有人都在心中忐忑：“莫非晋王……”
其实他们的担心并不相同：既有人担心晋王忽然病危，也有人担心晋王发兵讨伐右相……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然而李曜却缓缓转头，目光向北，也不知是喃喃自语还是故意说给他们听地吐出两个字：“……契丹。”
所有人都诧异了，契丹？契丹有什么大不了的，边陲之地的蛮夷小族罢了，竟然值得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右相如此肃然沉凝？
也不怪他们这么想，要真说起来，契丹民族出现在华夏历史的文献记载中，一贯是以其它各大部族的附庸出现的。契丹部族为了生存发展，曾先后依附于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高句丽等部，部落之间也是分分合合，维持着这种松散的联盟。之所以如此，也并非足以说明契丹民族是有奶便是娘的种族，只不过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奈之举而已。
这是个可怜了很多年的民族……
隋、唐中原王朝的建立及统一，使得这个多灾多难的游牧部落看到了希望，于是转而向强大的中原王朝寻求庇护。‘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道理，并不是只有汉民族才懂的。
隋开皇四年，契丹各部族不约而同的纷纷摆脱高句丽、突厥等政权的统治，投附中原王朝。隋王朝为求羁縻，令他们仍留居故地，契丹各分散的部落又暂时实现了联合。
开皇末年，又有四千余家契丹部民背突厥要求内附。隋朝为了维持与突厥的友好邻邦关系，断然拒绝了这些部民的请求，把他们交由突厥‘抚纳’。隋朝这样做，也不能太过苛责，观史可知，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对边民的政策，多是联合大部族，打击小部族。为求息事宁人，不惜牺牲小部族的利益，隋文帝杨坚这样做也是有他道理的。
可怜这些满怀希望的契丹人民，没有想到自己热脸却贴到了凉屁股上。倔强的契丹人民却不肯去吃回头草，拒绝再次依附突厥。这些契丹部落索性迁徙到了托纥臣水（西拉木伦河支流，即老哈河），散处各地契丹其它部落闻听之后，也纷纷来投附，部落渐众之后，‘其地横贯数百里，分为十部’。这些契丹部民，正是后来建立契丹王朝的主体。
这些契丹人民历尽艰难困苦，一直以来过着‘逐寒暑、随水草蓄牧’的游牧生活。唐武德初年，契丹首领大贺氏，‘有胜兵四万，析八部，臣于突厥以为俟斤’。（无风注：俟斤，契丹语官名。契丹各部联盟大首领称‘可汗’，其他部族酋长则称俟斤。另译为夷离堇。）向突厥称臣后不久，契丹首领大贺氏自立为可汗，各部族头领自动升格为俟斤。
太宗贞观年间，契丹首领大贺摩会再次摆脱突厥的统治，率部降唐。突厥颉利可汗闻听之后，遣使提出：以受他们庇护的梁师都与契丹作为交换。
颉利可汗本以为李唐会同意他的建议，哪知道却被李世民严辞拒绝。一者是李世民乃是一代雄主，二者，突厥雄踞塞北，已经成了大唐的心腹之患。这时候契丹部族来降附中原，正好去其羽翼，为我所用。契丹部族人民，在李世民心中已经视为降附之民，在自己保护下的子民。契丹人民既然自己做出了选择，此时的李唐就当仁不让、完全有义务保护保护治下臣民的利益不受突厥的侵害了。
突厥，古代阿尔泰山一带的游牧民族。阿尔泰山形似‘兜鍪’（古代战盔）。兜鍪，方言称之为‘突厥’，因以名其部落。隋唐时候，占有漠北，东西万里，分为东西两部。双雄不两立，碰到李世民这样敢痛下杀手诛兄的狠角色，颉利可汗也只有徒唤奈何了。强盛一时的大突厥后来果为唐朝所灭。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讨伐高丽，契丹与奚一同出兵相助。李世民回师途经营州，契丹首领窟哥等受到赏赐，被封为左武卫将军。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首领窟哥举族内属，唐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封为无极男，赐姓李。并且以契丹余部住地为州，任命各部首领为州刺史。窟哥借助唐廷的册封与支持，实现了对契丹各部的掌控，契丹各部落之间的联盟也因此而获得进一步的巩固。
武则天在位时期，因为民族政策的失误‘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这两个造反的正是窟哥的孙子李尽忠与他的妻兄孙万荣。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以孙万荣为先锋，攻城掠地，旬日之间，众至数万。
武则天大怒，派出武三思与武攸宜率军征讨，同时称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说起来，这名字起的让人感觉媚娘有点气急败坏。
武三思带兵……于是这支唐军不是李、孙二人的对手，不得已只好坚壁清野，向南节节败退。最后还是借重突厥的力量才将这次契丹部族的反叛严酷镇压，契丹部族战败之后，无法自立，不得已转而再次降附于突厥。
这次战败之后，大贺氏也失去了在部落联盟中的话语权。重新组成的部落联盟由迭剌部雅里立迪辇里为阻午可汗，改号为遥辇氏。从此，遥辇氏取代了大贺氏、垄断了联盟首领的地位。契丹民族步入了遥辇氏时代，此后一百多年中，在该家族中相继在位计有八位可汗。
出现这种情形绝不可等闲视之，部落松散联盟间的首领本来是每个氏族都有权力出任的，遥辇氏却实现了同一家族对部落首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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