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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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曜摆手道：“这些你都不必担心，今晚某便会向大王请令，在军械监全面实行改良，包括各项制度的改良、炼铁造器工具的改良等等。至于农具，你们不必囿于各州府上报了多少，只管按照正常比例制造便是，多出来的，就多在那儿，农具这物什，又不会一放就坏，先造了放在那儿，明年各州府来要，某等直接给他，岂不也很省事？”
　　顾艋放心了大半，却还是有些不托底，迟疑道：“万一大王要是不允……？”
　　李曜淡然一笑：“大王志气恢宏，岂能不知‘磨刀不误砍柴工’这般浅显的道理？”
　　顾艋见李曜坚持，也无奈何，只好答应下来。
　　李曜却又问道：“这里的各类炼铁造械之工具，如果全面更新换掉，你估计要花多少钱？”
　　“全部换掉？”顾艋微微吃了一惊，道：“这……少说也要三四万贯吧。”
　　李曜皱了下眉头：“只要三四万贯？”
　　顾艋苦笑道：“李掌监不知，这些工具要说都必须换掉，其实也不尽然，完全换成新的，只是平白费钱，实际上大多数都只须改造、改进一番便可。只是这利器署多年不曾拿到这笔改造器械之资，因而才会老化若此。”
　　李曜点了点头，道：“好，可以省钱自是最好。大舟兄且去忙吧，某在去甲坊署看看。”
　　顾艋拱手一礼，与李曜告辞。
　　再去甲坊署，情况也跟利器署差不多，不过甲坊署这边如果李曜不打算做大幅度的技术革新的话，器械改造的费用倒是可以省上不少，约莫两万贯足矣。
　　搞清楚两署的真实状况之后，李曜便到了他的掌监公房，也就是后世的办公室。
　　兴许是一把手享受的待遇就是非比寻常，兴许是一干军械监官吏不敢怠慢李曜，总之李曜的公房环境很是不错，换了现在的语言来形容，那就是：超豪华装修。别的不说，单说那方玉砚，就绝非凡物——李曜对这个没什么了解，但他记得过去曾去昭陵博物馆参观，见那馆中所陈列的从长乐公主李丽质墓出土、公主生前使用实物辟雍砚就跟此砚几乎一模一样。当然，至于公主的那方玉砚是不是质地比他这个要好，他就不得而知了。
　　纸也是好纸，绝非李曜在代州时因收歧视而使用的早期竹纸，而是正宗麻纸。
　　李曜坐下来，摊开麻纸，研好松墨，便开始提笔写准备上呈李克用的《兴军械策》。
　　李曜首先写了今天在军械监的见闻，以及他对如此情形的忧虑，认为“若无更张，三年可废”。而后一条一条谈到他所注意的四个问题：
　　工具老化，李曜坚决主张更换和改进，认为在这上面所花费的每一文钱都是值得的，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他表示“器具更新，产出可抵从前数倍，且甲坚兵利，不复旧貌”。
　　工匠积极性不高，李曜提出给予优秀工匠一定的奖励，奖励可以分门别类，譬如“勤勉赏”、“精工赏”以及“创新赏”等。他表示，如果这些制度准予执行，每月所费不过至多二三百贯，却可以“使万余工匠为求奖赏各自相争，竞出新械、竞出精品、每日应工不辍。”如此则等于“使二三百贯钱，令全监一心为用。”
　　原材料购入、储存、运送、码放等问题，李曜除了在原材料购入上进行详细解释和重新安排之外，特意谈到了储存、运送等制度改变对于提高效能的作用，并以代州为例来说明。使购入原料从一个主事之人说了算，便成掌军械监、主簿、署令、署丞四级互相监视的新体制，基本可以“各有其查，其一弊则引三昭”，杜绝弄虚作假。
　　在写完这些之后，李曜又写下一篇《义儿军换装策》。
　　这篇不是军工产业的管理，李曜写起来更费神一些，主要是思索晚唐时代的精锐军队究竟该怎样配备武器装备的问题。由于义儿军（即黑鸦军）是全军骑兵，因此李曜主要关注了骑兵装备的配备。
　　李曜知道李克用在希望大力提高黑鸦军战斗力的同时，还很希望提高黑鸦军对其余方镇乃至朝廷中央的军事威胁力，因此李曜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想到了重装骑兵。因为重装骑兵在军事威慑力上，肯定是这个时代的头号种子选手，类似二战时期的装甲集群。
　　但是，这一想法很快被他否决掉了。因为这个想法，其实并不符合现实。
　　中国古代自十六国至隋代，一直以“甲骑具装”即人马都披铠甲的重骑兵为军队的主力，至唐初却一变为以人披铠甲，马不披甲的轻骑兵为主力，不少人认为隋末农民大起义和随之而来的世族门阀的衰落是甲骑具装衰落的原因，李曜历来对此不敢苟同。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战争的发展，逐渐发现了甲骑具装的一些重大缺陷——主要是机动性差，以及杀伤兵器的发展和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突厥轻骑兵对中原王朝的影响。
　　公元七世纪前后，从西亚、北非到东亚，重骑兵都面临轻骑兵的强劲挑战，形成了以轻骑兵压倒重骑兵的普遍趋势。在西亚、北非，阿拉伯轻骑兵击败了波斯和拜占庭的重骑兵，轻骑兵代替重骑兵成为战场上的王牌；在中亚，新兴的突厥王国以轻骑兵击败了柔然的重骑兵，突厥代替柔然成为草原霸主；而在中原，新兴的唐帝国以轻骑兵击败了隋的甲骑具装，轻骑兵代替甲骑具装成为军队的主力。可见重装骑兵的衰落显然与农民大起义和世族门阀的衰落无关。
　　在中原，甲骑具装的衰落也首先是由于其机动性差。沉重的具装铠甲虽然带来了防护力的增强，却减弱了机动性。一件完整的铁具装，约重40至50公斤，特制的重铠可达100公斤。《宋史》卷一九七《兵志十一》载，南宋初年，一领铁甲的重量是45至50斤（约，26。86—29。84公斤）。可见，战马驮载的人甲和马具装的重量至少有60—80公斤，最重者可达130公斤。重铠增加了战马的负担，使其难以持久战斗，只有高大健壮而又稳重的马匹才能充当甲骑具装的坐骑，即使是这样的高头大马也只能以小跑、慢跑冲锋。
　　然而骑兵是进攻型的兵种，机动性是骑兵作战的基本特点，失去了快速机动能力，就等于改变了这一兵种的性质，就难以体现其优势。早在先秦时期，孙子就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认为作战时应以正面军队与敌交战，而以侧击、迂回、包围等取胜，很重视机动作战的作用。但由于当时的军队以车兵和步兵混合编成，车兵受道路的限制很大，步兵靠双脚步行，行动速度比较慢，二者的机动性都还很差，这一主张在实践中受到不少限制。只有到西汉时期，以轻骑兵组成的骑兵大集团出现后，这一主张才得到较充分的实践。骑兵大集团的出现使军队由注重力的对抗转变为注重寻找和创造机会，其实质是通过机动、速度来体现军队的战斗力。
　　魏晋南北朝以降，骑兵发展为人马都披铠甲的甲骑具装，防护力虽然提高了，机动性却降低了。有美**事史学家指出，机动性、突然性、翼侧突击和冲锋的猛烈性这四项因素是古代骑兵战术的基础。而要真正发挥这些因素的潜在作用还需依仗马匹的高度机动性。英**事史学家富勒也认为骑兵的“王牌为速度和时间而不是打击力”。随着战争的发展，甲骑具装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甲骑具装机动性差，虽然适于正面突击，却不适于实施机动战术，不宜于穿插、迂回，出奇制胜沉重的具装使其战术简单、行动迟缓。
　　然而在唐朝时期，其实并不缺乏正面突击的部队——陌刀军就是正面作战神迹一般的王牌，只可惜安史之乱后这么多年战乱下来，从朝廷到方镇，谁也装备不起陌刀军了。
　　虽然甲骑具装在对付装备简陋的步兵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对付机动灵活的轻骑兵和装备精良的步兵时则往往力不从心，甚至处于不利地位。隋军在与突厥作战时“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这说明隋军的甲骑具装很难单独抵挡突厥轻骑兵机动灵活的进攻，需要与步兵配合作战，方能与之抗衡。
　　隋义宁元年，李渊在太原起兵，西取关中。九月，隋将“桑显和率骁果精骑数千人”，夜袭唐军，唐军初战不利，“诸军多已奔退”。此时，率部众随唐军出征的西突厥特勤史大柰“将数百骑出显和后，掩其不备，击大破之，诸军复振”。隋军骑兵是甲骑具装，而史大柰所部却是轻骑兵。机动灵活的轻骑兵发挥速度优势绕到隋军阵后击败了防护力强但机动性差的甲骑具装。
　　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与突厥等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原人逐渐认识到对骑兵来说，机动性比防护力更重要。隋唐之际，在军事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重视机动的思想代替了重视防护的思想。唐初军神李靖强调指出，“用兵上神，战贵其速”。
　　新的军事思想又需要新的主力兵种来实施。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军队中除甲骑具装外还有一定数量人披铠甲，马不披具装的轻骑兵，后者作为辅助力量，与前者分别担负不同的任务，如侦察、追击等。由于战争重新需要轻骑兵充当战场上的主力，唐朝开始以轻骑兵代替甲骑具装作为军队的主力。起初是增加了军队中轻骑兵的比例，减少了具装骑兵后来逐渐以轻骑兵基本取代了具装骑兵。
　　在强调机动作战和进攻的突然性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唐初战争中经常使用行动迅速的轻骑兵进行出敌不意的远程奔袭。名将李靖就非常善于使用轻骑兵进行突然袭击常出敌不意，战而胜之。贞观四年，他率军进攻东…突厥，趁其不备，突然以三千骑兵“夜袭定襄”，大败突厥。不久，又趁唐俭等前往突厥牙帐慰抚时，“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一举歼灭突厥主力。
　　唐初不少杰出将帅都善于使用轻骑兵，在战场上实施高度机动战术，相机破敌。如文皇帝太宗李世民在战斗中就非常注意寻找敌人的弱点，以己之强当敌之弱，不简单地以硬碰斗力与敌人决胜负，而是以机动、速度来寻找和创造战机。李世民曾说自己“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他往往先以轻骑兵实施敌前侦察，寻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适时加以攻击。如虎牢之战中，“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阵西驰而南上，戒之曰，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出。士及至阵前，阵果动，世民曰，可击矣。”遂率轻骑兵猛扑窦建德军的总指挥部。有时他以轻骑兵迂回敌军阵后，攻其侧背，配合正面形成夹攻，有时直接从敌军薄弱部分突入，贯穿敌阵，然后从其背后再次冲入，反复冲杀，把敌阵搅得大乱，使敌军指挥失灵，陷于崩溃，以局部胜利带动全局胜利。如在击败窦建德的虎牢之战中他就是亲率轻骑直冲敌阵。其部下李道玄“挺身陷阵，直出其后，复突阵而归，再入再出，飞矢集其身如猬毛”，李世民“给以副马，使从己”，并亲率史大柰、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卷起旗帜贯穿敌阵，在窦军阵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顾见之，大溃”，窦建德也因伤被俘。
　　而反观李克用麾下黑鸦军，本来也就是沙陀轻骑，长于弓马。当年平定黄巢之时，李克用就是带着以黑鸦军为主力的沙陀及五院之众杀得贼军莫敢相抗，追击之时，又追得黄巢慌不择路，麾下四散，终于身败。这样一支天生的精锐轻骑，自然不能浪费掉了，非要强行往重骑兵上靠。
　　因此李曜在这篇策论上主要着墨之处，便是在维持轻骑兵速度优势的前提下，为提高其杀伤力、防护力和震慑力做一些修改。
　　杀伤力，这个好办，以李曜手中掌握的新式炼铁技术而言，可以打造更长、更细窄又更坚硬的战刀。
　　震慑力，这个也好办，李曜很无耻地想出了“整齐着装、魔鬼面具”的办法。整齐着装不必解释，只要制式服装、制式兵甲到位，这事情好办得很。魔鬼面具却是学兰陵王高长恭的，不过李曜倒没兴趣把面具打造得过分精致，反正魔鬼嘛……粗犷一点很正常，要是图省事，最好就做成当年某流行游戏《传奇》中黑铁面具的模样，效果应该也不错。
　　试想一下，满身黑衣黑甲，面罩黑铁面具，只露出眼睛鼻子，可一道传音所开的细口，这般模样的一支军队突然出现，谁看了也要惊骇莫名的。这震慑力，不就有了？
　　想出这些办法对李曜而言并不特别困难，困难的是将这些东西全部用古文风格行文出来，因此一直到日头将落，才勉强告成。他生恐误了李克用的晚宴，揣着两封策论，带着憨娃儿就走。
　　李克用的节帅王府今日颇有些车水马龙之状。本来李克用的养子就多，据说足有百人，不过已经有不少战死，剩下的里头，也只有真正混出了些名堂的，今日才在受邀之列。但就算这样，来的养子也差不多有十人。
　　所谓李克用“有义子十三名，号曰‘十三太保’……”之说，乃数小说家言，实为杜撰。且不说李克用的义子多达一百余人，就说“十三太保”中的康君立、史敬思就都非李克用义子，其中康君立的年纪甚至比李克用本人还要大。
　　倒不是说年纪大就一定不能是义子，譬如五代最有名的干儿子石敬瑭，就比他干爹耶律德光大十一岁。但是这不论一概论之，因为李克用的义子们，是都要改名改姓的！因为唐朝时期，义子跟亲生儿子一样，是有家业继承权的。（注：此事前文有叙，不再赘述。）
　　康君立和史敬思二人连姓名都没变动，怎么可能是李克用的义子？
　　而“三太保”李存勖，这位根本不是义子，而是李克用真正的亲生儿子，后来的后唐庄宗皇帝。另外，这位所谓的三太保，在今年才不过五六岁，而且他上头其实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叫李落落，一个叫李廷鸾……怎么算，也轮不到他当三太保。
　　实际上李克用膝下青史留名过的义子，有十五人，全部改姓李。
　　李曜进去的时候，正巧碰上也刚刚赶到的李嗣昭，李曜忙过去跟他打了招呼，问及今日所到之人有哪些。不出李曜所料，今日出席的，绝对是豪华阵容。
　　李克用的五个个亲生儿子全部到了，分别是：李落落、李廷鸾、李存勖、李存美、李存礼。（注：李克用亲子还有李存渥、李存乂、李存霸、李存确、李存纪五人，但算年纪，应该还未出生，或者刚刚出生，不至于上宴会。）
　　除李曜之外，其余十五个在河东军中已经有些地位的义子更是悉数到场，分别是：李存信、李存孝、李存进、李存贤、李存璋、李存质、李存颢、李存审、李存敬、李存实、李存贞、李存儒、李嗣源、李嗣本、李嗣恩。
　　李曜一听，当时就有些头皮发麻。
　　好大的场面，好牛…逼的家宴！


卷一　十四太保　第057章　河东派系（上）

　　李曜听完，不禁一愣，奇道：“那兄长你……？”
　　原来李嗣昭说的这五亲子、十五义子之中，居然没有他自己，因此李曜才会这般惊讶。
　　李嗣昭笑道：“原来正阳吾弟不知？某本姓韩，名进通，字益光，少为大王看中，命其兄弟克柔公收某为养子。后来克柔公故去，大王便让某转承膝下，是故……某却隔了这一层。”
　　李曜这才知道其中还有这么一出故事，当下恍然道：“原来如此，小弟久居偏僻，竟然孤陋寡闻至此，实在惭愧。不过大王既然命克柔公收兄长为义子，后来又命兄长转承膝下，其中爱护之情，甚厚矣，兄长何必言说隔了一层？”
　　李嗣昭微笑着摇了摇头，却不接这个话茬，反而道：“正阳，某今日听得一事，按说不当说与你知，然则某与你甚是投缘，思前想后，觉得还是该告之于你，使你有个准备。”
　　李曜心中吃了一惊，突然想到小说里经常写的：“阴伏刀斧手五十，以摔杯为号……”，变色道：“未知何事？”
　　李嗣昭道：“有人找都校兄长告了你的刁状，都校兄长闻之甚怒……后来，便到大王府中，怂恿大王安排一事，以试探于你。”所谓都校，乃指蕃汉马步军都校，也叫蕃汉马步军总管，都校兄长不是别人，正是李克用义子之中真正年纪最大、能通六夷语的李存信。
　　李曜心念一转，已然猜到是什么人找李存信告了自己的状，听了下文之后，便问：“试探？如何试探？”
　　李嗣昭道：“大王长子落落，今已十七岁……唔，倒是正跟你同岁，尚未娶妻，此事你可知道？”
　　李曜点头道：“哦，昨日在王家，有下人与某说及此事，某已曾听说了。”
　　李嗣昭“嗯”了一声，道：“大王听存信说，你与王家甚为交好，落落又已年长，今岁已为铁林军指挥使，年少得意，将来又要克承王业，须得有一门当户对之名门贵女为妻……既然正阳与王家交好，正可以为落落先行说个早媒……”
　　李曜顿时一愣。十七岁结婚？哦，十七岁在唐代是可以结婚了，只是为毛非要老子去找王家说媒？
　　唐代谈婚论嫁的年龄要比现代人自然小得多。贞观年间的规定是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开元年间，唐玄宗觉得这个年龄还有点大，就把结婚年龄再次进行了调整，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青年男女一到这个年龄，就要考虑成家立业的大事了。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找王家，却是李曜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实际上原因很简单。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唐代男女相亲时，谁家的男女最吃香？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以现代人的思维去琢磨唐朝，多半认为唐朝男女找对象也应该追求根子硬的、腰包鼓的、长得好的、吃得胖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唐代，自然是皇帝的女儿根子最硬，但偏偏她们愁嫁也是出了名的。由于这些公主们受胡风影响，生活开放，过于随便，为大多群体所不齿，很多年轻有为的男子，一听说要娶公主，吓得像身上爬上了蝎子，忙不迭避而远之。说起来，反倒是皇帝的女儿最不吃香。
　　皇家之外，民间相亲时，真正决定男女身价的究竟是什么呢？《唐才子传》中的一个故事似乎可以给点启示：有个叫戎昱的，是一个帅哥型的才子，湖南的崔中丞想把国色天香的女儿嫁给他，可相亲时这个女孩却对戎昱的姓氏很反感，非让他改姓氏后方才订婚。戎昱听后心想，结个婚还得改姓氏，真丢人，于是写了一首诗答谢：“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这桩婚事就此告吹。由此可见，长得好、有才学的人，在唐代并不一定吃香，而姓氏似乎才是决定着青年男女的身价根本。
　　另外，唐代男女相亲时，长相似乎也不起什么决定作用，有些人长得丑，照样可以相到好对象。《明皇杂记》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曾担任过礼部尚书的裴宽，年轻时长得又高又瘦，润州刺史韦诜知道他是名家旧望，非把女儿嫁给他，可相亲这天，韦诜一家在帘内一看裴宽的长相，一人家都吓坏了，认为裴宽长得像“鹳鹊”，韦诜的妻子甚至难过得哭了起来。然而韦诜却初衷不改，硬是把女儿嫁给了裴宽。
　　唐代男女相亲时，为什么对姓氏这么看重呢？因为唐朝时期虽然风气比较开放，但是男女找对象仍然坚守门第，讲求门当户对，而且越是高层贵族们，越讲究这一点。以门第来说，山东士族中的崔、卢、李、郑、王诸姓；南迁过江士族中的王、谢、袁、萧；东南的士族中的朱、张、顾、陆；关中士族中的韦、裴、柳、薛、杨、杜；代北士族中的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名门士族。这些人家的青年男女无论长得再丑，家里再穷，都是唐朝主流社会梦想追求的对象。所以说，这些人家的男女是最吃香的，也是身价最高的。
　　如若不信，可以举例说明，唐代很多显官高贵都梦想同这些人家通婚，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魏征、房玄龄等人都想方设法与名门世家通婚。高宗时候的宰相李敬玄“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弃故妻，奏娶太原王庆铣女。”中宗时的宰相李日知：“诸子方总角，皆通婚名族”。玄宗时名相张说“好求山东婚”……
　　名门士族家的子女，成了当时达官贵人争相求亲的抢手货，甚至很多士族家庭为此还通过买卖婚姻从中撸到不少财富。
　　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唐代的这些名门士族自恃子女有过良好教育，知书达理，门风纯正，就建立了一个相互通婚独立王国，把很多当朝高官甚至皇亲国戚都排除在外，就是万不得已与外族结婚，也要趁机捞上一把，这让李唐王朝相当不高兴，唐朝的几代皇帝通过修改《氏族志》等抑制手段，对这些士族进行不同程度在打压，然而收效甚微。
　　唐高宗时，右相李义府很想与名门世家通婚，但当时都知道这个人笑里藏刀，是个小人，于是敬而远之。李义府达不到目的，就让唐高宗下了一道禁婚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