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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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和地下工作者发来的一切有关胡宗南的情报，分析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兵力配备和部署。
　　3月8日，延安各界在南门外大操场举行保卫延安万人大会。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在会上发表讲话，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彭德怀在讲话时，习惯地挥动着粗壮的右臂。当他以洪亮的声音说到：11年前红军和敌人是一与二十之比，我们打了胜仗，现在我们要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胡宗南的35个团有很大可能被消灭在这里。……那时恐怕我们要打到西安去了。”万名干部、群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会后，彭德怀即赴延安南边金盆湾至鄜县（今富县）一线的主要防御地带观察地形，检查工事，和前线指挥员研究作战方案。彭德怀对重要防御地段的每一片山林，每一条小路，每一个山口崾岘　①　都认真察看一遍，对担任金盆湾重要防御阵地的教导旅的团以上指挥员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
　　3月10日晚，胡宗南到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会议，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成立了前进指挥所。胡宗南对众将领说：领袖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大家要不负领袖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胡宗南信心十足地说：三日之内占延安，只要占了延安，共军就得过河。
　　两日后，胡宗南以近百架飞机对延安及附近地区狂轰滥炸。同时以其第一和第二十九两个整编军（6个整编师，15个旅）共14万余兵力，由董钊、刘戡率领，分左右两路从洛川宜川之线出动，采用钳形攻势直扑延安。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部队，除抗战后期从晋察冀调来的教导旅和由太行调来的新编第四旅外，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及正在西渡的第二纵队（辖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都是从晋绥军区调来的。全部野战军仅6个旅，2。6万多人，与国民党军的25万兵力之比约为1∶10；加上地方兵团警备第一旅和第三旅，也只有3万多人，约为1∶8。不仅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差，枪炮少，弹药奇缺。陕甘宁边区只有150多万人口，土地贫瘠，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极为困难。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了敌我情况后，确定基本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批加以消灭，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以利解放军在其他战场打击与消灭敌人，收复失地。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教导旅及警三旅第七团共5000余人，在富县、临真镇以北地区，采取机动防御抗击进犯之敌。张宗逊第一纵队为右防御兵团，新四旅为预备队，位于富县西南地区待机。防御部队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口号的鼓舞下，从3月13日起，依托既设阵地，交替掩护，节节抗击进攻之敌，并不断实施反击。经过6天激战，予敌重创。部队在完成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的任务后，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撤离延安前，毛泽东对保卫延安的部队指挥员说：“敌人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向战士们讲清撤出延安的道理。”“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延安来的。”
　　延安保卫战的日日夜夜，是西北战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刻。胡宗南的十几万兵力，利用其优势装备，气势汹汹地杀向边区。至3月16日已突破我防御部队的第一线阵地。延安处在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情势之中。要拖住胡宗南集团，保卫陕甘宁边区，进而解放大西北，需要一位有威望的强有力的指挥员来统率边区的部队。毛泽东选中了彭德怀。
　　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彭德怀乃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上的野战部队作战。
　　根据军委命令，以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和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7月31日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和彭德怀一起受命的习仲勋，当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他长期在西北地区工作，深谙陕甘宁地理民情，与边区干部和群众有密切联系。
　　陕北战场的战况，关系着中共中央的安危，牵动着全国的战局。彭德怀受命于陕北危难之际，不难想象，他肩上的担子该有多重。在1949年1月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党代表会议上，彭德怀曾回顾道：当我回到延安，在王家坪开会，中央命我负责西北。有的同志说，队伍只两万多人，是不是太少了呢？我在会上讲了，不是人少的问题，问题在于我能不能代表这两万多人的勇敢，做他们的表率。
　　3月18日，胡宗南部兵临延安城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仍在王家坪。彭德怀把毛泽东的警卫参谋和警卫排长叫到他的窑洞里，神情十分严肃，郑重地对他们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希望毛主席早过黄河。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不愿在敌人打来的时候离开陕北人民，而要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你们是直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战士，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最后，又断然嘱咐：“毛主席一向不顾自己，必要时，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
　　当天下午，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部分成员，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的窑洞里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10年来，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现在就要告别了。毛泽东和大家一样，心情很难平静。会后，彭德怀、习仲勋等再三催请毛泽东启行。直到黄昏，毛泽东才走出窑洞，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他伸出一个指头对着彭德怀，又说：“你只要1个月能消灭敌人1个团，不用3年就可以收复延安。”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离开王家坪，坐汽车经飞机场、桥儿沟、拐峁，沿咸（阳）榆（林）公路向东北转移。
　　彭德怀和习仲勋送走毛泽东、周恩来，转回王家坪住处，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等着汇报情况，接受任务。彭德怀对心情沉重又焦急的指挥员们说：要告诉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放弃延安是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是暂时的。我们的指战员对党中央、毛主席感情深，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把胡宗南放进来，正是为了消灭胡宗南。
　　彭德怀派人继续了解延安机关和群众的疏散转移情况，又亲自到杨家岭等地进行检查。他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同前方部队首长都通了电话，规定了撤退路线，告诉了意图和撤退时间”①。这时敌人离延安越来越近，枪炮声清晰可闻，而这位沙场老将仍然镇定自若。参谋长张文舟说：“撤电话吧！”彭德怀答：“不忙！我们高级机关撤得早，下边也就撤得早，这对监视敌人不利。”
　　夜里，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到延安城东的飞机场，从王家坪顺大路往东撤走已经很难了。周围的人又焦急催促。彭德怀环视了一下身边的人，说：“你们不要催，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直到19日拂晓，在一切部署停当以后，彭德怀在窑洞里踱了一圈，伸手摸了摸桌子、椅子和床板，然后把手一摆，说声：“走！”即率领西北野战兵团的指挥机关，从王家坪后沟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东北方向走去。这条小路，是彭德怀平时散步时发现的。这种随时留心对地形、道路的观察，可说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巍巍宝塔山，清凉的延河水，铭刻着革命的深情。那一排排窑洞，留下了无数革命者的辛劳汗水和前进的脚印。一旦离开它，谁的心情不沉重！一路上，彭德怀发现有的干部很悲痛，有的沉默不语，有的频频回首，眺望朦胧中的宝塔。彭德怀边走边沉思着，不时对大家说：“延安撤得好，把胡宗南引进来了。我们这里虽然苦一点，晋南陈赓那里却减轻了负担，可以放手发展。”
　　“胡宗南志大才疏！不要看他这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敌人占领延安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要回来的。”“延安是我们的，谁也搬不走；不久全中国都将是我们的。”他的话把大家的情绪鼓了起来。
　　20日中午，彭德怀率领指挥机关抵青化砭西北的梁村。他在这里召开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员共五六十人。
　　在广阔的西北战场上，彭德怀率领着这样一个精干的、高效率的司令部，指挥不到3万的英勇子弟兵，开始了万里转战的壮举。
　　第16章　三战三捷
　　国民党胡宗南部在3月19日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得意忘形，21日致电嘉奖胡宗南，并授以二等大绶云麾勋章。5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对其将校军官说：攻占延安，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即使他们还有广播宣传，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和他发生联系，为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蒋介石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夸口说：“到8月底或9月初，共产党人不是被消灭，就是将被驱往僻远的内地去。”国民党的宣传工具也大肆宣扬“陕北大捷”，声言“中共已成流寇”。胡宗南更是趾高气扬，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大功，又出捷报又开庆祝会，把西安的鞭炮燃放一空。他亲自给“有功人员”授奖章，委任了延安行政督察专员，还请人到内政部活动要把延安改名为宗南县。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经延川到清涧，在清涧枣林沟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分成两套班子——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又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率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3月27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彭德怀深知其分量：西北战场能否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关系着解放战争的全局。他每到一地，住处尚未找好，即催促通信科迅速架设电台，同中央电台保持联系。部队准备行动或转移时，凡接到中央军委、毛泽东发来的注有“AAAA”或“AAAAC”的十万火急的电报，彭德怀就把译电员和警卫分队留下来，等到收完、译完之后才走。每次重要的战役战斗，他都及时向中央报告请示，认真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对野战军的指示。这样，陕北战场和中共中央意图息息相通，并与全国各战场紧密配合。中央留在陕北，陕北战场的胜负进退，都关系着中央的安全，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并为中外所瞩目。彭德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央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要是指挥不好，犯了错误，那就是我彭德怀无能，对人民犯了罪，对不起中央的重托。又说：“带兵打仗是十分严肃而责任重大的事，稍一不慎就要死人，人命关天呀！”①
　　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时，预计敌占延安后必然非常骄横，指示西北野战兵团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以一部兵力同敌军保持接触，诱敌深入，主力隐蔽延安东北方向待机。彭德怀和习仲勋将野战兵团主力集结延安东北的甘谷驿、青化砭地区，以第一纵队独一旅的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诱敌迷敌，并同敌人保持接触，佯作掩护主力撤退之势，诱敌主力上安塞。
　　胡宗南部在进占延安后忘乎所以，认为西北野战兵团“不堪一击”，已“仓惶北窜”，随即将其前进指挥所由洛川移至延安。除以一部兵力巩固所占领的交通线外，将主力集结延安附近，急于寻找野战兵团主力决战，妄想“肃清延水以北”②共军，但却侦察不出野战兵团主力的动向。由于野战兵团的一部分兵力在延安西北的积极活动，边战边退，敌人误认为野战兵团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随即以整编第一军的第一师、第九十师5个旅的兵力，由延安沿延河两岸向安塞前进。24日占领安塞。为保障其主力的侧翼安全，另以整编第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欠第九十一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
　　3月21日晚，野战军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发给三十一旅的电报。彭德怀为抓住战机，不顾已是三更半夜，和习仲勋、张文舟、徐立清到作战值班室查看地图，分析研究敌情。在判明敌军动向后，彭德怀决心采取伏击战术，歼灭侧翼之敌三十一旅，打好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仗。
　　3月22日上午，彭德怀和习仲勋接连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21日令三十一旅经川口渡延水，进至青化砭筑工据守，限24日到达。“我军拟以伏击或乘其立足未稳彻底歼灭该敌”。同时令野战兵团各纵、旅于22日晚和23日拂晓前，按指定地点隐蔽集结，看好地形，并封锁消息。
　　彭德怀把部队部署于青化砭附近蟠龙川东西两侧及以北地区。第一纵队在川之西山，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在川之东山，北面新四旅在青化砭东北。布成了对沿咸榆公路北进的敌军张开口的口袋阵。待敌后尾通过房家桥后束紧袋口，截断敌之退路，进行两侧夹击。另以独一旅为预备队，并监视安塞、延安方向之敌。
　　为确保初战胜利，彭德怀和习仲勋、张文舟、徐立清及旅以上指挥员到青化砭四周察看地形，在现地分配战斗任务，具体部署了兵力。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50余里处，在一条40多里长南北走向的蟠龙川中。咸榆公路沿大川而上，穿过青化砭。公路两侧为连绵起伏的山地，便于隐蔽的部队出击，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观看地形后，指挥员们都佩服彭德怀的这个布阵。认为三十一旅只要钻进“口袋”，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亡的命运。但这一带山地都是光秃秃的，不容易隐蔽好，彭德怀一再交代：“一定要注意隐蔽。敌人来了就不顾一切地杀下去！要突然，要猛，一鼓作气把敌人歼灭在这沟槽子的公路上。”边说边挥手做出围歼的姿势。
　　24日拂晓前，野战军各旅进入伏击阵地。当时陕北高原的山地尚未完全解冻，春寒料峭，冷气袭人。指战员们伏在冰冷的山岭上，紧握钢枪，严密注视着河川，随时准备出击。可是从天明等到下午5时未见敌军踪影。彭德怀命令各部于下午6时后撤出阵地休息。
　　指战员们埋伏了一天而敌人没来，预定的歼敌计划未能实现。这下子，议论纷纷。有些人担心离延安这么近，会不会走漏了消息；有的人沉不住气，怀疑情报的可靠性。有的战士还说：准来？哪有那么准，敌人听你指挥啦！彭德怀了解了这些情绪，说：老根据地的群众是不会去向敌人告密的，情报也是不会错的。敌人是一定会来的。今天伏击不成不要紧，就当成咱们的一次演习。告诉大家要有耐心。他分析道：你们要掌握敌人的心理嘛！胡宗南虽然是个草包，但是他的主力由延安北上安塞之后，需要派兵保障其侧翼安全，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有的，不然他怎么能捞一个陆军上将当呢？何况他有大炮、坦克，有汽车，又想捕捉我主力部队，这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走吗？所以说，他一定要来。
　　当晚，彭德怀和习仲勋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敌三十一旅24日到达拐峁，停止前进，可能是待补粮食（按：事后得悉，三十一旅在川口宿营补给）。我们明日仍按原计划部署待伏三十一旅。同时电令各纵旅首长：“明日我军仍以伏击之势，按24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必须耐心认真布置，勿因敌一二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彭德怀再三强调：要严格做好伪装保密工作。
　　3月25日凌晨4点左右，寒星闪烁，群山灰蒙。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进入原地区设伏。上午6时许，胡军第三十一旅由川口、拐峁沿公路向青化砭前进，其空中侦察和地面的火力搜索，都没有发现野战兵团的伏击部队。于是大模大样朝前走，机枪、小炮裹着枪衣、炮衣，还捆在驮子上。10时左右，其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后卫过了房家桥，整个行军纵队完全进入彭德怀布下的伏击圈内。在信号枪发过后，西北野战兵团按预定部署，在石绵羊沟紧紧封住袋口，拦头断尾，东西两侧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猛烈夹击敌人。迅速将敌压至不到7公里长，只有二三百米宽的川沟里。敌军首尾不能相顾，兵力尚未展开就完全丧失指挥，顷刻间乱作一团。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三十一旅直属队及九十二团2900余人全部被歼灭，旅长李纪云被俘。整个战斗打得非常快速，干脆利索，子弹消耗少，缴获多，当时被新华社称为“模范战例之一”。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兴奋地说：“敌人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小小的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
　　彭德怀高度赞扬边区群众的作用，说：“古人写信，信封上写‘如瓶’两个字。边区群众对敌人真是守口如瓶，不是自己人就不给你说真话。青化砭这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的。”
　　青化砭之战是西北野战兵团撤离延安后，彭德怀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彻底干净歼灭敌人的第一仗，既打击了胡宗南军的嚣张气焰，又振奋了西北野战兵团的斗志，提高了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
　　当蒋介石、胡宗南正起劲吹嘘攻占延安的“大胜利”之际，青化砭歼灭战给了胡宗南当头一个闷棍。他不敢吭声，总结教训是因兵力分散而被歼。西安绥署在其“得失检讨”中认为：三十一旅之所以被歼，一因兵力单薄，再因疏于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专用川道，遇伏击不能立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是为前车之鉴。于是采取其国防部制定的“方形战术”，实行宽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队伍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列，缩小间隔，互相策应。白天走山窜岭，轻易不下山沟；夜间露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分散孤立而被歼，又可以找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进行决战。
　　彭德怀识破胡宗南的新战术，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组织小部队在敌兵团的前后左右不断进行袭扰，长时间地疲惫消耗敌人。野战军主力选择有利于机动的地点隐蔽，耐心等待敌人弱点暴露和兵力分散再行聚歼。彭德怀说，你大部队滚筒式一跃再跃，我就让你在滚动中推磨转圈，把你当小毛驴那样牵着走。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判断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即于3月25日令其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共11个旅，由安塞、延安、临真镇地区，兵分3路，经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前进，企图在这一线寻歼野战军主力。西安绥署命令：要“以主力由延川、清涧地区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回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
　　3月26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目前寻我主力决战”。“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于青化砭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
　　从3月29日至4月3日，敌人先后占领延川、清涧、瓦窑堡（子长）三城。但连连扑空，未找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其部队却被拖得疲惫不堪，给养也严重困难。
　　4月初，毛泽东给彭德怀、习仲勋来电提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彭德怀认真思考电文意见，认为敌人已改变战法，重兵集团密集行动，我以不足3万的兵力，对挤成一团的8万敌军，既难包围，也难分割，因而我方也需改变战术。他同习仲勋等商量后，即向中央军委报告，说明自青化砭战斗后，敌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道山梁；不就房屋设营，多在山头露宿；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是数路并列，纵横三四十里以10个旅布成方阵。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碾子式的战法，减少了我各个歼敌的机会，须耐心长期地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歼灭之。彭德怀的这个作战指导思想，为后来毛泽东提出的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做出了贡献。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深为赞许，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是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做出决断。即给彭德怀、习仲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