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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传-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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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四纵队负责干部：你有电台，完全可以请示报告，敌人力量大抗不住也可以报告。而你既不抗击于岐山之东，又不抗击于岐山之西。你撤，既不通知友邻部队，又不告诉我们，总该打个招呼吧！部队在行军路上住老乡的房子，走时还给房东打招呼嘛！你们的组织纪律性哪里去了？！一席话说得纵队负责人羞愧沉痛，不敢抬头正视台上的彭德怀。参加会议的人也一个个屏息静气，会场鸦雀无声。彭德怀话语尖锐，但件件是事实。为帮助犯错误者提高认识，他剖析了部队中存在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指出其本质是“缺乏阶级责任心，考虑问题不从全局出发，从个人得失出发，局部安危出发”， “以致违犯纪律，损害革命利益在所不顾”。彭德怀环视会场，看着一张张饱经风霜的熟悉的面孔，加重语气说：“战争是流血的斗争，要求各级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丝毫疏忽。”指挥员失职，必然带来意外的损失和不应有的流血牺牲！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到土基镇后，同纵队首长广泛交谈。经过调查研究后，他在5月31日讲话指出：西府战役“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我们缴获了不少弹药、武器、汽车和物资，特别是因此收复了延安，对全国全世界影响很大”。“但是，在实现彭总这一正确决心的过程中，某些将领出了毛病，造成了美中不足。……至于不执行命令，那是平时治军不严造成的，党纪军纪所不容。问题在下面，责任在上头，纵队首长要承担主要责任”。最后，贺龙指出要搞好整训，检讨经验教训，准备再次打出去。前委扩大会议贯穿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西府、陇东战役，认真地从战役、战斗指挥，部队协同作战和战斗作风方面，分析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失职的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个别人对抗击不力的干部非常气愤，要求按军法从事，进行严办。四纵队指挥员在会上作了检讨。在分清是非，明确责任，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会议决定对因不执行命令而造成整个战役失利的个别旅、团干部，给予了纪律处分。
彭德怀的脾气很多老同志都了解。他坚持党的原则，赏罚严明，不徇私情。不论哪级干部，只要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就当面批评，而且“火力”很猛，毫不客气。特别是对高级指挥员，谁要是不考虑全局，搞本位主义，玩忽职守，打滑头仗，他是绝对不容忍的。他说：“你不恨敌人，我就恨死你。”以后，在9月间的第三次前委扩大会上，他再次说道：土基会议我对四纵队的问题那样凶，为的是他们的自由主义相当严重，用猛火一烧以提起他们的警惕。不严格批评整顿，不能把这个纵队的士气和战斗意志鼓起来。我们高级干部中应讲原则，不看面孔。当犯错误的干部认识提高了，检查改正了错误，他就高兴地说：“对啦！就是要这样。”一旦发现批评过头了，在冷静下来后，他又自责地说：“我是很粗的，有点象李逵。”“我这个人是高山倒马桶，臭气远扬。”“我是阎王老子开饭店，鬼都不上门。我以后要注意这点。”有时，自我批评说：“我头上长着角，常常碰着人，使别人不高兴。我脾气不好，有缺点，有错误，希望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不顾情面地给我指出来。咱们赤诚相见，我愿意接受和改正。”但也有人对彭德怀的严厉态度和率直的批评有意见，说他太威严了。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土基会上寓意深长地说：“彭德怀同志是有德可怀，有威可畏啊！彭总有坦荡的胸怀，你愈是了解他，甚至受他的批评越多，便越能深刻地感受这一点。”当时对彭德怀的严厉作风不大习惯的副司令员赵寿山也说：“彭总忠诚感人！”“他能打大胜仗，也能打好败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是真正的大将军！”
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指示》 。6月30日中央军委电示，同意前委这个决定，并已发西北以外之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参考。8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彭德怀在土基会议上的讲话。
西北野战军根据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于六七月间在黄龙城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政治、军事整训。开展了评斗志、评政策、评工作、评作风，评功查过的运动（简称“四评运动”）。
土基会议对西北野战军严肃军纪、提高战斗力起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显示了彭德怀严格治军的巨大才能和魄力。
1948年8月至11月，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进行了澄（城）合（阳）战役、荔北战役和冬季战役，粉碎了胡宗南军在渭北地区的“机动防御”，进一步削弱了胡宗南集团，使其不能抽兵增援其他战场作战，并为最后消灭胡宗南集团创造了条件。
彭德怀在部署澄合战役时，以一部抗击敌4个整编师大部，集中11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包围迂回的作战指导原则，粉碎了敌军以整编师为单位，以攻为守的机动防御体系。在战术上集中兵力、火力攻敌一点，以重点突破、割裂围歼敌人的战术手段，给整编三十六师又一次歼灭性打击。整个战役歼敌近万，收复了韩城、合阳、澄城，扩大了黄龙分区。
在澄合战役中，正当攻击整编三十六师主阵地壶梯山的紧张时刻，彭德怀又冒着炮火到了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的指挥所。这里距离前沿部队很近，只构筑了一些简单的防弹掩蔽部。王震发现他来，顾不上汇报前面的战斗情况就说：“这里太危险，你还是到后面去。在这里出了问题我可负责不起。”彭德怀举起望远镜，一边看一边问：“怎么你在这里可以，我在这里就不行？你死得，我就死不得？”这时，战斗正激烈进行，不断有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硝烟腾起，弹片横飞。彭德怀听完汇报，又到掩蔽部外面观察，工震实在急得无法，大声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指挥？” 彭德怀笑答：“我看我的，你指挥你的，保证不干预你的指挥。”事后，王震深情地说：“彭总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打起仗来，哪里是前方，他偏偏就往那里钻。”而彭德怀谈起他同王震的关系时，则作了个诙谐的比喻：“我和王胡子（指王震）象一个槽里吃草的两头湖南骡子，吃着吃着就踢起来了。但我们拉起套来，使的却是一股劲。”
澄合战役后的休整期间，彭德怀深入部队，了解到有些搞后勤工作的人员不安心，认为没有前途。工作很累还时常招来埋怨和批评。为此，彭德怀在8月中旬召开的野战军后勤工作会议土，首先肯定了搞粮食、做财经工作的成绩，指出，从延安保卫战以来，由于后勤工作人员的努力，任劳任怨，使部队的粮食、被服等基本问题解决了，保证了全军的需要。接着谈到了对为人民服务的体会，说：“庙里的泥菩萨和屋里的扫帚都是工具。我们革命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时时刻刻要象扫帚一样的供人民使用，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让群众感到我们是人民生活中最实际最有用的。不要象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抬高我们，赞颂我们，害怕我们。”“有人想当菩萨不愿做扫帚，这是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革命干部，都要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一把有用的扫帚。”他要后勤工作人员坚持制度，坚持原则，不能眼睛里只看见首长，夹着私心杂念给首长送东西。还批评那种“在首长面前毕恭毕敬，背后则各自干各自一套”的阳奉阴违的坏作风。这番话是彭德怀对干部的告诫，也是他自己一贯奉行的准则。
8月中旬，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指出：敌军摆成一线，利于我各个歼灭。在渭北再歼几部胡军，对于抑留胡宗南部在陕西不向中原进犯，又是一大利益。目前一个长时期，宜在渭北打胡。“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根据军委指示，彭德怀决定秋冬两季在渭北作战，再歼胡宗南部几个旅，使其完全处于被动。并确定于9月间发起秋季攻势作战，本着出其不意地分割围歼敌人的战役思想，歼灭大荔以北之整编第十七师及三十八师。
当时胡宗南为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潼关或再出西府，在洛河以东、大荔以北、大峪河以南地区，以3个整编师分散守备在蒲城、澄城、大荔间正面20公里，纵深30公里的防御地带。以城镇及平原村落为据点，形成纵深配备，但各据点之间间隙很大。彭德怀预定的荔北战役作战方案，是由一纵队沿澄城大荔公路攻击敌人正面，二、三纵队在左，四纵队在右面配合。一纵队在讨论这个方案时，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认为从敌人防御正面攻击比较困难，不易得手；如从敌人侧翼打进去，插入敌人心脏地区，出敌不意，行动突然，可以减少伤亡，又利于消灭敌人，会加速战役进程。当时一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曾率领侦察人员进入敌人心脏地区做详细侦察，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分布、据点工事结构和地形特点，也建议把正面攻击改为从侧翼楔入，然后割裂包围，各个歼敌。本来，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各个聚歼，是彭德怀指挥作战的一个特点。这次，他仔细听取了一纵队的汇报，赞许地说：“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谁提的方案好，就用谁的方案。在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能搞将帅尊严。黄新廷同志的意见很好，就照这个主意办。”遂改变作战方案，取得了歼敌2。5 万余人的胜利。
随后，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为钳制胡宗南部，配合淮海战役，并解决粮食问题，便于以后冬季整训，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于11月中下旬进行了冬季战役。彭德怀把野战军分成东西两个集团，不断制造与捕获战机。胡宗南的几个军被牵着来回转，拖过来，打过去，兵力分散，疲于奔命。胡宗南东奔西窜的所谓“机动防御”、“重点增援”，在西北野战军的机动迅猛打击下，一败再败。对此，彭德怀当时就写道：自我荔北战役胜利以后，胡宗南集中9个军番号（国民党军从1948年10月1日起，将整编师、旅恢复为军、师番号）的兵力以对付我们，自以为得意。其结果在东至洛河以东，西至咸（阳）同（铜川）铁道，12天中往返奔驰3次，平均每日走80至100里。象乒乓球一样，被打得东西奔跳，其疲惫之状可想见。他幽默地说：“打敌人要象打乒乓球一样，来回都能打他。那边打过来，这边打过去，过来也打，过去也打，不使他清醒，不让他喘息，而要他乱蹦乱跳，兵力分散，各个被歼。”
冬季战役歼灭胡部第七十六军等共2。5万余人。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及两个师长被俘，十七师师长被击毙。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以来，在一年多一点时间里，七十六军（原整编七十六师）三次被歼，三任师、军长（廖昂、徐保、李日基），一人丧命，二人作了西北野战军的阶下囚。
渭北3个战役共歼胡宗南集团6万人。如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所要求的，西北野战军不仅使胡宗南不能抽一兵一卒增援中原战场，还得抽调部队到关中地区，以保卫其老巢的安全。
第19章 解放大西北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东北、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相继进行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战略大决战。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消灭。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8年，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以8。1万兵力向优势数倍之敌进攻，全年消灭敌军约16个师11万余人，收复延安，解放黄龙分区；钳制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使中原与华东两大野战军减少西顾之忧，顺利地进行淮海大会战，并获得伟大胜利；使华北一兵团和晋绥军区部队无南顾之忧，顺利肃清晋南阎军。西北野战军本身亦发展壮大，战斗力更加提高了。
1949年1月，在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彭德怀在《1948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和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中说：敌人目前总的军事方针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以保守江南及西南各省。从全局看，西北还有几个大仗要打。他向全军提出1949年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的兵力，扩大解放区；要占领一连串的城市，必须有一套城市政策；必须进一步加强纪律性，克服胜利途中的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西北野战军从1949年2月1日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阎揆要任参谋长。同时，纵队改称军，旅改称师。同年6月间，以所辖的一、二、七军编成第一兵团，王震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以三、四、六军编成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兵团司令员，王世泰任政委。全军约11。5万人。
西北野战军兵力少，转入外线作战后更感到兵力不足。1949年1月中旬，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问题，待你们来中央时面商。2月8日，彭德怀在赴中央开会前致电毛泽东，报告西北敌军动态和野战军概况，提出本年春、夏的作战方针。说明如三四月间在山西的第一野战军部队能归还建制，徐向前、周士第部能入陕西，夺取潼（关）渭（南），进逼西安，则一野四五月间即可攻击西府、宝鸡。如此，胡宗南必弃西安，退汉中，我军可乘敌撤离之际，在追击截击中歼灭其主力。毛泽东12日复电说：太原解放后，华北3个兵团中，至少两个兵团17万人可以用于西北。毛泽东早已筹算增兵西北一事，他告诉彭德怀说：要彻底解决胡、马，占领潼关、西安、汉中、天水、兰州，有待于两个兵团之到达。
2月17日，彭德怀同王震一道离开战火纷飞的西北前线，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于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彭德怀在3月11日的全会上发言说：毛主席的报告是发展胜利，争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了防止左右的倾向，尤其是这时提出不骄不躁，特别重要。他在谈了土改政策、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和西北战场的作战情况后，说：我个人这两年在西北战场上，基本上是执行了政策的，但有缺点。去年4月间毛主席给我来电，要我不急性、不硬性。可是我尚未克服。他说：今后应动员全党着重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必须联系实际，这样可以防止骄傲，使自己进步，做好工作。
会后，彭德怀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于3月28日到达太原前线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司令部。当时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患肋膜炎，经中央军委批准，彭德怀代替徐向前指挥攻打太原的作战。徐向前后来深情地回顾道：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要彭德怀返西北途中，来太原前线看一看，解放太原后，即可将十八兵团调往西北作战，归彭指挥。他到峪壁村（引者注：位于榆次以南10多公里）看望我，讲了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也向他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我说：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边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他表示同意，报请军委批准后，彭总便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为避免影响军心，那时下命令、写报告，仍用我的名义签署，实际上是彭老总在挑担子。他新来乍到，对敌我情况都不熟悉，但慨然允诺，勇挑重担，实在难得”。
4月5日至7日，彭德怀参加了太原总前委扩大会。代替徐向前负指挥总责的彭德怀，在会议上热情直爽，毫不见外。一开始，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太原敌人城防坚固，我参加此役，主要是学习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讨论了作战方案，统一了战役思想，研究了敌人战术特点及我军的战术要领，强调各兵团、各部队相互间的团结和协作。会议结束前，彭德怀明确指出：“这次战役的规模大，参战兵种多，战役战斗样式复杂，一定要有坚强的集中指挥，特别要注意搞好兵种、部队间的协同动作和各种保障，把胜利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华北最后一仗了。我们要用新的胜利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
随后，彭德怀同总前委几位负责人一道，指挥了太原战役的后期战斗。
4月20日，经过充分准备的攻城部队按预定计划，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分10路向太原发起攻击。至22日，摧毁了敌军城外的全部据点，直逼太原城下。24日拂晓总攻开始，至10时全歼守敌，华北重镇太原城解放。6个多月的太原战役，共歼敌13。5万余人。
毛泽东在25日复电彭德怀，同意他于5月初回陕。要彭德怀在回陕前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再次告彭：“尔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于是，华北军区的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先后由山西入陕参加解放大西北作战。
5月25日，彭德怀回到乾县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指挥陕中战役。
太原解放后，胡宗南料知解放军华北部队必将西进，他害怕被歼，开始实行战略退却，企图与青宁“二马”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保住西北，屏障西南，迫不得已时则退踞陕南、川北。第一野战军不失时机，于5月16日发起陕中战役。5月20日解放了胡宗南长期盘踞的西安市。至5月底，虢镇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均获解放。胡宗南集团主力撤至宝鸡及秦岭西段布防。在粉碎胡宗南和青宁“二马”精心策划的联合反扑后，6月17日，陕中战役结束。
6月上旬，中共中央根据西北形势的发展，决定由彭德怀等23人组成中共西北局委员会，统一领导西北党政军工作。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为中共西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企图争取时间，重整旗鼓。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阴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分别向西北、东南、中南和西南进军。处于穷途末路的蒋介石，这时把一线希望寄托在盘踞西北的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身上，寄托在退缩中南的白崇禧集团身上。想依靠他们尚存的几十万兵力保住西北，屏障西南，待机反扑。
5月23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确定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5省。要求年底前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解放并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川、黔、康诸省。这样，消灭胡宗南集团和青宁“二马”，解放大西北5省的重任，落在了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肩上。
6月中旬至7月初，第十九、十八兵团先后取道禹门口、风陵渡，进到西安、咸阳、三原地区。西北、华北兄弟部队胜利会师关中。这时，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的兵力由15万人增加到34万人，连同地方武装达40万人。而西北地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还有30多万人。敌我双方相比，野战军兵力仅占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因此必须把胡、马两部分割开来，集中兵力一个一个地歼灭。
在陕中战役结束，胡、马兵力后撤之际，中央军委在6月下旬给彭德怀等来电指出：马、胡军之行动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军的机会，希望你们针对先打胡宗南的方针，集中3个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部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杨得志兵团应立即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据守，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
胡宗南和青宁“二马”6月中旬的联合反击受挫，又见解放军华北两个兵团陆续到达西北，便改变方针，向后收缩兵力。6月下旬，青宁“二马”退守彬县、长武、永寿一带。胡宗南主力由武功、周至向扶风、郿（眉）县收缩。另一部撤至宝鸡，由斐昌会统一指挥，转入防御。胡、马两集团这一部署的特点是互相利用，都想要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便于联合作战；又各怀鬼胎，企图保存各自的实力，摆脱被歼的命运。
彭德怀分析胡宗南把五个军部署在扶风、眉县地区渭河两岸，其意图是作战中可以南北呼应，无论是进攻、坚守或退却，兵力都相当集中。但是存在严重弱点，即没有战役预备队，摆在秦岭的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而且渭河两岸并无大军渡河设备，在第一野战军进攻时，南北之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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