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3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势孤力单的7万多国民党驻新疆军队，内部发生了剧烈分化。骑五军军长马呈样、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以及钟祖荫、罗恕人等反动分子，于9月下旬离开迪化（乌鲁木齐），经南疆出走国外。以陶峙岳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广大官兵，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条件，愿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9月25日和26日，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通电宣布率军政人员起义，新疆和平解放。26日，彭德怀复电陶峙岳：“将军等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10月6日至8日，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甘泗淇在酒泉同陶峙岳举行会谈。彭德怀同陶峙岳一见面，就紧握他的手说：“你们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放手大胆工作”。希望带好部队，共同努力，把新疆工作搞好。9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与陶峙岳会谈的结果。准备将陶部整编为步兵4个师、骑兵1个师，实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供给制度。
　　自10月10日起，王震率领第一兵团二、六两军，在陶峙岳派来的“欢迎解放军入疆代表团”的前导下，由酒泉、玉门、安西地区向新疆进发。10月20日进驻迪化。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新疆陶峙岳、包尔汉来电，“希望迅速进军全疆维持秩序”。“迪化各界约两三万人至数十里外欢迎解放军已第三天了”。人民群众箪食壶浆，“表示最高热忱”。
　　11月下旬，彭德怀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陪同，自兰州飞往迪化会同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等，同陶峙岳、包尔汉、赛福鼎等座谈协商整军、整财、整政三大问题。随后，彭德怀又主持召集各有关人士研究讨论，并在省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了《新疆目前施政方针》。它是解放初期在新疆进行各项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12月12日，彭德怀对第一兵团部分指战员、新疆起义官兵、机关干部讲了话，正式宣布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下辖3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
　　年底，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把五星红旗插到了天山南北。至1950年3月，二、六军先后进驻南疆、北疆，胜利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
　　消灭青宁“二马”后，国民党反动派稳住西北，屏障西南的梦想完全破灭。胡宗南残部向四川逃窜。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第十八兵团改归西南军区指挥，在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领下，紧追胡军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位于陕南地区的第十九军及第七军，也暂归西南军区指挥，配合第十八兵团，参加解放汉中和陇南的战役。
　　11月底，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
　　西北野战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依靠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野战军战胜了强大的、装备精良的敌人，取得了解放大西北的伟大胜利。从1947年3月至1949年12月底，西北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计歼敌1个长官公署、3个兵团部、4个省保安司令部、2个警备总部、1个补给区司令部、25个军部、61个整师、15个师部、85个整团、43个营，共计51。36万多人。
　　每当谈到西北人民的支持和后方的支前工作，彭德怀总是很动感情的，常说：“没有他们的支援，哪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第五节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
　　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彭德怀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随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经历了数十年戎马生涯的彭德怀，告别硝烟弥漫的战场，开始指挥一场不用枪炮的新战役——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
　　新疆和平解放后，彭德怀就思考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9月27日他致电在西安主持日常工作的习仲勋，提出：各项工作必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使生产运销逐渐走上比较计划性。贾拓夫同志应立即交出西安市长、军管会工作，把全部精力放在计划西北经济建设上。他明确地说：“在战争结束后，财经开支必须做到量入为出，银行发行（货币）尽可能用在发展生产。”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1月15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1950年西北区生产交通建设的初步安排，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唯一的玉门油田的石油生产，“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帮助下修筑天（水）兰（州）铁路”，把横贯中国的交通动脉陇海铁路延伸到甘肃省会兰州。毛泽东同意彭德怀所提的工作方针。1950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又进一步指示：西北铁路要修到迪化，不超过10年，愈快愈好。这一年，彭德怀调动近10万军队参加修筑天宝（鸡）、天兰铁路。他对筑路工程十分重视，经常直接检查进展情况，还邀请铁道部吕正操副部长和苏联专家视察筑路工程，征询对西北交通建设规划的意见。彭德怀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亲临前敌的作风，在1950年四五月间，深入甘肃、宁夏、青海、新疆4省视察工作。他不辞辛劳，踏上雪积冰封的青藏高原，亲自勘察进军西藏的路线。肯定由青海入藏和修筑青藏公路的意见，确定以军队为主组织人力、物力施工。
　　为解决新疆和西北地区紧张的财政经济问题，彭德怀由贾拓夫陪同，于1949年12月28日飞北京。当天晚上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彭德怀汇报了新疆的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建议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争取苏联支援新疆的开发建设。根据中央负责人的意见，第二天，彭德怀写了报告，由中共中央发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他写道：新疆目前严重的问题是财政经济问题。要解决困难及将来建设新疆，我觉得必须有苏联的大力帮助。具体要求是：请苏联帮助解决明年新疆部队的服装、器材、交通工具；同苏联正式通商，以土产交换必需品；实行新疆与苏联地方性的经济合作，合组石油公司，合组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公司，以及把阿拉木图、迪化、哈密民航协定延长与延伸到兰州、西安和北京。中央采纳了彭德怀的意见。中苏两国政府经过谈判，于1950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圆满地解决了互通有无和争取外援问题。
　　1950年1月间，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和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上，先后报告了西北地区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他说，总的任务是进行民主改革和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建设新西北。“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生产，为了社会安定，医治战争创伤，生产是第一”。“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应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同时要抓紧工矿生产与交通运输，准备建设新的铁路。
　　在领导工农业生产时，彭德怀一直很重视调查研究，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在1950年春发放棉籽工作中，事前研究计划不周，工作中又缺乏具体指导和深入检查，造成关中地区十几万亩棉田断垄缺苗，给人民群众和国家财产造成损失。这件事受到他的严厉批评和严肃处理，并在报上公布了对主要负责人的处分决定。此后，他多次以此为鉴，告诫干部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去，而不能坐在办公室里，靠发号施令去指导生产。
　　为研究制订西北地区“三年经济建设计划（草案）”，彭德怀在1950年八九月间，接连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局常委会。他对工矿企业的布点、农业机器的制造、石油和有色金属勘探，提出了具体明确的意见。指出计划尚不完整，只是个轮廓，还要逐渐充实。但总的目标要规定下来，发西北五省一市（西安市）征求意见。他强调计划的实施，最重要的是干部问题，要培养一批经济建设的新干部。
　　在生产建设中，彭德怀非常重视发挥军队的作用，多次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指示精神。他说：“这么多部队，全靠国家养，是个大问题，应该搞生产。”“在和平时期，人民解放军要继承以往艰苦奋斗的传统，成为生产建设中的生力军，成为建设新西北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动员从军队中转业一部分人员，以加强地方各种工作时，他鲜明地提出：“在战胜反动派之后，就应与自然作斗争”，我们要学会进行这场斗争。
　　1949年12月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军队不仅是一支国防大军，并且是一支生产大军，以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为贯彻上述精神，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在12月27日发出指示，要求西北部队的绝大部分必须积极参加生产建设，“应同战争一样的勇敢坚决、积极负责，充当大西北的先锋”。
　　彭德怀在西北各省检查工作时，一再号召全体干部和当地驻军要在边疆地区“安下心、扎下根”，和各兄弟民族一起把西北建设好。他说：今天咱们成了土地的主人，一定要搞好生产。我们要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这样我们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彭德怀常说：大西北是我的第二故乡。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来，他的大部分岁月是在西北地区度过的。西北人民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支援和养育了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西北的高原山川到处有他和子弟兵的足迹。他经常深入群众，对西北地区人民生活的艰辛困苦有深刻了解，决心以坚强的毅力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带领各族人民改变西北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
　　西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实行大汉族主义的统治，造成各族人民之间的隔阂，有的甚至彼此戒备，互相仇恨。个别地方时有械斗和仇杀现象发生。妥善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搞好民族团结，是关系到政治安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重大问题。彭德怀深切了解处理好民族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必须“建立各民族间友爱合作的新关系”。早在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里，他就挤时间翻阅了大量地方志和历史资料，浏览了左宗棠文集，还经常找熟悉边疆情况的人询问和座谈，了解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为了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习惯，根据彭德怀指示，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编写了《回民问题工作手册》和《入城守则》。彭德怀说：“一定要让指战员了解他们和汉族不同的生活习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忌讳什么，我们就不要做什么。”后来干脆做出规定：在进军路上，凡是清真寺，一律不准干部和部队进去。
　　为着开发建设大西北，彭德怀以极大精力，关怀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49年9月野战军前委发出的一个文件，就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必须设立少数民族学校或训练班，大量培养各族干部”。随后根据毛泽东11月间关于“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的指示，要求各省应举办少数民族的干部学校和训练班。1950年2月3日，在彭德怀主持的军政委员会第一次行政会议上通过决议，报请政务院在兰州设立民族学院，以利于“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由于彭德怀十分重视，工作抓得紧，西北地区在一年之内，培养了近万名少数民族干部，各民族间团结合作互助友爱的新关系开始建立。
　　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关于成立中共新疆分局的指示电指出，新疆“应该建立党的组织”。11月中旬，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并告王震、西北局，进一步指出：在少数民族中已有一些先进的共产主义分子或同情者。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已有相当基础。开始吸收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我们认为是适宜的。可是当时有少部分汉族干部，只看少数民族几乎都信仰宗教，又不吃猪肉，错误地认为这是落后的表现，很难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员。彭德怀批评持有这种错误看法的干部，又耐心进行启发教育，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主张无神论。但我们又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必须看到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是长期社会历史条件形成的。吸收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要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主要根据他们的觉悟，在过去革命斗争及当前实际工作中的表现，不能光看是否信仰宗教，是否吃猪肉。他风趣地说：“蒋介石吃猪肉是反革命，马步芳不吃猪肉也是反革命。”强调要严肃批评干部中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错误观点和言行。中共中央关于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党的指示，在彭德怀和以王震为首的中共新疆分局的努力下，得到了顺利贯彻。民族军的军长副军长几位领导人，在1950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50年7月，全区已发展共产党员520多人，建立了一些基层党组织。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仍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和妻子住在军政委员会机关会议厅旁一间小小的休息室里。军政委员会其他负责干部也都居住简陋。总务处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调整住处，一再被拒绝。他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他的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为西北党政机关树立了榜样。
　　1949年11月在兰州召开的中共西北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就提出了反对铺张浪费问题。他说：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在5—10年内必须特别节俭。并明确宣布除建设工厂必需房屋外，一般军、政、党机关，在数年内不打算另建房子。他号召西北全体干部，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号召党员干部要做刻苦节约的模范，准备继续过一段艰苦的生活。
　　但是在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人们已从战争转入和平建设，从乡村进到城市，面临着新的考验。一些干部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受的思想，铺张浪费的现象开始冒出来。彭德怀及时抓住刚刚露头的危险倾向，反复教育干部要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厉行廉洁朴素的作风”。他严肃指出：要把老资格的包袱放下，不要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不依靠劳动人民，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列主义科学武器，我们将是一事无成的。”“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这些人还不是住在牛圈里，打牛屁股的。”
　　为了克服不良倾向，发扬廉洁作风，1950年3月，彭德怀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的行政会议上，先后两次作了《精简机构，厉行廉洁朴素作风》和《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腐化》的长篇发言。他指出：铺张浪费就是抵抗勤俭建国，本位主义就是抵抗统一领导，游击习气就是抵抗法制命令。铺张浪费，甚至贪污，是对人民事业、对祖国建设的一种罪恶。我们的革命同志如果沾染上这种可耻可憎的思想习惯，就是危害人民利益的罪恶行为，就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如果我们不坚决反对，就是学国民党反动派的作风。所以一定要把“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为每个政府工作人员的座右铭，忠实执行。
　　根据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的决定，从3月开始，在西北大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开展了反不良倾向的运动。5月底，中共西北局发出整顿干部作风的指示，使整风更明确、更有计划、更普遍地进行。到9月初，参加整风的人在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写个人检查。9月6日，彭德怀在西北区一级整风座谈会上作了反对错误倾向，改进领导作风的系统总结。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人民日报》和西安《群众日报》，先后发表了彭德怀写的《新西北一年来的工作》的特约文章，从军事、财政经济、政权建设、民族团结、改革与发展文化教育等五方面，总结了军政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
　　国庆活动一结束，彭德怀又全神贯注地考虑三年建设计划的落实问题。10月4日，中央派专机接他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研究派志愿军支援朝鲜的抗美战争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派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肩负全国人民的重托，率领英雄的中华儿女，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这位刚卸战马，指点江山的大将军，来不及向其他西北党政军领导交代工作，也没有时间向中央负责人汇报西北经济建设的设想，甚至顾不上同他的夫人浦安修告个别，又踏上硝烟弥漫的抗美援朝新征程。
　　第20章　受命援朝
　　历史的进程常常出人意外。彭德怀建设大西北的宏愿刚刚起步，就被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激烈战争打断了。随着这场战争的发展和演变，他征衣方解，又不得不奉命率师跨入一场惊心动魄的国际战争风云之中。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部，向东南伸入黄海与日本海之间，三面环海，背连大陆，地形狭长。1910年8月，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两国商定，在朝鲜半岛上以北纬38度线作为两国军队对日军进攻和受降范围的临时分界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朝鲜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获得解放，美、苏两军遂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驻扎在朝鲜半岛的南北地区。1948年8月15日，朝鲜南部在美国的扶持下单独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朝鲜北部也于1948年9月9日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此，朝鲜半岛一分为二，“三八线”成了南北对立的界线，北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南部“大韩民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南北矛盾日益加深，政治和军事磨擦日益尖锐，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凌晨爆发了内战。
　　战争爆发后，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他已命令美国驻远东部队对南朝鲜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公然入侵朝鲜。又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中国的台湾海峡，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在此严重的形势下，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紧急决议组成“联合国军”①，授权“由美国指派司令官”统帅联合国军去协助南朝鲜政府军作战。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①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由于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半岛局势日益复杂和严重。
　　为了应付朝鲜战场可能发生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7月7日主持召开“保卫国防第一次会议”，决定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开往与朝鲜相邻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布防待命，以备支援朝鲜和保卫中国边境的安全。
　　8月中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解放了南朝鲜约80％的地区。进到洛东江边时，在美国陆、海、空军和南朝鲜军的阻击下，双方形成胶着状态，人民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利。
　　毛泽东估计朝鲜战局会发生重大的曲折变化，于8月27日给彭德怀发去一电，说：“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
　　从朝鲜人民军进攻到南朝鲜南端的洛东江一带后，远在中国内地的彭德怀就对朝鲜局势表示不安，说：“这样向南打下去可能会出问题。”②
　　不出所料，“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从日本和太平洋地区集中7万余兵力在海、空军的运送、掩护下，于9月15日在朝鲜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陆，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交通线拦腰截断。此时，在洛东江布防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约10个师，配合仁川登陆部队向北反攻，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人民军腹背受敌，后方供应断绝，遭受严重伤亡，被迫后撤。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乘胜前进，于9月28日攻占汉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麦克阿瑟：假设俄国人或中国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