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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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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摹傲瞎背耸で敖�9月28日攻占汉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麦克阿瑟：假设俄国人或中国人没有宣布进行干涉的意图或没有进行实际干涉，他可越过“三八线”，消灭北朝鲜军队。③
9月29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进至“三八线”附近。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周恩来警告美国政府说：“中国人民密切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战争创伤尚未恢复，不可能出兵援朝与美军作战。10月1日，麦克阿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向毛泽东紧急提出：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950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入夜，北京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未离开天安门广场，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里，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已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讨论出兵问题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一直到天亮。就是在这天夜里，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军队首先越过了“三八线”向北进攻。
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电召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来京面商朝鲜局势，并下令边防军随时待命出动。
10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军入朝，但林彪不大赞成出兵，称病推辞。中央书记处遂改派彭德怀来挂帅。毛泽东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准备于4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巧，10月3日华北地区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小型飞机，不宜航行。接彭德怀的飞机10月4日上午才从北京起飞。
1950年10月4日近午时分，彭德怀正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室内埋头审阅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中央派来的两名干部进来报告说：“毛主席请您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开会。”彭德怀一愣，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是原先通知的汇报会吗？”来人回答说：“不清楚。周总理交代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一刻也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彭德怀说：“那我总要给其他同志打个招呼吧？”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找来，让常分头转告西北局其他负责干部。此时，遇事沉着的彭德怀也感到不解，难道到中央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还这么紧张吗？不管开什么会，他还是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各单位报来的经济规划方案、调查报告统统带上。
下午4时，专机飞抵北京西郊机场。彭德怀快步走下舷梯，几辆小汽车早在等候着。前来迎候的人传达毛泽东的交代，要彭德怀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彭德怀说：“不是说不能耽搁吗？先去中南海！”①
车到中南海“丰泽园”，周恩来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解释说：会议在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彭德怀随周恩来进入颐年堂会议厅。毛泽东首先发话：“你来得正好，美军已开始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正在讨论出兵援朝问题，请你准备谈谈你的看法。”彭德怀坐定，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他来京前，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这时只好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支援朝鲜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理由主要是：国内战争创伤亟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制海权；经过长期战争，有些干部和战士有和平厌战思想等等。基于上述情况，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这次会议中大家发言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② 毛泽东在会议最后讲了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③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因4日下午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未发言，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毛泽东说：“老彭，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彭德怀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又问：“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彭德怀问：“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彭德怀沉默片刻，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讲：“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①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颐年堂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发言中，仍有两种意见，彭德怀讲了自己的观点，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聂荣臻元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彭德怀10月4日到北京，第二天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同志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志愿军，他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彭德怀在会上的坚决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作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10月15日。
10月6日上午，彭德怀到中南海去参加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会议，讨论志愿军入朝方案和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及组建指挥所等问题。朱德总司令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关于彭德怀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为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位置。但彭德怀不同意，他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对于志愿军出国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彭德怀向主席建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炮兵一师、二师、八师。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并负责保证之。同一天，毛泽东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出国援朝的事项致电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请他派人立即前往沈阳与高岗、彭德怀会晤。
1950年10月8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与高岗率临时指挥所人员乘飞机到沈阳。同日，中共中央根据事先与苏联方面的协商，派周恩来秘密飞往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商谈购买苏方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
10月8日黄昏，金日成派朝鲜内务相朴一禹来到沈阳与高岗、彭德怀会谈，朴一禹转达了金日成首相要求志愿军迅速出动，首先控制咸兴和新安州的意见。9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开会，宣布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彭德怀在会上讲话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待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到这里来，也只是三天前才决定的。”彭德怀要求各军克服困难，在10天之内，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在会议上，各军干部最担心的是在出国作战时有无空军支援。于是，会议还在进行中，9日11时彭德怀和高岗就急电毛泽东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盼速示。”
这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总兵力达40万，拥有各型飞机1000多架（海军飞机除外），各型军舰300多艘。其先头部队13万余人越过“三八线”，继而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推进。麦克阿瑟再次向朝鲜人民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人民军立即放下武器，停止作战。10月10日下午4时，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电报，称：“如果北朝鲜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当日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表示：“我们决不会放下武器，决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
彭德怀面对危局心急如焚。为使志愿军在地面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以保初战获胜，当日，他在和十三兵团领导人邓华、洪学智等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部署方案后，致电毛泽东说：“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师。恐鸭绿江铁桥被炸毁，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将4个军3个炮兵师全部集结江南待机歼敌，改变原定计划，妥否盼示。”毛泽东回电同意。彭德怀又深感8日在沈阳与朴一禹的匆匆会谈，内容不够详细具体，于10日20时，再电请示毛泽东，他拟于11日渡江赴德川与金日成面商。
10月11日，彭德怀率领临时指挥所人员抵安东。不顾连日疲劳，翌日即前往鸭绿江北岸察看渡江地点，听取驻军领导汇报部队渡江准备情况。晚上突接聂荣臻电话，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苏联方面表示空军未准备好，暂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要彭德怀火速回京开会。紧接着毛泽东来电指示十三兵团各部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要高岗、彭德怀翌日回京。于是，彭德怀12日深夜又乘火车由安东返沈阳。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回到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即出兵援朝，迎击向北冒犯之敌。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① 中央做出最后决定后，彭德怀为防止部队对出兵援朝产生怀疑和松懈情绪，当天即给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发急电，要求志愿军各部继续做好出国准备。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出兵后的作战方案。最后，确定已集结在鸭绿江北岸的志愿军4个军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及汽车团、高炮团、工兵团等，于10月18日或19日分批渡江，先在平壤至元山线以北适当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机歼敌。
1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告急。金日成派外务相朴宪永来沈阳会见刚从北京飞回的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并希望与彭德怀早日会面。彭德怀告诉朴：“我们中央已最后决定，预定自10月18日或19日部队分批渡江，希望人民军继续阻击敌人进攻，迟滞敌人。”16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赶到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他根据朝鲜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东西临海的特点，指出：“过去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作战方式，在今天的朝鲜战场上不一定适用。志愿军在战术上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形式，如敌人来攻，我们要把敌人顶住；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包围歼灭之。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阵地。”他针对出国作战的新情况，特别强调：“我们进入朝鲜后，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的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尊重。”彭德怀最后强调对入朝作战要做相当长期艰苦的打算，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到十三兵团司令部研究渡江方案，说：“麦克阿瑟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隐蔽渡江，对敌人进行突然反击。”
10月17日，彭德怀和高岗飞回沈阳，正与东北局、东北军区领导人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准备问题，又接到毛泽东急电，要他和高岗于18日火速回京，并告：“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10月18日清晨，彭德怀、高岗再次乘专机返回北京。
此时敌进甚速，平壤被困，危在旦夕。在当天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由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了情况。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① 随后，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拟发了给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及东北军区副司令贺晋年的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到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日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毛泽东，10月18日21时。”
第21章 扭转危局
1950年10月19日拂晓，从北京饭店开出几辆小汽车，驰过寂静的长安街直奔西郊机场。坐在车内的彭德怀睡着了，高岗也昏昏欲睡。昨夜，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反复研究入朝作战的方案，几乎彻夜未眠。汽车到达机场，彭德怀才猛然醒来，说：“啊哎，这辆车可帮了我的大忙！”
9时左右，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彭德怀和高岗即驱车去东北军区司令部。李富春、贺晋年、李聚奎等早已在此等候，彭德怀来不及坐下就说：“从今天起，我国就开始进入战争状态。这次志愿军入朝作战，可比辽沈战役的规模大得多，任务要艰巨得多。过去我们在国内作战，物资弹药主要靠敌人‘供应’，现在是靠我们自己。东北地区是志愿军的后方基地，你们要紧急动员，全力以赴。”
当天下午，彭德怀和高岗乘专机在4架战斗机护航下到安东，这时，各路渡江部队正等待着出发的命令。为抢在渡江部队之前入朝和金日成面商，彭德怀到了志愿军镇江山招待所，来不及进屋，就在院子里向十三兵团领导人传达了在北京研究的作战方案。
10月19日傍晚，安东地区冷风夹杂着细雨。彭德怀在江畔与前来送行的高岗和志愿军领导人匆匆握手告别。说话间，司机踩开了油门，随行参谋杨凤安和警卫员郭洪光、黄有焕都上了车。彭德怀跃进车内，吼了一声：“开车！”汽车冲上鸭绿江大桥。这时北风大作，雨雪交加，夜幕笼罩了鸭绿江两岸的山河大地。经过整整10天分秒必争的工作，彭德怀来不及换上人民军将军服，仍身着从西安穿来的旧粗呢子黄军装，就乘车离开了祖国。在吉普车后面，只一辆装电台的卡车紧紧跟随。
汽车进入朝鲜国土，彭德怀突然命令司机停车，将头伸出车外，默默向大桥北方了望片刻。他是想再望一眼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还是望一眼这随时可能遭敌机炸毁的鸭绿江铁桥呢？或是了望即将跨江而过的志愿军先头部队呢？他没说一句话，即将车门关好，命令司机：“开车！”他是率先踏上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成员，也是亲手揭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幕的志愿军统帅。从此，志愿军军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响遍了全中国。
汽车在雨雪中抵达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因敌机空袭，市区一片黑暗，没有行人。汽车停在一条十字路口。这时才发觉在安东匆忙上车时，没把翻译带上，语言不通，无法问路。正焦急为难时，朴宪永遣人来街口迎接。朴宪永一见到彭德怀，就焦急地说：“今天敌人占了平壤，现在金首相已撤离德川，我正与金首相联系，请彭司令在此稍候。”听到这突然变化，彭德怀立即让杨参谋把五万分之一的朝鲜地图铺在地上，拿过蜡烛来仔细查看。根据朝鲜人民军的现状和敌人进攻的速度，他估计志愿军过江后，难以抢占平壤到元山的原定防线，可能要在德川、宁远线以北和敌人打一场遭遇战。
约两小时后，朴宪永请彭德怀同去水丰发电站与金日成联系具体会面地点。彭德怀经过10个昼夜的紧张工作，已是面颊消瘦，两眼红肿，十分疲劳。杨参谋劝他趁坐车去水丰的机会再睡一会儿，可形势如此严重，哪能睡得着呢？彭德怀感慨地对身旁的参谋说：“我带兵打仗几十年，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和地形的被动情况。不过我已告邓华、洪学智通知各军要有打遭遇战的准备，那时还得要采取以运动战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的老办法去歼灭敌人。”
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三个军（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开始分三路秘密渡过鸭绿江。第三十八军作为二梯队，尾随四十二军渡江开进。为保证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彭德怀规定各部要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装，夜行昼宿，隐蔽地向指定作战地区开进。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行程，彭德怀一行于20日黎明前到达鸭绿江南岸的水丰发电站，得到前线报告，敌军继续北犯，形势更加恶化。在与金日成取得联系后，傍晚又乘车向平安北道昌城郡之北镇进发。彭德怀、朴宪永乘小车同行，和迎面北撤的朝鲜党、政、军、民的人畜车辆碰头挤在一起。小车还可勉强开进，但电台卡车却掉了队。经过一夜走走停停的艰难行程，彭、朴于21日黎明前到达金日成指定的会晤地点：位于东仓和北镇之间山沟内的小村庄大洞。朴宪永领着彭德怀下车步行，在一间草房里找到了我国驻朝大使馆临时代办柴军武。抗日战争时期，柴曾在八路军司令部参谋处工作，这时看到阔别多年的彭老总冒着敌人的进攻独自来到这炮火连天的前线，真是由衷的敬佩。彭德怀在一个破瓦盆里洗脸提了提神，就向柴详细询问前线情况，一直谈到天亮。
上午8点半左右，金日成派人来请彭德怀，柴军武陪同前往。两人在田埂上边走边谈，突然，彭德怀停步问：“军武：你身上带着小剪刀没有？”说着抬起两臂，两个破袖口上掉着一些长短不齐的线头。柴军武会意地笑了，就摸出一把指甲刀给他修理起来。指甲刀剪不齐，彭德怀把头一摇，说：“算了！实在太紧张了，没时间换衣服。反正是战争时期，就这样去见吧！”②
两人来到一所整洁的朝鲜式房屋前，早已在室外等待的金日成微笑着迎上前来，说：“我代表朝鲜党和政府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热烈真诚地欢迎彭德怀同志！”即引导彭、柴脱鞋入室，开始了首次会谈。
彭德怀在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后，向金日成介绍：中国志愿军先头部队共有4个军和3个炮兵师。此外，还有高射炮团、工兵团、汽车团等部共约25万余人，已于19日晚开始分批自安东、长甸河口、辑安3个方向渡鸭绿江入朝。根据敌军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已建议毛泽东再调2个军尽快入朝参战，这样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将达到6个军共约30多万人。中央军委准备再调两个兵团共6个军作为第二批志愿军入朝，以后根据实际情况还可继续增调。金日成面露笑容，感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全力援助。彭德怀根据金日成介绍美军大规模北进的情况和人民军的现状，分析志愿军原定在平壤以北的龟城、德川一线构筑防御阵地阻敌北进，保持一块歼敌基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他认为麦克阿瑟占领了平壤，绝不会到此为止，下一步肯定就会向鸭绿江边进犯。为使朝、中两军能协调作战，彭德怀希望金日成率人民军总司令部和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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