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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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的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7月14日
　　信送上去之后，彭德怀如释重负，静待毛泽东的回音。在萌生了写信的念头之后，彭德怀曾对人谈过他在写这封信前的一些考虑：他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觉察和担心，但他认为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谈比较适当。他认为：“如果有意见不讲出来，那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彭德怀估计毛泽东看完信后会找他去谈谈，或把信拿到中央常委会上议一议。但毛泽东对那封信的处理方式，完全出乎彭德怀的意料。
　　1959年庐山开会时，毛泽东住的“美庐”别墅②，门牌为180号。
　　彭德怀送去的信，毛泽东看后，没有立即做出评论。两天以后，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对中央常委的几个同志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决定会议讨论的时间延长一周，并且通知留住北京的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立即上山来参加讨论。在电话上还告诉彭真说，如果林彪身体情况允许，请他也一起上山。毛泽东要中央办公厅将会议小组重新划分，由原来按大区编配的6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的6个小组。目的是为了各地区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避免同一个地区的人谈来谈去总是一个调子，问题展不开。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他事后在一本笔记中写道，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呢？
　　第二天上午，《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印发给到会人员。它像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已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层层波澜。原已沉寂下来的“神仙会”骤然活跃起来。人们的发言由研究《议定记录》（草稿）转向集中讨论《意见书》。有些没有讲话的人开始谈出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模糊的观点趋向明朗，会上开始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从7月17日到22日，各组共讨论了6天，完全赞同或明确反对《意见书》的，只有几个人。大多数人是基本上赞同《意见书》的看法，但对其中个别问题的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达上，有些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意见书》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讲够了，但在讲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时，有的话讲得重了一点。还有人说，《意见书》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治性”等说法不妥，值得斟酌。赞同《意见书》的人，包括参加起草会议《议定记录》（草稿）的几位“秀才”表示，彭德怀信里的观点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有的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于这样写。”他们认为，彭德怀的信对于引导大家畅所欲言，对于打破会议的沉闷空气，把讨论继续引向深入是很有好处的。当讨论中听到有人批评信里的某些提法不妥时，有人还起来为彭德怀解释、辩护。
　　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们说，有的地方热得过火，有的县提出三五天消灭文盲，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并不过分。
　　关于“政治性”一语的提法，他们说：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严重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说它是政治性也未尝不可。过去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文件的批语中，也说过市场紧张是政治问题。
　　许多人在发言中，称赞彭德怀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而大胆直言的精神。一位省委书记说：“彭总那封信里虽然有个别地方提法需要斟酌，但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字句可以不去计较，要看总的精神，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一位在中央负责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在会上联系自己作检讨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了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以致造成这种后果，想起来感到很沉重。”
　　也有人基于某种经验，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悄悄对人说：“这封信可能要惹乱子！”
　　在为数众多的赞同的发言中，最重要的是黄克诚、周小舟和张闻天3个人的发言。
　　黄克诚是7月17日早晨才到达庐山的，上山后和彭德怀共同住176号别墅。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他们两人在庐山第一次见面时，彭德怀就问黄克诚，“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坦率地说：“我看了，这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
　　在7月19日的第五小组会上，黄克诚作第一次发言。他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认为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那句话——“问题不少”。他同意《议定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又补充了几点：
　　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他认为，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后果是：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了影响；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
　　黄克诚在发言中没有使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政治性”等等词句，但可以看出，他对形势总的看法和彭德怀的信是一致的。
　　7月19日，周小舟在第二小组会议上发言。他说，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他赞成刘少奇所说的“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他说，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认为彭老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在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意见书》的发言中，观点最鲜明，对问题分析最透彻的，要算7月21日小组会上张闻天的发言了。他的长篇发言，分作13个问题，系统地阐述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的看法。自庐山会议开幕二十多天来，像这样态度严肃，内容精辟，对大跃进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的发言还没有第二份。
　　在谈到彭德怀的《意见书》时，他表现了毫不含糊的赞同与支持：“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对《意见书》中某些不大准确的提法，逐个为彭德怀作了解释。
　　在张闻天谈的13个问题中，特别强调说，“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多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胜利一个接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随着发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这几天，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还有许多人的虽然不很系统但观点鲜明的发言，都是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有力支持。
　　在分组讨论《意见书》的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对各组讨论的情况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他仔细阅读会议“简报”，接连分头召见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组组长谈话。
　　鉴于有些发言中提到《意见书》中有些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又作了几次发言，反复说明他给主席的信，是在听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消息之后仓促写成的。他申明他的信在文字上、逻辑上有不少缺点，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严密，未能充分表达他的本意，他欢迎大家对信多提意见。他说自己的信原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他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存档。
　　对《意见书》持反对态度的人，为数不多。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前，他们很少发言，发言也是笼统地提到彭德怀的信“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有问题”等等。但也有人明确地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刺”很多，“是影射毛主席的”；更有人加以发展和推论说，“既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就必须改换领导才能纠正错误！”
　　持反对意见的人从彭德怀的信中仔细挑“刺”，大多也无恶意，他们主观上是在忠心耿耿地维护党的利益，因为那时大家都认为并坚信，维护党的利益的最高标志就是无条件地相信毛泽东。
　　第33章　风云突变
　　7月23日上午，开全体会议，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讲话，有时看起来很随便，而里面蕴含着无穷的意味。这次他又以随便的口气开始，但一开口就使人觉得不一般：“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到有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①。因此，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下去。”
　　他接着说：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万里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毛泽东列举了一些单位和地区有不少人反对“大跃进”的情况之后说：“现在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听它一两个星期。”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于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的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市场紧张，搞得人心紧张。”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并不那么多……”
　　听到此处，人们明白了：主席今天的讲话是对着彭德怀那封信的。
　　毛泽东讲了去年7、8、9三个月先后有30万人到嵖岈山公社去参观取经的例子之后，说：“对这股热情怎么看法？总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与会者对毛泽东讲话的锋芒所向已非常清楚，大多数人对情况突然变得如此严重缺乏精神准备，感到惶惶然。
　　彭德怀坐在座位上，听着毛泽东继续讲：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边讲？”
　　“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相当危险。”毛泽东不指名地对彭德怀信中所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等，逐一作了批驳。接着，把他的讲话推向高峰，气愤地说：“假如（做了）十件事，九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到会人员，包括平日和毛泽东接触较多的中央领导，听毛泽东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提出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这还是第一次。谁也没有想到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这种程度。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的讲话，是动员大家批判彭德怀写的那封信。之所以要发动这一场批判，是同毛泽东对当时情况的认识密切联系的。
　　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他认为，是为人民办了好事，群众是拥护的。他说，群众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他们占农村人口的30％，加上随大流的中农占农村人口的40％，合起来就是70％。他谈到“共产风”时，说这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工夫，在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往哪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他还说：公共食堂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是好东西，可以解放劳动力，节省物资。我赞成积极办好。
　　对于大办钢铁，他说，1958年要搞1070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其结果几千万人上阵，20亿人民币，“得不偿失”。我看了很多讨论材料，大家讲还是可以搞，要提高质量，降低硫的成分，出真正好铁。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办得到。
　　对于当时的困难及其后果，他则认为：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到会的同志都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也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他还说，对于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检查了，从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
　　毛泽东通篇讲话的意思是，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农村公共食堂是在他积极倡导或热情支持下搞起来的，他还要坚持继续搞下去。在他看来，这才是一条正确路线。谁反对这样做，谁就是“动摇”，就是有“方向”问题，就是反对正确路线。
　　毛泽东结束了近3个小时的讲话，就宣布散会。人们从会场里走出来的时候，大多是心情沉重的。
　　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来说，更是晴天霹雳，几乎使这位以沉着坚定著称的大军统帅失去自制。他出了会场走出不远，周恩来派人追来，请他去开会。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力量推动着，彭德怀迎过去，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怔了一下，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这个回答，使一向不善辞令的彭德怀一时语塞。后来，他在笔记中写道：“信上明白写了是给你参考的，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我们30余年患难相处，我7月14日的信（即使）真有那样严重的错误。你要印发，展开讨论，也可以先找我谈谈吧！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
　　中午，彭德怀回到自己住处，和黄克诚一起用餐。两个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一句话。黄克诚只吃了几口饭，把碗一推，站起来走了。彭德怀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离席而去。回到自己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