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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传-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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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走了。彭德怀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离席而去。回到自己办公室，彭德怀坐在写字台前，点燃一支香烟，吸两口，熄灭。接着，又点上一支，又熄灭，丢进烟灰缸。他把桌上堆积的文件，拿过一份，信手翻两页，看不下去，又把它丢在桌上。
整整一个下午，纷乱、烦躁、委屈和忿忿不平的情绪折磨着彭德怀。此时此刻，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从他在当时所写的一本笔记中看，他所想的主要还是有关信的本身问题。
他首先想到，毛主席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谈到的缺点有什么不符合实际的地方。他写道：“在信中说‘农村公社化……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说缺点错误是不存在的，主席说‘成绩伟大，问题不少’，那么，‘问题不少’又是指什么呢？”
“信中说‘在全民炼钢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而且只是说多办了一些，难道不合事实吗？”
他又想，毛主席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有什么否定成绩的地方：“信中说‘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在这一大段的结尾还说到，‘仅从上述几点看，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这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绩方面再一次加以肯定，又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反对总路线呢？”
他也想到，毛泽东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的措辞有什么过火的地方。他在笔记中写道：“信中指出‘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现在还不能证明有哪些省、区、市和部门没有浮夸风，也没有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都有浮夸风。即或说得笼统了一些，也不能说这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更不能说这就是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吧！”
信中指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跃进的成绩和群众热情所迷惑。在这里首先指出我自己和其他不少同志，既没有说多数同志，又没有说中央领导同志，更没有说群众热情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怎么能说是彭德怀同志打起无产阶级旗帜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呢？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究竟有没有呢？是有的。主席在讲话中说，‘在公社和县两级是有一点点’。我说，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这到底有什么根本不同呢？”
他还担心毛泽东的讲话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信里写的问题，是对具体工作讲的，这怎么能联系到总路线上去呢？我好心好意写了个信，就惹起这样大的问题，这样一来，以后谁还敢讲话？”
特别使彭德怀感到惊异和伤心的，是毛泽东竟把问题提到解放军跟谁走的严重程度。由此使他进而想到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在笔记中写道：“这里明白说出，（我）只能检讨，不能辩驳。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
尽管彭德怀这样想，但要让这个一向刚直不阿的人向不正确的事情低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写道：“像我这个人，十一种自由主义或多或少都有些，唯‘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种明哲保身的常识我没有。所以应该挨打。挨打也不应该屈服。”
一连几天，彭德怀食不甘味，晚上在床上躺下，难以入睡，不时又起来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庐山176号窗上的灯光从深夜一直亮到天明。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会议上，严厉批评彭德怀，突然转舵，使本来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庐山会议，变为一场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件事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没有料到。
到会人员都面临严重的抉择。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争辩，还是为照顾团结而进行妥协？由于多数人对1958年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危害性缺乏认识，由于毛泽东在全党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享有的崇高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由于多少年来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养成的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的利益、维护毛泽东的领导的真诚，再加上几个人的推波助澜，结果，在毛泽东讲话以后，各组对于彭德怀信的评价，由原来多数人基本赞同变成了向毛泽东方面的一边倒。
7月23日以后的几天，也许是彭德怀三十多年革命生涯中最痛苦、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日子。
庐山的仲夏，潮湿，闷热。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彭德怀走到室外，在林阴道上漫步沉思。忽听对面有人喊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聂荣臻迎面走来。他仍像过去一样面带和蔼的微笑，走到彭德怀身边说：“老彭，在这儿做什么？”
“散步，乘凉。”彭德怀回答说。
“主席的讲话对你的那封信已经提到原则的高度，你是怎么考虑的？”
“一下子说不清楚。只好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
聂荣臻担心这位秉性刚直的老战友，由于思想不通而产生对抗情绪，便耐心地劝说道：“老彭，可不能这样想。应当认真地考虑一下，怎样处理才能对党有利。……考虑好了再写成稿子，到大会上去讲一下。”
“我现在很疲劳，一下也写不成。”
“可以请两天假，不参加小组会，把你考虑好的问题讲给秘书，让他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斟酌、修改。这样既节省时间，文字上也会更周密些。”
“本来我没有准备在会上讲话，就没有带秘书来，身边只有一个军事参谋，他不能写这类文稿。”
“那就赶快打电话叫王焰立即来庐山，要抓紧，不要再迟延了。”
“好吧。我再想想……”
彭德怀完全理解老战友聂荣臻的一番好意，他是希望彭德怀很快作一个既严密又比较深刻的检讨，以取得毛泽东的谅解。至少不要再节外生枝，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聂荣臻的良苦用心和他那热情恳切的态度，使彭德怀甚受启发。
彭德怀面临新的考验，新的抉择。但他所考虑的也仅仅是“如何……对党有利”，并不是承认自己信中那些意见都错了。
两天后，彭德怀打电话给北京，让办公室主任和秘书到庐山来。
从24日以后，彭德怀请了两天假，没有参加小组讨论。连续几天，他反复考虑的是对毛泽东的讲话应如何表态。他是个心口如一，从来不说违心话的人。但在当前情况下，他若毫不让步，那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从毛泽东讲话以后，他没有到餐厅去同大家一起吃饭，也再没有人到他的住处来。他每天很少和别人见面。一道无形的高墙把他同其他与会者隔离开来。只有随行参谋和其他几个身边工作人员，有时可以听听他倾吐心声。
7月25日上午，彭德怀向随行参谋谈到自己的心情：
“我这个人，就是爱放炮，伤过不少人。但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就要讲。去年经济工作上出了不少问题，我想应该讲一讲，讲错了挨批评也不怕。有意见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这两天，我又把信看一遍，觉得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地方。我的信是写给主席，向主席请教的，态度还是诚恳的。如果提得不妥当或有错误，主席应该找我说一下，批评一顿也可以。”
下午，彭德怀又把随行参谋找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信初稿，并把7月14日那封信作了一些修改，要参谋誊抄清楚，准备一并送给毛泽东。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变主意，不送了。他说：“那封信虽然有的提法不够妥当，可是有些意见并没有错，不能全部否定。问题是毛主席已经讲了话，而且提得那样高，我若是不作检讨，这个弯子也不好转。”
他极力寻求一条摆脱困惑的正确途径，但没有结果。
毛泽东23日讲话以后，庐山会议进入集中批判彭德怀错误的阶段。最初几天，大部分人发言态度比较冷静，语气也比较缓和，基本上还是按照处理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的方式进行的。许多人发言明显带有“转弯”的性质。例如下边这样一些发言：
“对彭总的意见书，开始只当作一般文件看待，没有引起重视。经过大家讨论，特别是听了主席的讲话以后，再看意见书，就越看问题越严重……”
“对彭总的意见书有个认识过程。初读，只觉得有的提法不当，有些过火；但大胆地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听了主席讲话以后，才认识到这个意见书提出的是方向性问题。”
这时也有人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说彭德怀的信是“大是大非”，“路线之争”的重大问题。更有人以先知先觉的姿态站出来说：“我早就说过，彭总的信不是个别词句问题，而是总的精神上有问题。”
不论批评者讲得怎样严重，这一时期批评的范围，还仅仅是限于彭德怀那封信的本身。多数人仍然是怀着对这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元勋的敬佩之情，对他进行同志式的批评。
在7月26日的小组会上，彭德怀作了第一次检查。他承认由于个人思想存在的片面性，7月14日那封信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和正确地研究经验，看法上是有错误的”。产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全面情况了解甚少”。谈到写信的动机，彭德怀说：
“当时我只感到这次会议，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很不够，简报上几乎看不到不同意见，会议上空气有些沉闷，于是思想上产生了急躁情绪，担心这样下去错误可能还会重复，不利于今后的跃进。特别是听说会议15日就要结束了，心情更加急切。为了让主席注意这一情况，就在13日给主席写了那封信。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这一错误。”
彭德怀再次说明：“那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作参考用的，写得很仓促，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或错误的。”特别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一提法，彭德怀着重作了检查。他说，这一说法“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也打击了干部的积极性”。
彭德怀在检查的最后说：“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建议中央办公厅会后将我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收回，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①
对彭德怀的这个检查，多数发言表示谅解和赞同。具有长者之风的朱德，认为一向倔犟的彭德怀能作这样一个检查，已属不易，对写信问题的批评应该到此告一段落了。朱德说：“彭总发言的态度好，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在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听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朱德在另一次发言中又说：“彭总的一个缺点，是有股傲气，今后应注意改掉。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上他。只要能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这只表现了朱德的良好愿望，他对会议形势的估计过分乐观了。
彭德怀作过检讨，回到住处，情绪沮丧。后来他在笔记中写道：“7月26日，我出席了小组会，对我7月14日信内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了检讨。主要说明这个提法是对革命群众热情泼了冷水，对‘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比例失调’，也讲得严重了些。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组会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之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啊！真如万箭穿心似的。”
从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的不安，他的难过，是担心这个检讨会助长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看法，因而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他想再去找毛泽东面谈一次，说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错误的，他可以作检讨，“以便转弯”。为的是他还想着重告诉毛泽东，现在的形势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缺点已是两三个指头的问题；工作上的主观主义是严重的，对于群众的命令主义已成风气。切不可由于他的检讨而放松对这类错误的纠正！可是，他最后还是没有再找毛泽东去谈，因为他想：“这些意见不是已经概括在7月14日的信上了吗！现在要开八中全会，把我这封信当作反党纲领，事先也没有找我谈一下。这时再去找主席谈这些，是毫无益处的。”最后还是打消了去谈的念头。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叫做“对事不对人”。但在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就在指示下达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印发给到会人员。写信的人名叫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在信里反映了许多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和严重问题。
毛泽东在《评论》的开头写道：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是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等。毛泽东称写信人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甚至是“有失无得”论者。
《评论》的后半部分，着重谈的是庐山会议形势。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大，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大了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了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的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毛泽东最后写道：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
毛泽东的“划清界线。不仅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对会议起了加温的作用，使批评的调子再度升高。
在批判彭德怀的会上，有人发言开始涉及到他写信的动机和出发点，说“不管彭德怀写信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向总路线的进攻”。
会内的紧张气氛，波及到了会外。负责彭德怀保健工作的护士惴惴不安，不仅每天晚上只给他两片安眠药，而且开始要求他必须当面服下去。彭德怀会心地笑了，他说：“小同志，放心吧，我决不会自杀！”他顺手从抽屉里抓出一大把药片。护士定睛一看，全是安眠药，不禁伸了一下舌头，把安眠药全部拿走了。
7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大区负责人会上宣布准备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和叶剑英一起来到彭德怀住处。彭德怀追忆道：“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事实有些出入，总是难免的），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检讨的时候，就要能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更会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同日上午，毛泽东找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和他们谈话。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历史谈起，谈到当时一、三军团的情况，引导大家重温党和军队的历史，暗示他们要注意同彭德怀划清界线。毛泽东还希望周小舟“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内容广泛。毛泽东对在座的几个人尽管有批评，但总的调子使周小舟几个人感到宽慰。
7月31日一早，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电话，通知他到毛泽东处去开会。彭德怀走进“美庐”二楼客厅，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已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这是一次中央常委会，黄克诚他们几个人是被召来列席旁听的。
会议从上午10点50分开始，一直开到下午5点。首先是毛泽东讲话。他没有谈7月14日彭德怀的信，却系统地讲起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向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接着说，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毛泽东讲到这里，彭德怀说了一句：“我都六十一岁了，耳已顺了，不要紧的。”
毛泽东又问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没有正面反驳毛泽东，而是从具体问题作解释。他说：“政治与感情，你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彭德怀接着讲了一些往事。一方面是想表明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另一方面是想说明他不同意毛泽东说的他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
最后，彭德怀勉强表示：“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毛泽东依然说：“还是三七开。”
在对半开还是三七开上，二人一来一往。最后是以彭德怀的沉默做结束。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进行。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仍然是原来的一些人。彭真让李锐做记录。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有多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讲话，他谈的内容很广泛：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等等。他的讲话是漫谈式的，但观点是很鲜明的，批评彭德怀。
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话，大都是向彭德怀提一两个具体问题或对前面的发言作点补充和说明。
一直沉默的林彪则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林彪是7月29日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他的发言，加重了火药气味，给问题升了格，也给彭德怀定了性。
林彪批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说完，毛泽东再次讲话，从哲学问题谈起，说彭德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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