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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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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囚。
8月19日，彭德怀回到北京，准备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接受新的一轮批判。
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于1959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开会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为了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数为1070人。
会议前10天是听取关于庐山会议情况的传达，阅读会议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把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批判。
彭德怀参加的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令人心悸的话，诸如毛泽东说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气”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
会议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是极其广泛的，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1958年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从红一、三军团的关系问题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等等，无一不加以追查和批判。
以后，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是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和自己心情的：“在会议的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逼迫现象，特别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气急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嘛！’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证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9月3日上午和下午，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但因为它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彭德怀不得不耐心对待。包括一些人提出来的十分幼稚可笑的问题，他都一一认真作答。
会议开始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彭德怀解释说：“这是毛主席8月2日在给张闻天同志的信上首先提出来的，说‘怎么搞的，你跑到军事俱乐部去了’，并没有具体指出还有什么人。其实，‘军事俱乐部’组织是没有的，只是我们几个对问题的认识上观点比较一致，事先并没有什么策划。”
毛泽东提出的“军事俱乐部”问题，其实也仅仅是根据下面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是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对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讲话，左思右想搞不通。周小舟建议去找黄老谈谈。黄克诚接到周小舟等要来谈话的电话，考虑当时气氛非常敏感，去找他谈话不太适宜，劝他们暂时不要来。可他们还是坚持来了。在交谈中，他们越谈情绪越激动，特别是周小舟说现在毛泽东好象“斯大林的晚年”，要人家敢想、敢说，等人家说了真心话又抓住狠批，“这不是钓鱼吗！”
黄克诚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不赞成毛泽东对彭德怀那封信的处理方法。但经验告诉他，在当前情况下，任何感情用事都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他十分克制，一直在设法降温，“你们不要激动嘛！事情总会弄明白的。……主席不会错的。……”正在这时，彭德怀推开房门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份西藏军区发来的等待答复的电报，他必须和黄克诚研究一下。彭德怀的突然出现，使在座的周小舟等感到意外，黄克诚也觉得有些突然。
大家站起来为彭德怀让座。周小舟愤愤地说：“彭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看到他们那样激动，彭德怀反倒平静下来，他安慰大家说：“30公里也不要紧嘛，……通过批评、讨论，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他们看到彭德怀手上的电报，连忙告退。
彭德怀和黄克诚研究了给西藏军区增派车辆之事，各人抑制住感情，不敢再谈什么，毛泽东的讲话使庐山的气氛变得仿佛一点火星就会引爆，在这种情况下他俩单独在一起显然不合时宜。彭德怀赶快回到自己的住室。
谁也没有料到周小舟等人从黄克诚房里出来的时候，被人碰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就成了后来追查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根据。
彭德怀讲“军事俱乐部”是没有的，这是真话，但是有人一定要他交代“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等。在轮番追逼之下，彭德怀气愤地说：“如果有这个俱乐部，那就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四个人，其他再没有了。”
“你敢说真的没有了？”
“没有了。”彭德怀说：“因为他们谁也不愿意来报名嘛！”全场大哗，人们批评彭德怀“不严肃”， “不老实”。一阵狂风暴雨的批判过去之后，彭德怀解释说：“不实事求是，多讲一些有什么好处！”对于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的追查、批判，在会上多“顶牛”，毫无进展。
除“军事俱乐部”外，军委扩大会议上追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谓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只是有个别人拐弯抹角地暗示过，“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后急于发难，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并没有人正式提出来。在军委扩大会议开始阶段，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到9月1日，在一次大会上，有人把“里通外国”作为彭德怀一大“罪状”突然提了出来，又一次在会上掀起了“高潮”。
彭德怀深知这个问题的政治份量，他不能不严肃对待。他要求批判者拿出事实来。
围绕这个问题，会议用了两天的时间进行揭发和追查。揭发者说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主要根据，是他在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期间，曾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受过他的单独接见。彭德怀详细地讲述了出访期间他与赫鲁晓夫几次礼节性会见的经过，并详细提供了每次会见的时间、地点、陪同人员和翻译人员名单。他说：“我根本不懂外语，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别人的翻译，要里通外国，我怎么去密谈？”
在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和追查过程中，彭德怀心情是坦然的，他清楚批判实际上是对一个幻影开战。然而他又是十分痛苦的；这样凭空的诬陷，使他感情上受到极大伤害。正象他事后所说：“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这样丑恶的罪名加在我的头上，使我难过极了。”
军委扩大会议对所谓“里通外国”问题的批判，采用所谓会上揭发与会外调查互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会上，人们提出疑问，重要的疑问一提出，便立即派人向外事工作会议进行了解、核查（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与军委扩大会同时进行），或立即向有关驻外使馆发电报要求提供证明。工作极其深入、细致、周密、快速。但是直到会议结束，仍无所获。
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提出了彭、黄搞宗派分裂活动，“挑拨一、三军团关系”的问题。
在8月28日的综合小组联席会议上，有人说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进行改编以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一、三两个军团编为两师。因一军团干部较多，就抽了两个人到三军团去参加领导工作。部队向陕北进军途中，有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战士，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到了汉族居民地区，乘机开小差脱离了部队。当时，后有追兵前有敌军堵截，红军处境危急。为了迅速制止部队逃亡的恶劣倾向，三军团曾以叛变革命的名义处决了个别逃跑的干部。以致部队上下议论纷纷，怀疑这是一军团派到三军团的领导干部干的，刚经过整编的一、三军团关系变得很紧张，出现了不团结的倾向。
原二军团的黄克诚，当时是陕甘支队第二师政治部的裁判所长，处决人的事都是要经过他的。现在要清算破坏红军团结的“罪行”，当然算帐首先就算到他的头上。发言人指责黄克诚是破坏一、三军团团结搞宗派分裂活动的“罪魁祸首”。
就在揭发人慷慨激昂发言的时候，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突然站起来说道：“你瞎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红军离开哈达辅以后，是我带着一个营在后面担任收容任务。你所说的处决卫生部的那个杨兴仁，根本就不是黄克诚同志决定的，而是上边给我的命令，我敢不执行吗？这事××同志都知道嘛！”
钟伟这个发言，引起会场一阵议论，立即遭到“围攻”。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综合小组在追逼了上述几个问题之后，从9月5日开始，又被划分为5个小组。除第五小组外，其他4个小组都分别交代了任务：第一小组负责清查邓华的问题。因为开会期间有人给大会主席递了条子，说邓华与彭德怀关系密切。第二小组负责清查万毅的问题。因为7月22日在庐山开会时，他曾发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书。第三小组负责清查洪学智的问题。因为他与黄克诚个人关系较深，与彭德怀关系也很密切，会议期间对彭德怀、黄克诚的问题揭发又很少。第四小组就是负责清查钟伟的问题，要查他为什么为彭德怀、黄克诚打掩护、“解围”。9月9日，彭德怀得知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违心地说，“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并且表示，“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立即与彭德怀通了电话，说是要把他的信转发全党，并且批示：“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在下面写道：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9月12日，彭德怀向大会送去一份自己的书面检讨，检讨仍然是本着“只要不违背党和人民的利益，要什么给什么”的精神作出的。实际上是把别人强加给他的东西加以归纳整理，上送了事。
军委扩大会议宣告胜利结束。至此，彭德怀将近3个月来接受批判的日子告一段落。他决心结束他30多年的军事生涯。他决心去过一种名副其实的平民生活。
第35章 元帅挂甲
195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因庐山上书获罪被撤销了国防部长职务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举家从中南海永福堂迁出。新的去处是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
从葱笼四百旋的庐山回到气象庄严的北京，开了一个月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军高级干部1000 余人对彭德怀的批判刚结束，彭德怀就让妻子浦安修去找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出他搬出中南海的要求。他对妻子说：“我没有工作了，中南海也没有活动的地方，再住会玷污党中央的声誉。你说我请求找一个能劳动的地方住，实现我对毛主席的保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中南海这个明清两代王朝的帝王之居，从1949年以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核心领导人物的住地，是博动着党和国家的心脏的地方。彭德怀在这里己经住了7年多。从11岁离家给富农刘十六家放牛以来，他的一生是在谋生的奔波与战争的驰骋中度过的。中南海，这是他少小离家以来住留最久的地方。彭德怀埋头大步，跨出永福堂，径直上了那部黑色吉姆轿车。中南海碧波依旧。汽车驶出西门，彭德怀没有回头瞥她一眼。其实，7年来他就没有给过她多少青睐。尽管他晚饭后也时常在湖边散步，满脑子装的总是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很少有闲心去品味她的旖旎风光。甚至感到住在这宫墙之内，有违他的意愿，曾想搬出中南海另觅住处。他却不曾想到今天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这个地方。
几天前，他把崭新的蔚蓝色元帅服、狐皮军大衣、几件军装、几枚勋章、一幅辛亥革命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绘赠的猛虎图，上交给了党中央。留下书籍、必要的换洗衣服和日常用品，还有几件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东西：一支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勋章、一包历史资料、八块从红军时代保存下来的分伙食尾子所得的银元。他将要开始一种从来没有体受过的生活——离群索居、闭门思“过”。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游行队伍五彩缤纷，欢声如雷。城楼上，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微笑着，频频向从东向西涌流的人群挥手致意。
天安门前的检阅指挥车上，肃立着向受检部队举手还礼的新任国防部长——另一位元帅林彪。人们很少注意到今天少了一个彭德怀。即便注意到的人，对于在当时群星灿烂的政治舞台上陨落了一个彭德怀，也并不感到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会有什么重大影响。而导致彭德怀 “陨落”的庐山风云，却悄然掀起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惨烈“阶级斗争”历史帷幕的一角。
离开中南海前，彭德怀接到了“十一”登天安门城楼的通知，他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他向秘书摆摆手，表示他不准备去。在这个情况下，他和许多人怎么见面呢？
10月1日，彭德怀一整天都在整理安顿他的书籍、文件。晚上，他漫步到吴家花园南门外，站在一张木椅上，向东南方向眺。天际闪耀出一朵朵礼花，那是天安门的焰火，彭德怀不时指点着。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很平静，尽管大跃进造成巨大的损失，但十年的成就是伟大的，足以骄人的。他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衷心为建国十周年高兴。
国庆节刚过，彭德怀就在吴家花园内翻土、挖塘、平沟。吴家花园据传是吴三桂修建的一处园林。吴三桂原是明末的辽东总兵，后降清。沧桑300年，这座园林究竟几经易手，已不可考。解放后，做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专家招待所，这“吴家”二字，却始终冠于该园的称呼上。
吴家花园的中心是一座京式四合院。回廊四合，南北东西14间屋子，自成园中之院。正室门外廊柱上悬着一副木刻楹联：“云山绘合天然画，月下闲观物外春”。门上匾额题为“怀馨堂”。院外园内有小桥流水、假山亭阁和一些副宅，占地约5亩，绕以乱石镶砌的围墙，是一个既不华丽也不寒陋，颇为幽雅的去处。在杨尚昆把彭德怀关于搬出中南海的要求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马上同意，指示杨尚昆给找一处好一点的房子。经杨尚昆亲自安排，找到了它。
吴家花园所在的挂甲屯，座落在颐和园东约二里的地方，周围是一个大村落。这个村落很奇特，分为东南西北四块，各有一个名称，西北角为虎城，西南角叫挂甲屯，东北角叫北门楼，东南角叫教养局。这些威武森严的名字，把这个村落的历史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村人传说宋朝杨家将中的六郎曾在这里晾晒恺甲，因而得名。但宋代，燕云十六州先后属辽、金、元，杨六郎何能来此晒甲？倒是元、明、清三代，西郊为京裴卫戍之所，将军挂甲总是不乏其事的。
彭德怀元帅今天来这里挂甲。挂甲屯这个名字，与其说它是一段历史的陈迹，毋宁说它是一个历史的预示。
彭德怀初进吴家花园，对着大门的牌号仔细看了一眼，上面标着“教养局”几个小字。这二个字是沿用了民国初年曾在此地设置的戒烟酒教养总局的名称。这个门牌号对彭德怀此时的心情与处境来说，未免难堪。他对左邻右舍说：我不是到这里受教养的，我这里不叫教养局，叫挂甲屯。为避免这种不愉快的联想，住进吴家花园的人就用了彭德怀的说法。这便是现今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罢官后住京郊挂甲屯，而不说教养局的由来。
彭德怀住进了“怀馨堂”，他的心情和那副“云山绘合”“月下闲观”的楹联毫不沾边。他站在那里看了一遍，淡然一笑，就再没去注意它。然后，开始了读书兼务农的生活。
这个农民的儿子，在园内转了一圈，就用眼计量出院墙内空地约有1亩，污水塘约3分；院墙外还有属吴家花园所有的荒滩地两亩余。虽然秋意已浓，他自己年过60，也已进入人生之秋，他仍然卷起裤腿，赤着脚跳下浸凉的水塘。他用手抓起一把黑色的淤泥，放在鼻于前深深一嗅，连声称赞：“好泥，好泥！”仿佛嗅到了少年时在洞庭湖西林围筑堤时的泥土气息。他把警卫排的战士调动起来，和他一起用柳条筐把挖出的黑泥抬到地里去，不减当年横刀立马的气概。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生活的第13天，10月13日的清晨，毛泽东打来电话，约他去中南海一晤。两个月前，在庐山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一面说彭德怀和他历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为此，彭德怀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一面，毛泽东又问彭德怀：“三十年，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彭德怀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和毛泽东分手。“大哥——先生——领袖”，这是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他总结的自己看待毛泽东的著名“三部曲”，是发自内心的。但他对毛泽东也并非没有意见：“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他一直坚持着他那种与对毛泽东的神化越来越不合调的看法。他对毛泽东太熟悉，他又太倔强、太求真，他始终拒绝把毛泽东的意见当成需要绝对服从的旨谕。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也不只一次根据他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指示。毛泽东在他的心目中是伟大的、英明的，但仍然是人，不是神。
在庐山上，他从毛泽东的话中痛心地发现，毛泽东竟然想到要和他分手的问题，他倔强地回答：“分手不分手那是你的问题。”毛泽东的电话打到吴家花园，使彭德怀重新燃起希望：还能和毛泽东心平气和地谈谈，是毛泽东并不想和他分手啊！他马上命车出发，连早饭也顾不得吃。
汽车直驶入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地。彭德怀快步进入室内，发现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在座，原来是以中央的名义找彭德怀谈话。
彭德怀向在座的人一一注目致意，然后在侧面的一张沙发上默默落座。
毛泽东态度从容地对彭德怀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仔细听着，答：“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问：“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答：“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四年。”
毛泽东表示同意，让彭真、杨尚昆两人负责安排。又说：“不要学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答：“同意。”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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