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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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尊师爱徒。
　　在《湘潭县花石区黄荆坪集市贸易情况》中反映：1960年12月恢复集市贸易后，确实起到了活跃农村经济、支援农业生产、增加国家收入、便利群众生活的良好作用。同时提出，应加强市场管理，防止物价无止境的上涨。
　　12月17日，彭德怀在湘潭作调查时，从地委书记华国锋的谈话中，得知中央即将于1月10日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以上数千人的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简称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彭德怀心中一动。华国锋走后，他沉思半晌，对随行人员说：“中央这个会很重要，回去吧。”从1959年10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他没有去参加过中央的会议。现在，他认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经不存在，误会一定能够消除，他为党能够进一步纠正错误而庆幸，他对这次会议满怀信心和希望。他和工作人员紧张地整理材料，写完调查报告，于12月26　日赶回北京。
　　第36章　问题升级
　　到京后，彭德怀将五十多天辛苦调查的结果——5份报告送到杨尚昆手里，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并希望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能如约和他谈谈，他仍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为党做一点工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以书面形式先发到与会者手中，进行讨论评议。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接到了报告全文。
　　他仔细读下去，对报告很满意。报告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工农业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在一个时期内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
　　对错误产生的原因，报告说，一方面是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动员全党切实地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确定了坚决下马的方针。
　　然而，彭德怀向中央请了假，不去参加会议，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斗争的胜利，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彭德怀看到，即使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意见没有错，他也难于平反。他按下满腹委屈，说道：“我也不希望平反，只要群众有饭吃。”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在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不是为这封信，又是为了什么呢？彭德怀疑惑不解，急急看下去：
　　“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脸色陡变。在庐山上也没有听到的新罪名突然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接下去：“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彭德怀拍案而起，心胆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伸手抓起电话筒，就找中共中央办公厅：“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
　　从此，“里通外国”就成了彭德怀的第一罪名，他的生命进入了一个真正险恶的历程，呈现出日愈悲凉的色调。
　　原来这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是由于1959年5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8个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一次宴会前，遇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两人曾寒暄过几句。在东欧各国，兄弟党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很关注，不免问及，彭德怀除谈成绩外，也承认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庐山会议批彭时，有人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是不是和出国时“取了什么经有关”。这种捕风捉影的说法，彭德怀当时没有看得怎样严重。而今天，竟把出访中这种正常的交往，说成是和赫鲁晓夫通谋，搞颠覆，又以此作为不能给他平反的理由。问题不但没有澄清，反而又升了一级。
　　“七千人大会”结束，彭德怀继写《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之后，又奋笔写下了对刘少奇报告中有关庐山会议一段讲话的评论。对于报告所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之说，他问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有哪些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
　　对于里通外国，他愤愤写道：“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
　　最后，彭德怀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证明它是错误的，……这对我是诬蔑！”
　　冬去春回，彭德怀每日黎明即起，到园子里翻土施肥。晚饭后，仍然到园外去散步，有时到群众家中访问。但他读书的时候少了，上午、下午、夜间，总是在想问题，写材料。
　　他是在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这是一个大计划，他要把庐山会议以来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的指责一一说清楚，把他一生的历程、缺点、错误、是非曲直，通通写给党审查。两年多来，他写了许多笔记，其中有许多往事回忆，他决心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份较完整的检查与回顾。
　　深夜，他的房间里总是亮着灯。透过窗帘，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又在给中央写信，都为彭德怀捏一把汗。
　　司机赵凤池鼓起勇气劝他：“老总，我们看，还是别写了吧，免得再……”
　　彭德怀把手一扬：“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我这个人很渺小，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不能因为捏造于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光荣历史抹黑。我有权利、有义务作这个申诉！”
　　赵凤池说：“老总啊，我们明白了。”
　　“也许现在没有用，留给后人作历史研究也好哇！”彭德怀补了一句。
　　浦安修星期六回家，他把写的信给她看，有时给她进一步解释其中的内容。浦安修默默地听着，一边看他写的信，有时给他校改几个错漏字。
　　1962年6月中旬，彭德怀写完了这封长达82000字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
　　6月16日，彭德怀去中南海，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杨尚昆。并附送了一封给杨的信：
　　尚昆同志：
　　我阅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后，实事求是地作了检讨，不符合事实的我也作了说明。唯时间长，问题多，加以写得了草，不便于中央同志审阅，请饬铅印多份送给中央领导同志为感。谨祝健康！
　　彭德怀
　　1962年6月16日午
　　杨尚昆根据彭德怀的要求，把信打印多份，分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各成员。
　　彭德怀这封以后被称为《八万言书》、《翻案书》的长信，共分五个部分：“关于庐山会议问题”：“关于高饶联盟问题”：“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关于军事路线问题”。
　　彭德怀在这封长信的开头，对中央为克服国民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而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措施表示满意，说：“这些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这些具体措施”，“今后形势可以肯定会一天一天地更加好起来。”
　　彭德怀坦率地表白：“我对少奇同志的报告和讲话的绝大部分是拥护的，就连对我错误进行切合实际地批评的那一部分，我也是诚心接受的。可是我对少奇同志对我错误的不符于事实的夸大部分，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请求中央能派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和审查，我是诚恳的感激。”
　　这封长信，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分内容已于1981年12月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披露。在第二部分“关于高岗饶漱石联盟问题”中，彭德怀详细叙述了他和高岗的往来后说：“我并不否认我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首先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高岗在散布攻击少奇同志的言论时，我不应该品评少奇同志‘有时有点偏’。如果说这就是‘高、彭联盟’或者‘恐怕是彭、高联盟’，而作为一个当事者的我，是有点想不通。”
　　长信的第三部分“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中，彭德怀在详细叙述了他9次与外国人的接触情况后说：“为了便于查对事实，我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外国语言和不识外国文字的人，这就给查对事实的工作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同外国人的每次接触或谈话，都有翻译同志跟随着。……总之，是有充分条件来查我是否‘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的。”
　　9月，彭德怀得到中央的一份通知，要他不去出席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和10月1日的建国13周年活动。彭德怀淡然处之，认为早该如此。
　　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七千人大会后，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为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中受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短短三四个月，几年来被错批判、错处理的人，绝大多数获得平反。尚未得到平反的人也敢于提出申诉。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彭德怀的长信，更被毛泽东视为非常，他不时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啊！”“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啊！”毛泽东把甄别平反工作称之为“翻案风”。
　　8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又点到了彭德怀，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十中全会上，除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还添了两个冤案。一是批判中央主管农业工作的邓子恢所谓刮单干风，二是“揭发”所谓“高岗余孽”习仲勋“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
　　在这次全会上，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3人的冤情被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三个事件。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中央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习仲勋二人进行全面审查。
　　专案审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与被审查者本人见面的秘密审查。但审查却是彭德怀期望的，也是他曾经要求的。
　　在递交《八万言书》之后，十中全会以前，8月22日，彭德怀曾因等候了两个月没有得到中央的回音，再次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信中说：
　　“我阅读了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于6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和中央，想蒙审阅。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想把对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彭德怀重申：“我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但是，我诚恳地再次向党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丑恶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复辟活动。”
　　彭德怀在信中“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了。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做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实际上，在十中全会召开前二日，即9月22日，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的审查委员会已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对彭德怀的审查开列了如下五个问题：一、历史上的问题；二、篡党篡军问题；三、里通外国问题；四、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五、大国主义问题。主要是所谓“里通外国”和“小集团”问题。
　　与彭德怀希望洗雪其莫须有的罪名相反，从专案人员的笔记中可以看到，审查的目的不过是要论证其“罪名”。笔记记载的第一次专案人员会议精神说：彭德怀向中央写了两封信，非常恶毒，把《决议》和自己的三次检讨全部推翻，是新的进攻，很猖狂。这个进攻不打退，党内过去有些反党分子、尤其是他的反党集团成员也露了头。
　　专案组成立后，彭德怀“旧账”升级，“新账”再添。连1961年的返乡调查也成了反党活动。1964年专案组成员去湘潭又进行了一次详细“调查”，凡在彭家围子与彭德怀有较多谈话的可查的来访者，都被一一查问，对66个被查问者做了“取证”。最后，向中央作了《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
　　在这个“调查报告”中，彭德怀的乌石之行被说成“别有用心、满腹牢骚”；他与社员的谈话被说成是“笼络人心、争取同情、散布毒素、混淆视听”的“反党言论”。与调查者的愿望相反，从专案组留下的近千页材料和“取证”中，再现了彭德怀当年和群众在一起的许多生动对话和场面，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农民疾苦的关怀，也使读者今天能获知彭德怀乌石之行的真实情景。
　　十中全会后，彭德怀不再收到中央发来的文件或通知。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突然加严，荷枪实弹，高度戒备。哨兵记事本上写着三条任务：保证安全，不让反革命分子杀掉，不让他跑掉；彭德怀出去要跟紧，不让他接见外人；在国内有重大变化时，特别要注意他的动态，了解他经常接触的人员，谈了些什么，及时记录下来。他实际已沦为吴家花园里的政治犯。
　　彭德怀对这一切视若无睹，毫不在乎。每天仍然是早上拿起他的锹和水桶在院子里翻土、播种、锄草、浇水。但看起来，他显得苍老了，染成青色的旧军装也打上了补丁。
　　到了年底，他又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对加诸他头上的所谓篡军问题、所谓篡改军史问题、关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所谓企图以后勤部作篡军基点问题、不同意军事博物馆塑毛泽东像问题、所谓收买人心等问题，一一做了说明。
　　他没有得到答复，他的信只是作为新翻案罪证又送到专案组去了。此后3年，他没有再给中央写信。
　　彭德怀在挂甲屯吴家花园，石砌的围墙和严密的警卫没有把他和村里的群众隔开，他现在和群众都熟了。
　　彭德怀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而且一定要走出村子。他散步又偏爱走田埂小路。村外有一座小桥，他常在桥上倚栏四望。田野、村庄，唤起他一些什么回忆呢？遇到社员在地里干活，他就爱去帮助干一会儿。转一大圈回村，顺便又拐到社员家去看看、问问。挂甲屯80多户人家，差不多他都了解。至今，老人们仍然记得他刚到村见人就说的一句话：“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啊！”日子长了，人们不在乎他“犯错误”，倒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好心的老头了。
　　吴家花园饮水靠村里的一口小土井，天旱井干，雨天井满，实际是用不洁的雨水。国务院管理局决定在园内打口机井，彭德怀提出要打井不能只给他一人用，要村里人也能吃上机井水。机井在吴家花园西北角打出水后，彭德怀站在大门口，招呼村民进院接水，看着人们笑盈盈地把水挑走。
　　十中全会后，门卫不许村民入院接水，彭德怀大发一顿脾气。可卫兵是奉命，彭德怀也就不和战士多说。一天，彭德怀把景希珍叫到大门口来，说：你去找水管子，由我出钱把井水引到墙外去，再在下面垒个水池，不就行了吗？几天以后，大墙外水池前担水的人排起队，阵阵笑语。彭德怀每次路过，遇上有小孩子打水，少不了还要上去帮助一下。
　　吴家花园两邻的居民没有安电灯，每到夜晚，园内灯光明亮，园外一片昏黑。彭德怀又想帮助邻居办电。时值困难时期，大家都摇头——没钱，没材料。1961年夏天，彭德怀自己花了五六百元，买电杆电线，把电引到了两邻14户居民家里。
　　这年夏季多雨。一次暴雨连夜，凌晨4时，彭德怀突然翻身下床，披上雨衣，冲出大门，趟着深水，直奔村民卢兴院里。这时，卢兴家的两间老房正在暴雨中颤摇，卢兴一家8口畏缩在上漏下灌的危房内，听天由命。彭德怀站在院里大喊：“快走！都到我那里去！”卢家执意不去。他又冒雨跑回吴家花园，叫哨兵搬来芦席，自己手执电筒，像指挥战斗一样，指挥哨兵给卢家苫房。随后，彭德怀在雨中逐户查看，把住危房的人家都叫到吴家花园来，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坐满了老人和孩子，彭德怀把热姜汤一碗碗送到挨淋的人手中。
　　十中全会以后，彭德怀不管哨兵的劝阻、跟随，在外出散步后，仍然不时往挂甲屯那些熟悉的人家中走访。由于他的帮助，突患半身瘫痪的民兵队长李文林得到救治，恢复了健康。在李文林住院期间，李的妻子为给丈夫治病筹钱，让大孩子退了学，把刚满8个月的孩子忍痛送人。彭德怀得知此事，连忙给李家送去奶粉、白糖、饼干。自己订的鲜奶也不喝了，叫给婴儿送去。又给李家的大孩子送去书包、袜子等物，劝李妻把婴儿留下，让大孩子复学，由他来负担李文林的医疗费。公社领导得知，为李文林解决了医疗费问题，李妻几次对彭德怀哭道：“是您救了我们一家子啊！”吴家花园内有几户工作人员家属，也是彭德怀经常关心的对象。园内、园外，每遇到谁家有难处，他就帮助。说：“我看到这样的事，不能不管！”
　　彭德怀自己的生活标准却一再降低，常叹气说：“目前国家这样困难，我在这里吃闲饭，难受呀！”罢官以来，彭德怀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我不能白吃人民的东西。”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整整住了6年。6年中，彭德怀像当年在太行山一样，为自己“驻地”的群众做了许多好事：问疾送医，扶难救危，解决水、电，指导生产……他认真当起挂甲屯的一个村民，遇有红白之事，他常常要去为婚者道喜，为生者祝福，为死者致哀。
　　1965年10月24日，彭德怀即将离开吴家花园，中央专案组派人前去挂甲屯调查，写出一份《彭德怀在挂甲屯的一些活动》的报告，结尾一段这样写道：“由于彭德怀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进行拉拢，加上小恩小惠，处处装出关心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成年人称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都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安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
　　人们学习解放军战士雷锋助人为乐、为人民做好事；一贯助人为乐、为人民做好事的解放军元帅彭德怀却因此而增添了罪名。
　　彭德怀常说自己“没有崽”，他把全部父爱给予了在抗日战争中被国民党杀害的两个弟弟留下的8个子女。5个未成年的，在他的抚育下都已长大成人。大侄女彭梅魁和丈夫张纯一常带着3个孩子到吴家花园来，小侄女彭钢从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毕业回京工作，也住在吴家花园。彭德怀亲自为他们张罗饭菜，为彭梅魁的孩子洗澡，舐犊之情更深了。
　　彭梅魁至今保存着一张充满辛酸回忆的照片。那是1962年秋天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摄于吴家花园怀馨堂门前。
　　这天午饭后，彭梅魁全家都来了。彭德怀把3个孩子揽进怀里，逗了一会儿。彭梅魁提出，要孩子们和阿公一起照张相。彭德怀站在屋外台阶上给3个孩子摆好位置，彭梅魁拿起了相机，一看，伯伯转身藏到纱门后面去了。彭梅魁叫：“快来呀！伯伯。”彭德怀说：“现在我的名誉不好，孩子们还小，要让他们健康成长，不要因为我给他们造成影响。”彭梅魁听了一怔，眼泪跟着涌出来，忙按下快门。留下的这张照片，孩子身后模糊可见一个人的部分身影，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彭大将军。
　　晚上，彭梅魁给伯伯补衣服，彭德怀又嘱咐她：“我几次告诉你们别来了，你偏偏还来，现在我背着‘里通外国’的罪名，连下农村劳动的资格都没有了。但我实在冤枉极了，这样的冤枉要到何时才了结呢？”
　　彭梅魁擦擦眼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