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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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案组车轮战的鞫讯，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逼取口供以便定罪。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曾经要求党中央审查他：“文革”开始，他衷心欢迎审查，相信审查会洗清他的冤屈，澄清事实的真相。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那从少年时代铸就的疾恶如仇的霹雳般个性，他一生一世只服从真理，不屈服于压力的刚烈气质，时而表现为对那些无端诬指的痛斥痛驳，时而爆发为对专案组的冲天怒火。他不顾灾难的后果，在被审时，对操生杀予夺之权的专案人员捶桌怒吼：“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专案组恫吓说：“你这样做没有好下场！”他冷笑道：“好啊！看你们有什么下场！”
　　春节以后，专案组又逼彭德怀承认1959年在阿尔巴尼亚参加霍查举行的宴会前，和赫鲁晓夫在小休息室“密谈”，“勾结苏修”。彭德怀反复说明，当时有各国贵宾在场，他和赫鲁晓夫只是礼仪性的见面，交谈数语，根本不可能密谈什么。彭德怀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认罪书”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写上了一段话：“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做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
　　为了革命，为了党的利益，应当按专案组的要求“认罪”以“巩固毛主席的威信”，还是“抗拒审查”以坚持实事求是呢？他在极度痛苦与极度矛盾中做出极度痛苦和极度矛盾的选择。
　　1968年3月，林彪的亲信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接管了专案组，对彭德怀继续审讯。
　　5月7日，从下午开始到8日凌晨1时，专案组5个人“攻他的核心问题”，审讯室内彭德怀忍无可忍，火山爆发。他怒吼、痛骂。回到囚室，拿出一张纸条，写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现在是时候了。”
　　江青直接控制的专案组经过10个月的审讯，用千古切齿的“莫须有”，“逼供信”手段，制造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于9月18日定稿上报。报告中说：“1959年彭、赫在地拉那直接勾结，是有预谋的，他在同赫的谈话中，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反党野心。赫鲁晓夫对我党也大肆攻击，支持彭德怀取而代之。彭德怀供认他到国外反对毛主席是为了制造国际舆论，取得赫修集团的支持，以达到篡党篡国，夺毛主席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1968年8月25日，彭德怀和其他“案犯”由罗道庄被转移至什坊院继续监禁。
　　从被揪以来，彭德怀忍受着红卫兵的批斗，哨兵的监视，专案组的审讯，期待着一个伟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他期待“九大”使党的一切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他相信毛泽东驾驭历史的能力。冲动的热浪过后，定会有冷静的总结与处理。
　　1969年4月1日，彭德怀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当他在囚室里听到院外群众游行，高呼庆祝“九大”开幕的口号时，激动得不禁痛哭，这是被监禁以来，他第一次滴下英雄之泪。
　　“九大”开了24天，他深深失望。
　　他对自己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但他不能不担忧党和国家的命运。林彪的政治报告不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认为，“这是比任何时候都担心的问题”。他对“文革”中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经济建设也有意见。这些都作为异说被哨兵记录在案。哨兵的登记上还记着，彭德怀在看到这次大会的公报后，常常彻夜不能入睡，有时叹气、流泪、摇头，有时“呆坐发愣”，“突自笑起来”。在看“九大”公布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名单时，他发现“八大”的中央委员到“九大”不足一半，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留下的也不足一半，他“扳着手指头数”，“流泪4次”。
　　“九大”以后，彭德怀明显地衰老了，经常失眠。9月11日至14日连续4夜，他几乎彻夜没有入睡。他常常自言自语，有时静坐出神，有时唱歌发笑，有时发脾气、闷声出气。
　　1970年7月2日，江青催促专案组对“主要案犯”定案。7月21日，彭德怀专案组上报《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并据此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除了开杀戒，一代元戎竟被几个由江青封为“无名英雄”的无名走卒判了最高徒刑。
　　与此同时，已被迫害辞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由专案组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指示于7月28日传达到各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还不甘心，又向上请示了两个问题：“①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不提处理意见？②如果不提，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意见，还提不提？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长期关押。”
　　8月14日，黄永胜答复：“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亦可以提。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根据对王光美的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央讨论审定。“
　　于是，9月17日专案组再次上报了对彭德怀“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
　　11月2日，彭德怀专案组第三次上报：“可以结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又加了一句：“未处理前，继续关押。”黄永胜批示“同意”，然后上报中央。
　　7月2日，江青在催促定案的同时，还指示专案组：“我现在还有点时间，希望七、八、九3个月把主要案犯的材料弄出来，向中央报材料。”“每个案犯都要摘一个传记，要详细的。”
　　根据江青的指示，彭德怀专案组一面起草对彭德怀的审查报告，一面出提纲要彭德怀写自传。彭德怀答复专案组说：“在三年多受审过程中，已经写了两次简历材料，这是第三次了，我诚不愿意再写了，因为它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专案组的人说：“不写不行，从八岁写。”“不准放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党的政策吹嘘自己。”
　　彭德怀从极度精神折磨造成的失态中挣扎出来，再从头“交代”——写第三次简历材料。
　　他把这种“交代”变成他为革命、为真理的最后一次搏斗。继1962年写《八万言书》之后，他再一次仔细回顾生平，将一世风云、毕生追求尽情倾注于笔下。从童年的苦难到青年的探索，从平江起义的怒潮到开创红军根据地的鏖战，从万里长征的奇迹到敌后抗日的烽火；从大西北的解放到抗美援朝的胜利；从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到庐山上的罢官，70年岁月像一幕接一幕的历史长剧在他心中重演。他一天天伏案写、伏案抄，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身系囹圄，而生活在回忆之中。他有时在12平方米的囚室内挥拳飞脚，转身跳跃，仿佛回到了昔日驰骋的战场。有时他沉思叹息，潸然泪下，也许他是在缅怀那些在他的简历中深情记述的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有时他兴高采烈，哼起湖南小调，那是他在过去的战争中，战胜强敌之后，常常情不自禁要哼起的。他时而点头自语，时而又横眉冷对。那些日夜监视他的人，对他那悲壮跌宕的思想旋律进行揣测。有的在记录中说，他“好像在搞回忆似的”；有的记录说，“案犯情绪反常”；有的又记载说，这是“狡猾顽固，不老实”。
　　彭德怀的第三次简历为人们留下了一份10万言关于他波澜壮阔一生的记录。彭德怀在这一份以及过去所写的几份“交代”材料中，对他一生所作的生动、忠实的叙述和对有关重大历史是非的坦率陈词，以及对那些强加于他的种种歪曲真相的“批判”的愤怒驳斥，被当作他拒不认罪的证据，收藏在“彭德怀专案”的档案里。9年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人们发现了这些材料，才惊叹于它的珍贵价值。人们从这些材料中看到，纵然身为囚徒，彭大将军仍然是彭大将军——横刀立马，正气凛然。“交代”材料最后的一声呐喊——“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将响彻千古。
　　什坊院的“案犯”各自进行具有个性特点的反抗。彭德怀写得最多。写出历史真实是他对专案组颠倒黑白的最大抗争。彭德怀的老战友黄克诚则拒绝写交代，拒绝回答专案人员的审问。专案人员为黄克诚专门准备过一次“打态度”的会，审讯室里挂着大黄纸写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主审人对挺着瘦瘦的身子、坐在被审位置上的黄克诚喝道：“念墙上的毛主席语录！”黄克诚拖着长声回答：“我——知——道！”“知道也要念！”“看不见！”“你戴眼镜干什么？”几个审讯人一齐站了起来。黄克诚仍不理睬；主审人上前一把将黄克诚的眼镜抓下来摔在地上，一条眼镜腿摔断了。主审人骂黄克诚：“你是反革命分子，不老实决没有好下场！”
　　黄克诚怒气填胸，喊起来：“谁说我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囚室严密隔离，“案犯”放风去厕所都要分开，以免互相见面。一天，彭德怀从附近囚室传来的一阵抗议声和剧烈咳嗽声辨出了是黄克诚。他千方百计利用一次去厕所的机会和黄克诚挨身而过，向黄克诚低声问好。
　　他们又走到一个“战场”上来了。
　　由于“案犯”的“不老实”，监视早已变成虐待。上厕所、喝水、站起、坐下，都要“报告”，哨兵（实际是看守）又故意拖延不理。彭德怀小便急，去厕所常常被看守用“等一等”三个字拖延。这使彭德怀不堪忍受，有时气得拍桌捶墙。哨兵记录说他“大发雷霆，发出虎叫狼嚎般的声音”。继而，监护点又规定案犯睡觉时必须面对室外的灯光，不许翻身向里。彭德怀痛恨抗议，倦极翻身，哨兵就连连擂门叫喊，根本不许他睡觉。1971年8月某日，《哨兵日记》写道：“犯想睡觉，可哨兵就不让睡着。只要犯一闭眼，哨兵就拍打柱子，犯只得睁开眼看着外边。”
　　1971年9月13日零点30分，彭德怀忍受着失眠的痛苦，猛叹一声，翻身朝里。哨兵在外敲门，不准彭德怀脸朝里睡觉，彭德怀回了一句：“我不得死！”伸伸腰，索性挠腿睁眼，盯着电灯出神，蓦然又唱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低沉嘶哑的声音，在夜空中震荡。
　　正是在此刻，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事情：副统帅林彪在山海关爬上一架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钻进漆黑的夜空，外逃叛国。
　　林彪叛逃丧命了，林彪的同谋心腹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经黄永胜同意的将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的罪恶方案终于未能执行。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极力纠正“文革”中打击残害老干部的做法，力所能及地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对不能解放的，则设法改善他们的处境。
　　11月初，周恩来开始在国务院提出要检查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领导人奉命到什坊院监护点检查后向周恩来做了书面报告。
　　周恩来认为卫戍区各关押点的条件差，且分散。经过挑选，决定全部监护对象集中到德外监狱和政法干校两处。
　　原政法干校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运河畔。校内东北角有一座拐形二层小红楼，外有院墙，房屋宽敞明亮，被选为什坊院“案犯”的新监护地。
　　1972年1月5日夜，彭德怀、黄克诚等24名“案犯”被秘密押转到这儿。彭德怀被监禁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按房间顺序编号为“5”。他就被呼为“5号”。其实，他一直是这个监护点的头号“案犯”。
　　到政法干校后第四天，彭德怀又被“传讯”，专案组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长期与世隔离的彭德怀难以置信，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么会谋杀毛主席？怎么成了可耻的叛徒，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党和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很长时间心神不定，烦躁不安。
　　到政法干校后，伙食明显改善了，哨兵的态度也和蔼多了。他本来就爱战士，现在可以和哨兵——年轻的战士谈谈话了。但是，他不明白哨兵的态度为什么有了变化，因为对他的审讯仍然继续着过去的一套。在一次提审中，专案组甚至提出，1950年11月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不是美国飞机炸死的，而是彭德怀有意害死的。这次诬陷给彭德怀精神造成很大的刺激，使他既气愤又伤心，连续失眠，甚至发生了幻视幻听。
　　11月17日，专案组又为毛岸英的问题提审彭德怀。据哨兵记载：彭德怀回来时神智模糊，走错了地方。哨兵叫住他，领他回到屋里。他倒床时昏迷，“扑通一下，头朝下磕在床板上”。哨兵扶起他，他两眼含泪说：“我认不清你是谁了。”
　　11月21日下午，带班员又来通知彭德怀，专案组找他谈话。彭德怀问道：“是审查委员会的吧？来审个啥，再审也是顽固，越审越顽固！”一进审讯室，没几句话就顶起来。彭德怀气得敲桌打椅，咆哮声震撼了整个楼房：
　　“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
　　“我又没跑，我又没有自杀，是什么反革命？！”
　　审不下去了，只得放他回去。哨兵记载：“他气哼哼，上不来气”，毕竟是70开外的人了。
　　走到四号房门前，他故意停了一下。他已从隔墙的咳嗽声辨出来那是黄克诚。他们竟住到紧邻来了。咫尺如山，无法见面，他就常常故意弄出些声响来传递友情。哨兵回忆说：一天，彭德怀问他：“我的战友情况怎样？你给我问好。”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我都听得出来。”黄克诚也早从隔墙的各种声音中知道，那就是他——彭老总。
　　彭德怀进到屋内，还在大声抗议：“骗子！骗子！……”把满腔悲愤之气传向隔室的“案犯”。
　　1971年12月30日夜晚，彭德怀看着表，送走旧岁，迎来新年。当时针指向12时正时，他自言自语：“又一年！”
　　从1967年6月21日到1971年末，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对彭德怀的残酷审讯达200多次，直至他的健康完全崩溃。
　　1972年新年过后，彭德怀突然沉默了，不说不笑，也不骂人。他脸色青黄，每日大便四、五次，便前总重复着一句话：“肚子不好，要快！”
　　从转移到政法干校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于1972年3月16日，从各大医院抽调医生为“案犯”做全面身体检查。彭德怀拒绝检查，说：“我不检查，我现在也不工作，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看什么病！”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
　　第二天，医生来到5号屋，只说服他抽了血，验血结果正常。实际，致命的癌细胞已在噬蚀着他的生命。
　　不久，他的右手指剧痛，长了一个小疙瘩；他经常便稀；失眠加重，每日凌晨一两点就醒来，睁眼到天明。
　　之后，他常常便血，昏倒两次。
　　1973年4月10日16时，彭德怀一次便血800—1000毫升，经驻点医生检查，发现有一外痔，做了止血处理。专案组想到周恩来关于案犯有病可住院治疗的指示，报了彭德怀病情，建议送医院检查。
　　当晚，彭德怀又便血。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医院拒收。联系卫戍区一师医院，又拒收。直至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彭德怀才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第九诊室就诊。经内外科会诊为直肠癌，已属晚期。
　　苦难拼搏的历程即将结束，伟大的囚徒即将落下生命的帷幕。
　　在这样一个时刻，谁敢来关心他的命运，给他以最后的安慰呢？
　　6年前，1967年6月，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曾被允许给彭德怀送衣物食品，但不久，就开始全国大批彭德怀。彭梅魁和他的弟妹们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几乎人人受审查、挨批斗”，“我们继续给您送东西，一次一次又一次……三年五年又过去了，我们仍得不到您的消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想到了周总理”。
　　1972年底，彭梅魁鼓起勇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打听伯伯的下落。
　　信落到专案组手里，专案组上报说：彭德怀“经党的多年教育至今仍不认罪……暂不准探亲”。只允许寄送食物及日用物品，仍由卫戍区转交。以后彭梅魁就继续给伯伯送东西。
　　1973年4月17日，彭德怀经确诊患晚期直肠癌。当晚，专案组在关于彭德怀的病情向中央的报告中才提出：“鉴于彭德怀病情严重，准其侄女彭梅魁等家属探视。”报告附301医院对彭德怀病情的诊断书说：
　　“便血原因可以相当肯定为此癌瘤破溃所致，癌瘤位于直肠左后壁，离肛门缘约6—7厘米。癌约5厘米，中心部有一溃疡，癌瘤较大，已属晚期。”
　　4月18日上午，监护点要彭德怀去301医院住院，彭德怀说：“我只需要把政治问题搞清楚，给我治政治病，不要住院。请示审委不要住院了。”下午，彭德怀3次便血，病势严重，监护点不得不紧急送彭德怀去医院。
　　是夜，残月昏黄。彭德怀脸色苍白，向日夜监视他的战士说“再见”。至此，他结束了长达6年零3个月加23天的囚居生活，走出了铁网高墙，走向生命的最后途程。
　　翌日，彭德怀躺在301医院十四病室的第五病床上。这是一间单人病房，雪白的墙壁，雪白的床铺，只是窗户从底到顶用报纸糊着，昏暗、郁闷。病房门里门外都站着哨兵。按周恩来的指示，彭德怀应“保外就医”，但并未被遵循。
　　21日早晨，护士来扫除，打开一扇窗户，病房顿时明亮起来。彭德怀对医生说：“帮我把窗户上的纸去掉。”医生说：你给警卫战士说。彭德怀勃然大怒，拍桌说：“我不是‘145’（为在医院保密，对彭德怀不用名，而用十四病室5床的编号，一如对犯人一般），是庐山那个彭德怀！住院了，你们还不放心！？我不住这个月婆房（指像产妇房不透风不透光）！我回去住监狱！”哨兵说，以后有什么事给专案组说。彭德怀气得把桌子拍得更响。他发现，他仍然是囚徒，住进了新的囚室。
　　22日晚，医院通知他，按病情需要做手术。彭德怀提出要上面派人来与他谈话，与侄女彭梅魁见面。
　　第二天下午，专案组两人领彭梅魁到病房。彭梅魁见到病床上分离7年、过了6年囚犯生活、终于被摧残病倒的伯伯，一阵心酸，张着嘴，怎么也喊不出来。彭德怀伸出颤抖的手，紧紧握住彭梅魁。因专案组的人在旁，彭梅魁不能多问多说。一会儿，在专案人员的催促下，彭梅魁向伯伯挥泪告别。彭德怀说：“走吧，以后不要来看我，免得妨碍工作。”彭梅魁来探病如探监，彭德怀怕连累侄女。
　　周恩来得知彭德怀患直肠癌已到晚期，十分着急，指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自强带着他的批示到301医院了解彭德怀的病情，查问：为什么便血一年多没有发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中看过多少次病？哪个医生看的？并问：彭德怀同意手术吗？
　　24日，医院开术前会，决定26日手术。晚上，彭德怀拒绝做手术。25日，专案组的人匆匆去找彭梅魁，让她去动员彭德怀做手术。彭梅魁一听伯伯病势沉重，五内俱焚。进了病房，只见伯伯坐在病床上，紧闭双唇，凝视着墙壁。彭梅魁悲唤一声：“伯伯！”彭德怀先是不作声，慢慢扫视一下，才说：“我不做手术。”彭梅魁刚要劝说，彭德怀转头对专案组的人大声说：“手术前我要求去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明天手术，我今天去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讲清楚……”越说越激动，从床上下来穿鞋就要向门口走去。医生劝道：“不要生气，咱们慢慢再商量一下吧！”彭德怀把手一摆：“我就走，现在就走。”“问题搞清楚了再手术！”“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
　　彭德怀提出要见医院领导，301医院副院长和副政委一起来了。彭德怀郑重提出：“一、推迟手术，我有一个材料要写，关于三线建设与战略防御方针问题。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