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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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幼裱浴３及缸裆鲜拢�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湓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滀。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亲劝功，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俾之。其旧陂堨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豫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无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写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显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
　　朝廷从之。
　　及平吴之后，有司又奏：“诏书‘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宅。今未暇作诸国邸，当使城中有往来处，近郊有刍藁之田’。今可限之，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城内无宅城外有者，皆听留之。”
　　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廕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廕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太兴元年，诏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У兀�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昔汉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勿令后晚。”其后频年麦虽有旱蝗，而为益犹多。二年，三吴大饥，死者以百数，吴郡太守邓攸辄开仓廪赈之。元帝时使黄门侍郎虞��斐、桓彝开仓廪振给，并省众役。百官各上封事，后军将军应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而军兴以来，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不思开立美利，而望国足人给，岂不难哉！古人言曰，饥寒并至，虽尧舜不能使野无寇盗；贫富并兼，虽皋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国有家者，何尝不务农重谷。近魏武皇帝用枣祗、韩浩之议，广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下不甚劳，而大功克举也。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皆已还反。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盈庾亿，可计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萧何镇关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钟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荡，区内辑宁。今中州萧条，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籓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赵充国农于金城，以平西零；诸葛亮耕于渭滨，规抗上国。今诸军自不对敌，皆宜齐课。
　　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六年，以海贼寇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余丁，各运米六斛。是后频年水灾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税米，空悬五十余万斛，尚书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频有大军，粮运不继，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升平初，荀羡为北府都督，镇下邳，起田于东阳之石鳖，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至于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
　　汉钱旧用五铢，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孙述僭号于蜀，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帝。五铢汉货，言汉当复并天下也。至光武中兴，除莽货泉。建武十六年，马援又上书曰：“富国之本，在于食货，宜如旧铸五铢钱。”帝从之。于是复铸五铢钱，天下以为便。及章帝时，谷帛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言：“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又，盐者食之急也，县官可自卖盐，武帝时施行之，名曰均输。”于是事下尚书通议。尚书硃晖议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者不与百姓争利。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以布帛为租，则吏多奸。官自卖盐，与下争利，非明王所宜行。”帝本以林言为是，得晖议，因发怒，遂用林言，少时复止。
　　桓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孝廉刘陶上议曰：
　　臣伏读铸钱之诏，平轻重　之义，访覃幽微，不遗穷贱，是以藿食之人，　谬延逮及。
　　盖以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人饥。是以先王观象育物，敬授民时，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宝，百姓之至贵也。窃以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岂谓钱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百姓可百年无货，不可以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
　　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
　　夫欲民财殷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圣德，愍海内之忧戚，伤天下之艰难，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列火之上。木水，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也。
　　帝竟不铸钱。
　　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
　　《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各隶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秏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自于曩。故钟繇曰，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廪充溢，或粮靡并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富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以此断之，又立弊也。
　　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必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既久，不以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于已诫也。
　　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晋文后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实事，钱又不妨人也。
　　顷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人时，各从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同以南亩竞力，野无遗壤矣。于此以往，将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
　　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
　　志第十七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阴阳，发号施令，动关幽显，休咎之征，随感而作，故《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昔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宝其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师之位，典斯大范。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虚己而问焉。箕子对以禹所得《雒书》，授之以垂训。然则《河图》、《雒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更为表里。殷道绝，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阴阳，郊洪范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文帝时，虙生创纪《大传》，其言五行庶征备矣。后景武之际，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之宗。宣元之间，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异。班固据《大传》，采仲舒、刘向、刘歆著《五行志》，而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博通祥变，以传《春秋》。
　　综而为言，凡有三术。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辅克忠，万物咸遂其性，则和气应，休征效，国以安。二曰，君违其道，小人在位，众庶失常，则乖气应，咎征效，国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见灾异，退而自省，责躬修德，共御补过，则消祸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辄举斯例，错综时变，婉而成章，有足观者。及司马彪纂光武之后以究汉事，灾眚之说不越前规。今采黄初以降言祥异者，著于此篇。
　　《经》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
　　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人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湎，不顾法度；妄兴徭役，以夺农时；作为奸诈，以伤人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及木为变怪，是为不曲直。
　　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案刘歆说，上阳施不下通，下阴施不上达，故雨，而木为之冰，氛气寒，木不曲直也。刘向曰，冰者阴之盛，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杀太守徐质，据郡反。太守，古之诸侯，贵臣有害之应也。一说以木冰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岁，既讨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将以舟师征吴，戍卒十余万，连旌数百里，临江观兵，又属常雨也。
　　元帝太兴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后二年，周顗等遇害，是阳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军败，十年废黜。又曰，荀羡、殷浩北伐，桓温入关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为北籓，八月庾楷为西籓，九月王国宝为中书令，寻加领军将军，十七年殷仲堪为荆州，虽邪正异规，而终同夷灭，是其应也。
　　吴孙亮建兴二年，诸葛恪征淮南，后所坐听事栋中折。恪妄兴征役，夺农时，作邪谋，伤国财力，故木失其性致毁折也。及旋师而诛灭，于《周易》又为“栋挠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庙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庙殿又陷，改作庙，筑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陈勰为匠，作者六万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离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乱。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颖使陆机率众向京都，击长沙王乂，及军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战败，机被诛，颖遂奔溃，卒赐死。此奸谋之罚，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兴四年，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华如莲华，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宝以为狂华生枯木，又在铃阁之间，言威仪之富，荣华之盛，皆如狂华之发，不可久也。其后王敦终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说亦华孽也，于《周易》为“枯杨生华”。
　　桓玄始篡，龙旂竿折。时玄田猎无度，饮食奢恣，土木妨农，又多奸谋，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挂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败。
　　《传》：“弃法津，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向明而治。《书》云：“知人则哲，能官人。”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远四佞而放诸野。孔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矣。”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嫡庶，如此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滥炎妄起，焚宗庙，烧宫馆，虽兴师众，不能救也，是为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为平原王，纳河南虞氏为妃。及即位，不以为后，更立典虞车工卒毛嘉女为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为妻之罚也。
　　青龙元年六月，洛阳宫鞠室灾。二年四月，崇华殿灾，延于南阁，缮复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灾。帝问高堂隆：“此何咎也？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案《旧占》曰：‘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今宜罢散作役，务从节约，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营造，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帝不从。遂复崇华殿，改曰九龙。以郡国前后言龙见者九，故以为名。多弃法度，疲众逞欲，以妾为妻之应也。
　　吴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门灾，改作，端门又灾。内殿门者，号令所出；殿者，听政之所。是时诸葛恪执政，而矜慢放肆，孙峻总禁旅，而险害终著。武昌，孙氏尊号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贵要之首者，恪果丧众殄人，峻授政于綝，綝废亮也。或曰，孙权毁撤武昌以增太初宫，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门殿，事非时宜，故见灾也。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孙綝始执政，矫以亮诏杀吕据、滕胤。明年，又辄杀硃异。弃法律逐功臣之罚也。
　　孙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门北楼灾。六年十月，石头小城火，烧西南百八十丈。是时嬖人张布专擅国势，多行无礼，而韦昭、盛冲终斥不用，兼遣察战等为内史，惊扰州郡，致使交��止反乱，是其咎也。
　　孙皓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烧万余家，死者七百人。案《春秋》齐大灾，刘向以为桓公好内，听女口，妻妾数更之罚也。时皓制令诡暴，荡弃法度，劳臣名士，诛斥甚众，后宫万余，女谒数行，其中隆宠佩皇后玺绶者又多矣，故有大火。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灾西阁楚王所止坊及临商观窗。十年四月癸丑，崇贤殿灾。十一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庑、景坊东屋、晖章殿南阁火。时有上书曰：“汉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杨氏三公，并在大位，故天变屡见，窃为陛下忧之。”由是杨珧求退。是时帝纳冯紞之间，废张华之功，听杨骏之谗，离卫瓘之宠，此逐功臣之罚也。明年，宫车宴驾。其后楚王承窃发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灾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火。张华疑有乱，先命固守，然后救火。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屐，汉高祖断白蛇剑及二百八万器械，一时荡尽。是后愍怀太子见杀之罚也。天戒若曰，夫设险击柝，所以固其国，储积戒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将倾，社稷将泯，禁兵无所复施，皇旅又将谁卫。帝后不悟，终丧四海，是其应也。张华、阎纂皆曰，武库火而氐羌反，太子见废，则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时贾后凶恣，贾谧擅朝，恶积罪稔，宜见诛绝。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虽亲贵莫比，犹宜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张华又不纳裴頠、刘卞之谋，故后遂与谧杀太子也。干宝以为“高原陵火，太子废之应。汉武帝世，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与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纳皇后羊氏，后将入宫，衣中忽有火，众咸怪之。永兴元年，成都王遂废后，处之金墉城。是后还立，立而复废者四。又诏赐死，荀籓表全之。虽来还在位，然忧逼折辱，终古未闻。此孽火之应也。
　　永兴二年七月甲午，尚书诸曹火起，延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