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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自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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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种原论”出现在极严重的一八五九年。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它的第一卷是在一八六七年出版，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用机械的科学定律来解释一切，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泰恩及雷南二者都有文学艺术家的天赋，也都想象自己为自然科学家，于是雷南也像达尔文写种原学及像泰恩写“当代法国的渊源”一样，在一八六三年写他的“基督教起源史”，从耶稣的生平开始，像医生一样的解剖它。雷南不是一个神学家，不是一个神学蛛网的编织者，他是一个东方通及考古学者，而他的耶稣生平是在腓尼基及耶路撒冷当地发掘古迹的具体表现。“划时代的发明”是在一八六○年所作。巴斯德，斐尔科，及本生在反射镜及细菌世界开辟了一条新前线。马克思出版他的资本论的第一卷那一年是一八六七，佐拉创立自然主义小说的验尸派也是在这一年。马克思像他那时代的女狗神自然生下来的孩子一样来为。（译注：意即他是这个思想错误时代的自然产物。）这是为什么他宣称已首次找到了一个科学的乌托邦，在其中笛卡儿派及黑格尔派的逻辑和科学的自然主义，并合而产生“不可免的”人类发展的唯物主义定律。“唯物主义者的方言”那句话是一大讽刺。但马克思想它成为对半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大讽刺。这样唤起了这个狭隘宗派学校孩子（马克思）“绝无错误”的抱负，既没有达尔文的谦虚与谨慎。又没有泰恩及雷南艺术家的天赋及了解。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在当时是像厄塞尼女皇的妆扮一样的毫无错误。这当然不可能是暗示厄塞尼女皇的高腰线。不是对女性美永久及没有错误的处理。马克思在同样情形之下成为没有错误。而达尔文的谨慎则使他免于许多与事实相反的论断，马克思的缺乏谨慎（这是池的伪科学姿态），曾使他在他的每一条教条，都被一千种事实所反驳。理由是达尔文严格地站在他自然科学的立场，但马克思宣告这进化的严密经济定律，当用在人类的活动及社会生活中时，有自然科学的“不可免性”和“客观性”。史大林自己大抵是对于马克思所确定的在历史上，环境是一切。而人是等于无物的最好反驳。泰恩最少有法国精神的大颖悟，他为个人及环境各留地步。这个卡鲁乔（Cologne）的狂热理论家（马克思）则没有。他是被时代的风尚领到这个问题的面前。阶级斗争必不能免。否则它便失去了它科学的性质。那是说机械化的性质。
【一、穷巷】
近代原子及电子的发明，不只改变人对宗教或生命的看法，而是推翻了一切。当我说新近发明的结果是硬心灵和物质移动得较为接近，而这种移动得较为接近，是由于“物质让步给心灵，而不是心灵让步给物质”，似乎是在宗教方面的一种情形。但它并非完全如此。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心灵等于能；当我们看到物质消灭在能中时，我们肤浅地以为它是对心灵的一种情况。我们真的只曾改变我们物质的概念；物质是百万伏特无法说明的能量驾驶着无限小的电子显显藏藏，这种发现改变了我们对物质的观念。但一个完全为能所组成的宇宙，确是一个机械化的宇宙，也就是物质的宇宙。因此我说心灵仍未比较清楚，只是物质已减少了不透明。也就是说，减少它的固定性。这样的一种物质的启示，不一定要推翻唯物主义。
但在一较广泛的意义中，物质和心灵仍移动得较为接近。关于心灵，我们没有发现什么事情。但对于物质习惯的看法已不能再维持。它不是固定的，它事实上是空的，而它并非常常可见。物质已经改变了它的色彩及外观。心灵又有什么遭遇呢？心灵减少了它的超自然性，进入物质本身的组织；或至少我们可以说可见与不可见已有融合为一之势势。在这种意义中，现在最少已容易有一个对宇宙、人生，及关于它的一切较有学识的看法。曾成为“超自然”的不是心灵。毋宁说它是物质的本身。如果一杯水包含有足够把一列火车由纽约开到华盛顿的核子能，便成为奇迹，而一切奇迹都是自然。我们现在已准备接受任何事情。我们已有一种奇迹的新意义。我在广岛事件前数年。读李科克一篇在大西洋月刊论及原子的论文时，曾试把这种思想表现在下面的诗句中。
〖现在可以讲述科学的神仙故事，
超过青年男儿时代的勇敢的梦，
当信仰是对真理创作性的猜测时，
大自然和古代的精灵笼罩着神秘的色彩，
或我们自己童年自由而勇敢的幻想。
当家庭的爱使整个宇宙转动，
当闪烁的小星在高空歌唱，
而甲虫的背比金还要漂亮；
直至青春期放射出冷淡的颜色，
像瞎眼的理性使魔术的戏法失色，
一切都死硬得实实在在，
一切神秘都过去了，再没有什么奇怪的事了。
但那个地是活的！
我们能再一度获得古人的快乐与惊异。
大自然是奇怪的，肉体中有魅力！
原子是囚禁仙人离子的一个囚牢——
我们的科学用来编织成一个轻灵的网
——宇宙——无实质的纤维；
当她用百万伏特锤炼那解释密码的钥匙
来击破那虚幻的堡垒，
撬松那无限小的螺钉，
这样，离子便被释放而重新服务人群。
这是圣者所见的异象，
物质披上了灵性的色彩。
而现在得到教训，我们重新站在一点尘埃之前
寅畏地蹒跚着。
这样的新信仰，天上的星辰倒下来的金流，
和一片稻草没有什么分别。〗
我喜欢它；我完全为的是想有一个较进步、较好、较清楚、较明快，或者较真实的宇宙观。我并不屏弃物质，如果物质成为能力，我也喜欢能力。简言之，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想了解那个我生活在其中的宇宙。开放的宇宙观加深了它的神秘。达尔文只是加深了创造的神秘。一种对宇宙的机械的解释，由宇宙光从四面八方射出开始，而最后发展成为人类的意识，也加深了神秘性。
但对顽强而有恋栈之势的唯物主义有一个难题。如果在我有生之年，有任何科学家能帮助解决这个难题，我将十分感谢。我喜欢能理解的事。我不是一个科学家，但像任何曾受教育的近代人一样，渴望知道，渴望找出某些满意的解释，而不愿被带到一道“关起来的门”。我想了解这个宇宙，它如何运行，及生命是如何发生的。
我猜想那个唯物主义者的难题是属于顽固而无法解决的一种。在上文那个和上帝对话图中，我指出一切物理化学的解释只能显示“怎样”，而不能显示“为什么”。例如，想及一片草的神秘，我已经知道它有用叶绿素做工具来利用日光同化食物的化学特性。可能我们还未知道化学反应的精确细节，但我们知道它已经发生。它帮助我们对植物生活的知识。至于“为什么”那片草能有“超自然”能力来执行这种化学反应，我们一无所知，且将永不能发现。于是我们事实上已发现叶绿素，但我们并不比已经知道一株植物需要阳光来帮助它生长的非洲野蛮人知道得多。而那个难题仍常继续困扰我们。
达尔文主义把这个难题放进一种清明的光线中。我拥护达尔文及达尔文主义，正像现代一般人一样。我想教皇也相信生物进化。继续创造的程序当然是比在七日中创造世界的比喻说法更使人感动。大体上看来，适者生存的概念无法否认，但物种（常态的）由来，则比较是一种信仰的问题，一种直觉的猜测，易于招致质问，可能或也不可能是对。我不知道，没有科学家可以确知。在这个“信仰”中有几点概念的困难。在赫克尔的手上，这个信仰无疑地已成为一种美好的、差不多是诗的结构——生物的奇迹。但以一种学理而论，进化仍只像一个幸运之轮，被给以无限的时间盲目的碰机会来搅出对的号码，简直是充满了漏洞。我喜欢看到一种可理解的学说。有一个有资格的人告诉我（他的资格并不差于长期流连在蒙地卡罗游乐场的人），在他一生之中，曾看见过一次连续搅出五次零的号码。我自己曾见过连续搅出三次零的号码。在轮盘赌中仍未有人看见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号码连续按次序出现。但在一百万年中，这样的情形也可能会发生。但把生命科学的理论建立在这种盲目碰机会的基础之上，听来却令我震惊。盲目碰机会的意义是靠“幸运”，而一个有庞大形体的宇宙靠“幸运”而建立，听来像盲信多过客观的科学。如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号码按序出现，外行人健全的反应，是怀疑赌场主人有意作弊。
进化的基本概念是站得住的，但关于进化过程及它们怎样发生的解释，却似乎很错误。它假定及推测太多的事情。一到九的继续出现是很简单的，它可以由机会发生。但长颈鹿颈的进化却包含着复杂得多的过程。我们所见的是每一个想解释自然变形的人都有形而上学的意味，那是说，我们一问到进化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除了瞎碰机会之外，便超出严格的“物理”范围。我们问到“为什么”那一瞬，我们便不得不假定许多事情。在“瞎碰机会”的理论中，确有许多矛盾。第一，当它假定一个有机体当它“适”于某种目的而存在，而这归根结柢是适于没有目的的目的。目的的存在或不存在纯粹是形而上的，而所谓进化便成为为一种没有目的的目的而改变，这甚至令人更难理解。其次，常态（物种）原来未为连接二者之间的形态所支持，甚至在百万年的化石中也找不到。在理论上，我喜欢这种大胆假定说它们是这样进化的，只是缺乏证据。于是人便被逼要说从一道没有梯级的楼梯下来，或从有梯级而没有连接东西支撑着它的楼梯下来。第三，叔本华在“自然的意志”中假定形态的进化常因为生存而适应生活环境，而推测有“适应的意志”，我同意这一说法。换句话说（而这也是形而上学），适应说假定有适应的意志，否则适应说将只是在一个盘子里，堆满了五百张锯形谜板，而希望在无限次中，就说一万次吧，这些谜板终于各就各位一样。这将是一种奇迹，而科学不能像奇迹。在理论上，我可以相信那两块首先相合的可能显示适应性；在假定上，这样的两块是坚固地联结在一起。我们可能相信，像马克思的资本家在消失中的理论一样，小块会逐渐减少而只剩下了那些大块，而少数的大块也会逐渐改变他自己来适应。这是一种或可能使我自己信服的美妙理论，但不能使别人信服。其四，无穷的变化是可厌的目的论。福禄特尔说鼻子是上帝造来戴眼镜，而腿是造来穿长袜的，它们是多么完全地互相适合，他以此来嘲弄目的论。但无论如何，人们不能否认一种便利，例如人类的鼻尖向下的事实，总有点“留存”的价值。正当的看法是有无限的机会使鼻子生向一切方向，向上，同左或右，机会都和向下一样多，而终于有最后一种“保存”，只因为它较能“适应”生活的环境。一个向上的鼻子在下雨时显然是非常不方便。如我所说，变化是可厌的目的论。一个鼻尖向下的鼻子，不过是万种其它在人体里发生的物理化学事实中的一个较小的事实，甚至在身体能适当地作有效的活动之前。
或者我能以列举达到最适（the fittest）的诸多困难总括而言之。我不知道响尾蛇毒液的化学成分。我姑且说，一个化学家会称用人工来复制这种毒液为一种高度复杂的过程来碰一碰运气。帮助蛇生存的是这种毒液，虽然我希望它不必有这样危险性。在瞎碰机会的理论上，蛇制成这种毒液，没有经过思想，而靠赖在千万分之一的机会中瞎碰机会。那为必要与有效注射毒液的鎗样舌头，及毒液囊纯粹偶然的碰着，也只有万万分之一的机会。但凭偶然的侥幸，继承这种能耐以使第二代的身上准确地形成这化合的混合物，将可能是十万万分之一的机会。一种这样简单的东西，有所有圣者及天上天使的帮助，发生的机会，以一次碰机会再加上跟着要碰的机会来并算，将是一之后跟着廿三个零分之一，或1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数学上的或然率是相当危险的。而这种机会必须发生在我们能有一条毒的响尾蛇之前。生存是容易的，但得到这种机会都是难之又难。而这对于任何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自然特性，例如臭鼬的放射物或墨鱼的黑墨汁，都是如此。因此叔本华说得很对：“野牛并不是因为有角才触，而是因为它想要触才有角。”真的是科学吗？它是完全形而上的。进化是好知识，而它甚至可能是显然的，但它并非如人所想象的这般简单。有许多人被迫以假定生机说的某种形式来说明如何达到最适，如化学家大仲马（巴斯德的老师，当他想找出生命的原始时对巴斯德说：“我不劝任何人在这个题目上花太多的时间。”）所谓的“超机械的势力”，许多人（包括萧伯纳在内）所谓的“生命力”，及赫克尔在“结晶体”中所说的“灵魂”。
生机说不答复我的问题。我们把事情过分简单化，创造一个字来回答一个问题，而没有花每一种情形之下考验过它，来证明它确是令人满意。有一种小鸟，中国人称为画眉鸟。这种小鸟，在北美洲是黑及白旋木鸟的变种，眼上有一条白色的条纹，牠是由此得牠的中国名称的。那画眉鸟可使任何哲学家停下来想。因为这道眉的进化所牵涉入的事情，是极端难于作机械或化学解释的。花的美，可被解释为由于对称，但它不是如此。这条白线条似乎像画上去的线，但事实上是由于几条分离的羽毛各自在某一点某一长度变了颜色，因此当它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构成了一条白色的直线。任何一根分离的羽毛，分开来看，显示一条黑线中间被一段有一定长度的白色所间断，被放在不同的方位，所以当鸟的羽毛生长的时候，它是黑的，然后在中间的某一段却转为白色，经过了那一段之后，又转变为黑色，连在它经过的地方的一切小羽枝，都是如此。几根这样的羽毛看来如下面的图样：
它不是一个化学问题；它是当羽毛为同样的成分所培养时，由黑转白而又由自转黑的问题。在任何一根单独的羽毛在那准确之点转白的决定，是非常难以用机械的或任何其它方法来解释。
酵素的介绍，即使它是存在，只是把未定问题暂时作为论据而已。而在一切鸟类、鱼类及其它动物中，有线条、圆圈或某种图案，是一种很普通的现象（例如有条纹的鳄鱼，及孔雀的金圈等等）。
这是我的穷巷。我不知道它的答案。我只是把难题指出，不再想它。我不准备超过这一点而进入神秘主义的气氛。我简单地说，牵涉到进化规律的程序，由一个严肃的学者来观察，如果他不是肤浅地接受，常导向且终归于形而上学，即是在物理定律之外的假定。
【二、虚无】
让人文主义而没有唯物主义的鬼魂跟着它是好的。反之，我们如果已能达到对于所有自然现象，都是适当机械解释而没有遗漏，而我们知道我们站在什么地位，也是好的。但我们现在停留在悬疑及无知中。在普通人的眼中，我们关于物理的宇宙知道得很多；但科学家的见解是，我们最多只知道所应知东西的十分之一，及尚待研究东西的百分之一。
我不以为今天道德信念的消失是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倒不如说是因为社会科学在方法及展望上模仿自然科学的趋势。任何科学家都可以告诉你自然科学只问真假，不问善恶或是非。科学方法必然是一种与道德无关的，超乎善与恶，且只问事实而不问价值，不问商业的价值或道德的价值。科学并不关心一颗金刚石的商业价值，而只关心它的重量、它的硬度，及它对于光线的吸收或反射。当孔德宣告他从事建立社会学的伦理，他的意思并非开始那种毁坏价值的姿态——相反的，反面才是他的意思。但他已经把社会说成一个“有机体”，假定它像一株植物或一个动物。一经采取这个立场，人文科学的研究——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的趋势，不免成为“客观”及“超道德”的。经过长久时间，这种趋势必然以信念、道德，及宗教的消灭为止境。在石头的研究中没有任何道德，但在人的研究中则有，且应有道德。一个科学家可以隐在他客观性的堡垒的后面，而当他研究那些石头时，于世无害。但当一个研究人类社会及人类心理的学者躲在这种客观性的堡垒的后面，认为赞美和谴责不是他所关心的事，无论他愿意与否，他不免把路带到价值的虚无上去。且当这种思想的态度成为一般或甚至时髦时，社会必然逐渐更加倾向于失去一切信念。
现在所有心理学家及社会学家学院式的术语，都显示出一种类似科学的愿望，一种想了解而不是想评判道德意义的愿望。我可能是守旧，但我想，在你听见一个教育心理学家敢于说一个孩子的行为是“对”或“错”，是“自私”或“不自私”之前，将是一段长时间。说某种行为的型态是对或错会暗示缺乏客观性，一种谴责或赞美的趋势，而非科学的事情。自私两字暗示谴责，但“不善适应的个性”则不是。因此当一个人自私时，他不过是不适应而已。这样我们继续为行为造型，“恋母情结”，“情绪不稳”，“童年抑制”，“隔代遗传”，一直到“健忘症”，“人格分裂”，“临时疯狂”，最后一项可以宽恕杀人凶手。重点常是趋向把咎责归罪遗传及环境，而永不曾归于个人的意志及责任。如果报纸同意停止用“少年过失者”一字，而开始用“青年违法者”或“少年罪犯”来代替，我们可能减少一半少年罪案。显然，没有一个十余岁的少年会介意被称为“少年过失者”的，这个字是属于拉丁字源，可爱地毫无色彩而且很轻微，而他们之中每一个（我曾见过这些有六呎高的“少年过失者”站在曼哈坦岛的马路上），都憎恶被加上“少年罪犯”的招牌。心理学家的意思是想说他是环境不幸的牺牲，且是年少一时的过失，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想这些六呎高的家伙清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当他们杀人抢劫的时候，确实地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任何十二岁的亚洲儿童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却说一个十六岁或十七岁的美国儿童仍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因此对他的行动没有道德责任，显然是对美国人的讽刺，并暗示那些纵容的“社会科学家”尚未成熟。一个在社会上不善适应的个人，不只是一个不善适应社会的个人，用浅白的英文来说，他是一个坏蛋。人类的性情是这样的：如果你称坏蛋为坏蛋，坏蛋便消灭；但如果你称一个行为鬼祟、躲避责任的坏蛋为情绪不能平衡的人格，他便会有点喜欢它，且引以为荣而留一种派头的发型及穿一种派头的衣服来宣传它。
我是守旧的，我不能欣赏艺术的颓废或道德犬儒主义的美的魔力。我甚至喜欢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小巴掌，它不会使身体受伤，而在孩子们的心中深刻地铭记下一种错误及羞耻之感。公平地说，我以为英国以一个社会而论，在那里不可见的标准仍然有效，在那里某些被视为错误的事情，因为它“就是不能做”，因为它“不公正”。我以为在英国社会中，某些理想及价值仍然存在，不是在纸上，而是在人的实际行为中。没有一个人类的社会是完美的，但在英国，“君子”一词不是不只存在纸上而具体表现在一种真实的、一种生活的理想之上吗？我们对于人还有什么更大的期望呢？不是在此世的某些地方——或者在英国——人类的教养已经达到真正文化的阶段，有一种始终一贯且可持久的明确的理想，而使那些幼小者可以瞻望着它来成长吗？这不是真正教养的精华吗？教养的精华不是在优良的形式中见到美吗？而那些理想不存在的地方，受苦的不是整个社会吗？
道德热情的逐渐消失，以像是一种对甜美及光明矫揉造作的畏惧开始，可能或不可能归因于两次大战。它们可能助成。因此，凡尔赛之后造成失望，波茨坦之后造成“被打垮”的一代。那“被打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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