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自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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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了聘约，我们前去教书。北京大学这批教授一到，厦大的国文系立刻朝气蓬勃。向第十一世纪兴建的那座古老的木造巨厦“东西塔”送上了一项研究计划。这却引起了科学系刘树杞博士的嫉妒。鲁迅那时单独住在一处，他的女友许小姐已经单独去了广州。我住在海边一栋单独的房子里，我觉得身为福建人，却没尽到地主之谊。由于刘树杞的势力和毒狠，鲁迅被迫搬了三次家。他那时正在写他的《小说旧闻钞》。他和他的同乡报馆的朋友孙伏园一起开伙。他们吃的是金华火腿，喝的是绍兴酒。他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是无法在厦门待下去。他决定辞职，到广州去。他要离去的消息传出后，国文系学生起了风潮，要驱逐刘树杞。我也离开了厦大，到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部下去做事，我对陈是一向佩服的。他曾和英国交涉，收回了汉口租界。做了六个月之后，我对那些革命家也感到腻烦。从民国十六年，我就开始专心写作了。
　　在别的文章里，我提过蔡元培，他是北京大学校长，把北京大学变成了全国的改造中心。我们大家都向他敬称“蔡先生”。在国民党元老当中，他是唯一真正了解西方的。他中了进士，又是翰林院的翰林，这是人所争羡的，他也是国民党党员，在成立兴中会时，他和中山先生很密切。在康有为、梁启超保皇党瓦解之时，到法国、德国去求学。他归国做北京大学校长之时，把学术自由奉为第一要事，在北京大学里，教授的新旧派是兼容并包。他聘请旧派名儒刘师培、黄侃、大名鼎鼎的辜鸿铭。辜鸿铭在人人都已剃去了辫子之后，他还依然留着，表示忠于清朝。著名的英国小说翻译家林纾，他仍然称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之言”。他曾写过洋洋万言的长文为文言辩护。另一方面，蔡元培也为胡适、陈独秀、沈兼士和《新青年》那一派敞开了大门。蔡元培平易近人，不斤斤于细节。蔡夫人曾经说：“米饭煮得好他也吃，煮焦了他也吃。”但是对重要的问题则严格认真，绝不妥协。我记得反对凡尔赛和约割让山东半岛给日本时，蔡元培站起来说话，他的声音很柔和，他说：“抗议有什么用？我是要辞职的。”第二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搭上蓝色的京沪快车离开了北京。
　　他吃饭时总是喝绍兴酒，就像法国人的边吃边喝一样。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时，他任命我为英文主编。我每天早晨和他同乘一辆汽车，因为我们俩住得距离不远。我恐怕当年是个爱说话的青年人，但是他总是很客气的说：“是是，你的说法不错。”
　　当时有一位杨杏佛，是蔡先生的助手，此人有非常之才，能一边与人闲谈一边写信，确实能如一般人所说的一目十行。他告诉我说，蔡先生对人的请示从不会置之不理。若是有人求他写一封介绍职业的信，他立刻就写。政府要人知道是他写的，反而置之不理。
　　蔡先生和宋庆龄、杨杏佛、艾格纳·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鲁迅、我，一同成立了一个自由保障大同盟，若有个人自由受到威胁，就予以保障。后来Noland的案子发生了。他是共产党员，被捕后监禁起来。我们这个委员会遂起而行动。宋庆龄和史沫特莱一同坐夜车由沪入京，向有关方面请求释放。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上海正在交恶。杨杏佛因为曾说要把绑架共产党女作家丁玲的那辆车的牌照号码宣布出来，因而遭人谋害。此事之后，蔡先生主持的自由保障大同盟便无疾而终了。
　　萧伯纳——民国二十年一个晴朗的冬天，英国大名鼎鼎的作家萧伯纳到了上海。他十分健康，精神奕奕，身后映衬着碧蓝的天空，他显得高硕而英挺。有人表示欢迎之意说：“大驾光临上海，太阳都出来欢迎您，萧先生果然有福气。”萧伯纳顺口答道：“不是我有福气在上海见到太阳，是太阳有福气在上海看见我萧伯纳。”
　　在上海宋庆龄的寓所，有一个小聚会。我那时认识史沫特莱已经很久。另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共产主义作家Frome夫人，是一个古怪而虔诚的理想主义者，Vincent　Sheen的Personal　Biography（Modern　Library版）一书中曾有记载。在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北伐之前，国共合作之时，虽然我始终不是国民党党员，她和我用英文展开一次笔战。后来，在汉口再度相遇。她和宋庆龄过从甚密，后来随宋与陈友仁到莫斯科。
　　我在这儿必须把宋庆龄和印度潘迪特夫人（Mrs。　Pandit）相会的情形说一下儿。共产党占领了中国大陆不久。潘迪特夫人应邀赴中国大陆访问。用的语言当然是英文，她和宋庆龄都预期在别后重逢时畅谈一番。印度的代表团在十点钟有个约会，潘迪特夫人安排在九点半和宋庆龄见面。宋还是穿着正常的农民装，但是她身边站了一个翻译官。两位夫人见面照例的问候完了，宋庆龄竟无话可说，因为她知道她说的话是要向上级报告的，其实她们俩关于印度洋问题已经通信谈论多年。后来，潘迪特夫人也觉得无话可说。潘迪特夫人一看钟，时间已经是九点四十五，于是转达她哥哥尼赫鲁的问候之后，很热情的告别，回到印度代表团那里去了。后来，我在Ada…habad和潘迪特夫人相见，相处三日，她把那次会见的情形亲口告诉我的。尼赫鲁的气派宏伟的府第曾为我而开，招待我的菜是特别的法国菜。那时我才幸得机会在潘迪特夫人陪同之下在夜晚出去瞻仰恒河，她那时还不是统治亿万印度人的领袖。潘迪特夫人有三个女儿，我们都认识，现在都已结婚。她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时，我们常相见。有一次，尼赫鲁来和我们一同进餐，他在一整天的工作之后，吃完饭，转眼就睡着了。
　　第十一章　论美国
　　我之成为一个超然独立的批评家，是从我给英文刊物《中国评论》的“小评论”专栏（Little　Critic）写稿开始，我既不是个国民党党员，那时我又不拥护蒋先生，有时写的批评文字苛酷无情。小心谨慎的批评家为讨人人高兴而所不敢言者，我却敢写。同时，我创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不避讳什么一样。所有我写的书都有这个特点，自有其魔力。这种风格能使读者跟自己接近。
　　如果时机需要，我有直言无隐的习惯。民国十九年，丹麦王储将到南京访问。有一带穷人住的破房子，这位贵宾必须从那儿经过。南京的刘市长慌忙之下，要把那些破烂房子拆除，否则围起来，却不在别处为那些穷苦农人提供栖身之处，这样，贵宾就好像神仙一样驾一阵清风一直到达南京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了。这件事，没有人在乎，也没有人注意。我在《中国评论》上呼吁大家要想到穷人在寒风苦雨中的苦难。这篇文字触怒了当时给予这本杂志津贴的机关，怪我居然敢揭露其不仁民爱物之德政。此本刊物的经理人（K。　P。　Chu）立刻坐夜车赶往道歉，答应此后绝对身为良民，以国家利益为前提。
　　这若比起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洋政府的屠杀学生，则又微不足道了。北洋的段祺瑞执政府，在准许游行示威的学生进入北京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的大门之后，由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下命令，执政府的卫士挥动七节钢鞭把学生打倒在地。
　　我当时在场。各学校伤亡的学生都用洋车运走，头和身上血迹斑斑，一连串的洋车在东直门大街排成了一大行，我以女子师范大学的教务长身份到现场时，我看见两口棺材，里头装的是我们学校的两个学生。北洋政府真的考虑周到，居然还没忘记给他们打死的学生预先准备棺材。这种残忍的行动，在美国任何城市，都足以引起暴动的。第二天，在九个大学学院校长的会议席上，五个校长赞成支持北洋政府当局，四个打算表示以温和的态度向政府抗议。
　　那九个大专院校，因为是向北洋政府领经费，所以不宜于提出抗议，有人这样推断，不知算不算理由。遇到这种情形，我在《语丝》上肆无忌惮的说了话。
　　《中国评论》这份英文杂志得到赛珍珠的注意。在她和理查德·华尔舍（Richard　J。　Walsh）环游世界时，她催我赶快把我的第一部书《吾国与吾民》写出来，这本书一出版，立刻成了美国的畅销书，也建立了我在美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这本书在美国的畅销书目上成了第一本，其地位可谓空前的显要。Clifton　Fadiman主编的《纽约人》（New　Yorker），因为对本书评论稍迟，赶紧向读者道歉。在后来的版本中，我把认真痛论中国问题取消，改为评论中日战争的爆发，这是极为读者所需要的。
　　……那时在反共战斗中，我是唯一为蒋中正先生效力的。当时我把喉咙都喊哑了。那是“戴维斯和塞维斯”（Davis　and　Sorvice）和史迪威时期。那时史迪威来到中国，犹如到印度去对一个印度酋长作战一样。史迪威这个人粗暴而傲慢。他要求在湖南控制人力而自己充任超级统帅时，实在超出了他的权限。蒋委员长要求美国政府撤换他。
　　因为有美国力量为后盾，史迪威就像个独裁暴君一样，他不是来帮助中国，他是来破坏中美的团结。他把枪炮和弹药全留给共产党用。倘若他很有效的克尽其职责，就像罗斯福总统派油轮到开罗去援助蒙哥马利一样，结果会大不相同吧？当然他有他的理由——根据他对民主的意见。不论怎么说，一国的使者企图干涉另一国的内政，我对这个深为气愤。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不赞成韩国的李承晚总统，于是根据美国所谓的“民主”，便将他推翻。美国中央情报局不赞成越南的吴廷炎，又根据所谓美国式的“民主”而把他推翻。美国中央情报局推翻了越南的吴廷炎政府，还企图枪杀吴廷炎和他的政党。结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史迪威之帮助中国共产党，根据他所称的美国式的“民主”，也正是他的职责。……无论如何，美国派到中国来的应当是个外交家，不要派个粗野的庄稼汉，要派一个中国人认为具有绅士风度的人来。
　　民国三十三年，我问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过去几年史迪威给了中国什么，他的回答是，只有够装备一个师的枪弹而已。在民国三十三年，我看见中国的驴由中国西北甘肃玉泉的油田，驮着宝贵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为中国哭起来。何应钦胸怀愤怒，我也颇有同感。
　　史迪威的外交政策，只是赞同把“戴维斯和塞维斯”的报告限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力称赞。参议员Judd告诉我，他曾经到过中国，他带回五份报告，都是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而没有对蒋先生有利的，他把这些文件给美国大使馆看。大使馆的人只对共产党的友人才伸出友善的手。在这种情形之下，蒋先生一年之内完成了滇缅公路，那是美国政府估计要三年才能完成的。布鲁克·阿金森（Brooks　Atkinson）同史迪威返回美国时，竟宣称蒋先生对抗日没有兴趣，只是对打共产党有兴趣。
　　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最严重的错误是，苏俄在原子弹轰炸广岛三天之后参战，中国共产党企图进入东北接受日本在东北留下的战利品。中央军把进入东北的门户张家口封闭了。当时，在中央政府军与共产党军队之间有一个暂停火的协定。马歇尔命令中央政府军自张家口撤退。此后，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的路因而畅通。这一步之差，对以后的影响实在太大。共军部队去时带的是大口径的短枪，后来却有了全新的大炮做攻击之用。马歇尔只是使共产党军队乘机集中起来。马歇尔将军被国共双方的战事弄得心烦意乱，铩羽而归，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崭新的第三势力领导中国。他真是和童稚一样天真，竟认为那是可能的事。他原先希望把国共双方的军队混而为一，却不知道中央政府已然把共军编入政府军有年共同抗战了，所以才有新编“第十八路军”的番号。
　　有一个对我中伤的谣言，在同情共产党的一派人之间流传。我写的书一直本本都成功而畅销，但是到民国三十三年我的《枕戈待旦》（The　Vigil　of　a　Nation）出版，情形有了改变。自由主义者对我突然冷落。传言何应钦付给了我两万美金。这谣言是我听见赛珍珠，J。　J。　Singh，史沫特莱三个人说的。在纽约市政厅的集会上，史沫特莱在大众之前提到这件事，我立刻质问她，要求她当众再公开说明。福尔曼（Foreman）到云南游历了三个月，于是自命是中国通。他问我：“林先生，你到过云南吗？”我说：“没有。可是共产党这些年一直在中国，我这些年一直和他们打交道。我记得他们在长沙的所做所为。”在会场上，史沫特莱有意不再提这件事。我敢说，我在蒋委员长侍从室那些年，只是挂了个名儿，我并没向中央政府拿过一文钱；只是为拿护照方便一点儿而已。
　　我在自由中国漫游一番，回到美国，当时的情形，我自然明白。我一回去，在广播电台上我说：“现在在重庆的那批人，正是以前在南京的那批人，他们正在掳胳膊，挽袖子，为现代的中国而奋斗。”第二天，我接到我的出版商理查德·华尔舍（Richard　J。　Walsh）一个严厉的警告，告诉我不可以，也不应当再说那样的话。我当时不利的环境是可想而知的。我只是把那件事看做是一场失利的战役，我只是战场上的一名伤兵，对这事并不很放在心上。
　　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个杰出的作家是：
　　托玛斯·曼（Thomas　Mann）。他由日内瓦回来之后，我在纽约的国际笔会上遇见过他。他说英文，他的英文是复杂的德文结构，没法儿听，也没法儿懂。当时还有Eve　Curie和另外几个人，大家一同在讲演人的台子上。我讲的是明朝的太监魏忠贤，他在世之时各县就给他立生祠。在与赛珍珠同坐的台子上，有一个客人问我：“太监是什么？”
　　我和Carl　Van　Doren也见过多次，他对我很和善。他的妻子Irita，后来与Wendell　Wilkie相交往，还有他哥哥Mark　Van　Doren（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最喜爱活泼愉快斯文典雅的学者Irwin　Ed…man，他是美国的哲学家，他的英文极为简练。他搜集了些很长的留声机片子，那是他业余的嗜好。
　　罗素，虽然年事已高，还机敏灵活，目光闪亮。我记得是在朋友的公寓住宅里遇见他的。不幸的是，他娶了一个美国菲列得尔菲亚城的小姐（大概是他第三个，也许是第四个妻子），这位妻子太以她的“爵士罗素”为荣而时时炫耀。每逢说话，她就一个人包办。很多朋友愿向罗素提问题，这位太太便插嘴代答。大家感到兴趣的是听罗素说话，没人喜欢听她的。所以朋友们见面也是人人感到失望。
　　在Knopf　Sartre夫人的公寓住宅里和萨特（J。　P。　Sartre）相见，也是件新鲜事。萨特坐在一把椅子里，我们大家都坐在地板上。我们大家都很轻松。他的英文说得很好。他的措词用字极其精确，犀利而动人，但是有时他会前言不搭后语。我能想象到他在Raspail大道，一边喝咖啡，一边和许多崇拜他的“自觉存在论派”的小姐们闲话的神情。这些自觉存在论者创始了不擦口红不抹粉的时尚。这种时尚后来被观光的嬉皮游客所采取，就成了美国现代文化的特色。他们认为万事不如在佛罗伦斯（Horence）或是在罗马仰身而卧，或是伏卧在地，阻碍通往大教堂的道路，使人无法通过。
　　萨特否认人生有何意义，但却力言我们为何而生活，以何为目的，全由我们自己决定。他的主张也不完全是否定一切。
　　由于赛珍珠和她丈夫理查德·华尔舍，我才写成并且出版了我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这本书之推广销售也是仰赖他们夫妇。我们常到他们宾夕法尼亚州的家去探望。我太太翠凤往往用国语和赛珍珠交谈，告诉她中国过去的事情。赛珍珠把《水浒传》翻成英文时，并不是看着原书英译，而是听别人读给她，而边听边译的，这种译法我很佩服。就像林琴南不通英文，译司哥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和《天方夜谭》时的情形一样。赛珍珠对收养美国父亲韩国母亲生的孩子，很感兴趣，后来又收养印度婴儿。她有一个农场养牛。收养婴儿与扣减所得税有关系。
　　赛珍珠懂中国话，说得也流利，她父亲曾在中国做传教士，她是随同她父亲Knickerbocker在中国生活，先是在安徽，后来到南京，她算是在中国长大的。后来她嫁给Lossing　Buck教授，所以她对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的风俗，还有相当的了解。但是我发明中文打字机，用了我十万多美金，我穷到分文不名。我必须要借钱度日，那时我看见了人情的改变，世态的炎凉。人对我不那么殷勤有礼了。在那种情形下，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后来，我要到南洋大学去做校长，给赛珍珠的丈夫打了一个电报，告诉他我将离美去就新职。他连麻烦一下回个电报也不肯。我二人的交情可以说情断义尽了。我决定就此绝交。那是在我出版了抗战游记《枕戈待旦》（The　Vgil　of　a　Nation）之后。在Prentice　Hall出版公司向我接洽，说我写什么他们都愿出版之时，赛珍珠这位丈夫正在出版我的《朱门》（Vermilion　Gate）。我断了二十年的交情，写出了小说《奇岛》（The　Unexpected　Island），这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在外国我出书，John　Day出版公司一般都是保持百分之五十，但经朋友Hank　Holzer夫妇帮助，我把一切权利都收了回来。有一次赛珍珠去看我，其实主要是看我何以度日，我们的友情没再恢复。
　　赛珍珠急于和共产党搭线，好和别人共同“前进”，她从未到台湾来过，我想台湾也不欢迎她。在一九七二年，她想办护照前往中国大陆去看看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但是共产党政权知道她若与中国农民交谈，会对中国大陆了解得太多，拒绝她前往。此后不久她就去世了。赛珍珠毕竟还是保持中立的态度，她并不是共产党员。
　　第十二章　论年老——人生自然的节奏
　　自然的节奏之中有一条规律，就是由童年，青年，老年，衰颓，以至死亡，一直支配着我们的身体。在安然轻松的进入老年之时，也有一种美。我常引用的话之中，有一句我常说的，就是“秋季之歌”。
　　我曾经写过在安然轻松之下进入老境的情调儿。下面就是我对“早秋精神”说的话。
　　在我们的生活里，有那么一段时光，个人如此，国家亦复如此，在此一段时光之中，我们充满了早秋精神，这时，翠绿与金黄相混，悲伤与喜悦相杂，希望与回忆相间。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一段时光，这时，青春的天真成了记忆，夏日茂盛的回音，在空中还隐约可闻；这时看人生，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真正生活；不是如何奋斗操劳，而是如何享受自己有的那宝贵的刹那；不是如何去虚掷精力，而是如何储存这股精力以备寒冬之用。这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到达一个地点，已经安定下来，已经战到自己心中想望的东西。这时，感觉到已经有所获得，和以往的堂皇茂盛相比，是可贵而微小，虽微小而毕竟不失为自己的收获，犹如秋日的树林里，虽然没有夏日的茂盛葱茏，但是所据有的却能经时而历久。
　　我爱春天，但是太年轻。我爱夏天，但是太气傲。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天的叶子的颜色金黄，成熟，丰富，但是略带忧伤与死亡的预兆。其金黄色的丰富并不表示春季纯洁的无知，也不表示夏季强盛的威力，而是表示老年的成熟与蔼然可亲的智慧。生活的秋季，知道生命上的极限而感到满足。因为知道生命上的极限，在丰富的经验之下，才有色调儿的调谐，其丰富永不可及，其绿色表示生命与力量，其橘色表示金黄的满足，其紫色表示顺天知命与死亡。月光照上秋日的林木，其容貌枯白而沉思；落日的余晖照上秋日的林木，还开怀而欢笑。清晨山间的微风扫过，使颤动的树叶轻松愉快的飘落于大地，无人确知落叶之歌，究竟是欢笑的歌声，还是离别的眼泪。因为是早秋的精神之歌，所以有宁静，有智慧，有成熟的精神，向忧愁微笑，向欢乐爽快的微风赞美。对早秋的精神的赞美，莫过于辛弃疾的那首《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我自己认为很有福气，活到这么大年纪。我同代好多了不起的人物，已早登鬼录。不管人怎么说，活到八十，九十的人，毕竟是少数。胡适之，梅贻琦，蒋梦麟，顾孟余，都已经走了。史塔林，希特勒，邱吉尔，戴高乐，也都没了。那又有什么关系？至于我，我要尽量注意养生之道，至少再活十年。这个宝贵的人生，竟美到不可言喻，人人都愿一直活下去。但是冷静一想，我们立刻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