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13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闹事？”如今身为学部尚书，有关学生的都属于份内之事。孙元起放下折子，“推我出去看看。”

“老爷，外面乱得很。你看？”老赵对刺杀事件有阴影，这种闹哄哄的场面自然不愿孙元起出去。

孙元起有些不耐，自己转着轮椅就往外走。老赵只好赶紧过来推着。到了外面，果然是乱成一团，有旁观的、有喊口号的、有指着鼻子叫骂的、还有扭打在一块儿的……

孙元起受伤之后，中气有些不足，便吩咐老赵道：“去，让他们别闹了，有什么事好好说！”

老赵出面，保安们识趣地住了手，赶紧过来围住孙元起。学生见此场景，猜也猜到是正主儿出场了，片刻安静之后，口号声像平地惊雷般的响起来，其中甚至能听见“打倒满清鹰犬”的声音。

孙元起皱了皱眉，推开了前面阻挡的保安，伸手示意这群因为激愤而面红耳赤的学生安静。结果学生们不仅不听，喊口号声音反而一浪高过一浪。他只好叫过老赵：“你过去跟他们说，我有伤在身，不能大声说话。如果他们想请愿，那就安静下来，找两个代表过来好好谈。”

第二四八章风起于青萍之末

总也过了十多分钟，那群学生才渐次安静下来。又过了良久，终于推选出两个代表，过来与孙元起面谈。

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依礼拜见：“学生王世杰、徐谟拜见孙大人！”

这就是清末的规矩。学生闹腾得再欢、再不成体统，见到师长还是会规规矩矩行礼。不像后世闹革命，老师要被游街、批斗、戴高帽、剃阴阳头。华夏被称为礼仪之邦，正是体现在这些细节上。

孙元起和声问道：“这里是学校，不是官衙，我在这里就是个教书匠，你们不必叫我‘大人’，称‘孙先生’便好。你们是到院子里坐下来慢慢说？还是站在这儿说？”

“不敢劳烦先生，我们就在这里站着说吧！”王世杰连忙答道。

孙元起点点头：“也好。只是我身上有伤，就不陪你们一起站着了。”

王世杰、徐谟连忙说道：“是我等打扰先生养病，还乞海涵。”

“说说看，你们为什么请愿？请愿的内容又是什么？”孙元起问道。

两人对望了一眼，由王世杰陈述道：“如今君主立宪，乃是世界潮流，不可阻遏。但我大清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颁布预备立宪上谕以来，一直百计迁延，虽经四次大规模请愿，依旧怙恶不悛，使得全国士农工商不胜失望。然而大清近三百年恩泽未衰，国民尽管失望。却只有输诚再请，至于三、至于四。

“顾亭林有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林书院的对联也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等读书学子不敢忘记前贤教诲，在温世霖先生带领下，成立‘国会请愿学界同志会’，前往直隶总督衙门游行请愿。并决定以请愿同志会的名义，通电各省咨议局转教育会、商会，希望各界再次组团进京请愿。

“谁知直隶总督陈庸庵闻讯大怒。不仅派军警前往镇压，还勒令解散同志会。为了杀一儆百，又下令秘密逮捕温世霖先生，并以扰乱地方罪遣戍新疆。津门学子获悉后。无不愤懑欲死，欲再次请愿。但陈庸庵部堂闭门不纳，而且朝廷有旨，‘倘有罢课请开过会者，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之人一并重处，以儆其余’。我等悲愤可以想知！

“近闻先生出任学部尚书，津门学子不胜欢忭。我等自小便读先生编写的课本，直到现在。素来景仰先生风范，知道先生不仅学贯中西。而且道德文章举世无双，熟知各国政体。见识迥出时人之上。所以昧死前来请愿！”

孙元起笑道：“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再夸我该羞愧而死了。我有几斤几两，自己还不知道？说吧，你们请愿内容是什么？”

心里却暗道：这陈夔龙真不省心，在湖北时就给我添堵，如今到了直隶，依然让我给他擦屁股！

徐谟道：“我们有三个请求。第一条，恳请朝廷无罪开释温世霖先生！”

“温世霖是学堂老师？”孙元起问道。

“不是。”

“那，温世霖是在校学生？”孙元起又问。

“也不是。”

孙元起有些生气：“温世霖既不是老师又不是学生，干嘛找我请愿？我是学部尚书，不是法部尚书！如果你们觉得他有冤屈，尽可以去找法部、都察院，与学部何干？好，继续说第二条。”

徐谟被噎得直翻白眼，半天才说道：“第二条，恳请朝廷速开国会！”

孙元起肃声道：“请这位徐同学记住，学部是分管全国教育的机构。速开国会与教育有一毛钱关系？如果接下来都是这种越俎代庖、问裁缝买菜刀的要求，你可以直接转身回去了！”

徐谟有些抓狂：“第三条，恳请朝廷尽早颁布宪法。朝廷圣旨命你纂拟宪法，你该不会认为这个也与你无关吧？”

孙元起反问道：“你们知道纂拟宪法大臣都是谁么？”

此时王世杰插话道：“知道，是度支部尚书泽贝子（载泽）、农工商部尚书伦贝子（溥伦）以及先生您。”

“既然知道，那我就给你们说个故事吧！”孙元起突然话锋一转，“从前有个屠夫，每天都要杀好多猪。周围的人都劝他：‘你每天杀猪是不对的，应该悔改。’屠夫回到家，便一改常态，亲切地对猪说：‘我杀了一辈子猪，心里也很过意不去，你们虽然是猪，也应该有猪主、有猪权。现在我尊重你的意见和选择，你想怎么个死法？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嘛！’猪犹豫片刻，答道：‘其实，我并不想死。’屠夫拍着大腿：‘你看你看，说跑题了吧？’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明白了么？”

王世杰躬身答道：“学生明白了！”

“既然明白了，那你还不走？”孙元起说完，王世杰真的转身走了。

孙元起又问徐谟道：“你明白了么？”

“我不明白！”徐谟直着嗓子嚷道。

孙元起大怒：“连这个都不明白，还来请愿？来人，把他叉出去！”

看着孙元起在众人簇拥下回到寓所，王世杰赶紧扶起被摔了一个大马趴的徐谟：“叔谟，我们也回去吧！”

徐谟还有些恼火，一膀子甩开王世杰：“他孙百熙到底什么意思？三条要求，一个都没答应，就给我俩讲个故事，这样就想把我们糊弄走？”

王世杰道：“孙先生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么？前两个要求是不归他管，后一个要求则是他想管，人家不让他管。”

“对了，雪艇，他讲的那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徐谟问道。

“你把故事中的‘死’换成‘宪法’，把‘屠夫’当成摄政王或者泽贝子、伦贝子，把‘猪’当成孙先生，就该明白了！”王世杰旋即摇摇头，“其实，把‘屠夫’当成满清政府，把‘猪’当成全国四万万国民，也未尝不可。”

听王世杰这么一剖析，徐谟总是明白过来，只好垂头丧气回去了。

1911年是多事之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发生了很多载入史册的大事，比如4月27日爆发的广州起义，“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因为孙元起这只蝴蝶，再加上迫击炮的作用，起义足足支撑了二十多天，最后在两广、福建清军围剿下，残部才退回香港。

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最开始看上去是微不足道，最终结果却惊天动地，比如5月5日的一封奏折。

奏折是都察院给事中石长信写的，题为《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枝路办法折》。在折子里，石长信把铁路分为“干路”与“枝路”两种类型，主张贯通全国的主要线路（即“干路”）应该国有，由政府借款兴办；而其余的普通线路（即“枝路”），则可以由各省绅商集股商办。

看上去很合理，对不？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至少需要先明白两点：第一，清末铁路状况；第二，清末财政状况。

先说第一点，铁路是舶来品，按照产权可以分为“洋办”、“官办”、“商办”三种。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意识到铁路对于国防的重要性，除了特殊情况，不再允许外国插手铁路修建，改由自己动手——这也是詹天佑能够出头的原因之一。——但接连不断的赔款，让政府有心无力，只好委托给有实力的商人来集资办理。

效果很显著，短短数年间，就有多条铁路开工建成。但商人办理也有弊端，比如无法筹集到巨额资金、技术不过关、各自为政，影响了铁路之间的互联互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了“铁路国有”的必要性。

再说第二点，清末政府财政状况非常糟糕，每年赤字都在三、四千万两，这就需要不停地以各种关税、盐税、厘金等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尤其是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中国商人一下子损失了4000万两以上，造成市场急遽萧条，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更加明显。已经把能抵押的全都抵了一遍，可是还有窟窿要填，怎么办？

修铁路之所以能鼓动大量商人参与其中，除了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盈利能力非常可观。最初，政府赤字压力还不是很大，虽然也意识到铁路国有的必要性，但还能耐着性子和商人讨价还价。等到了1911年，政府因为金融危机，资金极端短缺，早已经饥不择食。眼睛自然而然瞄准了铁路：铁路好啊，平时能赚钱，紧急时还能以路权向外国银行抵押贷款！

石长信这封奏折，无疑挠到了清政府的痒处。奏折呈交之后，立即引起摄政王载沣的重视，称赞道：“该给事中所奏不为无见，著邮传部按照所奏各节，妥筹议奏。”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对对石长信的奏折，立即给予了积极呼应。这也可以理解：铁路国有，归根到底是收归邮传部管理。作为未来的经手人和管理者，他盛宣怀可以捞到更多的好处。何乐而不为？

在收到石长信奏折后的第6天，清廷正式发布上谕，向全国发布了干路国有的定策。

第二四九章高天滚滚寒流急

清末铁路收归国有行动及随后的保路运动，其实与今天的拆迁和反拆迁，在表现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第一，就像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拆迁一样，也不是所有人都反对“铁路国有”。

清政府出台铁路国有政策之后，像云南、贵州、广西这些边远省份，纷纷表示支持，甚至希望政府尽快宣布本省铁路国有。而在四川、湖南、湖北与广东的士绅中，反对国有的势力则较为强大。这四省里，湖南、湖北与广东反对国有声浪的又相对温和一些，反对最激烈的是四川士绅。

各省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其说是各省的爱国程度有高低，倒不如说是各省在考虑自身利益上各有打算。像滇、黔、桂这些边远省份，自己没有力量修铁路，即便修筑铁路，也难短时间内收回成本；但铁路确实能够拉动经济发展，所以他们希望铁路国有，由国家负责铁路的修建和运营。而湘、粤、蜀这些地方人口密集、地势平坦，修建铁路比较容易，盈利也快，早期已经修建了部分线路，自然不希望国家再插手。

第二，你以为反对拆迁的人是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不，反对的原因只是价格没谈拢！

清政府要实现铁路国有，就必须从商办铁路公司手中赎回原属商办公司股民的股票。说句很客观的话，清政府开出的价格非常公道！这也是其他省份反对比较温和的原因。可为什么四川士绅反对那么激烈呢？是四川人比较血性。还是政府对四川太苛刻？

四川商办铁路公司为了修建省内铁路，前后总共募集了1400万两的股款。其中大约700万两，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这不用说。而另外的700万两里，则有一半被该公司的经理施典章挪用。来投机橡胶股票，结果血本无归。政府在清算股本时，当然认为自己对亏空的300多万两没有必要负任何责任。

这300多万两银子，是四川士绅的棺材本儿，不可能看着它打水漂。可道理在朝廷那边：这钱是之前被挪用亏空的，与朝廷何干？盛宣怀明确指出，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看朝廷不认账，四川士绅也毛了：既然不赔这300多万两银子，那铁路路权你们别想收走！等我们赚够本儿再说吧！朝廷如今正锐意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怎么可能允许四川搞特殊化？四川士绅也正是捏准朝廷这个脉门。所以才漫天要价。争执就出现在这里。

第三、在拆迁过程中钉子户就那么一两家，其他人趁机起哄，其实是想混水摸鱼。

就像今天能够中标修建高速公路的，那都是有权、有钱、有背景的人。清末能凑钱修铁路的，会是普通人么？四川那些有家底、有地位的士绅。看朝廷准备让自己大出血，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和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把铁路问题“道德化”，即有目的的把朝廷“铁路国有”政策歪曲成“出卖全国铁路主权”。把“商办”简单地视为“爱国”，与他们观念相左的“铁路国有派”当成“卖国”的邪恶势力来加以抨击。利用传统的“两分法”道德判断。与民族主义的激情相互渗透，鼓动热血青年学生与中下层士绅起来抗议。

热血青年学生、中下层士绅并不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也无法获知具体的分歧内容，——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即便知道真相，也会认为是朝廷的粉饰之词。——在“反对外国资本侵夺中国主权”、“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等冠冕堂皇的爱国主义口号鼓动下，简单而单纯的人们很快被行动起来，发表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等一系列讨伐檄文。

据说，当年四川保路运动集会，激进派核心人物罗纶上台之后，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很有鼓动力，很有共产风，对不对？

湘、粤、鄂等各省见四川人在闹，自然欢欣鼓舞：闹得好，朝廷加码，大家跟着占便宜；闹得不好，死道友不死贫道。所以有人暗地里推波助澜，有人明面上摇旗呐喊。混杂着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计与爱国主义的民众激情，保路运动在各种势力的联合作用下，很快响彻大江南北，声势浩大。随着事件的发展，保路运动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经济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具有鼓动性的内容。但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地方主义也加入了其中。

中国疆域是如此广袤，每当中央控制力下降之时，就会成为野心家占地为王称孤道寡的温床，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隋末十八路反王、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不胜枚举。清末也不例外。

慈禧、光绪在庚子国变时逃到西安，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就整出了个“东南互保”。清廷准备预备立宪，南方各省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谘议局，准备地方自治。清政府任何中央集权的举动，都会在地方谘议局与报刊上遭受猛烈抨击与抵制，包括眼下的铁路国有政策，也包括清廷一直以来的集权行为。

在此之前，主张自治的士绅是不敢诋毁中央政府的，那简直是自寻死路。但铁路国有运动开始后，他们发现朝廷控制力真的在下降、容忍力真的在变强，便和如今的公知一样，开始肆无忌惮起来。他们攻击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新组建的“皇族内阁”。

从宣统二年（1910）起，各省立宪派连续发起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要求清廷缩短预备期限，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清廷终于顶不住压力，在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即在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前一天，宣布废除军机处，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内阁共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总理大臣奕劻（皇族）

协理大臣那桐（满）

协理大臣徐世昌（汉）

外务大臣梁敦彦（汉）

民政大臣溥颋（皇族）

度支大臣载泽（皇族）

学务大臣孙元起（汉）

陆军大臣荫昌（满）

海军大臣载洵（皇族）

司法大臣绍昌（宗室）

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

邮传大臣盛宣怀（汉）

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在这代表国家权力最高峰的13人里，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5人，宗室还有2人。很明显，这是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史称“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满清政府搞出这个“皇族内阁”自然混蛋透顶，完全是取死之道。但你要真的以为是“皇族内阁”惹火了地方势力，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今虽然马教主很不受待见，可他有一句话却金光熠熠、牛逼闪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清政府推出责任内阁之前，军机处五大臣中，皇族占三人，汉人只有徐世昌一人，他们怎么没闹？一院十二部共计十五位部院大臣（外务部有总理大臣、会办大臣、会办大臣兼尚书三位大臣）中，皇族占五人，宗师占两人，汉族只有邹嘉来、李殿林、唐景崇、盛宣怀、张英麟五人，他们怎么没闹？

内阁人员名单公布之后，并不是像历史书上写的那样“暴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立即“引起了地方军阀、官员和立宪派的普遍不满”。真实的史实是，地方对内阁组成的反弹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出现，那时候正好保路运动开始兴起。地方主义的立宪派马上跳出来，以咨议局联合会名义请督察院代奏，认为“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

摄政王载沣好不容易才把朝廷上层的汉人官僚清洗干净，怎么可能因为立宪派的几句话，便前功尽弃呢？所以，清廷断然拒绝了地方立宪派的要求。

在皇族内阁名单公布的40天后，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发表了《宣告全国书》，认为“新内阁如此，吾人民之希望绝矣”。此刻，谘议局人士和各地保路士绅相互沟通交流，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看，一切都是体制的错！

从此，江南各地士绅正式走向了朝廷的对立面，或明或暗地支持保路运动，对于革命党也保持宽纵的态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北京的中央政府灰头土脸。

然后，他们的梦想实现了。

第二五零章山色江声共寂寥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宣告全国书》中评价“皇族内阁”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可谓一语中的。孙元起在这扩大版的“军机处”里，尽管不是最年轻的，但绝对是资历最浅的。

1901年底，孙元起协助学部大臣张百熙处理重建京师大学堂事务，从而被授予正七品衔的国子监博士厅博士、京师大学堂副主办，自此踏入仕途，到1911年5月以学务大臣入阁，前后共用了十年时间。这傲人战绩，被杨度赞为“十年间由入仕而入阁，升迁之速，举世无比”。

不过，这也得分和谁比。要跟载洵比起来，那就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出生于1885年的载洵是如今内阁中最年青的大臣，比孙元起小了足足九岁。别看人年纪轻轻，可人家投胎投的好啊，作为光绪皇帝的弟弟，两周岁时（1887）年便被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从此以后便一路青云直上：四周岁（1889），晋辅国公；五周岁（1890），晋镇国公；十七周岁（1902），袭贝勒爵；

二十三周岁（1908），加郡王衔；二十四周岁（1909），任筹办海军大臣；二十五周岁（1910），任海军部大臣；二十六周岁（1911），入阁。

人家载洵还在吃奶的时候，就进入体制内。参加革命工作，享受副处级待遇。那时候孙元起还生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没想到以后会穿越呢！等孙元起加入穿越大军来到清末的时候，人家十三岁娃娃便是副厅级的镇国公。等孙元起开始在官场打拼的时候。刚成年的载洵已经子承父业，荣升副部级。这怎么比？所以孙元起每次看见英姿勃发的载洵，都会心生感喟：投胎是门技术活儿啊！

正如卞之琳《断章》中所言“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孙元起有些嫉妒载洵，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官僚也对他嫉妒得发疯：不就是认了一个做大学士的叔祖么？

既然资历浅，又招人嫉恨，所以孙元起知道自己进入内阁之后。便愈发低调，简直比初进贾府的林妹妹还文静几分，准备老老实实地做好“挑帘军机”、“举手常委”。

第一次内阁开会，孙元起按照杨度的指点。特意赶了个大早，老老实实站在外面恭候诸位同仁大驾光临。片刻之后，便看见三位五六十岁的老头联袂而来。孙元起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其中稍微年轻一点的官员便高声问道：“是学部孙大人吧？”

“正是孙某。”孙元起连忙鞠躬抱拳：“初次见面，请诸位大人多多赐教！”

那人哈哈一笑：“孙大人太客气了！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