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一路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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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过程中，各地工人组织过很多小规模的工会。
到1881年，美加产业和劳动工会联合会建立的时候，埃迪生发明电灯刚2年，第一次电话试验刚5年，社会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技术条件远非今日可比。可是，在英国工会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劳工踏上了全国性组织的道路。1886年，美国劳联诞生，彼得·麦克伽尔担任书记。劳联号召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且特别注意到，要发动女工参与工会运动。
有30万会员的劳联发动过几次罢工，有时失败，有些则成功地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的条件。劳联发动的这些罢工都是和平斗争。尽管在那个时代，多数企业主还没有意识到，有必要和工会谈判，有必要作出让步，工会的每一次成就都来之不易，但是工人的自我意识却在一步一步的觉醒。
非常难得的是，在一个矛盾冲突紧张的年代，却在对立的双方中都有人意识到，激化矛盾并不是惟一的出路，人们必须有理智和智慧地处理自己遇到的问题。
1893年6月26日，伊利诺州州长宣布赦免剩下的3名草集广场事件被告。他说，这3个人被赦免，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罪，而是因为他相信他们是无辜的，而那已经被处死的人，是歇斯底里和司法不公的牺牲品。
而劳联主席贡佩斯（Gompers）也曾经清醒地说，“那个炸弹不仅炸死了警察，也炸死了我们后来几年的争取8小时工作制运动。”他把草集广场个别人对警察的暴力事件，并不看作是“革命的正确途径”，而是刚起来的工会运动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在美国工会运动早期，人们就逐渐意识到，在劳资冲突中，政府的干预、立法和司法给各方留下的活动空间，对冲突的结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争取妥协，争取双赢，不仅是可能的，也是惟一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的结果。一方全赢，一方全输，长远来看，没有胜利者。
但是，走出一个双赢结果，还是需要双方的反思，首先是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产生。这条道路依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草集广场以后的20来年里，工会和企业主有过几次罢工对抗。工人们生活艰辛，自顾不暇，工会势单力薄，而企业主一方不仅有强大的财力，而且往往得到政府的支持，运用法律来限制和击败工会。1892年的钢铁工人大罢工，1894年的铁路工会大罢工，最终都在政府的武力干预下失败。在铁路工人大罢工时，克里夫兰总统甚至派出了联邦国民警卫队，尽管伊利诺的州长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因此，在这个时候，强势一方缓解矛盾的“双赢思维”的产生，显得尤为重要。
1902年，宾夕法尼亚的10万煤矿工人从5月12日起罢工，使煤矿关闭了一整个夏天。工人们拒绝调解，形成僵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从10月初开始干预，他指派了一个调解委员会，作为中间者和双方展开谈判。5天以后，矿工们开始上班。5个月以后，总统调解委员会做到了所有工人提高工资10％，并缩短了工作时间。这一结果虽然没有达到工会在罢工开始时的要求，却使这次罢工成为和平而有成就的罢工。
四、丹伯里制帽工人案
美国人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通过司法途径寻求解决的传统，也在一个看上去非常容易失控的工人“民众运动”中，注入了理性的规范。第一个走上法庭的著名罢工案件，是“丹伯里（Danbury）制帽工人案”。
1902年，康狄涅格州丹伯里的一家公司提出民事诉讼，告工人妨碍贸易，违反了反垄断法律，因为美国劳联的制帽工人工会组织工人抵制这家公司，原因是这家公司不许工人组织工会。
这个案子用了几年时间在联邦法院里一级一级上诉。1908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作出了对工人不利的裁决。这个裁决的意思是，工人可以作为劳动者或消费者对某公司实行“直接抵制”，比如不买这个公司的产品，或者罢工，或不为这个公司雇佣，这种直接抵制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工人不可以强迫其他的公司不买这个公司的产品，或者强迫别人不和这个公司合作（例如罢工期间不准其他人上班），这样的“二次抵制”是非法的。
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抵制，但是不能强迫别人和你一样去抵制。法庭对丹伯里的184名制帽工人作出25万美元的罚款处罚。在最高法院裁决以后，全美劳联发起募捐，为184名制帽工人偿付罚款，以免他们的房子财产被没收。
这个裁决发出了两个信息，第一，司法诉讼有可能成为解决劳资冲突的途径，工会一方和雇主一方都有可能利用这样的途径，也都有必要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第二，工会对公司的抵制，只能在“直接抵制”的范围内进行。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Act）明确规定二次抵制非法，从此以后，类似的二次抵制在美国工会运动中就消失了。不过，最高法院在同一案中也裁定，根据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工会可以在商家门口树立宣传标语和宣传员，告知民众，他们要抵制的某公司的某产品是“不公平的”，号召民众“不要购买”，这是合法的，但是不能说这些卖商品的商家也是“不公平”的，不能号召民众不去购买这些商家的所有商品。后面这种做法就是“二次抵制”，就是非法的了。
在这里，美国司法独立和司法系统在建立“公正”信誉的努力，首先建立起了美国民众的法律文化，这对事态发展走向良性循环起了极大作用。假如没有这一条，法院无理偏袒政府或企业，工人不服就冲击法院，那就真正是乱成一团，没有解药了。
1909年，2万制衣厂工人，大多是女工，而且几乎都是东欧新移民，在制衣女工工会的旗帜下，发动罢工，她们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最终争取到了每周52小时工作和增加工资的条件。1910年，5万制衣工人在纽约罢工。他们请出了著名律师路易斯·布兰迪斯来谈判。在他的努力下，这次罢工取得了重要的结果，不仅为工人争取到了有利的报酬条件，而且开创了和平谈判的范例。布兰迪斯后来还担任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第三部分　读书（一）劳动节春秋（3）
五、从“黄狗契约”到《民权法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20年，是美国工会运动的不稳定时期。战争期间，工人运动常常被诬蔑为不爱国的叛国活动，是反对美国的非法的阴谋活动。企业在雇佣工人的时候，常常要求工人在雇佣合约中签字保证不参加工会。这样的契约被叫做“黄狗契约”。
但是美国工会仍然存在，仍然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工会就成为政治家们不可忽略的力量。到1919年，全美劳联仍然有400万成员。在1924年大选的时候，全美劳联号召工人既不要把票投给共和党的候选人，也不要给民主党的候选人，而是投给第三党进步党的候选人，一个对工人和农民比较友好的参议员，结果进步党在大选中得到17％的可观票数，从此令政治家刮目相待。
30年代的大萧条，美国民众进入了现代史上生活最艰苦的年代，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率高达1/4。也就是在这大萧条的年代里，联邦政府开始了一系列干预劳资关系的立法。这一过程一波三折，由此奠定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基调。
1932年，福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1933年3月，罗斯福开始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养活失业工人、恢复全国信心的计划。在他的敦促下，国会立法建立“全国恢复管理局”（NationalRecoveryAdministration），NRA的7a分部专门管工会的登记，负责保证工会的合法存在，并以工会集体的力量和雇主谈判。尽管7a分部并没什么实权，它的建立却被千百万工人看成是政府为工人参加工会打开了绿灯。
全美劳联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展会员，他们的传单上写着：“罗斯福总统要你加入工会！”
可是，不久，当时保守的最高法院认为罗斯福的新政过分干预私营经济，在一次裁决中宣布，NRA是违宪的，不再存在，NRA的7a分部也自然消失。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家认识到立法干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经济平稳的时期，还是在经济萧条的困难时期，劳工和资本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对抗而寻求双赢的关系，力量和利益必须在困难的协调下达到平衡，而政府必须在这样的平衡过程中起积极的作用。这样的思想，在以往政府不干预经济的传统中是没有的。
在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的领导下，国会在1936年通过了《国家劳动关系法》，即《瓦格纳法》。这是美国劳资关系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立法。
《瓦格纳法》的作用超出了当年的7a分部，为工会的存在奠定了牢靠的合法性基础，明确规定工会有权代表工人和雇主展开集体谈判。从此，这样的集体谈判是法律所要求的一项国家政策，雇主拒绝谈判就是非法的。这项法案还提供保证，让工人无记名投票选举工会领袖，保护工会成员不受雇主的威胁利诱。
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对《瓦格纳法》作出了修正。1959年，《兰德伦·格列芬法案》（LandrumGriffinAct）对此又作出了修正。至今，这些法案仍旧制约和协调着美国工人运动和劳资关系。从此以后，罢工不再是美国工人和企业主对话的惟一手段，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手段。劳资对话开始从罢工示威现场转向谈判桌，而政府，特别是联邦劳动部，有时候甚至是总统，成为劳资谈判桌上的对话媒介和协调人。
此刻，美国工人终于意识到，在美国这样一个法治国家里，工人最强有力的武器，其实就是手里的那张选票。就是这张选票，迫使政治家不敢轻视工人的利益和呼声，从而立法来保障工人的应有权益。美国工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育工人方面，教育他们理解工人的利益所在，鼓励工人登记选举，积极参与各级政府官员的选举。
60年代民权运动中，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大幅度地偏向社会弱势群体，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实现了美国工人百年来梦想和争取的目标。1963年，联邦立法规定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性别歧视。5年后，《反年龄歧视法案》通过，有效阻止雇主解雇和歧视40岁以上的工人。最重要的是1964年的《民权法》，由约翰逊总统在白宫签字生效。约翰逊总统在签字仪式上特地提到，这个历史性的法案，如果没有工人和工会的长期努力，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法案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美劳联的主席说服罗斯福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建立“联邦公平就业委员会”。
在以后的年代里，美国完善了一系列保障劳工利益的法律，如《最低工资法》。联邦政府建立了公平就业机会办公室，来负责监督和实施联邦《公平就业法》。美国的工会也走上了和平斗争、谈判妥协这样寻求双赢的道路，在发生劳资利益冲突的时候，各方都意识到必须和政府合作，在法律的制约下寻找出路。每年劳联产联的大会，总统出席讲话，已经成为一个传统。
这几年，美国发生过几次大罢工，比如联合包裹公司UPS的罢工。这些罢工最终都是谈判妥协的，这些罢工都没有对经济、对民众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由于“二次抵制”是非法的，因此，过去以罢工作为惟一手段的工人，是处于弱势的；今天，在立法的支持、工会组织的强大、政府的中立协调、利用法律保护等手段下，人们大多把今天的罢工看作一种要求的姿态，一种工人力量和诉求的象征，人们都明白，真正重要的是在谈判桌上进行的较量，谈判和双方的协调退让，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
100年前美国的紧绷着的劳资张力被缓解了，一个双赢局面在双方的努力下逐步建立。
第三部分　读书（一）劳动节春秋（4）
六、如果你生而是一个工人
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就听说了这样的说法：“劳工神圣！”劳工怎样神圣呢？我却没有去细想。我的前半辈子，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是农民，就是工人。当农民尚且不提，即使是当一个工人，拿着最低时一天7角人民币，最高时一个月36元人民币，我并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选择做哪一种工作的权利，因此那几十年的日子里，我从来也没有再去想过，劳工是否神圣，劳工怎样神圣。
到了美国以后，我还是工人，干的是没有什么技术的粗体力活。在劳动节放假以前，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我们以前的春天的劳动节，这是秋天。我问了跟我一起干活的年轻的工友们，“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MayDay）吗？”
答案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真是不可思议。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学里出纪念“红五月”的黑板报，我曾写了一首赞颂五一节的诗，那里面就有一句，“芝加哥工人大罢工”。现在来到了这五一节的发源地，人家居然一脸茫然，一丝一毫都不知道。
我又问，“会唱《国际歌》吗？”答案是：没有一个人听说过！
以后，我逢人便问，终于问到了一个知道五一节也会唱《国际歌》的女士，不过她是德国移民，来自马克思的故乡。
可是，在20世纪初，美国工人生活还很艰难的日子里，很多大工业城市的工人是会唱《国际歌》的，那悲壮的战斗的歌声曾经在工人的集会上响起过。
春天的劳动节和悲壮的《国际歌》在美国的淡出，说明了什么呢？
我只想过，人生就是含辛茹苦，辛勤谋生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只有当我在这块土地上身为一个工人，学着用我的美国工人朋友的思路看待生活的时候，我才理解，如果生而是一个工人，我们要的是什么？劳工神圣，因为劳工和别人一样，是平等的，既不低人一头，也不高人一等。劳工不能让人贬低，也不必受人赞美。劳工的利益在于，他们有权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尊严和福利，不能少也不必多。他们还有权得到法律给予所有人的同样的保护，劳工的权利第一条，就是他们有权组织起来成立真正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工会，当他们组织起来，能够理直气壮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不再是可怜的弱者。
所以，在这初秋的日子里，在劳动节，美国的劳工或出门度假、野餐，或休闲、聚会，这是他们的一个轻松的日子。春天的劳动节和悲壮的国际歌声就这样被淡忘了。
第三部分　读书（一）90年前的今天
90年前的今天，1911年3月25日，纽约市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工厂火灾。
在上世纪初，纽约市到处都是制衣厂，“三角女式衬衣公司”（TheTriangleShirtwaistpany）就是其中一家。这些制衣厂，是纽约的新移民和底层贫困妇女的最寻常出路。“三角女式衬衣公司”位于纽约市的华盛顿广场附近的埃斯克大楼（AscheBuilding），那是一栋10层的、很经典的商业办公大楼，建筑质量也相当好。1911年3月25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4点40分，悲剧就在这里发生。
“三角女式衬衣公司”在埃斯克大楼租用了最顶上的3层。有将近500名员工在里面工作，绝大多数是车衣女工。3月25日那一天，第8层的车间突然窜出火苗。直到今天，也没有查出起火的原因。
将近一个世纪前的美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权范围很小，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对工作场所的安全进行一系列的规范。车衣厂雇主为了节省租用场地的费用，自然尽量使得缝纫机安排紧凑，在有限的空间里，挤进尽可能多的设备和工人。再加上车间四处散放着易燃的布料和纸箱，尽管建筑物本身并不易燃，可是室内一旦起火，火势还是迅速蔓延，一发不可收拾。而过度拥挤的车间，又使得工人无法轻易逃生。
火起于8楼，火势向上。顶层10楼的办公人员由于及时接到一个警告电话，撤向屋顶而得救。烧得最惨的是第9层，上来就是火势凶猛。事后人们发现，很多女工就烧死在缝纫机上。其余的工人惊惶失措地扑向窄小的电梯和楼梯。8楼在几分钟内就成了一片火海，电梯迅速失效，始终没有到达过9楼。更为悲惨的是，步行的楼梯被锁住，这是那个年代的普遍做法——防止女工偷窃工厂产品。所有的人，就这样被活活封死在火海里。后来，人们把那里称作“死亡陷阱”。
死亡不仅发生在室内。室外的铁制消防楼梯迅速被烧得变形、熔化、坍塌。一些无法忍受被烧死的青年女工，纵身从80英尺的高空跳下，人行道上到处是惨死的坠楼者。2个女工身体悬挂在外墙，街上的人们眼睁睁看着她们坚持了3分钟，直到烈焰烧着了她们的手指，她们也掉下来，摔死在人行道上。
大火有一个加速过程，而人在火焰面前的承受能力却是最差的。这次火灾持续了半小时就被扑灭。146条年轻的生命，就在这半小时里被毁灭了。
在美国的传统观念中，生意是生意人自己的事情，政府不要指手划脚横加干涉，所谓“合同自由”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传统，自然蕴含着有利于自由经济发展的一面，可是，在经济规模扩大以后，就暴露出无力调节劳资冲突的危机。
随着工业的现代化，工业本身已经脱胎换骨、迅速膨胀，完全不是原来的面貌了。可是，劳资立法和相应的观念却没有跟上，以解决随之而来的、日益加剧的劳资冲突。工人们自己逐步组织，以罢工等抗议手段向老板要求权利；而老板也竭力和工人对抗和周旋，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只是局部的猫捉老鼠的游戏，胜负不定。而整个美国社会，并没有定出相应的法律规则，来规范逐步现代化的劳资关系。火灾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的末期。
当时工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恰在火灾的16个月前，1909年11月24日，制衣工会的1；800名工人，其中也包括三角公司的车衣女工们，举行过一次罢工。他们的罢工诉求里，就包括工作场所不得锁门。假如那次罢工是工会胜利的话，后来火灾造成的后果就将大大减轻。可惜，那次罢工，工人们没能实现自己的要求。
事件发生以后，《纽约时报》和其他新闻媒体对火灾进行了详尽的报道，也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了检讨。整个社会由于这一事件，处于震惊之后的强烈反省之中。工人的弱者地位，他们可能达到的悲惨程度，从来没有这样直逼人们的良知，呼唤社会的良心。处于中心的，是纽约州的相关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他们首先出来共同承担责任。
美国人从来认为，哪怕是一个微小的社会进步，也要靠大家共同的努力推动甚至抗争，而不能坐等政府施舍。因此，美国的民间社团一向发达。一个世纪前，纽约已经有了机械工人协会、妇女俱乐部联盟公共安全委员会、平等投票联盟、建筑联盟、纽约制衣联合会、改进穷人生存条件协会，和全国人权联合会雇员福利部等等组织。
平等投票联盟的安娜·萧博士说，“我低下自己的头，对自己说，我是有责任的。是的，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责任的。”人们的负罪感和责任感，最终落到一步步的具体措施。他们呼吁州政府建立防火局，并且大量增加防火和工厂视察员。
在防火局建立之前，建立了有25个成员的“改进工作场所安全委员会”。委员会头一年就在纽约视察了1；836个工作场所，听取了222个人的相关证言。有些听证会在立法机构面前举行。他们提出了大量新立法和修正案建议。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个4年任期，是大家公认的“工厂立法修法的黄金时期”。《劳动法》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的。这个委员会和立法机构紧密配合，前者调查和发现问题，后者立法改进。
这些立法相当具体，例如，立法规定，工厂每层楼都必须有2个出口，其中至少有1个是室内或室外的消防通道。每层楼的建筑面积每超过5；000英尺，就必须再增加1个出口；又如，只要建筑物长度超过100英尺，就必须建立至少一个室外消防梯。对消防通道和消防梯作出防火墙等建筑规范性的法律规定；限定工作场所每平方面积的工作人数，这个限定，以安全撤离的可能性为标准，等等。
三角公司火灾惨案的所有不利因素，都成为立法的依据。《劳动法》规定，工作场所每3个月就必须进行一次防火训练。1912年，立法规定，在7层以上超过200名工作人员的楼层，必须安装自动防火喷淋系统。而在任何一个超过2层、雇员超过25名的工作场所，都必须安装自动报警系统。鉴于三角公司散乱一地的废纸箱和布料，是火势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又有立法规定工作场所的废物集中方式，规定废物箱的防火规范。在这场火灾里，有30名死者是被烧死在敞开式的电梯中，纽约州于是在1911年7月立法，以后该州所有城市的电梯井，必须是封闭式的。
这些建筑和防火规范，在今天可能都已经是常识了，在近100年前的上世纪初，对于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却还是闻所未闻的新事物。
在立法完成之后，假如没有政府行政部门对工厂的常规检查和强制执法，前面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