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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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家一起跟着呼应。

王奎喜是个老实人，在底下站起又坐下的，他不想上台显摆。只见他清瘦苍老的脸，一身褪色的破罩皮沾满了泥土，带着几根焦黄胡须的嘴，张张合合的，声音很轻，说了两句，没人能听得清。

他坐下了，两只长满老茧的手摁住胸口，自言自语地说：“我没准备，这些话说不好，但是它们是从我心里蹦出来的。”

发言的人更多了。

“停停停！”主持会议的贫协主任把手举起，大家都看着他。

刘承新说：“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听说松树沟大队前几天开了一个批判大会，批判了一个富农，说他在春耕时借口手坏了不能下地干活，自制了一副“牌九”，拉拢腐蚀知青不参加劳动，一起赌博。批判时，那两个知青也被带上台亮了相。

现在的阶级斗争出现了一个特点：年老的阴险毒辣，不露声色；年轻的野心勃勃，不计后果。我们也要提高警惕，抓好阶级斗争。

不过今天晚了，大家肚子早就饿了吧，已经八点多了，散会！”

我们生产队也有三个富农，但没找出什么毛病，就只好用别队的事来“抓革命促生产”了。

　　
　91、木头风波　＇本章字数：148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24　17：09：05。0＇
大田的麦收结束了，转入场院打场。

下班时，生产队交了第一车公粮。

把拉公粮的车送走后，天上下起了小雨，老乡叫它“关门雨”，说：“早上雨一天晴，关门雨下一宿”。

这一宿，开会开到很晚。

这是工作队召集大队的“一打三反”紧急会议。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参会者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来自于各生产队的知青骨干和插队干部。

生产队的年轻人已经厌战，昨天晚上团小组活动，就有当地青年提出，“一打三反”没有名堂，三年搞了三次，每次结尾都增加了矛盾，令人伤心。

今天早上出工时，老吴副队长坐在马车上也说：“什么么工作队？白天睡大觉，不劳动，晚上和我们闹。我们这些干大活的，一天下来早累了个屁的了，哪闹得过他们呀？”

工作队来到生产队已经好几天了，知道大家对“一打三反”有厌烦，正商量如何进行动员呢，这不，事情来了：

今天一早起来，黑龙江发起了大水，江面上晃晃悠悠地漂着好多木头。

老乡说：多年没见到上游漂下来这么多木头了，而且正好顺风，好多老毛子的大木头漂到了中方一边。

往年不顺风，不会水的老乡，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木头漂走。

今年，站在江边，就能捞着木头，你说，能让木头白白漂走吗？

有社员心里痒痒得厉害，干脆不出工，去捞木头了。

老老实实去地里干活的社员下班回来，看到没出工的人都捞到了木头，个个脸上笑眯眯的。他们心里不平衡了，说：“队里如果没个说法，明天大家都不出工了！”

问题反映到工作队，于是工作队就以处理“不上工捞木头”事件为抓手，召开紧急会议，同时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我对出席这次紧急会议的都是上海人很担心，因为知青点一直在捞木头。尽管知青点是以集体的名义，有政府的下江作业证，但农民不一定这么认为，他们会想：你集体户是大捞我农户是小捞，不都是为了盖房吗？为什么农民捞点木头就要搞“一打三反”呢？

我提醒自己，千万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不要让上海知青出面去搞以处理木头为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这会引起农民与知青的矛盾。

二、即使要纠正农民捞木头的问题，也要注意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别对待，谨慎处理。

第二天，生产队开会。

上面派来的工作队作了一个很猛烈的发言，他把老吴副队长那天在马车上说的话作为反面例子提出来，最后还发问：“此人算是贫下中农吗？他的‘贫’字值得研究。”

我看见老吴的脸一抽一抽的，低下头。

会上还选出了“木头事件”处理小组，有我、李晶霞、刘承新。

这是我最不想干的事，我再三推辞，工作队不让。

我叹了口气。

随后，大队搞了一个“骨干培训班”。

培训班上，大队副主任老周作总结，他引火烧身，亮了自己的错误：不经请示，私用大队小船捞木头。表示所捞木头全部归集体。

老吴副队长一开始对这次要处理木头的事也来火。在地里干活时，他黑着脸，嘴伸得老长地叫着：“要抗就抗到底，我才不怕呢！”

大家知道他就是嘴头硬。有人戏弄他，拉起山东腔唱着调：“老吴――上面蚊子咬，下面瞎虻叮，这活怎么干哪！”大家全都大笑。

老吴偷偷地也忍不住笑。一会儿，他把脸一板，忘记了刚才“抗到底”的话，以一个队长的身份，大声向年轻人喝道：“快点干！别浪荡！”

但老吴看到大队副主任老周也自我检查，木头归公了，知道自己也抗不下去，就去屋后，扒开藏在草中的木头，让工作队查看。

他老婆为此还和他吵了起来。

我们生产队一共查出木头近五十根。

大队这时要派我出去搞外调，我心中暗喜：好脱离难点了！

但生产队坚决不肯放。王队长和老吴队长还一起来向我打招呼，让我不要有什么想法，并和我一起商量社员捞的这些木头怎么处理。

我知道，工作队决定由队里没收社员捞的近五十根木头，社员正顶得嗷嗷叫，他们不敢得罪社员，希望我能挡在前面，事情就算闹大了，我也是要走的人，不会留下后遗症。

　　
　92、平息矛盾　＇本章字数：138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25　13：49：53。0＇
我被顶在了杠头上。

晚上，开了一个社员大会。

工作队会后把捞木头的社员都留下谈话。

曹士英和杜义田情绪很大，对工作队处理木头的决议不满。刚刚毕业回队干活的小乐说：“让我们挣工分？光挣工分能盖得起房子吗？”

曹士英干脆一口一个“操”字，把工作队骂了个狗血淋头。然后把手一指我说：“连你也算在内！”好在还算口下留情吧，没骂娘。

旁边的杜义田、小牛等人一听都笑了，笑这小子二百五，连工作队也敢骂，爽；笑这小子有点孬种，不敢骂上海知青，臭！

不过这一笑，把现场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下。

轮到杜义田表态时，小心翼翼地把话说得滴水不漏：“要是大伙都同意这么处理，我也没意见。”

工作队挨了骂，此时忍无可忍，与这些捞木头的农民争了起来，让他们几个“要老实一点”呀什么的，弄得很僵。

我知道肯定是这么个对立的场面

会前我就向工作队建议过，先个别做工作。但工作队批评我做事怎么婆婆妈妈的。

没办法，只好陪工作队一起和农民谈话吧，但我提醒自己，注意口气，不要对立。

看工作队和农民越吵越凶，我也插不上话，就走出房间，细细地在心里分析这件事。

我认为再谈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会使“木头处理”陷入被动。

我让李晶霞出来，去劝工作队结束这次谈话。

李晶霞一会儿跑出来对我说：“工作队坚持一定要谈下去。”

屋里面的吵嚷声更大了，无法收场。我不得不再回到屋里，对大家说：“既然工作队决定由队里没收，那队里明天会拿出具体的没收意见，今天先谈到这里吧。”

大家这才悻悻然散去。

天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去找王队长和老吴副队长商量意见。

两个队长也都挠着头，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可不可以这样，根据老乡家房子的不同情况，采取收、留两种方案：房子很好不用维修的，木头收归队里，但发放打捞费；房子破了需要维修的，留下木头，但收一定的木料费。”

我补充说：“这两种方案也可以让社员自己选择。总之，不要与社员对立起来。”

王队长说：“这敢情好，但工作队已经宣布全部没收了，还能改吗？”

老吴副队长也说：“就是，这上面的决议，怎么能改呢？”

我说：“工作队只提到要队里没收，但没提队里具体怎么没收，我们要想一个可以操作的办法。世界上什么事情不是人提出来，然后去粗存精的？不管什么事，队里总得充分发表个意见吧？行不行再说。”

没想到，其它几个生产队也都发生了捞木头老乡与工作队吵架的情况，他们正在连夜讨论如何调整策略。在听了我们提出的建议后，他们第二天早上通知我：同意这个方案。

第二天夜班打场前，再次召开社员大会。

会议由我主持，公布了这一处理决定。

捞木头的社员那天大都打捞了三四根木头，生产队只收一二根。

收上来的，发给打捞费，留下的，扣一点木料费，大家听了也没什么意见。

曹士英、小乐对这样的结果很高兴，还当场检查了自己那天的态度。

杜义田那天捞得最多，共八根木头，生产队决定给他家留三根，收了五根。

他听后倒在会议室后边的草堆上睡觉去了。说实在的，留给他家的数量并不少，只是他捞得多，被收的也多些。

只是算给他的打捞费毕竟抵不上那些木头的价值，他想不通，“呼”地一下站起来，把门“砰”地一声关上，震醒了几个开会时打瞌睡的老乡。

大局已定，形势已稳，剩下他一个人有意见，也闹不起来，只好这样了。

木头风波终于告一段落。

“一打三反”也没什么好继续搞下去的内容，工作队要撤了，老邵也要调回上海，生产队几个当地干部虽然情绪低落，但对我说：“还是你们上海知青招数多，也敢说话呀。”

　　
　93、送插队干部　＇本章字数：124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26　10：55：24。0＇
上午，我套车去松树沟，帮调回上海的插队干部取打包裹的草绳。

三队插队干部老田与我一起去，他和老邵一起调回上海。

两匹马中，有一匹是生产队最操蛋的马，即不能驾辕又不会拉套，好几次趴到了道沟里。

好不容易到了松树沟，回来的路上，我把那匹操蛋马干脆拴在车后，不用它拉车了。

可就是拴在车后它也不老实，已经快到古城了，它竟然挣断了二指粗的麻绳，滑进了道沟。

任凭我和老田怎样拉它打它，它都不爬起来，弄得我们浑身泥浆，一双鞋像两只泥团子。

看着老田那副狼狈样，我劝他先回去，到生产队叫去人。

老田走后，我找了根棍子，垫在马脑袋底下，不让沟里的水灌进马耳朵，然后就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睡觉。

三个小时后，我听见有人声，醒过来一看，王队长带了三个人，赶马车过来了。

用绳子套上那操蛋马，一用力，那马被拉上来了，一看，它腿都硬了，好半天才缓过来。

两天后，我和几个知青送插队干部到黑河。

离开爱辉古城时，大队书记郭木森跟在胶轮拖拉机后，紧跑了几步，拉着插队干部的手不愿放开。

天飘起了雨点，老田在车上高喊道：“下雨啦！这黑龙江的老天也对我们有感情呀，挥泪作别呢！”迎着细雨，一路上几位老头笑声不断。

我的心情却不像他们那样欣喜惹狂，蒙着一层茫然。

在黑河客运站，老邵最后问我：“你什么时候回爱辉？你带着粮票，带着钱了吗？”

我说：“我都带着，饿不死我，你放心走吧。”

晚上，睡在黑河施卫疆的宿舍里。

打仗了！为了掩护撤退的老乡，几十名知青都牺牲了，我是剩下的最后一个。

一场血性的肉搏战打响，我负伤晕过去了。

好一会儿，我睁开眼一看，老邵、小邵、施卫疆……正对着我微笑。

我醒了，向四周一看，什么也没有，云龙和我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他的一只脚压在我的肚子上，嘴里打着难听的呼噜。

我搬起他的脚，又轻轻踹他一脚。他这才翻了一个身，照样睡死过去，不过停止了呼噜。

终于安静了下来。

从黑河到爱辉，开江后是可以走水路的。

那船很古典，后屁股有硕大的扒水轮，就像南方农村的水车，一半在水下，一半在水上，在火力蒸汽下不停地向后翻水，推着船体向前。

我迎着扑面而来的江风，站在甲板上，看着对岸那与我们全然不同的国家。

苏联那时已经有一种整个船体密封得像个棺材，前半部离开水面的气垫客船，速度飞快。我们叫它“棺材船”。

当苏联一艘客船与我们交会而过时，他们欢呼起来，招手挥帽，满脸笑容。我们一船的人，全都冷冷地看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最有意思的是，当一艘小游艇从我们船边飞驰而过，船上一对苏联中年夫妻，女的把手中的拖把扔给丈夫，摘下脖子上的头巾，又蹦又跳地向我们欢呼。我们一船的人，还是全部冷冷地看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民之间也不可以有友谊的表示吗？

船到爱辉，上岸的码头就在清真寺下。

上岸后到食堂刚坐下，看到邵子昂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毛主席针对知青工作最近有一个批示：“大部不调”。

他在信中劝我去读师范，因为知青今后的去向实在不明。那意思是极有可能“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

我早已经拿定主意，无论是劝我去还是不劝我去的，我知道自己最终选择的结果都同他们完全不一样。

　　
　94、我的骄傲　＇本章字数：157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27　08：43：25。0＇
很晚，我才踩着碎碎的石子路，顶着碎碎的满天星，轻轻地回到知青点，推开那扇为我特意半掩的门，摸到了自己的铺前躺下。

下乡两年多来，知青习惯为我留着门了，差不多天天如此，我似乎每晚都有事，总要很晚很晚回来。

就在老邵走前的那天晚上，开完队委会，作为党小组长的他找我谈话。

我已经填写了《申请入党志愿书》，党支部也召开了会议。老邵说支部在讨论过程中对我非常重视，全面帮我总结了优缺点。

在全面提出了我的优点后，就提了一条缺点：骄傲自满。

但最后他给我的信息是：你这次入党申请没有被批准。

骄傲，一个多么熟悉的批评！

在我经历的团队中，我经常被排除在第一层次之外，比如不是第一批加入少先队、不是第一批加入共青团，那是因为我骄傲。

就连在兄弟中，由于老大一直是住读，排行老二的我，实际上成为老大，当真的老大回家时，父母便经常指责我的腔调不对，说我骄傲。

小学选中队长时，我的得票数名列前茅，老师就不让我当，理由也一样：骄傲。

就拿前不久“木头事件”的处理来说吧，我曾提出让工作队暂停与老乡的谈话，曾提出改变工作队决议的建议。工作队在我们队结束后，想把我调到三队去搞一段工作，我却提出来：放我回大田干活去。

工作队临走时总结了我很多优点，最后提出的缺点也是一条：骄傲。

老邵走后，肖明见我总在思考“骄傲”的问题，出于好心地点拨我说：“什么是骄傲？就是你老想着去改变周边的环境；什么是自满？就是你满足于自己的现状。”

按肖明的说法，骄傲自满都不是自己纯内心的东西，而是你如何摆平自己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和姿态了。对周边环境逆来顺受的，一定是谦虚谨慎之人；反之，刚一定是个骄傲自满之人。

尽管肖明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太能接受。

我承认这是一种个人内心的缺点。

但我不是狂妄自大的人，只不过骨子里确实有一点与生俱来的傲气：简单直接而不善于逶迤周旋。

这样说，并不是想对我的骄傲作什么粉饰，我从小就与自己的骄傲作斗争，下乡后更不知道多少次检讨过自己的骄傲，但收效甚微。

我知道我改不过来了，与其逆来顺受地讲关系摆姿态来显示自己的谦虚，还不如本色一点，人活着心里舒服就行。

在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来不会去批评别人的骄傲。我欣赏这类人能够自由自在地不满足现状，去追求改变周边环境，为他们能在逆境中骄傲地做出值得骄傲的事而击掌叫好。

而我清楚，既没有力挽狂澜的本事，却沾染了一点傲气，这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命运：不走仕途，只做技术性务实的事。

所以，我不再像第一次没入上团那样引起心里的波动，甚至可以说，没有波动。

已经是下乡后的第三个“国庆”。

下午三点多，知青点照例举办了宴会。

但我觉得是最没劲的一次。

知青中又有人被新批准入团，大家请他唱首歌，他硬是推掉了。

能在热闹的场面下，如此冷静地顾及到自己的风度，置别人的热情于不顾，这还是第一次。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也长大，开始变得冷淡，感情不再那么奔放了。

有人醉倒了。我把参加宴会的老乡一个一个送到大道，把食堂打扫干净。

再回到知青那帮“醉汉”前。

阿弟的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胸口，叫着：“我今后要重新做人了！以前犯了一点错误。唉！你们要帮帮我呀！”

我听了有点激动，但马上想起蔡景行说我有“老是轻信别人，永远不记教训”的毛病，有点怀疑阿弟是否存心装醉说些好话给我听。

我摸摸他的手，冰凉的；看看他的脸，嘴角湿漉漉的；眼睛闭着。一副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样子，应该不像装的。

于是，我心里又被阿弟的那几句醉话感动了起来。

把他们都安顿好，我就到宿舍查夜。

一切都沉默下去了，月亮穿过厚厚的云层，照在这成了知青点的清真寺上，斜射在刚才还闹腾过的大屋子里，无数个酒瓶子相应地返着月光。

我系上武装带，端起枪，巡逻在古城的黑龙江畔，在这条国境线上。

脑海里想着：快入冬了。知青点有很多事要干。

自留地的苞米黄豆要收割了，菜窖要挖了，冬菜要安排了，女知青要搬进已经建好的新房子，明年要盖的新房子该竖房架了。

　　
　95、知青搬家　＇本章字数：1202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28　08：40：46。0＇
早晨，踏着碎冰与泥水而去；晚上，趟着陷脚的泥浆而归。

初冬来了，一日之寒也容易一日之化，烂泥和落叶打造了这特有的景色。

我们知青自己动手盖的第一幢新房今天开始搬家住人了！

新房间就在清真寺的对面，在码头上岸后道路的左边。一排四间，每间住四人，有火炕有火墙，碧绿的窗框、碧绿的炕面。

新房，当然全部给女知青住。

男知青的住房也因女知青搬去新房，作了一些调整，环境比原先宽敞，宿舍里也清洁和安静了许多。

这两年，好多男青年为了捞木料，在黑龙江中心――主航道上迎浪击水；为了打砖坯，多少个日子在下班后还来甩大泥，他们为建新房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们对男知青说，先把女知青安排好吧，从这里向南，我们将再一幢一幢地盖下去，直到边防连的岗楼下。

而且，以后的住房会比现在还好，老孙已经设计好图纸，一排两间，每间都有自己独立的灶间和火墙热炕通道，将来结婚成家都可以用。

这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不过说真的，在我们的规划中，沿黑龙江边境线中方一岸的岗楼下，将会形成一组知青的大院。

下了第一场雪，好大。

队委会开了一天的会。

窗外是纷纷扬扬的雪花，屋里，是袅袅环绕的烟雾。

都是纯粹事务上的事，比如收割的安排，知青探亲，

但今年减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气氛低迷。

乘大雪，晚上再开了一个知青班子会，公布了知青点安置费的账目。从老知青下乡到现在，三年多，清理结果，现在还剩下637元，这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和时间。

会议决定，在土地冰冻之前，抓紧把明年新建房的地基平出来，竖上房架。

会上还通报了一个情况，四队有人杀了我们知青点散放出去的一头猪，但具体是谁杀的不知道。

每年秋收冰封之前，当地农民都会把猪放到地里吃收割时漏下的粮食，等到冰雪封地时，就该杀年猪了。冬天，除了配种的老母猪，老乡是不会让肉猪喂过冬的，那是浪费粮食。

知青班子听到有人杀了我们放在地里的猪，个个很气愤，要求进行报复。

蔡景行和肖明去执行报复计划，两人在古城四周逗留了两天，却一无所获。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晚上会议的决定，被四队队长偷听到，回去后让所有老乡采取“关门固守”的措施，竟然没有人再敢往地里放猪了。

我们一只猪也看不到，只好干瞪眼。

李晶霞要回上海治病，她说自己可能要在上海待一年。那天生产队不同意她回去，她一哭鼻子，也就成功了。

这几天，陆陆续续地有不少知青要回沪探亲。

我因为等待黑河师范年底开课，没打算回去。

心细的仲志红在临走时送我一本日记本，我也回赠了记念品。

大家彼此都明白，等明年开春，探亲的知青再回来，我已经离开了生产队。

我突然有一种伤感，孤独一人一来到江边。

无论我碰到什么事，需要安静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