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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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可能性不大。

科里让我们三个先分头跟着领导下农村搞教育调查。

刘科长带着我去了四加子、西岗子、爱辉三个公社。

到爱辉时，我特地把刘科长请到知青点来，听听知青对我要回生产队的反映是什么。

从知青点出来，刘科长对我说：“我理解你了。”

回到县里，我写好农村教育的调查报告，交给刘科长。第二天一早，他对我说：“写得很好，我想过两天再让你跟搞业余教育的何老师出去一下。你已经跑了爱辉、西岗子、四加子三个公社，这一次再去上马厂、张地营子两个公社，那么就跑了我们县70％的地方了，对你了解全面情况很有好处。”

什么时候跟何老师走，具体时间没定，下午没事，科里让我抄一份材料。

边上有两个工作人员正在整理这次报考大学的知青名单，口里不断念着：“某某大学，某某中专……”

大概是整理得累了，他们停下来说了几句闲话：“你看，就我们的手，这么一划拉，就能定下来谁上大学，谁上中专，谁回上海，谁在黑河。这轻轻一点，就让他们有了天壤之别！”

“什么天壤之别？我看有些上大学的水平还不如上中专的！”另一个搭话，说完还看了看我。

我和他对了一下眼，淡淡地一笑。

自从1973年“张铁生白卷”事件后，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不再进行文化考试，官员走后门的现象开始出现，这让文教科的工作人员颇有微词。

我抄完材料，正觉得无聊，忽听高朗、肖明、云龙等几个知青叫着我的名字上楼来找。

他们住在县教育科大楼对面的车马店里，这是县城里最廉价的旅馆，农村人来县里都夜宿于此。

几个人一放下行李，就来县教育科找我。听他们喉咙声很大，怕影响别人，我赶紧把他们引到我住的房间里。

见我一个人住一间房，肖明一边说“灵格么！”一边问我一月工资有多少？然后又把县里所有的饭店都臭骂了一顿，因为他们今天在街里没吃着肉。

等他们安静下来，我才问清楚，他们是来送高朗回上海的。

与***出山的同时，中央对“一片红”的做法有了些许松动，出现了一些“人性化”的苗子。

首先，上海来的插队干部都回沪了。现在来的干部叫“慰问团”，而且讲好是临时工作，有年限的，不再像当年的插队干部那样要参加劳动，与知青同吃同住了。

原来只有兵团和农场知青才能享受的探亲政策，现在插队知青也能享受了。

所有插队知青都发了一张探亲证，每两年享受一次路费报销。

手续是这样的，先由队委批准同意回上海探亲并开出介绍信；知青拿着这张介绍信到公社，如果公社也同意就再开一份介绍信；然后拿着这两份介绍信到县知青办去领取火车票。

从上海回来的跟费先由知青自己垫付，回来后在五天内去县知青办报销，如超过五天就算作废。

另外，每个探亲者有100斤全国粮票，假期是3个月。

1973年和1974年，中央又连续下来两个政策：独生子女和特困家庭可以回城。

而在这之前，最早离开边境的知青，是一些当官的子女，用的是军队内部征兵的方式。蟹有蟹路，虾有虾路，一部分知青利用老家的关系开始向南方农村转点。什么关系也没有的，就只好继续在边境“留守”。

截止到1974年6月，我们这个知青点的53名知青，除了死亡1个，结婚嫁到外队1个，推荐上学3个，征兵1个，招工1个；内部征兵2个，自行转点6个，独生子女1个，特困家庭1个，共计走了17个，还剩下来36个知青。

以上走的人中，高朗是最后一个。

他属于特困家庭：母亲在西部三线支内，上海只有父亲一人带着两个身有残疾的妹妹。

高朗多才多艺，歌唱得好，笛子吹得好，字也写得好，但他为人低调，做事认真，从不抱怨。下乡四年多一直做食堂后勤，喂了四年多的猪，挑了四年多的水。

第二天一早，在送行知青的羡慕中，他用一双裂缝中嵌满了黑泥而无法洗净的手，提着行李登上了回长途汽车。

回头跟大家挥手告别时，他一脸的幸福。

从客运站出来，肖明、云龙等问我：什么时候回队里？

我说，正在启动。

我希望我的回归，多少能让部分插兄们在目睹身边战友一个个离去的凄凉中，得到一点快乐。

　　
　102、兑现承诺　＇本章字数：1651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1　23：09：17。0＇
我提笔在一本新的日记本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扉页上知青的名字引起我一道道回想，仿佛飘起了一条欢乐和鲜艳的彩带，彩带上翻飞着一幅幅画卷：

有雷雨闪电，有雨后长虹，有夜读灯火，有晨起挑水，有激怒，有欢笑，有严肃，有可笑，有对膝谈心，有无情批评，有和蔼可亲，有争吵戏闹……

有这样一条彩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让我这个当年的知青点负责人回忆起来总觉得有很多遗憾。

当初为他们所做得太少，如今对他们思念得太多。

曾有人见我每逢五一国庆暑假甚至有时周日都要回爱辉知青点，和我开玩笑，问我在爱辉是不是有女朋友？

我在爱辉是有朋友，但不是什么女朋友。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很神秘，觉得我深藏不露，以至于在黑河师范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能够过着没有情感纷扰而全心全意读书的日子。

这种误解成全了我的学习，各项学习成绩都不错，还当上了校学生会学习部长。毕业时学校对我的去向还进行了讨论。

但我喜欢知青点的生活，重回生产队是上学前的承诺，现在要兑现了。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选择的历史。

从我懂事的那天起，就不断地听到“完成！完成！……”、“开始！开始！……”

似乎一切都有头有尾，但又无头无尾。

每一次都在开始中结束，又从结束中开始。

谁也得不到老天的恩赐和优待，能够让纪元从他开始，能够让世界以他为终结。

我的历史也应该是这样，在不断地完成中，又不断地开始，似乎是重复，实际是新生，从而永远不停地前进。

我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够完成心中理想的大学教育。

黑河师范有一位张老师，是东北大学毕业的，那天他和我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

我问张老师：“一个人应该完成的最基本学业是什么？”

张老师笑而不答，沉默了许久，他说：“大学本科。”

还有一位王老师，是教古文的，那天他抖着手中的古文说：“这东西非得我讲不行，你们讲不了。”

我问王老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超过老师？”

王老师有点生气，迅速地回答：“我讲的东西，你们能理解十分之一就算不错了，你们别好高骛远，你们就是再学也赶不上我的水平。”

我自己对中专的学历也没当回事。

三个留在文教科的毕业生，却偏偏留下了我一个中专生，那两个大学生已经分配到县里的中学当老师去了。

县文教科不同意我回生产队，把我分配在科里搞业余教育。

刘科长对我说，作为分配就这么定了，但你的申请我们也交到了县委，最后听县委的吧。

原来以为回生产队是十拿九稳的事，现在很有点“黄”的危险。

我又在县文教科待了两个月，等上面的回音。

这期间看了一些书：《希思首相》、《约翰逊回忆录》、《白轮船》、《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第三帝国的覆灭》等书。

同时，在来来回回去往各个乡镇之间时，还认识了几个人。

一个是在从爱辉到黑河的船上，碰见的上海医疗队女护士。她是川沙县城人，68届初中生，下乡两年后，被抽调到市六医院学护士，毕业后到黑龙江巡回医疗。

她看上去很腼腆，实际却很健谈。她告诉我，今年（74年）五月上海发生反革命暴动；还有其它上海的新闻：当上海判处一批死刑犯时，竟然有200多人要抢劫囚车……

她最后说：上海真的老烦的，我喜欢出来巡回医疗，外头山清水秀老安静的。

在张地营子旅馆里，碰到一个北京来出差的干部子弟，十分忧国忧民。他谈到干部子女的两极分化：一种是口称“子承父志”，靠父母功劳走后门，钻营进政府机关，野心勃勃地实行个人奋斗的。一种是热爱工农，深入基层，靠自己的一双手改天换地的。

看看时间已经半夜12点了，他赶紧煞车，说：这个社会以后到底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呀。

我想我既没有享受安静的福分和超脱，也没有思虑深远的忧愁和大志。

我只是在不能完成大学学业的无奈下，回到了下乡前最初的梦：当一个农民作家。

这总比什么也不是的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要好。

终于，在国庆前，刘科长正式通知我：“县委通过讨论，根据1974年工农兵学员招生提纲上对学生去向有‘或上山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条，所以，回生产队也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已经同意你的要求。”

县文教科搞了一个欢送仪式。刘科长说：“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拿过三个月的工资，就算是从这里回爱辉的了。”

但从心里说，算哪里回去的，对我来说还重要吗？

　　
　103、转点争论　＇本章字数：185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2　21：10：28。0＇
1974年10月8日，我回到了知青点。

就在当天晚上，知青点食堂里还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从仲志红回南方老家转点插队的事引起的。

王雄涛说：“说老实话，她这样走就等于逃。”

王晓晗一听非常气，就问他：“逃的性质是什么？”

王雄涛一时语塞，就说：“别人怎么能呆下去，她怎么就呆不下去了？”

王晓晗说：“你没有了解就没有发言权，她是有正常手续，经过各层批准才走的，怎么能和‘逃’联系来呢？”

王雄涛今年初当了生产队队长，领导的面子上下不来，说了一句：“不和你说了，跟你这样的人说不通。”气呼呼地走了。

王晓晗追着他的背影说：“说得通说不通要看你说的什么理，你想用歪理把人家说通是不可能的。你想用职权来压服人家更是办不到的！”

食堂里一屋子人都笑了，觉得是不该用“逃”字去说转点离开的知青。

我转移话题，对蔡景行、昊宇说：“吃好饭一起拉小提琴怎么样？”

两年前，蔡景行开始学拉小提琴，我和昊宇也各自买了一把小提琴跟在蔡景行后面凑热闹。离开生产队的一年多里，三个人还没有机会合奏过。

三把小提琴，尽管演奏水平不怎么样，但毕竟也是音乐，回响在知青点的院子里，一番热闹。

热闹之余，我们坐在那里闲聊，从他们的话语中却听出几分惆怅。

1974年，随着上海插队干部的撤退，知青下乡也进入转折。就拿我们队知青点来说，已经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大家在经历了最初的满腔热情并且成了生产队的劳动主力后，开始进入一场痛苦的反思：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走和留，是现在知青议论最多的话题。

今年，在我回队之前，生产队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队里推荐三个知青，但其中两个年轻的被大队剔除了，理由是照顾年纪大的。

年纪大，竟然成了推荐上大学的理由。

有人不服气，于是大队干部就问他是怎么对待革命前途和理想的？想不想在农村扎根？这甚至可能成为以后不再推荐他去上大学的理由。

所以，一提扎根的事，就弄得好多人很为难。

有人问李晶霞：“你有没有扎根农村的准备？”

她说：“有。”

再问：“你明年去报考大学吗？”

她回答：“不去。”

又问：“你后年去不去报考？”

她默然，然后不耐烦地说：“现在还不到后年呢！”

我对她说：“不是非要说自己‘决心扎根’这些话的。如果想报考大学，就应该说清楚，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想想，生产队每年除了一两个上学的名额，还有一两个招工名额，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彼此多少有一些竞争和戒备。

昊宇说：“僧多粥少，照这样下去，总有人会永远留在农村的。”

大家又议论起前不久刚结婚的程岚。

程岚是与我们一起在1970年下乡的女知青，8月份与邻队的一个上海男知青举办了婚礼，这是我们大队里第一个结婚的知青。

程岚才21岁，结婚好像早了点，但符合婚姻法定年龄。听说有些兵团农场的快到三十岁了也没结婚，孩子倒有了。

蔡景行说：“对她来说，上学招工都没有希望，转点南方又没关系，恋爱结婚过日子倒也干脆。”

我问起国明的情况。

国明曾经想让学校根据他70届的身份，按四个面向的政策重新分配。在上海折腾一年后没有结果，只好再回到生产队。回来后他一心想等招工走，连煤矿招工也想去，被我劝了下来。那是一年多前我还没上学时的事。这次我回来发现他情绪不错，觉得有点奇怪，难道他现在有了新的想法？

王晓晗说：“可能有点什么原因吧，今年春节回上海探亲时，有个小姑娘自称是国明的对象，跑到我家打听国明的情况。她说她父母不同意他们谈恋爱，国明就对她说，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回上海去的，要么被抽调回上海，要么就自己跑回上海。”

蔡景行说：“还想抽调回上海？这不是白日做梦啊！他是在骗自己还是在骗人家上海小姑娘？”

王晓晗说：“自己跑回去倒是可能的，但是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人家父母不同意，小姑娘自己也不会同意的。”

大家问我对队里知青目前的思想状况持什么观点？

我想起父亲知道我要回生产队后，曾来信再三告诫我：“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与全局有关的，都是党的需要，你回农村只是个人的愿望，不能强加于党，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

我于是回答他们：“能走的就高高兴兴地走，不能走的也要好好生活下去，我陪着他们。”

说这话的时候，我是轻松的，因为我是已经走了再回来的人，心归于平静，与别人不再有利益竞争。

不可否认的是，知青在走和留的痛苦反思中，开始揭去套在双眼上的万花筒，面对真正的现实，回归到了正常的人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青曾经失去的正常青春开始焕发，长期压抑在心头的生活追求、爱情欲望、知识渴求……悄悄萌芽。

知青不再为自己曾经高喊过的口号而激动，他们开始像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一样，梦想着最基本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要求：安居乐业。

　　
　104、老乡心思　＇本章字数：157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9　16：49：11。0＇
回来后，参加了第一次队委会。

一年多之前，我就是队委，回来叫我参加队委会也属自然。

队长王雄涛又在会上提名让我担任政治队长，大家也没什么意见。

当时队长是一把手，另外还有生产队长、政治队长、车马队长、妇女队长，都是副手。作为政治队长，负责生产队前景规划和夜校的工作，还是比较超脱的。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的队委会成员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除了队长王雄涛、政治队长我、妇女队长张春芳是上海知青外，团支部书记刘金鹏也是上海知青，原来还有一位上海知青担任会计，刚被推荐上了大学，会计就由刘金鹏临时兼着；老乡在队委中除了生产队长、车马队长外，还有保管员和贫协主任；知青和老乡一半对一半。

已经是10月中旬，大雪就要来临，队委会的主要议题是秋收任务和劳力安排。

散会后，保管员李胜俊和我俩单独走，他言语不多，闷闷地憋了好半天才对我说：“你还是不回来好，在我们生产队，谁要是敢说几句公道话，那是没什么好处的。”

我听了只是一笑，觉得他话中有话，很有意思。

是对我的关心？还是对我的警告？

撅黄豆，一周下来，我已经慢慢适应。

早晨，西北风送我们上工地，风力很大，把我的耳朵吹得辣辣的。云块也随着我们往西边聚集。不一会儿，空中便飘起了细粉一般的雪。

天更冷了，哪怕你弯腰累了，直起身挺一下腰的那么点功夫，也会冷得全身打颤。

中午休息吃饭，发觉水壶里结了一层冰花，就着冷馒头，吃得心窝里就像塞进了冰块。

午饭后，老乡走了一半，回家睡热炕头去了。

农村自从搞定额管理后，干多少算多少工分，上下班时间没有人管。

我脱下棉袄，跳着活动了几下身子，又干了起来。天越冷我干得越欢，要不是镰刀断了，今天能干两个定额。

人出汗了，天也放晴了。

下班时，西边的太阳连着山尖那半部被拉得尖尖的，红得像火一样；太阳的上半部却圆圆的，黄黄的。看上去真像一只倒置的成熟蜜桃。

坐在颠簸的马车上，我感到一天劳动后的轻松。

回到知青点，看到肖明正在抹墙，我拿了把铁锹帮他和泥。

每年过冬前，东北都会用稀泥把外墙的缝抹平，再把窗户外的缝也全部贴上纸条，这样屋子不透风又保暖。

俩人边干活边唠喀。

他说起自己分在上海工作的弟弟，已经入团当了干部，自己有点自卑，说：“我就当个农民吧，别看没出息，每顿五个馒头！”

嘿嘿地笑了一下，他又叹息到：“哪个当领导的真正关心过自己？重视过自己？”

他觉得知青不再像两年前那样单纯天真了，人心思走，相互间变得有些冷淡麻木。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奔放，开始看破红尘，封闭自己。甚至对别人的帮助也抱着戒心，怕成为别人的戏子；但当别人稍离他一些时，他又感到被边缘的苦闷。

我从和好的泥中挑出冻块说：“自然环境使它冻上了，一般的水还化不开它，它自己也有些顽固；扔了吧，太可惜；不扔吧，派不上用处。”

肖明很敏感，平时跟我也开开玩笑，他说：“你的意思是我和它一样呀？”

我说：“我不是指一个人，好像老乡的气氛也都有些怪怪的。”

我把那天保管员李胜俊对我说的话跟肖明学了一下。

肖明回头张望了一下，见没人，对我说：“你没听人说李胜俊以前与队里妇女打情骂俏的事吗？这个人有问题。现在他对知青也不好，分粮时还克扣了知青点300斤小麦。”

在我的印象中，李胜俊以前对知青很好的，过年过节还来知青点食堂帮助掌勺烧个菜什么的。怎么现在有知青对他反感了呢？

肖明说：“不是我们对他有意见，是他们现在对王雄涛当队长有意见，你回来对王雄涛又支持，都是知青嘛，他们当然有想法。”

我不相信传说，我更愿意相信的是眼下的现状。

我想起那天队委会在讨论秋收任务和劳力安排时，副队长老吴、车马队长李明伍、保管員李胜俊、贫协组长刘承新几个老乡，好几次对王雄涛的安排不是很满意，讲话口气都有些呛。

这个生产队自合作社以来的20多年，没有一个人连任过队长的，从来就是一年换一个队长，已经成了习惯。是不是上海知青当了一年队长，也让他们感到了厌烦？让他们对知青当队长已经没有了兴趣？

　　
　105、出差嫩江　＇本章字数：1733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4　23：40：44。0＇
事后想起来，我胆子太大了。

生产队派我去嫩江买一台扬场机，我竟然把1200元现金带在身上就出发了。

那时厂里工人一个月才36元工资，你想想看，相当于他们三年的工资呢！

要让歹徒知道了，非招来横祸不行，不把你打死，也会整你个半死。

我把钱放在棉裤的后插袋里，再罩上一条单裤。在黑河晚上睡觉时，就把棉裤放在脑袋下枕着。

第二天一早出发，下午2点到了嫩江。

在嫩江农机供应站，看到了扬场机，却少配件，等配齐了，人家也要下班了。

我不想再等到明天，因为正在打粮季节，队里等着用。我赶紧交完钱，去联运站找车。

这是个我并不认识的司机。我们装完车，已经是夜里7点多钟，供应站的大门已经锁上，警卫说没有出门证不让我们走。

我缠住警卫让他给领导打电话。这才来了个主任，大开“恩门”。

来回折腾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挺对不起司机的，就请他去饭店，想犒劳他一下。

但司机不肯去。我以为他在恼火，就给他一个暗示：条件好说。

这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虽然给这个暗示时我也很不自在，但为了生产队早一天完成征购粮任务，又有什么办法呢？

沉默了几分钟，很尴尬。我不知道他会开什么条件，毕竟生产队并不富裕。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问。

见我不回答，他告诉我：“我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做这样的事。我们的目的在于支援农业，不在于个人的私利。”

天很黑了，他看不出我脸上的红晕。

我们回联运站，一人吃了两个馒头和一碗汤。

吃饭出来，正巧碰到师范的同学，他家就在嫩江县城，硬拽我去他家坐一坐。

他那个顶多是科级领导的父亲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