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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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把它们一步步逼进了前方张开的渔网里。

其实，那张挂在树上的渔网，才一米多高，只要它们扇一下翅膀，就能飞过去逃命，可它们偏就朝网里走。

这一网，就网住了十多只沙斑鸡。

我问杜义田：“春夏时见它们好灵活，很难抓的，一入冬怎么就都变傻了？”

杜义田也奇怪：“可能天冷了，把它们的脑子都冻住了？”

俩人大笑，笑沙斑鸡的傻，也笑这猎物得来之容易，不过就是早上起来散了一个步而已。

当天，杜义田把沙斑鸡杀了，拿四只炖了一碗汤，其余的冻在偏房里。

我尝了尝说：“味道鲜美，只是肉比鸡粗糙，没那么好吃。”

杜义田说：“过年时，我用它炖蘑菇、炒瓜子，你再来尝尝，好吃着呢！”

还要等到过年？我没有吱声，已经三年没回上海了，我跟王晓晗已经商定，只等打完水稻，我们就回上海，这是我俩谈恋爱后第一次结伴回沪探亲。

水稻脱粒只剩下最后十垧地的了，这是顾本产看管的十垧地。

去年，他的十垧地收了一半水稻一半稗籽。社员骂他，也骂我，有人甚至埋怨我：用一个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当水稻技术员，是“依靠什么人的阶级路线”。

当时我顶住压力，让顾本产再干一年试试，他知道后双手拍着炕桌号啕大哭，只有一个念头：为自己也为信任他的人打一个翻身仗。

从春天叠稻埂开始，他一条埂一条埂地检验，发觉谁叠的质量不行，就帮助一起返工；放水浸地时，他硬是跟在社员后面，把全部埂子又再抹了一遍；撒籽后，他干脆不回家了，在地头搭了窝棚睡在那里，让家人隔三四天送一些干粮。原来，他白天不敢跟其他水稻技术员争水，就在夜里放水，等其他水稻技术员上班前，他又恢复原样。夏季锄草时，他不光芟除了稻埂上的草，还顶着烈日整天在地里拔草。

秋天，他的十垧地一片金黄，没有任何杂色，连别的生产队社员路过看到了，也都啧啧交口称赞。

爱辉有一片好稻田的名声传到了县里，县农技站专门组织人来参观。今年因霜降灾害，全县水稻亩产都在300斤以下，可县农技站对他这片水稻地的估产在每亩400斤以上。

马绳脱谷机的出粮口哗哗地淌着，装袋的社员高兴地一个劲地叫：“快快，来不及了！”

顾本产站在一边，眼睛盯着我，脸上笑呵呵地。

可是他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我的表扬。

我什么也不说，我想起了有人曾上纲到政治上，指责我在“执行什么阶级路线，依靠什么人”。对这样的政治敏感话题，我没有私心，也用不着避嫌，只是在社员已经公正的评价声中，我不愿意再渲染成功，去刺激曾经反对过我的人。

我觉得如果说生产队也有“政治”的话，那与国家的政治是有所不同的，生产队的“政治”，不是用一股势力去压倒另一股势力，而是要创造出一种人人向上的宽松环境，最起码，要给每个人都有生存下去的空间。

老吴副队长见我不言语，说道：“要是大伙都像老顾这么干活，就好喽！”

旁边一帮年轻人起哄：“年底评他个五好社员！”

几个老农笑道：“那还不如评他一等劳力呢！”

我笑笑，走了，但心里很开心：因为这个历史上有污点的残疾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第一次得到了大伙的尊重。

　　
　168、海上恋旅　＇本章字数：1651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0　12：55：17。0＇
1977年的春节特别晚，在2月18日。

这些日子，我和晓晗一有空就商量回沪的路线。

没有什么事比探讨如何回家更幸福了。

七年来，我在上海探亲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四个月；而且，从黑河师范重返生产队当生产队长后，又连着两个春节没回上海；更重要的是：今年该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已经都走了，只剩下我和晓晗俩人，所以，这不仅是探亲之旅，而且是俩人一路相伴的恋人之旅。

虽说我俩平时在一个知青点生活，但大家都很忙，顶多也就是她到我宿舍来取脏衣服去洗，顺便帮我打扫一下屋子，每天说不上几句话。这次，从黑河到北安、哈尔滨、大连，最后从大连乘船到上海，我们将在路上整整相伴五天。一想到这里，我和晓晗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

1月中旬，生产队的秋收打场、交粮分红全部结束。我和晓晗终于扛着行李，来到县城，登上了去北安的长途汽车。

长途汽车路过西岗子一个叫“革命村”的屯子前，上来了几个上海女知青。

此时回城探亲的高潮已经过去，长途车上人不多，我和晓晗坐在后排，很不显眼。那几个上海女知青上来后用眼神扫了一下车厢，没发现我俩，见全是老乡，就毫无顾忌地用上海话聊起天来。

甲：“有一个上海知青看中我了，但伊是个插队的，格奈能好嫁拨伊呀？我格40多块工钿将来不是要全部贴拨伊啦？”

一听就知道，她们是在农场拿工资的。

乙附和道：“尽管是上海人，但是到啥格层次就是啥个层次的眼界，我情愿以后寻一个跷脚麻皮，也不会嫁拨一个拿工分的插队知青。”

王晓晗听了朝我一笑：“听到吗？你就是一个拿工分的插队知青。”

我也笑了，低声对她说：“反正我俩都是插队的，互不嫌弃。”

一路的旅程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浪漫。

北安到哈尔滨的火车上没有暖气，车厢里四处挂满白霜，我们靠在座椅上冻了一夜。

可能是着凉，晓晗的胃病犯了。在哈尔滨去大连的火车上，她疼得什么也吃不下，可怜地蜷缩在木板座位里。

火车上没有药没有热水，我不知如何是好，想站起来，让晓晗能半躺着舒服一些。

晓晗对我说：“不用，我这是老毛病，能挺过去的。”

好在这列火车上倒是有暖气，捱了整整一天一夜，快到大连时，她的胃疼稍稍缓了过来。

我对晓晗说：“我们买两张二等舱的船票吧。”

晓晗说：“那要二十多元一张呢，太贵了，五等舱船票才**元一张，还是坐五等舱。”

我说：“不行，五等舱我坐过的，是甲板底下黑暗的货舱。没有床位，每人发一条草席和一条毛毯，往地上一铺，白天盘腿而坐；夜里和衣而睡。劣质的烟味、难闻的脚臭、晕船的呕吐味……你的胃疼刚缓过来，肯定受不了的。”

我不想把这次本来应该的浪漫之旅变成一次受难的苦旅，坚持去买了二等舱船票。

这是一艘叫“长征号”的海轮，我特意看了它的示意图，二等舱的房间在甲板上，四人一间，窗户靠海透风。对我们来说，无疑是豪华的旅行了。

买好船票，时间还早，候船厅里除了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就我们俩人了。

我对晓晗说：“去市区逛逛街吧。”

我和晓晗一共四个大旅行袋，里面装满了东北的大豆、芸豆、瓜子、木耳和豆油，沉甸甸的。我们把行李交给这位中年妇女看管，出了码头，叫了辆三轮车去大连市区。

那时的人很单纯，尽管素不相识，但却相互信任。

三轮车行驶在街头，街旁不时有日俄时期留下的建筑群，给人一种异国情调；映入眼帘的是鳞次栉比的商店和五花八门的商品，就好像已经回到上海一样。

从零下三十多度的爱辉，来到只有零下七八度的大连，感到这里的气温暖和多了，风也湿润宜人。

习习微风吹起晓晗的长发，她仰头看我，病后初愈显得娇怜的眼神里透出满足和幸福。

下午四点半，轮船起航，同舱的另外俩名乘客是上海人，起劲地谈论着粉碎“***”时上海党羽设立指挥点，调集公安干警和民兵，发放枪支弹药，准备武装叛乱的事。

第二天，船入深海，风至七级，摇晃明显，摆在走廊里的桶撞得叮咚响。那两个上海乘客开始晕船，躺在床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晓晗也有点晕船。等她睡着了，我独自一人来到摇晃的甲板上。

一望无际的海面上翻滚着浪花，船尾翻起泡沫的海面上，有三四条黑色的大鱼，跃出海面，此起彼伏地在追逐。

我随着船身的起伏，享受着动感的愉悦，就像儿时轻轻荡起了秋千。

　　
　169、疯女小红　＇本章字数：165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1　10：43：52。0＇
三天后的清晨四点多，“长征号”轮船驶入黄浦江，停靠在公平路码头。

目送晓晗被她弟弟接走后，我叫了辆三轮车回家。

公平路码头离我家不远，从周家嘴路经海宁路、吴淞路，向右一拐，便到了嘉兴路44号的家，一切都那么熟悉。

说起嘉兴路44号，是有点来历的。

它是个日本风格的组合大院，位于四周石库门住房的中间，显得有点另类。这个院子是在二十年代初，由日本侨民建的一个当铺。

推开大门就是个院子，然后是一个走廊，走廊的两旁有三户人家，第一户人家里，至今还有一排齐胸高的柜台，估计是当年递送当物的。

穿过走廊，是一个带水井的天井，天井的右面有楼梯可上二楼。

天井的正对面是大礼堂，礼堂的梁上雕着各种花卉。礼堂的左面有一个小夹堂，夹弄尽头还有一个三角型的院子，那里有一个仓库，并有一个小门直通52号大院。

日本投降后，这里成了国民党警察的巡捕房，并把隔壁52号大院扩进来作为巡捕房的车库。

我家的窗口正对52号大院，让我记忆最深的是院里有一棵柿子树和院墙上有一棵紫滕。

解放后，解放军军管了公安局，44号就成了公安局军管会人员的家属院；52号则还住着几户旧警察局的留用人员，主要是当年在巡捕房开车的司机。

嘉兴路44号，可以说是我全部童年的记忆：春天从二楼爬上房顶放风筝，夏天在天井的井水里浸西瓜啤酒，秋天在52号大院的红薯堆上捉迷藏，冬天在三角院里翻跟头俯卧撑练身体……

自从文革后，童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就在这个天井里，我的父母被批斗带走；住在52号大院里的居委主任，每天隔着窗户对我们狠三狠四；而院子里有一个人当上了公安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天天戴着红袖章面无表情地昂头从我家门前的走廊走过。

这次我回上海，发觉44号院内物是人非，楼房还是那个样，氛围却大大不一样了。父母恢复了领导岗位，居委主任那张脸又变得笑容可掬，而那个造反派头头，每天下班低头匆匆穿过走廊后，便呆在屋里再也不露面了。

母亲对我谈恋爱的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在闲谈时讲起她单位里一位同事的伤心事：

母亲这位同事姓张，女儿小红和我同龄。

文革初期，小红的父亲被造反派拉到单位里去隔离审查。

一天，造反派打电话通知张阿姨到单位里去一趟，说她丈夫畏罪自杀。

张阿姨不相信一向乐观开朗的丈夫会自杀，但性格懦弱的她却不敢要求验尸，甚至连自己也不敢去看一眼“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丈夫，糊里糊涂地同意造反派把尸体火化了。

张阿姨后来对我母亲说，她就小红这么一个女儿，怕将来给女儿在政治上背黑锅。所以不敢验尸，也不敢告诉小红，只好自己一个偷偷地背着人哭丈夫。

小红是从家门口造反派贴的标语上知道父亲死了，她不理解母亲为什么瞒着自己，使自己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从此与母亲不再说话。

到“一片红”插队时，小红只想早点离开这个家。六九届第一批下乡的名额是云南，她二话不说就去云南插队。

小红是带着对妈妈的一丝恨意离开上海的。

1974年，小红回来了，但已经精神失常。不知道她在农村经历了什么，总之是精神崩溃了。

可怜的张阿姨，朝思暮盼，迎回的是一个已经痴呆的女儿。原本还指望女儿会有一天体谅到母亲当时的用心，现在永远不可能了。

听说张阿姨丈夫的冤案最近就要平反昭雪，但谁又能抚平留给这个家庭的伤痛和疤痕呢？张阿姨一天天苍老，她最后的希望已经破灭。

听完这个故事，我不由感慨：“相比之下，我们一家还算是幸运的。”

云龙的哥哥结婚，把我们叫到他家去喝酒。

已经回上海的刘金鹏、高朗也一起来相聚。那晚，我们五人喝了塑料桶装的10公斤黄酒、一瓶白酒、一瓶红酒，直到把云龙家的酒全部喝完。

半夜，我们从云龙家那个只能通过一人的木楼梯下来，五个人像一串倒下的骨牌，滚到楼底下。

爬起来，大家手拉着手，横着走在冷清的马路上，一帮等通宵车的人惊诧地看着我们五个醉鬼。

第二天睡到快中午，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叫我：“起来，吃回笼酒去！”

睁眼一看，是云龙的父亲，笑呤呤地站在我的床头。我们几个知青都住在一个居委会，家里人相互也都非常熟悉。

我说：“真喝不动了。”

云龙父亲说：“回笼酒是解酒的，喝了就不醉了。快起来，另外几个已经到了。”

这酒喝得，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170、雪封灵岩　＇本章字数：175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2　17：27：57。0＇
我和晓晗这次除了回上海探亲过年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征求双方家长对我们恋爱的意见。

晓晗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她母亲有些意见，主要是对我的苏北祖籍有看法。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民国时期，流进上海最多的就是苏北人和宁波人。由于苏北人大多从事下等职业，导致上海人－主要是宁波人对苏北人的普遍歧视。歧视严重的年代里，宁波人是绝对不肯与苏北人通婚的。

晓晗祖籍就是宁波。

但晓晗父亲的看法不一样，认为我父母都是在解放战争中南下的干部，是不是苏北人又有什么关系？

我对晓晗说：“秦灭六国，这么厉害，最后败在了苏北人刘邦项羽手中；你我都是汉族，知道怎么来的？是苏北人打造了汉朝后才形成的；苏北人文有《西游记》、《水浒传》，武有韩信和萧何。远的不说，就拿现代来说，梅兰芳的戏你妈喜欢听吧，他是苏北人；周总理的才华无人不服吧，他也是苏北人。”

晓晗笑了，打断我的话：“我妈也只是说说，并没有反对我们恋爱，再说我又不在乎的。好了，说说你父母的意见吧。”

我说：“奇怪呀，我父母既没说支持也没说反对，好像有什么话没说出来。”

说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不太好的预兆。沉默了好一阵，我转移了话题：“老呆在上海有一点无聊，我们去一次苏州吧，当天去当天就可以回来。”

苏州，和我家之间有一种天生的渊源。

很小的时候就听祖父说过，6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生活在苏州阊门，“红绳赶散”时才到了苏北。

后来我查过资料，历史记载是这样的：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的红巾军打下苏州，将大约40多万江南民众强迁至苏北，史称“红巾赶散”或“红绳赶散”，于是祖先们被赶到了涟水这一片盐碱地上。

有关专家对这一历史记载有疑义，认为江南移民后裔都说自己祖籍阊门，这一说法“半真半假”，因为阊门的名气极大，很多不知祖籍何处的移民后裔们，便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集体附会“祖籍阊门”。

但不管怎么说，祖先江南人是肯定的。

我的祖祖辈辈认定苏州阊门是心目中的“根”，他们再也回不到故乡，只能把苏州的小桥流水人家当作是梦中的幻影，以至于把睡觉进入梦乡称之为“到苏州”了。

苏州的渊源不光是祖先的梦，还与我的父母有关。

1949年4月，父母渡江南下，参加对苏州的军管工作，在苏州生下大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大姐一年以后夭折，被葬在苏州。

当然，我也与苏州有些渊源。

这是我走出上海后去的第一个地方。1966年冬，13岁的我和云龙、蔡景行等六个同学相约，步行到苏州串联，帮我父亲找到了老战友一家。

1968年夏，我父母被打倒抓走，我再去苏州，想去求助父亲的老战友，但父亲老战友爱莫能助。也就是这第二次苏州之行，彻底熄灭了我改变境遇的希望，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出发去苏州的那天，南方下起了罕见的鹅毛大雪。

我们乘长途车到木渎，这天的灵岩山，就像我俩的包场。笼罩在白茫茫之中，厚雪覆盖了上山的路，只有我们俩人的脚印向山上延伸。空无一人的林间，除了我们踩雪的嘎吱声，寂静得能听见雪片落地的声音。

我向晓晗讲解这里的景点：

相传春秋时，越王勾践使用美人计，在这里向吴王夫差献西施。吴王夫差为此在山顶建造了“馆娃宫”，至今还存有吴王井、流花池、玩月池、西施洞、宫墙、琴台、思乡岩、石射棚等遗迹。

西施让夫差沉湎女色不理朝政，最终亡国丧身的故事，引来了一片“女人是祸水”的说法。

晚唐诗人罗隐反对这种对女人的责难，写了一首诗：“家国兴亡自有时，　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后来同情西施的文人更是编了一个理想的结局：越国大夫范蠡在为越王物色美女时就已经和西施相爱，吴亡后，两人驾扁舟，入太湖，不知所终了。

站在山顶，只见漫天飞雪，远处茫茫一片。我对晓晗说：“天晴时，可以从这里看到太湖。人们传说范蠡和西施就是从里隐居太湖，相伴到老的。”

晓晗叹道：“本来没什么好看的，让你这么一说，看什么都觉得有意思了。”

我们抖落伞上的雪片，来到山顶寺庙。这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净土宗道场之一，寺庙中午有素面供应，小和尚为我们端上两碗热气腾腾的香菇素面。

平时人声鼎沸的斋堂今日只有我俩。窗外，大雪纷飞；堂内，悄无声息。那种安祥、温馨和唯我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

下山时，积雪更厚，已不见我们上山留下的足迹。抵山脚，回望灵岩，茫茫大雪之中，山峰近浓远淡，蜿蜒的台阶上，我俩下山的脚印又已经被大雪覆盖。

真是一个漂浮在仙境的两人世界，洁白无暇，且来无踪去无影也！

　　
　171、牵手走过　＇本章字数：170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3　12：56：39。0＇
这是粉碎“***”的第一个春节，十分祥和而又热闹。

《洪湖赤卫队》、《东方红》、《小兵张嘎》等一批在文革中被禁10年的电影恢复上映是最令人兴奋的事。

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到处去弄这些老电影的票子，每天去电影院赶场子。而上海的大街上，也可以随时听到“洪湖水，浪打浪”的传唱。

十年动乱结束，如同春水融化了坚冰，人们充满了喜悦，也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期待。

但是，我在春节之后却陷入了痛苦。

可能父母知道我会有这样的痛苦，特意等春节过后才向我摊牌：他们不赞成我和晓晗的恋爱。

他们手中有一份上海慰问团干部对晓晗家庭背景的调查，晓晗的上一辈亲戚中有一个人，与我的父辈在年轻时代分属于不同的两个政治阵营。

父母再三强调，他们自己在参加革命前就是农民的孩子，在“门第”上并不存在偏见，不反对我与普通工人家庭出生的孩子相处，但不能接受政治背景有问题的人做亲家。

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即使是普通人家，在择偶时对对方的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都十分关注。可靠的政治背景，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最起码，可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

我承认，在那个年代里，自己偷偷地看过许多爱情小说。从中国的古代长诗《孔雀东南飞》、传奇杂剧《牡丹亭》一直到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作品中那种重爱情，轻生死的男女主人公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在爱情上，我更倾向理想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

我并不想违拗父母的想法，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我一生的平安。

但我却想起了一个人，他经历的痛苦恋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个慰问团干部，一位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在大学时有一个恋人，毕业分配时，组织上对他说，如果要去那个重要的部门报到，就必须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恋人分手。

他们分手了，但恋人知道他还想着自己，竟毅然去了外地工作，并很快和一个瘸子结了婚。

他对我说这段经历时，早已成婚生子，但我却看到他的眼眶里仍然噙满了泪水。

想到这将跟随他一辈子的痛，我常常会反问自己：假如是我，会放弃分配到那个单位，同有情人终成眷属吗？

我给自己的答案是：会放弃单位。

因为我向往自由的爱情，我无法想像两个相爱的人硬生生地分离，然后再分别去同另一个人生活，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煎熬的又岂止是两个相爱的人？

晓晗这天和我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从提篮桥到徐家汇，从中午到夜里。

我们还没有品味就要到来的幸福，就要谈论分手的痛苦了。

晓晗说：“我回去问母亲，亲戚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母亲什么也不说，只会哭。”

我问她：“你不认识这个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