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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插队手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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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疆冲上前搬下了炉子上的油锅,我则一下子推开被地上火苗舔着的门,又拿起煤锹,弄了一下子灰盖在火上,这才避免了一场火灾。
大家忙着把屋里烟放出去,却忘了屋外还有一个装了一多半冻饺的麻袋,直到肖民跑进来大叫:“狗吃饺子啦!”
大家才冲出去看,不知谁的狗,把那麻袋咬了一个大洞,吃了有100多只冻饺。
宝兰姐忙说:“没关系,咱再多包一点,也好多唠会儿磕。”
那夜,大家睡得很晚。
第二天,元旦。一个雪晴后的清晨,我和国明跟着马车上山砍杆。
月亮还没落下,在新雪覆盖的道路上,我们第一个留下了两条车轮印子,马蹄翻起的泥土,像花一样,开在洁白的雪地上。
没有重复,一切都是新的。
我坐在马车后面,凝望着那不断生出的清晰印迹,觉得这是多么整齐美丽的图案啊!
轮印,笔直、坚定,深刻、清楚;就像两条划痕,永不错乱。
蹄印,怒开、奔放、整齐、规律。就像点点梅花,活力无限。
随着马老板一声响鞭,我转过头向前看,只见东方的晨曦才刚刚问世,微弱的红光,像带子一样围住了地球的半圈。
慢慢地,群山上升起了太阳,把半边天烧红,连着地上的雪都铺上了暖色的光芒。马高昂着头,在阳光的渲染下,棕色的马鬃,在寒风中撒开,一片金色。
40、男唱女哭 '本章字数:138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15 10:51:27。0'
马车进入了小兴安岭深处。
群山覆盖着雪,就像白色的大海,波浪相连,秃秃的树梢,如针般地扎在白色的波浪之上。
零下30多度,我只穿了三件衣服:汗衫、衬衣、球衣,抡起大斧干得大汗淋漓。
砍完后,我扛着一根根碗口般粗的树杆,扒开灌林,在没膝的雪地中趟开一条路。
没用多少时间,我们就装满了一车,开始往回返。
这时我们才觉得饿,拿出口袋中揣着的大饼子。
由于今天早上是临时通知我和国明上山砍杆的,又是节日,所有的知青都在睡懒觉,连食堂炊事员也没起来。我和国明到食堂找不到新鲜的干粮,只好把四五天前已经蒙上一层灰的大饼子各揣了一个。这些大饼子已经风得干干的,像块石头。
现在,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这些大饼子已经不是石块,而是铁块了。我和国明只能用嘴里的唾沫一点点化开嚥下,一个大饼子,就这样化了半个多小时才吃完。
吃完,国明躺在车上开始自顾自地轻轻地哼起歌。
国明最近一个多月来,老是独自一人轻轻地唱着歌。在水库时,每天睡觉前,他都像精神病一样,坐在被窝里唱,一连唱十来个歌,直到深更半夜。
邵子昂对我说:“女哭男唱是悲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悲愁的样子。
他比我们小一届,当时坚决要求与我们一起来插队。
然而,事不如愿,可以说,八个多月的农村生活那么单调复杂,艰苦的劳动又那么难熬,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当初报名和火车上的热情。
作为新知青的副排长,在青年点负责人选举中,他被淡忘,被边缘。
尤其是那些曾经鼓励他、为他叫好的老师们,现在也与他断了信。
这一切,都使他心情不佳,闷闷不乐,整天三饱一倒,所有活动都不想不参加,只是一个人闷着哼歌。
我小心翼翼地打断国明的哼唱,问:“你有什么心事?”
国明继续唱,像没听见一样。
我有点怀疑和担心他是否会有什么抑郁症之类的,不敢再去打扰他的自我世界。
元旦过后,生产队开始年底分红算账。
那年头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有个潜规则:“算盘响,换队长。”从50年代合作社起,队里的一把手年年换,从来没有谁连任过。
这不,工作队又来了,晚上开社员大会,给队长提意见。
平时总不肯出席会议,在家睡大觉的国明,也被动员来开会,心里已经不太高兴,听到大家都在提意见,猛然地比任何人都激动地跳了起来,提了很多问题,责问:“县四级干部会开过十几天了,为什么会议精神都不传达?”
有社员在下面反问他:“传达大会那天,你有没有来?”
他那天确实没来。但他假装没听见,比刚刚更为激动地、挥起一只出汗的手,结结巴巴地说:“提意见?这种会开得没用,我看散会好!”
这下,社员对着他哄开了。
大家奇怪地问:“他这是怎么了?”
施卫疆、邵子昂和我一起劝国明坐下,让他冷静。
散会后,我们三个一商量,决定明天好好抽时间找国明聊聊。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国明拿着一封信找我们来了。
他说母亲来信,病了,一直没有上班,很想他,要他回去看看。
说到这里,好几个月来只知道闷头哼曲的他,第一次哭了。
这儿不是兵团不是农场,是农村,不靠国家集体发工资,只靠自己挣工分。所以,谁要回家,拦也拦不住的,更不要说母亲病了这样的理由,能不同意他回去吗?
国明哭完回到宿舍,打理行装,第二天一早就回上海去了。
十天后,我接到了学校工宣队写来的一封信,先说了一下今年70届的分配不再是“一片红”,有上海工矿和崇明农场。再告诉我们,国明可能从他的同学来信中得知了消息,回去找到学校,要求恢复70届在校生身份,重新分配,留在上海。
他真的后悔跟我们“一片红”下乡了?
41、年底分红 '本章字数:155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16 11:50:56。0'
队里分红了。
那天是大家最高兴的日子,队部门口挤满了人。
会计坐在门口点名,叫到谁的名字,谁就上前到一旁的出纳员那儿领钱。
那年分红是一工1元5角。
农村的分红方法很简单。一年四季按农忙和农闲不同,工分的分值不一样,农忙时,一工12分,农闲时,一工才8分,一年平均下来,每工大约是10分。
此外,生产队还要对每一个劳动力进行评等,被评到一等工,干一天活是满分,被评到二等工,干一天活要少1分,以此类推,评出四个等级。
所以,每季度的一次评工分大家是很认真的,为评工分有时还会闹出一点不开心的事。
下乡第一年,我被评上了二等工,算不错的了,有不少男知青评的是三等工。女知青评上三等工就算好的,一般被评为四等工。
生产队是按每户来分红的。这家人几个劳力,一年共挣了多少工分,乘以1元5角,再扣去分粮分菜和换季预支,剩下的就直接给现金。
“老杜,2730元!”老杜是杜义田他爸,他家里男劳力多,分得钱也多。
“老牛,1220元!”老牛家就他、儿子和老婆,两个半劳力,也算是出工多的了。
“曹士英,240元!”这家夫妻俩,出工也不少,但家里有三个孩子,平时向队里预支多,扣得也多,年底分红就少。
“……”
轮到知青,是一人一报。
我分到了278元,因为是四月中旬才干活,才干了240来天,又是二等工,扣去预支和来年口粮的钱,拿这点也算不错了,实际上要比在农场知青拿的工资还多那么一点。
应该说,得感谢爹妈给了自己一副好身体,风里来雨里去的,再苦再累,也没得过什么病。有的知青得了胃病、关节炎,或者感冒伤风的,出工少了,年底分红自然也少。
尤其有两个女知青,平时身体不好,不仅出工少,预支也多,会计报到她们的名字时,报出的数,竟然是倒欠生产队10几元钱。
晚上,在女知青宿舍里,这两人哭了。
一个女知青哭着说:“妈妈呀,你来看看我呀!”
周围的六七个女知青听了也一同哭了起来。
男知青听到女知青的哭声,也都忧上心头。
今年生产队将搞定额记酬,工分的多少,取决你实际干了多少来计算,比如叠稻埂要量出多少米,刨粪要量出多少立方米,铲地要算出多少垅……这不光引起女知青的普遍担心,也让男知青对未来的生产劳动感到心中没底。
有的老乡就说过:“这回搞定额管理,这些知青就等着瞧吧!”
仅仅一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还在耳边回响,但是现在,如何在农村生存下去却成了知青担忧的最基本问题了。
知青点的骨干学习小组为此也争论了很长时间:定额管理是进步还是倒退?没人能讲得清楚,最后大家比较同意说法是:“现在的倒退是为了将来的前进”。
这种争论在当时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因为没有人能阻挡定额管理的实施,这是全国在人民公社普遍推行的措施。
定额管理已经实施六七天了,男知青回来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都能超过规定的定额。”
还有的男知青直接对食堂说:“多烧点饭,定额管理后大家饭量要增加了。”
女知青有点郁闷,因为一年四季的农村活,别的都还差别不大,就是现在冬季的刨粪,要抡大镐,女的明显吃亏。
我发觉,由于农民是一家人出来干活,即便不是一家人,也大多有亲戚关系,他们在刨粪时,自然而然地组成了男女搭配的“互助组”,而上海知青无论男女都是“单干”。
知青学习小组针对这个情况提出:知青也要搞“互助组”,搞“男女搭配”。得到了知青骨干的响应,他们先“互助”了起来。
刨粪的工地上,重新响起了知青的笑声。
男知青抡镐刨大块,女知青就把刨下的大粪块码成方形,然后把刨下的碎粪块用铁锹装进方形里,以便记分员来量立方米。
何雨琴看云龙刨了一身汗,汗气在球衣上结了一层霜,就对他说:“歇一会吧。”
云龙正刨的来劲,说:“等一会儿歇,你听,刨得这声音,肯定是个大块。”
小莎、秀慧等一帮当地女青年在一旁听了,羡慕地说:“多好呀!这些知青,都一对对的,就在这嘎哒成家吧!”
男知青傻傻地笑了,女知青嗔骂她们:“去你的,要死呀!”
42、入团受挫 '本章字数:1311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18 17:29:16。0'
眼看快过年了,好消息不断。
县商业部门到知青当中来招工,这是下乡后的首次招工,没有人争这个名额。
也许是大家都认为应该推荐最好的知青,那当然是知青点的负责人施卫疆,谁能跟他比呢?
也许是有的知青并不在乎这次招工,尽管没有人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但起码从知青中招工这种做法,让大家看到了以后的种种希望。
对被推荐了的施卫疆来说,能招工去县城拿工资,也算是如愿以偿了,他是个实在人。
临时队长老吴笑嘻嘻地对知青说:“怎么样,不要以为在农村没前途,将来招工都要从农村找人,你们就好好干吧。”
生产队团支部讨论我的入团申请,会上全体通过。
但这并不算数,让我填了一张入团志愿表,并让我参加了支部会。
在会上,有个支委提醒我:不要因为父亲至今还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而产生思想包袱,要正确对待群众。
我知道他们去调查过我父母的情况了,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思想包袱,怕只怕组织上对我们这样的人更有思想负担。
不好的消息也有。
知青点杀过年用的猪时,把一头近300斤的老母猪杀了。
最叫人叹惜的是,开膛破肚时,从老母猪的肚子里流出12只小猪胎,都有尺把长了。
有人埋怨杀猪的老全头:杀了这么多年的猪,这老母猪怀的崽子都这么大了,难道也看不出来?
老全头埋怨养猪的高朗:老母猪怀不怀崽,喂猪的都不知道,我能分得清那肚子是膘还是崽呀?
反正这过年吃猪肉,大家心情不会好过。
心情最不好的是我。
交了入团志愿书后,大队总团总支没通过。
其他知青觉得有点奇怪:一起下乡的知青里,领队的没通过,倒让三个女知青入了团。
但我并不感到意外,那天小队团支部会上,已经有支委提醒我,不要因为父母还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而背上思想包袱。说明他们在讨论我的入团问题时,这是障碍之一。
我能做什么呢?那晚,我想了很久没睡着。
最后,我提醒自己,能不能批准我入团是别人的事,但坚持不坚持理想是自己的事。
对一个家庭曾经受到冲击,至今还没解决的人来说,具备这种心态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也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能调整过来。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机会解释。
那晚,被批准入团的两个女知青在食堂里想安慰我,我表现出来一点不自在,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入团的事心里想不通,而是我心底里的大男子主义在作怪。
下乡后,我依然保留着中小学的习惯。那时男女同桌之间要划上三八线,现在,我和女知青之间除了必要的劳动和学习外,平时没有什么往来。
其他男知青会让女知青帮忙洗衣缝被。我是一个例外,缝补洗涮从来都是自己动手,没求过女知青。
也因为我的例外,女知青平时就说我“官架子太大,严重地骄傲自满。”
那天晚上,张春芳问我“有没有失去信心?”李晶霞也关切地看着我。
我当然知道是指入团的事,难道她们不知道,作为一个男人,我从来都是十分坚韧的吗?
我掩饰自己心里的不痛快,说:“没有。”
沉默,直到她们离开。
我确实感受到了她们为我的好,只不过因为我心里的大男子主义,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表示我对她们的感谢。
我想,大概在她们心里,又加深了对我“严重地骄傲自满”的印象,
我的沉默很快被打破了,第二天,团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大队召开新团员入团宣誓大会时,你要代表全体青年发个言。”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呀。
除了对已经入团的知青表示祝贺,对自己的将来表个决心,我还能说什么呢?
43、缝脚后跟 '本章字数:155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18 14:07:53。0'
三九寒冬,气温骤降到零下四十度,下起了大雪。
屯子里的人都缩在家里不出门了,他们坐在热炕上,靠在发烫的火墙边,抽着大喇叭烟,嗑着瓜子,唠着家常。
但边境线进入一级战备,全体武装民兵都在连部集中住宿,分三班潜伏和巡逻。
夜里,我和蔡景行巡逻至头道沟,突然遇到了“大烟泡儿”。
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把这种雪后的暴风比喻得像抽鸦片烟儿一样?
但“大烟泡儿”确实令人恐惧,连野狼这时都会找地方躲起来。
刚开始时,凛烈的寒风打着尖厉的唿哨,把刚下的积雪吹起,滚滚而来。接着风越刮越猛,积雪飞腾而起,刹那间天昏地暗,一片迷茫,将视线全部淹没,与沙尘暴极其相似。
整个天空漫卷着极细极细的雪粉雪尘,如烟似雾,打在脸上却像针扎般疼。
风卷着雪,像沙子一样堆积,很快就埋了沟,盖了路,在我们巡逻的前方竖起了一道雪楞子,就像一堵墙。风继续扯着积雪从雪墙上漫过,发出呜—呜—呜呜的声响,凄凉而仓惶。
我听老乡说起过,碰到“大烟泡儿”时,一定要就近找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暂避。好在头道沟也有个知青点,我们就在那里等待风停。
呜呜的“大烟泡儿”一直持续到天亮,风终于累了,渐渐停下。我们走出屋外一看,天格外晴朗,蓝蓝的没有一点杂质;四周异常清寂,默默的没有一点声音。只有一条条雪楞子,趴在田野里、路沟旁、屋脊上。
风,把雪楞子吹得硬梆梆的,人踩在上面都陷不下去。
如果说“大烟泡儿”是东北冬天里一直有的自然现象,那么,知青点男宿舍门前的“尿墩”却是东北一种新景观了。
最冷的冬天,男知青起夜是不出门的,他们把门推开条缝,拔出鸡鸡就撒,撒了冻上,冻上了再撒,几天下来,门前长出一个尖尖的“尿墩”。也有老乡称呼它为“尿甸子”的,因为它颇像草甸子里的塔头。
不过,这“尿墩”用大镐轻轻一刨就没了。只是有的知青懒,好几天不刨,门都推不开了。还有的把自己害了,出门时不小心踩在它的边上,“卟哧”就是一个跟头。
至于有人说东北撒尿冻在鸡鸡上,那是瞎话,没有的事。
当然,在那儿防冻是特别要当心的。
我有一次去挑水时,小心翼翼地站在已是冰坡的井畔,伸手揽过轱辘把,手被铁把紧紧地沾上,原来我忘了戴手套。这时,不能猛拽手,那样铁把就会咬下你手心里的皮,只能慢慢地等手心的温度暖了铁把,才好一点点把手拿下来。
女知青李晶霞第一个冬天就冻伤了脸,脸上冻得发白,有点像是烧伤,然后水肿,起了水疱,疱液清亮。有人误传冻伤后要用雪水擦,这是完全错误的,像她的脸冻成这样,就只能用常温的水,或者稍微有点温度的水洗,否则就会破坏脸部冻伤的表皮,留下终生的疤痕。
除了手和脸外,脚的防冻也很重要。
我们一开始去供销社买毡垫,但没用几天,脚汗、雪水一浸,毡垫就不暖和了。
后来在水库干活,工地边上的山沟里有许多乌拉草,老乡教我们用“乌拉草”当鞋垫。这种草茎叶细长,一簇簇丛生,我们将它割下,用木头锤打松软,放入鞋中垫上,透气防潮,特别保暖。而且一天一换,不用花钱。
回到生产队后,找不到乌拉草,老乡就教我们用苞米叶垫鞋,效果略差,但总比三天二头买毡垫要实惠多了。
张春芳的脚,垫什么都不行。
她的脚一到冬天,后跟处就会裂开,裂口有寸把长,深达六七毫米,能见到里面的红肉,还渗出血来,走路时疼痛难忍。
听说这在医学上叫什么“皲裂”,很难根治。她用了很多办法,热水浸泡、抹雪蛤利油、贴橡皮膏,都没用。
生产队的地远,每天来回要十来里路,走不了路怎么行?
她最后想出一个办法,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用缝被子的针和线,穿过裂口两边的皮肤,一针一针地,共缝了五针。
旁边其他女知青看得心惊胆颤,但张春芳说:“裂口旁边的皮肤都发硬了,没感觉,不痛的。”
第二天,她照样来回十来里,去地里干活。
“手术”很成功,慢慢地,裂口竟弥合了。
这事让男知青知道了,都佩服她的坚强,有人开玩笑,唱起了《江姐》里的歌:
“线儿长针儿密
含着热泪缝脚跟缝呀缝脚跟……”
44、二百年前知青 '本章字数:1873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19 16:08:18。0'
蒸气弥漫,看不见人影的走廊里,放满了盆、锅和准备炒的菜。
为了知青的年夜饭,刘大爷已经足足准备了三天,今晚,他精神抖擞地穿起围裙,站在火炉边上,正式为知青炒菜。
当我端着热菜进去时,那里已经是喧声嚷嚷,热闹非凡。
南北炕上,放了四张桌子,每张桌上摆了两瓶酒,屋子中间,小火墙“呼呼”地窜着火苗。
有几个男青年见端来了菜,便站起来,给老乡代表敬酒。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农村过年,男知青围着老乡不断地劝酒,老乡也不推却,“呵呵”地笑着,一口干了。
女青年们都很平静,她们有点想家。秦燕喝着杜斯酒,小声对别人说:“这酒真好喝。”她出身不好,父母早就离异。她和妹妹跟着母亲长大,从小谨小慎微,从来不知道酒是何味,第一次喝着这种很甜很甜的果子酒,感到和果汁没什么两样,一杯又一杯。
杜斯酒很甜,却有后劲。她觉得热了,人也很兴奋,一个人从这一桌跑到那一桌,给别人敬酒。过了一会儿,她头晕难过,走路也不稳,心中有点恐惧,想起了上海的母亲和妹妹,独**回宿舍大哭。
我和施卫疆怕出什么事,跟过去看。一群女青年也围过来,听到秦燕哭着喊妈妈,全都跟着一起哭了。
不知道是谁写了“每逢佳节倍思亲”这话,挺准的,要不想家,难呀。
我心里也跃起了亲人的脸庞,走出门外,在寒风雪地里站了一会儿,看见天上的星星一闪一亮,院里的几棵大杨树在灯光映射中,像慈祥的老人一样点着头,窗户玻璃上映出了男知青喝酒欢笑的身影。相比女知青,男知青没心没肺的,倒也快乐!
一早,关彦昌找我到他家去过年。
这是队里安排好的,大年初一,知青都到老乡家去过年。
有几户老乡没分到知青,意见很大,闹到队长家责问是不是看不起自己。
关彦昌一路上一句话也没有,只是边走边回头看我,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好像怕我丢了一样。
他家很干净,就父母和他三人。
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红辣椒、黄苞米、青干菜,挑水的桶整齐地倒扣在木栅栏上,劈好的柴禾码得像房子一样高。
六七只大白鹅见生人进来,“昂昂”地一起叫,屋门马上推开,一位满脸笑容的大娘伸出头来,大声地说:“唷,来啦,快进屋吧!”
我赶紧叫一声:“大娘新年好!”
她喜滋滋地应着:“好呀,好呀!”
进屋,一位佝偻着背的大爷也从屋里出来,头上一顶旧毡帽,苍老的脸上洋溢着微笑,把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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