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层线-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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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确保支付系统的相对安全：未被规范的、不安全的、未保险的资产不能够影响到它，进而不能让系统崩溃。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比如说实时支付结算系统的产生，现在有可能保护支付系统不受任何支付者的违约影响，尽管这样做的理论基础并不充分。
储蓄保险确实有助于帮助小型的、没有进行多样化投资的银行。这些银行对于地方信贷而言是很重要的——比方说，对于小型的蛋糕店或者玩具店——小型银行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一种可能性是对中小型银行保留储蓄保险，相应的它们需要支付一定的储蓄收益；对于大型银行则要逐渐减少直到完全消失。
显然，如果银行被认为是“太大不能倒”，消除储蓄保险是无实际意义的，因为这些银行无论如何最终会被政府援助。英国储蓄保险系统是局部性的，但是却没有能防止英国北岩银行的挤兑风波，也没能阻止政府最后的介入。消除储蓄银行的关键点在于让储蓄者在事实上造成银行“太大”之前，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与英国的储蓄者不同（所有银行储蓄都是被部分保险的，因此在大型银行的储蓄会安全的多），在我的建议中，大型银行的储蓄者拥有以下选择：选择小型银行，得到全额的保险；选择大型银行，基本得不到保障。这样的措施能够对一些有严重管理问题的大型银行设置限制，同时也能够平衡游戏参与的各方。
逐步淘汰储蓄保险并不意味着淘汰监管。因为当金融部门真正出现严重问题时，政府最终还是会介入的，因此政府必须要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是，可以基于大型机构的资本结构（资本大小和短期债务）和资产性质（持有的非流动性证券和非流动性的贷款），对它们进行更为统一的监管，而不应该像以前做的一样基于是否拥有银行业从业执照。
深入思考消除储蓄保险并不容易。今天很少有储蓄者能够想起曾经一度储蓄可以不被保险。然而，不被保险的银行曾经存在过几百年。随着确保家庭投资和支付方式安全的替代性方法（比如货币市场储蓄）的产生，以及因为最近的这些大事银行已经被足够保护了，也许现在是时候我们淘汰这种过时的特权了。
凯撒的妻子
在作出结论以前，还有最后一件事需要讨论。我已经集中探讨了一些措施来确保政府不会轻易对特定市场或私人机构的展开救助。我假定政府就像凯撒的妻子一样，是不被怀疑的。而根据在博客圈和网络新闻网络中进行的一项快速调查（要承认这不是一项无偏差的样本），公众有着普遍的担忧政府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一些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当某个美国财政部雇员从历史上最大救助基金的管理职位直接跳槽到世界上最大的债券基金公司时，当另一个财政部雇员从金融救援的组织工作直接跳槽到最需要救助的银行之一的经营职位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自然要打折。不管个人的出发点值得尊重的程度如何（我绝对相信其值得尊重），或者不管新雇员多么小心的避免利益冲突，这种交易往轻了说总归是说不清楚。
即便私人金融部门对于这样做的政治后果置若罔闻，其政府部门中的校友们显然也没有能够理解这一困境。在常态下，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上述“旋转门”总是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政府部门能够吸引到大量的人才，即便其支付的薪水总体来说偏低。而且，一般来说，在这种“旋转门”之间转换的利益冲突很小。但是在经济下行期，利益冲突就可能很大了：政府的金库是完全打开的，一支签字笔和一把钥匙能够决定数以十亿计的公众资金的走向。因此管理这一“旋转门”的规则必须被重新审视。
还有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即政府行为是否过度被华尔街所影响了。我相信当华尔街的校友们占领政府或者美联储的重要职位时，他们会做他们认为对美国最好的事情。但是当他们根据被华尔街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和他们所咨询的华尔街的熟人们的意见进行思考时，他们会想些什么呢。相比于裙带资本注意，注意力捕获是这种现象更好的一种描述。这种纽带需要被打破，可能性之一是通过雇佣华盛顿和纽约之外的人才，甚至是雇佣金融领域以外的人才，来填充财政部的关键职位——比如说职业监督员，具有金融从业经验的公司执行官，甚至是学术界人士。多样化是改善信任问题的关键。
小结和结论
我们怎么能够在保留金融民主化的好处的同时确保金融系统不会容忍过高的风险度呢？在这章里我所提议的并没有很极端，不像进步论者建议的对私人部门抛弃，也不像意识形态正确者建议抛弃政府和监管部门。私人部门和政府连接处出现的问题——即，断层出现的地方——但是，既然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边，现实的改革就必须在两者的结合部展开。我们正处于一个需要前进方向的点。
金融部门已经最大程度的利用了政府想要推动住房贷款和推动就业的想法为他们带来的间接担保，最终却也结结实实地摔了大跟头。政府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对市场进行救助，实际上，做得已经有些过头了。现在政府的责任是让金融部门相信这样的救助以后不会再发生。
但是现在政府还没有从房地产金融领域撤出：实际上，目前政府卷入得更紧了。即便政府是由于政治原因对特定市场和金融部门进行支持，它还是必须让金融部门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实体是太具有系统性而不能让它破产的。因此，金融部门改革的关键性问题是，我们如果让私人部门再次对风险进行正确地估价，而不再理所当然地认定政府最终会介入进行救助。本章中讨论过的一些建议提供了一条可能性的路径。
重要的是，必须使信息透明以吸引有兴趣的公众加入到监督政府或监管者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中来。我所提倡的大部分措施可能不满足一些人希望的剧烈的变革。但是正如贾斯丁。路易斯。布莱德斯在1922年的一封信中所言，“不要相信你能从对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中找到对付不良境况或不道德行为的全能药方（就像国家社会主义者所说的）。也不要对立法有太大的信心。为改革所设立的特定机构将会变为完全为敌人所控制，并成为镇压的工具。”他所提议的替代措施正是我们今天所言的“透明”，在他的信里他使用了“公开”一词：“公开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治疗社会和工业化疾病的良方。阳光是抵御细菌的最好办法，电灯是最有效的警察。”
现在，我将转入美国经济所需要的改革步伐，重点讨论如何改进良好教育的可获得性和如何巩固安全网。
第九章　改进美国获得机会的公平性
在第一章中，我指出在美国由于很多人相对停滞的工资增长所造成的压力跟许多在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样；它们导致美国政客们用扩大信用作为权宜之计。次级贷款只是这一问题的表象，真正的原因是许多人面临的经济机会的缩减。
从纯粹经济意义上来说，并非所有形式的收入不平等都是有害的。更高的工资给更有才能和更勤奋的人，区分出经济中需要更多技能的工作，也给年轻人信号让他们知道投资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的好处。忽视不同工作者边际贡献的工资的被迫平均化会使人们丧失工作动机并且导致资源的错误分配。
但是，当通往高工资的唯一的可能性路径被认为是出生、影响力、运气、或者甚至是欺骗，这样的话工资间的区分可能不会是刺激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力。当努力不再是得到相应收益的途径时，为什么要努力呢？的确，正如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托。阿里西亚和乔治。阿格雷托论述的，在民主社会里，对于工资或财富的高低程度的认知能够产生一个自我复制的模式。如果一个社会相信高工资是培训和努力的结果，那么它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就会少一些，进而确保了人们有获得技能和付出努力的强烈动机。但如果一个社会相信高收入来自于关系、机会、或者是欺骗，那么它就会对收入征收重税，而且诚实者很少人会努力工作，只有那些有关系的、幸运的、以及欺骗的人会越来越多。
美国今天的全体选民好像很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对富人征更重的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于富人是谁的认知发生了改变。不是很久之前，美国社会典型的富人是当地自我成就的企业家，比如汽车零售商和电影院所有者，他们跟当地其他人一样曾经上过同样的高中。而今天的富人，是那种让人有距离感的、薪资过高的CEO，贪婪的银行家，或者是进行大量内部交易的对冲基金经理。对他们的成见和认知很重要：富人不再是我们中的一员，富人是“他们”。
不管从现实上还是认知上，美国都需要防止进一步的社会两极化。进行这一任务的具体方法很重要。如果大多数人经历的工资上的不平等扩大，是像我在第一章中所论证的，起源于高人力资本的工人的相对稀缺的话，那么对这一不平等的社会反应就是改进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仅仅靠征收重税来将工资平均化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什么作用，并且会降低努力工作或获取技能的动力。这是为什么我会认为减少不必要的收入不平等的最好方法是降低人力资本培训资源的不平等性。
机会可获得性的公平能够减少冲突的发生。比方说，如果富有的家长可以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高中，最终更好的大学，而贫穷的家长则不能，这样的结果就是贫穷者会对富人越来越没有容忍度。除了穷富之间不断增长的冲突之外，不平等的机会也可能会导致对扩大机会的经济改革的抗拒。比方说，没有机会上大学的贫穷城市工人可能对于有助于小企业创业的改革没有兴趣，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贷款。
我们在政治上的取向取决于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很难聚在一起作为一个社会做出互相有利的决定。而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比机构质量之间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各自社会中的政治共识以及以此带来的采取行动以短期的痛苦确保更好未来的能力。不平等的机会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并会破坏社会共识。尽管这一章聚焦于美国，这里探讨的问题对很多国家也都有参考意义，包括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国家。
问题在于任何改进机会可获得性的政治经济成本——比方说，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都只是铺垫性的，而其好处要在未来才能显现。很难让公众，以及其后的政治家，对于这样的行动兴奋起来，特别是在目前公共财政拮据的局面下。但是，如果在这方面无所作为的，不平等会自动复制。以后再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且许多公民也会在社会上由于缺乏必要条件而不能够创造出有生产力的生活。换句话说，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会不断积累这种不可接受的不断增长的成本，并拒绝将这种显然的成本作为成本收益计算的必要部分。
在达成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拒绝两项看似具有吸引力但是非常危险的观念。其一是政府支出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事实是资金在很少情况下是缺少的关键性因素，正如发展中国家中发生的一样。确实，政府的大笔资金如果没有腐败发生的话，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但是，另一方面这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问题会通过自发的私人行为来解决，这是另一个危险的观念。政府的努力（有时是资金方面的）在协助个人和社区方面，能够起到关键杠杆作用。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看到，成功需要关键市场参与者的聚集，比最初看起来更广泛地界定问题所在（因此也能找到更多的解决办法），以及重构所有参与者共同协作的动力。
改进人力资源质量
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一整套的素质能力集合，包括健康、知识、智力、态度、社会能力、同理心等等铸就一个具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的要素。学校教育、家庭、社区在其中都是影响因素：要让一个孩子能够从他们的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收益，确实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创造让他们能够这样做的价值观和学习态度。而一旦个人完成了他们的正式教育阶段，雇主在推动雇员的继续培训和鼓励他们在工作中继续积累人力资本中，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工作中的个人发展将伴随着我们一生中工作年限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型员工在完成正式教育阶段之后，可能会工作差不多五十年。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会对在美国能够改进人力资本质量水平的一些重要途径进行描述。
早期的劣势
让一个人成功的基础在很早就铺就了。对于遗传基因，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怀孕期间和儿童早期的营养对于孩子成人后的智力和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儿童早期的营养不良被认为与晚年的衰退性疾病有关，比如冠心病和糖尿病。孕妇的不良习惯，比如抽烟和喝酒，对其子女的健康有长期性的损害。不幸的是，这些问题更可能发生在贫穷和缺乏教育的家庭的子女身上，这实际上使得贫穷成为了自我死循环。要打破这种循环，更多的资源应该用于贫穷家庭孩子的早期发展阶段，可以采取提供营养补贴、医疗、以及对父母的教育等形式。
早期教育也被认为有很大的作用。在8岁以前，根据一般性的标准，智力发育已经基本完成。因此，对于儿童来说是否能够接收到有质量的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资源是及其关键的。研究表明，早期儿童学习项目会减少未来从高中退学的可能性，增加进入大学的比率，进而增加他们的收入。同时，也减少了儿童在未来成为流氓、罪犯、瘾君子、或者少女妈妈的可能。
头脑启动计划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儿童发展计划，其主要手段是通过为儿童提供教育、健康、营养、社交机会等等各项服务加强儿童发展以增进学前准备。尽管政府对该项目的评估仍然比较混乱，但是从本地实验和常规评估的视野来看，很难相信由政府资源支持的为贫穷儿童提供的更多的幼儿园和学前教育项目不会产生效果。墨西哥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成功经验。通过设置一定的标准并为达标的贫困家长提供福利补贴的方式，墨西哥成功地鼓励这些家长在孩子的营养、健康、教育等方面倾注更多的注意力。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也利用捐款采取了类似的现金转移的手段来进行类似的计划。但现在还太早得出其是否有效的结论。不过，类似计划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保证了更多这样的试验会被进行下去。
家庭对于儿童成长而言很重要。早在1966年，影响广泛的《科尔曼报告》的结论中说道，对于学生的在校表现而言，家庭背景比学校环境，包括学校对每个学生的支出等其他方式更为重要。而家庭中，不光是家庭收入重要，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这二者影响到家庭对资源的获得和这个家庭能为孩子提供的环境。如果父母是十多岁的青少年，又或者是成长于单亲家庭，这样的孩子成功的几率会小一些。而同样，这些问题更容易在贫穷家庭中发生。尽管政府在巩固家庭关系中只可能是一个作用有限的角色（政府绝对不应该像现在一样对结婚后的家庭征收更高的税），在社区范围内更多地认识到少年父母、单亲家庭、破裂的婚姻对孩子的伤害，这能够成为一项促进改变发生的力量。
正如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　赫克曼所言，更一般的情况是，孩子之间的差别在很早就已经被铺垫下了：大多数在18岁时被观察到的能力差别其实在5岁时已经存在了。而且，儿童是最具可塑性的：年纪越大，要改变能力和行为就越来越困难和代价也越来越大。因此，对儿童成长的早期介入对于改变孩子的成长路径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非认知的技能
介入并不仅仅意味着增进儿童的学习能力。学业的成功与职业生涯的成功一样，与非认知能力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比方说毅力、决心、自律等。而且，认知能力相对固定得比较早，非认知能力能够被改变的时间段则长得多。
好的学校能够教给学生好的价值观，这能够在学生以后的生活中起到好的作用。以往的研究表明，教会学校的学生一般而言比城市内的公立学校学生更为成功，这也许是因为教会学校能够让学生更为自律和更有动力。而公立学校学生表现的改善正是由所谓的“家长式”学校带来的，这些学校对纪律加以坚持；学生不允许旷课、必须穿着规范、对违规的学生加以惩罚。但是，没有任何系统性证据可以证实这类学校的成功、以及让其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或者是怎样的环境能够更利于成功。不管如何，学习环境和非认知技能的学习都能够通过知识和行为的教育被改善。
学校内外发生的事情都同样重要。不好的家庭和社区让孩子更难获得那些能够帮助他们成功的价值。课余教育和课外辅导——让学生有机会与成功而有爱心的成人在一起——能够弥补部分不良家庭和社区带来的伤害。同样的，社区内的良好领导和家长责任的分担也能起到这样的修补作用。正如在2004年民主党大会上，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奥巴马说：“到任何一个市内公立学校里和附近的社区走一走，就能够知道单政府本身不能够完成教育好孩子的重任；父母必须教育他们的子女，如果我们不能够关上电视并提高孩子对自己的期望值，那么这些孩子就不会获得成功。”政府对教育的支持需要这样的家长和社区的责任感。
更为一般的，长时段的在芝加哥的深入研究表明一个失败的学校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加以改变：好的领导能够创造出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教员互相合作对学生提出挑战，而教员自己则被鼓励去发展他们的技能，学校和其他社会服务组织则一起合作来改进学生的整体学习环境而不是将改变仅仅局限于学校内，家长和社区也能够参与进来成为这项综合工程的一部分。
学校教育总量
研究表明，小学阶段公立学校中，社会经济阶层较低的学生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考试成绩上所取得的进展是差不多的，尽管前者在早期发育中的不足会带来一些劣势。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同社会阶层学生间的成绩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大。最主要的因素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收获在暑期时间内是停止或下降的，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智识在暑期间则是不断增长的。家庭间的学习环境是不同的，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教育游戏、书籍、私人辅导、暑期学校等等，这些让他们在学校之外也能够继续学习。而一些经济学家因此建议延长学校教育时间：日本的学年长达240天，而在美国则只为180天。还有人建议给贫困家庭提供代金券来帮助他们的小孩参加暑期学校。这两种方法都值得进行试验。
教学质量
很清楚的是，教学质量也影响儿童的教育经历。有动力的、具有启发性的、知识丰富的老师能够带来巨大的差别。同样的，班级的规模也一样。
得到好的老师要从雇佣开始。当给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其它机会受到局限时，很多具有天分的人就被吸引到教师这一职业中来，因为这一职业能够获得尊重并且向他们敞开了大门。那么，随着机会的大门向社会的弱势人群敞开，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就相应下降了。薪酬必须成为吸引人才的组成因素。但是，薪酬的增加应该与教师在课堂内外的表现挂钩，而这一表现应该部分地根据学生的学业进步来衡量。额外的薪资增长应该给那些难度大但是必需科目的老师，比如说数学和自然科学；也应该给那些在不好的教学环境里工作的老师，比如市内教师工会就反对薪资差异，特别是仅仅根据学生表现的薪资差异。但是他们慢慢的开始接受改变。
和薪资一样重要的，是能够充分利用教师经验的职业生涯。只有部分教师喜欢，或者说适合担任学校的行政职位。其他的人则能够担任其他的重要角色，比如初级教师的辅导员、开设教学法课程的数学老师、又或者是某学科的专家教师。这些职业生涯必须被清晰地设计并能带来合适的报酬。
某课程的专家教师是重要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教师需要获得一个关于怎样教书的学位。可以肯定的是，我自身对教书的学习（必须承认的是，我的学生仅限于大学生）是直接来自于课堂经验和其他同事的指导。要求教师拥有教育学学位可能会大幅缩小教师职业候选人的范围，也可能让很多学科专家没有机会成为教师。学校应该做的不是要求特定学位，而应该是设立更为正规的辅导系统来给予初级教师建议并帮助他们分享经验。而且，学校系统应该找到办法来利用那些有动力有天分、但不把教师视为长期职业的人。比如在“为美国教书”项目中的，想要试试教书职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和那些想要用不同的角色重返社区生活的老年人，都应该被欢迎。